文敏生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中原敌后的鄂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伪、顽夹击的复杂恶劣环境中，浴血奋战，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编著(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实事求是地研究鄂中抗日斗争史，对于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巩固发展的历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指示，要把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当作党的中心任务。1937年底中共湖北省(工)委派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剑寒(即陶铸)去应城汤池开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陶铸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抵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在鄂中各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宜传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7月，中共湖北省委又派青运部长杨学诚任鄂中特委书记。10月，陶铸从宜昌回到鄂中。鄂中特委、陶铸和杨学诚在鄂中沦陷前后，组织了几支不同形式的抗日武装。人数较多的是党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队和湖北抗日游击大队。这些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广大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起京钟应、京安应、天汉湖区、孝感中和乡等数小块游击根据地，为后来新四军来鄂中创建了立足点，为尔后开创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1939年2月，李先念肩负着开辟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任，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挺进鄂中，5月与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会合。6月6日在安陆赵家棚与陈少敏所率部队汇合这时，杨焕民从应山带来一支武装，一起组建了新四军挺进团。这是武汉沦陷以后，出现在鄂中地区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6月上中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一大队到达京山大山头，与“应抗”三、四支队会师，与鄂中区党委会合，并召开了著名的养马販会议组成了新的鄂中区党委。会后，根据中原局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从此，鄂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建立后，一、三团队和挺进团队立即挥师出击，进一步开辟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击胡翼武部，开辟安(陆)云(梦)孝(感)根据地;争取周叔屏部反正，开辟安(陆)应(山)随(县)根据地;憨山寺伏击日军，巩固和发展赵家棚根据地;魏家河，马家河进攻战，巩固了大山头根据地;争取郭仁泰重新上山，开辟了陈家河湖区;特别是新街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的军威远扬。随着根据地的进一步开辟和扩大，各地组建了半政权半军事性质的抗日十人团，大部分县区乡抗日政权相继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得到进一步地发展，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形成。

随后，鄂中各县在鄂豫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反“扫荡”反“磨擦”中巩固和扩大了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强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初步开展了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

皖南事变后，敌、顽、我三角斗争日益尖锐，敌、伪、顽对鄂中抗日军民的夹击空前加剧。1941年7月，边区党委鉴于鄂中抗且民主根据地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决定新设鄂中地委、我就任地委书老那中地区在以事先念为首的鄂酸边区就委和五师党费的正确领导，军民团结一致，使根据地的建设在更加艰苦激烈的头余中含面展开：加强了地方武装体系的建立、民选政校的建设、经济到读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等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掌中地处武没外围，平汉铁路西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鄂中城镇及交通沿线一直驻有重兵，组织伪军，拼凑伪政权，到处设立槽点，使这里成为侵华日军兵力最密集的地方。日寇对我根据地除进行正面攻击外，还经常进行频繁的“扫荡”、“清乡”和“蚕食”。而大洪则被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游击纵队所据守，他们中间的顽固派不断寻机制造磨擦，某些顽军更进一步与敌伪勾结，联合对我抗日军民进行夹击。在沦陷区的农村，歹徒匪类乘机作恶，横征暴敛，扰乱社会秩序。由于敌、伪、顽长期的掠夺和破坏，给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金过程的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抗日斗争，一直到日军投降，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现在回顾这段战斗历程，缅怀英勇牺牲的烈土，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受到很多启示和教益。  

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鄂中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逐步建立起特支、特委、县委、中心县委、地委。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党的全民抗战路线，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正确执行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大小不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斗争中，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历尽了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率领群众浴血奋战，存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实行人民故争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途径。在抗日战争中，鄂中党的组织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解決”，十分注意组织抗日武装，抗战初期，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有的是党组织直接组建的，有的是留下隐蔽的党员和红军组建的，有的是通过改造汉留武装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有的是通过统战关系而掌握的抗日武装。这些武装组建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发展，鄂中的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参军参战，逐步建立起县大队(又叫支队)、区中队、乡分队(或小队)，村保建立民兵组织，形成了以民兵为基础，以主力部队为“举头”、以地方武装为组带的人民武装体系这支庞大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三、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鄂中的党组织，充分认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要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执行“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充分利用矛盾，发展壮大自己，从而确立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以后在击退三次反共高潮时，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拆散了敌、伪、顽的反共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反投降的统一战线。在鄂中的各个根据地和游击区里，依靠工农群众，团结抗日的各阶层人民，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实行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广泛地团结了主张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绅士和除顽固派以外的国民党官兵，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和僧倡道人，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

四、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党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发动群众抗日救亡，使其不受日军的蹂躏;动员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维护群众的利益;帮助群众组织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组织群众抗洪、抗早，战胜灾害，发展生产。许多党员为了群众的利益献出了生命。因此，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他们给部队送粮运草，做鞋做衣，送夫送子参军参战。有的群众为了掩护部队战士，牺牲了他们的亲人。我们的许多干部就是在群众的掩护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的，许多战役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许多工厂和医院就是在群众的掩护下设在敌人的“心脏”旁或“鼻子”底下。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不并党。就是由于党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五、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而干部的团结是党的团结的关键。鄂中的各级党组织，从领导班子到干部，都比较注意党的团结和维护党的统一。虽然鄂中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有本地干部，有外地干部，有工农干部，又有知识分子干部，有老红军干部，也有新入伍的干部，有部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但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他们在作战的配合，部队的升级和合编、干部的调动、财政军需的调配等方面，都能认真地执行命令，互相谅解，照顾全局。对干部的提升任用，坚持德才标准，既提拔了大批工农干部，同时也注意提拔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的这种团结战斗作风的形成，是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分不开的。

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

1990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