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既有以职业为主轴自身独立的发展规律，又直接受到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影响。由于环境影响的不同，社会结构变迁，或缓或急，往往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经济、政治环境的重大影响，孝感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相应具有当时的突出特征和特点。一、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阶层特征

依据土地占有情况分层，是孝感解放初期社会阶级阶层划分的基本特征。解放初期，孝感的农业人口占９５％以上，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寡，这个时期划分出六大阶级、阶层— 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小土地出租、其他阶层。

贫雇农，根据土地有和无，细分为贫农和雇农，他们占当时人口总量的５４．２６％。贫农家庭和人均占有土地在 ３亩和０．８亩左右，生活自给严重不足。雇农，几乎没有土地，主要靠给人打短工或做长工维持极为贫困的生活。贫雇农，是土地改革的依靠力量。

中农，根据土地占有的数量，细分为下中农、中农和上中农，他们占有当时人口总量的３２．７４％。中农家庭和人均占有土地在 ９．１７亩与２．２３亩左右。他们自己劳动，维持温饱生活。其中，下中农占有土地较少，维持温饱有困难，是土地改革的依靠对象，其他则为团结对象。

富农，占有土地较多，占有当时人口总量的３．７８％。其家庭和人均占有土地，分别在２０亩、５亩左右。他们大多雇请帮工，自己也参加农业劳动，是土地改革的孤立对象。

地主，占有土地很多，占有当时人口总量的４．５０％。其家庭和人均占有土地，分另９在 ４０亩、１０亩左右。他们大多雇请长工，较少直接参加农业劳动，是土地改革的打击对象。

小土地出租，占有土地不很多，占当时人口总量的１．２０％。其家庭和人均占有土地，分别在 １３亩、４亩左右。由于各种原因，自己不怎么参加农业劳动，主要靠少量土地出租维持生活。经过土地改革，人人参加劳动，小土地所有者，作为食利阶层很快消失。

其他阶层，包括资本家、手工业者、小商贩和知识分子等，孝感在解放初期占有当时人口总量的３．４９％０他们拥有的土地不多，占全部耕地总量的比重约３．１０％０

在解放初期，孝感进行土地改革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从土地占有的情况看，孝感当时的社会结构是蜡台型的。地主家庭，户均和人均土地，分别是贫雇农家庭的 １２．１４和 １０．９５倍，土地占有极不均衡 （详见下表）。土地改革前社会结构的位序，以土地占有情况为基本标准，占人口４．５％的地主位于社会上层，占人口总数８７％的贫下中农处于社会底层。

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历时 ５年。孝感农村土地基本得到平均分配，贫下中农获得平均的家庭和人口土地，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严重下降，地主户均和人均占有土地分别为６．０３亩 １．５８亩，比其他阶级占有的土地，要少一些。富农家庭和人均占有土地，比其他阶层略多一些。

二、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阶层特征

依据阶级出身和政治态度分层，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孝感社会阶级阶层划分的基本特征。革命与反革命两个敌对的阶级阵营，划分明确具体。在革命的队伍中，约占人口９５％左右的人群，是按两个阶级、两个阶层划分的。两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两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和干部阶层。其余 ５％左右的人群，基本属于 “反动”阶级或阶层。

工人阶层，作为领导阶级，范围在不断扩大。包括工人，也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所谓 “反动分子、坏分子、以及历史反革命分子”都不包括在其中。在工人阶级内部，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高于商业服务业员

工阶层。产业工人的比重，１９７７年增加到４．６８％０

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同盟军，沿袭土地改革期间划分的阶级成分，主要包括贫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富农、地主，作为阶级出身一直没有改变，而且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强化。其子女作为

反动阶级的后代，在升学、招工、招干以及婚嫁等方面受到歧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不属于农民阶级的范畴。

知识分子，属于团结、改造和利用的对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就有 “地 （主）、富 （农 ）、反 （革命 ）、坏 （人 ）、右 （派 ）’’ 的说法，这五类人属于专政、改造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成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人，知识分子也成为改造对象，排在 “地、

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俗称 “臭老九”。当时有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右派分子”包括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

干部阶层，实际位于领导地位，一直比较稳定且比重逐年增加。一大批优秀工人、农民加人到干部队伍中。干部阶层 １９７７年增加到占就业人口的０．３１％。但 “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 “走资派”，属于批判改造甚至是斗争的重点对象，许多老干部遭受不公正待遇，也不包括在干部阶层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做法占主导地位，“地、富、反、坏、右”，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人数比重，超越团结 ９５％大多数的愿望。如果加上他们的子女 ，涉及的人数 ，数量就更多。政治性分层，导致阶级、阶层关系严重失常。

从所有制和城乡区分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的阶层位序比较简单。经过 “一化三改”和人民公社化，多种所有制形式几乎完全被集体和国有所有制取代。到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孝感的社会阶级、阶层位序，大体可以按单位所有制性质和城乡区隔排列。国有单位职工的社会地位，包括经济收人和福利，整体高于集体单位职工，城镇集体单位职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人，整体上高于农民。

由于所有制过于单一，相互之间缺少竞争，人们工作生产积极性逐步走低，社会财富增加较少。孝感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收人，始终在百元级，最高也就五百多元。当时各阶层内部差距很小，但城镇与农村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据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孝感卷》记载，孝感县农民年人均纯收人，由于所有制过于单一，相互之间缺少竞争，人们工作生产积极性逐步走低，社会财富增加较少。孝感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收人，始终在百元级，最高也就五百多元。当时各阶层内部差距很小，但城镇与农村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据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孝感卷》记载，孝感县农民年人均纯收人，１９４９年为 ２５元，１９５７年为４５元，１９６６年为 ７４元，１９７１年为７１元，１９７６年为 ８５元。１９７６年，城镇国有与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收人，分别是农民同年收人的５．３１倍、５．９６倍。

三、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阶层特征

改革开放后，经济分层是孝感的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特征。一般认为，现代社会阶层，要按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综合权重进行划分，重点还是根据经济收入的不同进行划分。

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实现迅速而复杂的分化，但总的趋势是从紧张型的社会关系走向宽松型社会关系。影响社会阶层快速分化的重大因素很多，主要有三。（１）所有制的调整。中共孝感市委、市政府暨原中共孝感地委、行署，多次发布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孝感个体私营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２）社会政策调整。孝感地方党委政府，贯彻中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的方针，落实党的社会政策，阶级出身、个人成分最终全部取消。１９７９年 ２月，孝感地委、行署发出贯

彻执行 《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议》，全区开展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和给地、富子女定成分、改出身的工作。相关方面迅速组织力量，为专门机构的评审摘帽工作提供档案材料，安排办公、办会场所，较快完成 “四类分子”的评审摘帽、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１年内，“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被摘帽４９　７９３人，占总数的９０．８２％。其中，地主２４　３６８人，富农２０　８５３人，反革命 ２４４１人，坏分子 ２１３１人；给地富子女定成分 １１９　５０５人，改出身 １１２　２２８人，并纠正错管、错戴 ４１３９人，继续监督改造 ８８０人。１９８４年，全区对仍戴地主、富农 “帽子”的，予以全部摘掉。（３）市场经济体制影响。许多行业实行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一部分在市场经济大潮走弱，其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孝感十大社会阶层初步形成，他们具有各自的阶层特点。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单位中实际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在孝感，具体指乡科级以上具有实际行政等管理职权领导干部。他们是传统干部阶层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虽然人数不多，但拥有实际决策权，是关键的少数。他们属于孝感的政治精英，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源和部分经济文化资源，在孝感就业人口中，大约占０．８％。他们的名义工资不是很高，但福利好，就业稳定。由于有体制保障，而且有很好的上升空间，因此受到各方面的青睐。

私营企业主阶层　　这一阶层由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构成。按照国家政策规定，雇工８人以上的私营业主，都属于这个阶层。他们属于孝感的经济精英，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群体，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新锐力量。他们拥有的经济资源超过其他许多阶层。有的私营企业主，已经很富裕。在孝感就业人口中，大约占１％。他们风险意识和工作能力强，社会贡献亦较大，其政治地位迅速提高。

经理人员阶层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阶层，具体指大中型企业的高中级非业主身份的管理人员。他们属于孝感的经济精英，其来源有三。最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由传统企业管理干部转化而来，后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和 “三资”企业。随着企业发展，各类人员均凭自己的经营管理才能加人这个阶层。他们实际支配很多经济资源，拥有一定的政治文化资源。他们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界限，最初尚未彻底明确，统计报表中没有他们的项目和独立数据。在孝感就业人口中，大约占０．７％０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中，专门从事专业性、技术性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的学习培训，并且拥有专业分工的知识和技能，属于孝感的文化精英，拥有较丰厚的文化资源。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种承接关系，但具更突出的职业和专业特征。这个阶层主导社会文化的创造、实践和传播，在业比重不断提高，在改革开放后政治地位经济收入都有较大提高，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单位、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既包括党政机构的中低级公务人员，也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办事人员。他们中的公务员，就是以往干部阶层的一部分。由于管理与办事分开，决策与执行分开 ，他们被纳人办事人员范畴。他们属于典型的中间阶层，拥有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是社会上层的后备军。其就业比重不断增加。

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少量私人资本并投人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并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小股东、少量房屋出租者等。由于进人门槛低，个体工商户阶层来源广泛。他们基本由新生代组成，与传统个体工商业者，难以找到很多血缘关系。他们发展壮大十分迅速，对搞活孝感的生产，促进就业贡献很大。他们属于孝感的中间阶层，其中的佼佼者，上升为私营业主。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各种所有制的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劳动的工作人员。这个阶层成员主要由学历较低、技术培训时间不长的中青年组成。他们的人数与第三产业和城镇化发展关系十分密切。改革开放以来，孝感第三产业和城镇化加快发展，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迅速增加，在孝感就业人口中，大约占８．０％左右。

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和建筑工人以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范围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不包括在产业工人范畴中而独立出去。第二，地位降低，其中的雇佣工人，是指在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就业工人，他们不是企业的主人。第三，身份变化，即使是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人，由于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政治权利因此削弱。这个阶层在孝感属于典型的跌落阶层，因企业效益和具体岗位不同，收人有一定差距，但其整体收人普遍不高。

农业劳动者阶层　　以农 （林、牧、渔 ）业为唯一或主要职业，以农 （林、牧、渔）业收入为唯一或主要收人来源的人员。农业劳动者阶层，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阶级，具有明显的承接关系。但劳动性质不同，他们由集体劳动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这个阶层的收人，不仅与随着农业产业比较效益一起升降，同时要承担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普遍持续增收比较困难。该阶层人数，改革开放后在孝感呈快速下降状态，尤其是其中的青壮年，往往通过外出打工，或兼业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而努力增加其收人。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指无稳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 （排除在校学生 ），与登记失业率的外延要大。在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部分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因为征地使一些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待业青年和因为身体等原因，亦使部分人不能充分就业。这个阶层在孝感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位于社会底层，在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时候，生活处于窘迫状态。改革开放后，孝感经济发展进人快车道，城乡居民收人普遍较快增加，但阶层差距亦逐步扩大。根据收人差距大小不同，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两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前期的收入变化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

改革开放前期，所有社会阶层，普遍都是受益者，人们的收人普遍增加。由于公社解体，土地承包，农村搞活，农民是受益较多的群体。此间，孝感农民收入迈出三大步。第一步是 １９７８年，年人均纯收人首次跨过 １００元大关。第二步是 １９８５年，年人均收人迅速上升到３７９元。第三步是 １９９０年，年人均收人上升到６３９元。改革开放前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职工的收人，分别在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跨过 ８００元和 １０００元大关。１９９０年与 １９７８年比较，都实现翻番式增长。

改革开放前期，城镇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平均工资差距比较小。他们与农民阶层的收人差距，比改革开放前的差距要小。１９８５年，孝感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收人，是同期农民人均纯收人的２．３４倍，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收人，是同期农民人均纯收人的２．１４倍。１９９０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收人，是同期农民人均纯收人的２．５５倍。

改革开放前期，个体私营经济处于萌生阶段。到１９９０年，所占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０．６８％，　０．０２％，与传统阶层的收人差距还不明显。

（二 ）改革开放中期收入差距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 ）

改革开放中期，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途径，加快财富积累先富起来。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市场条件

下的弱势群体。随着收人差距逐步扩大，关于收人公平性矛盾，也日益显现。此期出现的收人差距，是在人

们收人与财富普遍增加前提下的差距。孝感城乡居民收人来源逐步多样化，人们收人普遍增加。农民人均纯收人的绝对数，分别在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跨过 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和３０００元大关。城镇国有、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也有大幅度增长。

在世纪之交的孝感，各社会阶层的收人差距较快扩大。相关课题从财富的增量、存量以及消费量三个维度进行调查。从财富增量的调查数据看，高收人阶层的财富增加快，极差扩大，但其整体占比却较小，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从财富存量的调查数据看，高收入阶层财富积累多，而且速度快，其中私营业主的财富积累速度最快。他们的财富积累，与低收人阶层的差距较大，与失业或无劳动能力的家庭比较，相差比较悬殊。

从消费量调查的数据看，高收人阶层的消费量大，消费能力强；低收人阶层特别是人口数量众多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其消费量小 ，消费能力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