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匪肃特反霸 １９４９年 ５月，孝感全境解放。在中共孝感地委领导下，专、县、区等各级人民政权迅速建立，代表人民行使各项权力。残存在孝感境内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其中以土匪、特务和恶霸的活动最为猖撅。他们结为一体，散布反革命谣言，破坏通讯和交通设施，抢劫公粮财物和武器弹药，劫法场，残杀革命干部和工农积极分子，袭击和围攻乡、区人民政府机关，给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面对严峻政治形势，根据中共湖北省委 《关于在农村进行剿匪、反霸的指示》，中共孝感地委及时向全区各级党政军组织发出指示，组织广大军民开展清匪肃特和反霸斗争，重点打击匪特霸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１９４９年 ８月上旬，孝感军分区抽调所属部队，配合省军区部队的剿匪行动，对孝感境内的股匪进行围剿和驻剿，境内土匪由２０余股减少到 １７股，每股人数大为减少。１２月，军分区再次抽调部队，组成工作队，深人农村开展清匪肃特和反霸斗争。在清匪的同时，公安部门抽调力量开展肃特活动，先后在云梦、安陆、孝感、礼山、应山等县破获多个敌特组织，抓获敌特７０余名，缴获多部电台和一些枪支。１９５０年 ８月中旬，中共孝感地委和军分区组织力量，迅速平息发生在应山县郝店区的反革命暴乱，抓获主犯胡大海、郝东海等匪特４１人，将其中８名首要分子依法处决。１０月，成立以中共孝感地委为核心，由专署、军分区和公安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清匪肃特委员会，具体负责全区的清匪肃特工作。根据匪特分布和活动情况，孝感地委决定在重点地区成立 ３个临时清匪肃特工作委员会，即在黄 （安 ）黄 （破）地区成立木兰山工委，在应 （山）随 （县 ）礼 （山）成立广水工委，在安 （陆）应 （城）云 （梦 ）成立杨河工委，采取 “集中力量、统一部署、突破重点、扩展到面”的办法，结合镇反运动，深人发动群众，进行分片清除。到 １９５２年春天，连同１９５１年７月划进孝感专区的汉川、汉阳两县在内，江北各县的匪特基本肃清。１９５２年５月，武昌县等江南７县划归孝感专区，其中通城、崇阳、通山 ３县尚有匪特活动。有的股匪、散匪甚至公开活动，对土改和复查等群众运动造成很大障碍。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省军区联合指示，９月 １日，中共孝感地委、军分区联合发出 《关于通城、崇阳、通山清匪工作指示》，组成有孝感地委书记韩克华和军分区副司令员熊心乐参加的专区清匪治安委员会，同时要求所属各县迅速恢复和重建县、区两级清匪治安委员会，负责研究和督促本级的清匪治安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谨防出现匪特活动，巩固社会治安。通城、崇阳、通山３县党政军民在孝感地委和军分区领导下，结合土改和复查中心工作，严密侦察，采取灵活的围捕方法，迅速消灭股匪、散匪，肃清特务分子，如期完成肃清匪特的任务。至此，全区１６县清匪肃特斗争基本结束。
１９４９年秋天，中共孝感地委指示各地，在清匪肃特的同时，结合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反霸斗争，也称“减租反霸”运动。要求各地基层农会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揭发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的历史罪行和现行破坏活动，召开群众大会，对其进行说理斗争和经济清算，全区 １６４２户地主受到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中的罪大恶极者被送交人民法庭审判，在报经孝感地委批准后受到镇压，共处决匪、特、霸和不法地主分子９２人。反霸斗争打掉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的反动威风，初步树立农民的政治优势，促进了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通过清匪肃特和反霸斗争，孝感专区的土匪、特务和恶霸破坏活动基本得到根除，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干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了保证，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得到初步巩固。
镇压反革命 １９５０年 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各类反革命气焰嚣张，认为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复辟时机到了，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内应外合，颠覆人民民主政权。１０月 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重点打击土匪 （匪首和惯匪 ）、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并将其称为 “五类敌人”或 “五方面敌人”。中共孝感地委、孝感专署遵照中央指示，依靠公安机关和各级党政组织，在前段开展清匪肃特和反霸斗争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５０年 １１月，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决定从 １２月份起，在全区开展镇反运动。１２月上旬，孝感专署公安处召开专门会议，遵照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湖北省委的有关指示和孝感地委的指示，统一规定捕人的批准权限，对地主、恶霸、匪首、惯匪，经区批准即可逮捕。对属于农村劳动成分、知识分子、革命军工家属，以及特务案件中的逮捕对象，必须经县批准方可逮捕，防止错捕乱捕。会议还确立 “整捕零杀的斗争策略”，制定实施计划和行动方案。１２月中旬开始，全区实行统一搜捕行动。孝感地委领导亲自挂帅，各县县委领导上阵指挥。公安机关在农会、民兵等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 ，进行 ２０多天的集中搜捕 ，然后又开展分散追捕和破案工作。中共湖北省委规定，杀人权归地委掌握，向省委备案。为避免因担心杀人过多怕犯错误受批评而出现重罪轻判不杀的情况，也为防止出现轻罪重判、错杀乱杀的问题，中共孝感地委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决定地委领导个人不行使杀人批准权，成立由中共孝感地委书记乔明甫、孝感专署专员韩克华和专署公安、司法、检察各部门党员负责人组成的中共孝感地委特别委员会，集体行使杀人批准权。各县也相应成立县委特别委员会，组建专门审判反革命分子的县、区两级人民法庭，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整理审判材料，有的还开庭公审。对被判死刑者，上报县委特别委员会审查，中共孝感地委特别委员会批准，然后进行公开处决，发出布告，公布罪行，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分子，以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推动群众运动进一步开展。遵照中共湖北省委规定，对属于在乡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统战人物”、工商业者中的死刑犯，待报中共湖北省委判决后才处决。全区９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 １１ ０００余人。其中，团级以上反革命分子 ２％名，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组长以上反革命分子 １３１名。破获隐藏的大小反革命组织 ５４起，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判定死刑罪犯５０００余名，各地分期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开处决。１９５１年 ６月４日，中共湖北省委转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指示，对镇反运动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普遍停止大捕大杀，捕人批准权收归地委，杀人批准权收归省委。要求各地处理积案，贯彻打击和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该杀的还是要杀，该捕的还是要捕；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坚决避免错捕错杀。中共孝感地委遵照上述指示，成立由乔明甫、韩克华负责的 １５人组成的清理积案委员会，其中有４人是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吸收进来的民主人士 ，以便广泛听取意见 ，防止草率从事，扩大宣传。清理积案委员会组织力量对 ６２７９名在押人犯 （包括清案中从外地捕回的６３５名）的积案进行清理。根据案犯罪行的轻重分别给予杀、关 、管等不同判处。至此，孝感专区镇反运动告一段落。孝感专区辖区内绝大多数地方的匪患基本肃清 ，有力地配合和推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
第二阶段。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安排，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于 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初，指示专署公安处召开专门会议，贯彻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精神，安排第二阶段的镇反运动，集中力量解决运动不彻底的问题和其他遗留问题。１９５２年 ２月 ２日，中共孝感地委转发中共湖北省委 《关于第二阶段镇反的指示》，要求各县在春节扩干会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分析第一阶段的镇反情况，研究第二阶段的镇反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人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结合土改复查，认真调查摸底，严格把关，搞好镇反第二阶段的工作。在第二阶段的镇反中破获较大案件 １３起，在 ６个县的 １８乡 １镇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试点工作；在 ３个县的４个城镇进行反动党团登记试点工作。１９５２年７月，镇反第二阶段工作基本结束。
第三阶段。１９５２年 １１月中下旬，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召开全省第二次地、县公安局长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中共孝感地委在听取专署公安处负责人汇报后，立即向各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县传达贯彻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落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全面完成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和第三阶段的镇反任务，有系统地进行各项业务建设工作。主要是结合土改复查运动，以通山县和全区水上为重点，抓好镇反的薄弱环节，处理遗留问题，捕捉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漏网残敌，全面开展和完成取缔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普遍建立农村和城镇治安保卫委员会，搞好镇反运动扫尾工作，解决镇反不彻底的问题，迎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三阶段的镇反工作从 １９５２年 １２月正式开始，到 １９５３年２月，全区从水上、通山县及其他县区共捕获反革命分子 １８７０名。本着严厉打击反动会首，争取分化中小会首，教育团结会众的精神，依法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到４月，全专区共计取缔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等 １７种反动会道门，逮捕反动会首４３５名，对２１８０名中小会首进行登记，通过教育工作，４万多名会员宣布退出会道门。反动党团登记工作也全面完成。全区农村和城镇如期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５月，镇反第三阶段工作基本结束，孝感专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也基本结束。３年镇反运动，孝感专区１６县共处决反革命分子９０７６名，关押劳改 １１３ １１０名，管制６０３３名，基本消灭和控制了敌人的破坏力量。
抗美援朝 １９５０年 ６月 ２５日，朝鲜内战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遵照上级指示，发起抗美援朝运动。成立孝感专区抗美援朝会，具体领导全区的抗美援朝运动。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１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 《关于全党动手普及深人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４月８日，中共孝感地委发出《关于普及深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４月 １３日，中共孝感地委又发出 《关于普及深人抗美援朝运动的再次指示》，要求各县委认真贯彻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全党动手，制订计划，在 “五一”节前着重搞好抗美援朝运动的普及工作，“五一”节后着重搞好深人工作。
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开始之时，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就组织干部群众进行一次捐献活动，为志愿军抗击侵略者提供钱物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普及和深人开展之后，为增强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中共孝感地委积极落实中共湖北省委安排的捐献飞机大炮的任务，即捐献１８５亿人民币 （旧币，１万元相当于新币 １元，下同）的任务。地委根据各县情况进行具体分配：随县、孝感、黄破各２５亿元；汉阳、汉川各 １７亿元；应山、应城 （包括矿区）各 巧亿元；安陆、礼山各１３亿元；云梦、黄安各 １０亿元。７月 ５日，中共孝感地委和专署召开全区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动员和讨论，作出捐献人民币 １９０亿元，超额完成省委安排捐献任务的决议。１０月 １２日，中共孝感地 １９５１年 ５月，孝感地区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委正式向全区发出 《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指示》，要求各县做好各界群众的动员工作。全区城镇和乡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踊跃捐款。先后开展３次捐献活动，仅 １９５１年秋季一次就捐献人民币 １９０亿元，足以购买 １２架战斗机和两门大炮。
１９５１年 ６月前，孝感专区完成两批扩军任务。第一次 ３４００名，第二次 ５７０６名，为抗美援朝战争及时补充部分兵员。１９５２年 １０月，孝感专区又圆满完成第三批５４００名扩军任务。孝感专区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不仅直接支援了朝鲜前线的战斗，而且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劳动热情，成为推动各项社会改革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动力。
减租减息 １９４９年秋后，中共湖北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在土改之前，实行 “减租减息”政策。１２月２４日，省人民政府颁布 《湖北省减租减息实施细则》。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遵照中共湖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指示和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部署各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也叫 “双减运动”）。由于减租减息政策受到地主阶级的抵制，中共孝感地委于 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４日下发 《关于大胆放手，全面展开减租退租群众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坚决贯彻减租退租政策，结合进行反霸斗争，搞好春耕生产。要毫不犹豫，力争主动，迅速全面地开展减租退租运动。孝感地委在指示中还要求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对恶霸分子进行斗争，并依法处理。到５月份，全区 “双减运动”基本结束。这次运动，全区有 １６４２户地主受到群众斗争。地主阶级退还农民租粮 １ ５７６ ２２９石，人民币４９ １１０ ５２０万元 （旧币），银圆４７０ ７０７元，７３９ ６７０名贫苦农民分得斗争果实。
土地改革 中共孝感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部署，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贯彻 “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生产”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区农民在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简称 “土改运动”。１９５０年２月９日中共孝感地委下发 《关于执行省委为土改准备干部计划的通知》，决定除省委分配给孝感专区的 １２００名土改工作队员之外，全区还计划训练４５００名土改干部，为开展土改运动准备必要干部条件，也为民主建乡提供足够的干部。
１９５０年 １２月 ５日，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全区土改动员大会，成立以地委委员 （后为副书记 ）王玉珍为主任的孝感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简称 “土改委”，各县也相应成立 “土改委”，具体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孝感地委在孝感、黄破等县开办一批土改试点— “实验土改村”，各县也开办一些试点，摸索经验。全区包括试点在内，共出动 ５０００余名经过认真培训的土改干部和工作队员，深人农村，引导农民开展土改运动。运动分六个步骤进行：（１）宣传政策，了解情况。（２）访贫问苦，成立贫雇农小组，发动群众，结合镇反运动，打倒恶霸，树立贫雇农优势，适时地吸收中农加人农民协会，整顿农协领导机构。（３）划分阶级成分。以解放前 ３年的经济情况为依据，由各农户户主自报田亩、劳动情况，是否受剥削或剥削他人，自议成分，再由群众公议 ，必要时还对地主进行 “三查”：查发家史、查剥削、查破坏活动，划出应划的阶级成分。各户的成分议出后，张榜公布，三榜定案，上报区委批准。（４）没收地主的土地、粮食、房屋、农具、耕畜，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５）分配土地和财物等果实，并按当地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留给地主一份土地，让其自食其力。（６）总结胜利，民主建政，选举乡政委员会。为圆满贯彻土改政策，孝感地委从 １９５１年冬天开始，抽调力量，对已经土改的乡，分 ３批进行易地复查。土改复查是土改运动的结束阶段，主要有３个任务 ：（１）打倒 尚未打倒的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２）妥善解决遗留问题 ，如纠正错划的阶级成分、清查 “黑田”、调整土改分配不公及分配尚未分配的果实。（３）改善干群关系，进一步开展民主建政，整顿基层农协、青年团、妇联、民兵等组织，选举乡政委员会和正副乡长，正式建立乡政府，树立农村基层领导核心，发展农业生产。
孝感专区土改运动历时两年有余，４９７万多农村人口先后投人这一伟大运动。１９５２年冬天，全区 １６县２５４６个乡分 ３批完成土改。通过激烈斗争，划出全区农村阶级成分 ：地主和富农各占农村人 口的 ４％和 ５％，中农占３５％左右，贫雇农占５５％左右。２７３万多贫雇农和部分少地的中农无偿获得近３００万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达到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籍此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基本目的，取得历史性胜利，推动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胜利开展。
城镇民主改革 １９５１年７月 １４日，中共孝感地委发出 （（关于开展城镇民主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县县委在领导农村土改运动同时，加强城镇工作，贯彻民主改革方针，开展城镇民主改革运动。当年秋天，全区１１个县的县委按照地委要求，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各选择一个重点镇，先行试点，开展运动。同土改运动一样，工作队采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方法，组织群众队伍，划分阶级成分。运动中注重进行纯洁和发展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工作，建立街道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行使街道人民政权职能，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工商业发展。各县城镇民主改革试点工作都同蓬勃开展的镇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进行有机结合。试点工作结束之后，孝感地委安排各县总结经验，增派力量，对县内城镇作统筹安排，分期分批进行民主改革。１９５２年 １０月，全区城镇民主改革基本结束。
婚姻制度改革 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１９５２年 １月５日中共孝感地委下发文件，建立 “孝感专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要求各县在 １月 ２０日以前相应建立 “贯彻婚姻法委员会”，具体负责 《婚姻法》的贯彻工作。７日，孝感地委下发 （（关于执行省委贯彻婚姻法指示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政组织配备专门干部，先办试点，然后全面推开活动。地委下发文件之后，及时抽调干部，组织两个工作组，分赴孝感县城关镇和朋兴区，分别进行城镇和农村的试点工作，以摸索和总结经验。各县也先后进行试点工作。２月，孝感地委和专署召开各县贯彻婚姻法委员会联席会议，交流试点工作经验。１０月 ８日，中共孝感地委下发 《关于认真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和宣传 《婚姻法》，对学习宣传不力者进行批评教育，要求法院干部精通 《婚姻法》，法院对婚姻纠纷要及时依法处理，对积压案件迅速结案，对违法事件和违法人员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以引起各界注意。文件下发后，各级党政组织加大 《婚姻法》宣传贯彻力度，严肃处理违法事件和有关人员，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婚姻法》逐步深人人心，违法事件迅速减少，婚姻自由得到保证。孝感专区在婚姻改革中取得可喜成绩，大量包办婚姻被废除，自由登记结婚得到广泛推行。礼山县在 １９５１年就废除包办婚姻 ９８４对，自由登记结婚 １０４１对。安陆县 １９５０年 ５月至 １９５３年 ４月，解除婚姻（即废除包办婚姻 ）１３０２人，解放童养媳 １６３人，寡妇自由改嫁 ３４０人，经法院调解判决离婚 １０４９人，双方同意登记结婚２８９１对。
禁烟禁毒运动 １９５２年 ６月 ５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 （（关于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禁烟禁毒的指示》，要求各地遵照中南军政委员会 （（关于禁烟禁毒工作的指示》，运用群众力量，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７月 １１日，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遵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湖北省委的安排，成立以地委委员樊作楷为主任的禁烟禁毒委员会，各县也相应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具体领导禁烟禁毒工作。全专区的禁烟禁毒运动随即迅速展开，共逮捕毒贩 １３６名。根据其罪行大小，依法进行 “杀、关、管”的判决，处决４名罪行严重的毒犯，收缴全部鸦片和烟具。在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同时，全专区还禁止卖淫缥娟、禁止聚众赌博。
“三反”“五反” 遵照中共中央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有关指示，中共孝感地委于 １９５１年 １２月初召开地委会议，对开展 “三反”运动进行安排。地、专领导带头检查自身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行为，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立即改正。１９５２年 １月初，在省委书记李先念指导下，孝感地委将运动转人到着重反贪污斗争。地专机关参加运动的干部共计 ９０７名。孝感地委坚持贯彻 “坦白从轻、立功折罪、抗拒从严”的政策，对贪污数额小且态度较好的人员作免罪处理，对贪污数额较大但态度较好的人员也从轻处理，只对态度不好的大贪污犯采取开除、法办等从严处理措施。在地、专机关的 “三反”运动开展之后，全区各县也先后开展 “三反”运动。据 １４县统计，４４１２名干部参加运动，６９６人受到处分 （内有党员 １７１人 ），其中开除工作 ８４人、开除党籍 ３４人。９月，全区 “三反”运动基本结束。
从 “三反”运动中发现，党政机关中有人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相勾结，侵吞国家资产。不法资本家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利润，力图用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手段，即用 “五毒”手段获取高额利润。其中，有的 “五毒”俱全，情况惊人。为打击不法资本家的 “五毒”行为，中共中央于 １９５２年 １月发出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 “五反”斗争。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成立 “五反”运动领导机构— 孝感专署节约检查委员会。确定以孝感县城关镇为运动重点，开展 “五反”运动。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连同孝感县及城关镇党政领导机关共派出２名专级干部、４名县级干部、６名区级干部、１０４名一般干部，组成 ３个工作队，在节约检查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具体领导下，从 ２月 １日开始，在孝感县城关镇开展 “五反”运动，宣传和发动群众。经过一段时间调查摸底，逐步掌握孝感县城关镇 １４６８个工商户的基本情况，进行分类排队。守法户９２９户，占全镇工商业总数的６３．０５％；基本守法户 ３９５户，占２６．７８％；半守法半违法户 １０８户，占７．３８％；严重违法户 ５户，占０．２７％；完全违法户 ３１户，占２．１２％，完全符合中央和省委规定的比例。通过 “政策攻心”之后，绝大多数违法户交待问题，但有 ４２户拒不交待问题。工作队搜集证据，对其进行重点打击。有的进行大会斗争，问题严重且态度很坏者依法逮捕。在经济上也对违法者进行适当处理：追赃和退款；依据情节轻重和态度好坏补税。其中全补的５户，占全镇工商户的０．２７％；减补的２２１户，约占１５％；不补和免补的 １２４２户，约占８５％，都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孝感县城关镇的 “五反”运动于４月底结束，其他各县重点城镇的 “五反”运动也先后于５月和 ６月结束。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非重点城镇没有开展 “五反”运动。全国范围的 “五反”运动历经半年结束，它打击不法资本家严重的 “五毒”行为，对工商业者是一次普遍的守法经营教育，推动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党和国家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胜利。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１９５３年 ９月 ２４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主席将其内容概括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们将这条总路线称为 “一化三改”的总路线。１０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传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用两个半月时间，组织全省干部认真学习。中共孝感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迅速召开地、专干部会议，安排各县委召开县、区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总路线精神 ，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全区各级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分批参加学习。学习方法是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实际领会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在讨论中，不少干部揭发城镇部分资本家勾结农村自发势力搞违反国家政策和法令的活动，反映农村土改后出现放高利贷、买卖土地，部分贫苦农民重新失去土地，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还有部分区、乡干部违反规定从事商业活动等问题。广大干部对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进行分析，认为三大改造势在必行。只有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避免农民的贫富两极分化，才能有效地防止资产阶级对干部的腐蚀，才能收集更多的粮食等农产品支援国家工业化，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通过学习，各级干部认识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认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巩固的国防，就不可能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方式，就不可能发展工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农业区域的孝感专区不仅要提供粮食、棉花、油料等原材料支援国家工业化，而且要发展本地工业，为国家工业化作出贡献。各级干部对总路线进行学习之后，随即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各地采用宣传员、报告员和通讯员形式，广泛深人地宣传总路线的内容和贯彻实施总路线的重大意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个传达贯彻总路线的热潮在孝感专区迅速掀起。总路线得到孝感专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孝感而奋斗的新纲领。
完成 “三大”改造 （１）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孝感专区早在 １９５２年就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一批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当年冬天，孝感县官木生和汉川县王发成两个常年互助组转成实行 “土地人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 “初级社”。１９５３年 ２月中旬，毛泽东主席首次来湖北视察工作，在武汉听取中共孝感地委书记王良和中共武昌县委书记赵学义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肯定孝感专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做法，称赞他们是 “明白书记”。１９５３年２月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被作为正式决议公开发表。中共孝感地委及时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重点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会议提出，必须根据自愿、互利、民主原则，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在保护私有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８月 １１日，中共孝感地委发出 （（关于加强秋收秋种领导，进一步巩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保证超额增产任务完成的紧急通知》，指示各县、区委通过对秋收秋种的领导，做好不同地区互助合作的巩固和发展工作。到 １９５３年年底，在总路线的推动下，全区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 ２６５５个，计１７．２万户；常年互助组发展到 １５５７个，计 ９９８４户，新建 ３个初级农业社。１９５３年底，中共中央 《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发布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指示精神，中共孝感地委决定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步伐，确定 “积极引导，稳步发展”的方针，在全区试办 １１４个初级社 （省分配的争取数是 １００个 ）。１９５４年元旦前后，孝感地委召开专门会议，培训大批办社骨干，依靠基层党支部和贫农、下中农，本着 “质量第一，稳中求快”的方针，一个冬春办起 １３３个初级社。这些试办社大多是当年建社，当年增产，成了各地的办社样板。其中，应城县盛滩乡星火农业社当年战胜水、旱、虫等多种严重灾害，赢得丰收。应城县委书记梁俊义为其写的总结材料 《应城县盛滩乡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４年战胜了灾害，合理地进行了分配》，登载于１９５５年７月２２日《湖北农村》第 １１８期，被毛泽东主席选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１９５５年 ９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精神，中共孝感地委发出 《关于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指示》，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县委农村工作部长会议，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全面部署农村工作，迎接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到１２月底，全区初级社发展到２９ ６７４个，９７５ ３２２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７６％，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条件较好的老社开始扩大规模，升级为 “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简称高级社。全区试办高级社 １６个，计２９６５户，占总农户的０．２３％０ １９５６年元旦前后，中共孝感地委召开有县、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全区首次 （乡）党支部书记会议，重点总结 １９５５年全区农业社 “初级化”经验，研究初级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问题，以及初级社升级转为高级社的问题。要求各地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全区迅速出现农业社 “高级化”高潮。到８月份，全区参加高级社的户数占农户总数的７５．７８％， １２月增加到９７％。孝感专区完成由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进程。全区的土地、耕畜和大中型农具都迅速转人高级社集体所有，农民的个体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成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所有农户都实行按劳取酬。孝感专区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２）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经济，孝感采取类似改造个体农业的方法，逐步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这个过程经历了初步组织、稳步推进、加速完成 ３个阶段。中共孝感地委于 １９５３年 ８月发出指示，要求各县成立地方工业办公室，加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１２月又发出 （（关于目前领导手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通过计划引导，使手工业者逐步实现计划生产。１９５３年底，全区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３０余个，社员 １３８１人，股金 ３．９８亿元 （旧币）。１９５４年上半年，全区整顿生产合作社，着力巩固和提高质量，同时加强 “空白县”的建社工作；下半年，加强对手工业改造工作领导，按照自愿、民主、互利原则，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方式，发展新社和生产小组，实行集中生产，统一经营。从 １９５６年初开始，孝感手工业改造步伐加快。１月，孝感地委制发手工业改造方案，各级成立领导小组，组织工作队，深人各县区重点集镇协助工作。通过发动群众、申请批准、清产核资和安排人员等步骤，上下联动，到 ３月，全区手工业和民船运输业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５月，孝感地委批转对私营经济改造领导小组关于手工业和民船合作社整顿提高工作的意见，要求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进行整顿提高。７月，全区手工业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将手工业合作社分类排队，全面整顿，加强管理，彻底解决好遗留问题。到年底，全区组织手工业社 （组 ）９２５个，社 （组 ）员 ２６ １９２人，占从业人员的９５％；组织民船合作社 １１０个，人社民船 ５６４６只 （载重３６ ９８１吨），占全区主业船只总数的％．３８％。至此，孝感基本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新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型。
（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孝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全国一样，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１９５０年，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孝感各县成立工商联合委员会，鼓励正当经营。１９５１年，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城镇工作会议，推动城镇工商经济恢复和发展。１９５２年开展 “五反”运动，打击私营工商业中的行贿、偷漏税收、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从 １９５３年冬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统一部署，孝感开展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工作。一方面，宣传动员农民自愿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取缔不法商贩，打击黑市，限制私商批发活动。这使孝感市场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国营批发占总批发的比重由６３．６６％上升到８８．７９％，私营批发由３４．１５％降到 １１．２３％，国营商业对整个市场的统一管理和对私营商业的领导监督作用加强。１９５６年 １月，中共孝感地委制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计划方案，要求私营工业在３月底前全部实现公私合营；私营商业在 ４月底前全部改造完毕。３月，全区１０８个小型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１９５６年底，全专区被改造私营商业 ２８ ５４０户，占私营商业 ２９ １２３户的９７．９９％。其中，公私合营 ６９８９户，占２４．４８％；合作商店 １４ ０４３户，占４９．２０％；建立代销关系 １０５６户，占３．７０％；经销店 ２４０３户，占８．４１％；个体商店４０４９户，占１５．４７％。至此，孝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政治制度建立 １９５３年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颁布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宪法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并为之服务。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部署，１９５３年初开始，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在全区开展自下而上的基层普选工作，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使民主权力，参加普选。３－５月，各乡遵循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分片选出出席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召开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民主选出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出乡长、副乡长和乡委员会委员。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各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民主选出樊作楷等 １９名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出县长、副县长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完成全区的基层普选工作，建立乡、县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建立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贡献。１９５４年 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宪法颁布之后，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立即组织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通过多种途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宪法的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两大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整风运动 １９５７年 ２月，毛泽东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部署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人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５月４日，中共孝感地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在大会上传达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传达中提出要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日，孝感地委书记处书记韩国治在孝感城区学生和工商界人士会议上传达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传达中也讲整风问题。５月 １５日，中共孝感地委召开专区党政军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大会之后，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和地委委员、孝感专署第二副专员王忠等召开城镇居民座谈会，征求群众对党政机关及干部的意见，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为推动整风运动的发展，地委要求各县、区、乡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八大文件和有关整风的文件，从思想上武装党员骨干，使其在运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以推动各级组织和各单位的整风运动。为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孝感地委派地委委员蔡坚、冉砚农等组织工作组，深人到云梦县的福星乡、县河乡和应城县的盛滩乡办整风试点，总结试点经验，指导全区各地基层单位的整风运动。通过广泛的发动和指导，整风运动在孝感专区迅速展开。
１９５７年 ６月中旬，中共孝感地委根据党中央 （（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报刊上披露的右派代表人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并逐步进展到批判本地出现的一些类似的言论。为加强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保证运动顺利开展，中共孝感地委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于 １０月初建立整风核心领导小组，也叫整风反右派斗争运动核心领导小组。中共孝感地委整风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对全区的整风反右派斗争进行部署，对运动的阶段划分及其起止时间作出具体安排，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大鸣”、“大放”。继续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开展 “鸣放”，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为解除人们思想顾虑，各级组织在 “大鸣”、“大放”正式开始之前，做了较长时间的动员准备工作。孝感地委于 １０月 １１日召开地、专直属机关干部和驻孝部队代表大会。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在会上传达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强调要把整风反右派斗争引向深人，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帮助党搞好整风，要继续开展 “大鸣”、“大放”，要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在这次动员大会之后，各战线、各单位先后开会动员，领导人向干部职工表明态度，不搞打击报复和 “引火烧身”，欢迎群众提意见，组织骨干带头 “鸣放”，以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让人们由不敢 “鸣放”转为敢于向党和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提批评建议。地、专直属机关的 “大鸣”、“大放”从 １９５８年 ２月 ２３日正式开始。各单位集中时间、集中人员开展 “鸣放”，４４个单位近８００人参加 “鸣放”，很快掀起高潮。各县县直机关的 “大鸣”、“大放”先后在２月下旬和 ３月上旬开始，也很快掀起 “鸣放”高潮。“大鸣”、“大放”一般经历 １５天左右。在 “鸣放”阶段，地、县两级党政群系统共贴出大字报 ３４ ３３７张，所提意见和建议达 ７９ ４６７条。其中，地委干部文化学校 １３０人参加 “鸣放”，贴出大字报 １５１３张，意见 １７７０条。专署文教局 ４０余人参加 “鸣放”，贴出大字报 １１７张，意见５１３条。个别单位因领导人决心不大，怕 “引火烧身”，动员工作不深透，“鸣放”未能掀起高潮，因而进行 “补火”。
第二阶段是开展大辩论。在 “大鸣”阶段，各级领导和骨干按规定对 “鸣放”出来的意见不予反驳。“鸣放”阶段结束后，各级整风领导小组才对 “鸣放”出来的意见进行分析归类。属于合理性的批评和建议，占大多数，被吸收为整改内容；少数事关大是大非的尖锐意见被列为大辩论的内容，通过辩论，分清是非；对少数有严重错误言论者，组织骨干对其开展批判。仅地、专直属机关就批判６０余人。大辩论阶段一般在１０天左右。
第三阶段是开展反右派斗争。在 “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基础上，各级整风领导小组收集一些重点人在 “鸣放”期间所提的尖锐意见和在此以前的某些言论，联系家庭政治情况和个人历史进行分析，对照中共中央规定的以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党的基本政策的态度为主要内容的六条标准，将那些有反对共产党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基本政策的言论者划为右派分子。同时将出身贫苦、历史清白、立场坚定的骨干分子划为左派，将情况一般的多数干部群众划为中派。然后依靠左派，团结中派，采用大字报和开会等方式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并经一定的组织程序，将其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专、县两级党政群系统划了３４８名右派分子，占本系统参加运动５７４７名干部的 ６．１％。反右派斗争阶段一般是 １个多月。
第四阶段是整改。对干部群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能改的立即改正；不能马上改的，也向干部群众讲清楚，待今后认真研究，逐步改正。属于对上级和其他地区、部门的意见，分别转给有关地区和部门处理，必要时作出答复。据全区各县统计，“鸣放”期间所提的“ ７３２条合理意见，仅在 ５月份就边整边改２４ ７３０条。整改阶段一般是 １个月。１９５８年５月底，孝感专区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
１９５５年７月至 １９５９年６月，中共孝感地委还遵照上级指示，开展肃反运动，也称内部肃反运动。地委按照中央的肃反政策对反、坏分子分别作了处理，有７人被判处死刑。
“大跃进”运动 １９５７年冬季孝感专区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 “大跃进”的序幕。孝感专区的 “大跃进”从农业率先开始。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孝感专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制定规划，开始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要求各县落实省委提出的 “千百万 ，翻一番”目标 ，即粮食亩产千斤 ，皮棉亩产百斤 ，户户万斤粮。计划全区 １９５８年粮食总产达到５６一６０亿斤，大部分县平均亩产 ８００斤，到 １９６２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 ８０亿斤，平均亩产 ９００一１０００斤，皮棉亩产 ２００斤，实现粮棉总产翻番，油料总产量连年倍增。１９５８年 ４月上旬，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全区各县委书记会议。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在会上作报告，传达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求在这条总路线推动下，全区迅速掀起农业生产 “大跃进”高潮。为推动农作物高产，地县等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种试验田。高指标和高压力引发基层的高估产和高报产。１９５８年 ６月 １７日，地委转发应城县上报的几个高产典型材料：亩产油菜籽 ８０６斤，亩产蚕豆 ８６２斤，亩产大麦 ８００斤，亩产小麦 １２６５斤。地委将其材料转发后，高产典型在全区纷纷出现，使全区夏收总产 “翻了半番”。到秋收季节，各类高产 “卫星”竞放，仅早稻亩产万斤以上的 “卫星”就多达 ３３０多个。亩产最高纪录是 ３０ ９８８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说法到处流传，“以粮为纲”的农业 “大跃进”在全区广为推行。据统计部门的实际统计，１９５８年，孝感专区粮食总产量为３８．５亿斤，比 １９５７年少 １．５亿斤；棉花总产量为４７万担，比１９５７年增产 ７万担，油料 ８５万担，比 １９５７年少 １７．６万担；农业总产值为 ５３亿元，比１９５７年少 ３亿元。对孝感专区来说，１９５８年可以算是一个丰产年。但虚报的数字同实际的统计数字相距太大，粮食、棉花、油料的总产量分别虚报 ７７．２亿斤、１３３万担、２４５万担。
１９５８年，“以粮为纲”的农业 “大跃进”率先开展之后，“以钢为纲”的全面跃进随即展开。８月份，中共中央发出大办钢铁的指示之后，中共孝感地委积极执行，于中旬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席会议，提出年底完成 ２０万吨生铁、８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布置开展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要求以大办钢铁为中心，“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区 １６县绝大多数青壮劳动力和机关干部、初中以上师生、孝感军分区的兵役干部纷纷投人大办钢铁运动，孝感专区迅速掀起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据统计，当时全区 １６县参加大办钢铁的各级干部有 １４ ７２１名 （包括专、县两级领导干部 １０８人、区级领导干部 ６２３人 ）。其中，有７０３７名干部搞了４３７４座炼钢炼铁试验炉，７６８４名干部在山上搞采矿的试验窖和井，在河里搞淘铁砂的试验槽。人们上山采矿，下河淘沙，砍树烧炭。从９月中旬至 １１月底两个多月，全区建起 ８６００多座炼铁炼钢炉，炼出５５ ０００多吨铁和６４００多吨钢，但所炼的铁不仅在数字上有很大的浮夸成分，而且从质量上讲，符合标准的不多。全民大办钢铁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极大浪费，还砍伐大量树木，加上很多地方乱挖乱采，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被占用，也严重影响当年和第二年的农副业生产。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孝感专区除 “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大办农业和大办钢铁之外，还出现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全面 “大办”。科技领域的全民 “大办”，主要表现在破除迷信，全民大搞技术改革。农业方面实行 “五改”：水稻改制，一季改双季；改换良种，一季稻改种早熟的 “青森五号”、头伏早等水稻，二季稻一律改种 “１０５９”水稻，棉花一律改种岱子棉，油菜一律改种胜利油菜；改良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改良土壤，变死土为活土；改良生产技术，实行精耕细作。教育领域的 “大办”表现在以开展 “教育革命”为口号，搞教育 “大跃进”。农村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师范、中等职业学校急剧增加，扫盲教育热火朝天。兴办高等教育，成立孝感大学、汉川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严重超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难以得到巩固，以致农村幼儿园、托儿所、孝感大学、汉川大学很快停办。新办的一些师范、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也很快被纳入调整压缩范围，出现一哄而起又很快一哄而散的情况。文化领域同样充满 “大跃进”的浓厚气氛。提倡人人写诗作画，以总路线、“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为内容的打油诗、墙头画比比皆是；诗歌比赛、画作比赛处处可见；放 “卫星”和送喜报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 日夜不断。虽然所反映的内容有很多浮夸成分，不宜肯定，但人们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写诗作画，开展比赛活动，有助于活跃城乡的文化生活。文化馆、剧团、电影队等文化机构发展太快，严重超越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因而难以巩固。一些新建的文化机构也很快被纳人调整压缩范围。卫生领域也出现 “大跃进”局面，全区掀起除害灭病的高潮 。各级 “爱卫会”和 “血防领导小组”合并成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地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由地委书记处书记韩国治担任组长。同时还成立孝感专署除害灭病工作总队，下辖 ３个工作队。每队带显微镜 １３台，分赴嘉鱼、汉川、黄破等县指导和参与除害灭病工作。这一年，全区各地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手，结合生产，服务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坚持突击与经常相结合，土洋并举，中西医结合，以土为主的方针，开展声势浩大的 “除四害”、讲卫生、查病灭病运动。全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消灭大量的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各节 日进行搬家式大扫除；初级卫生设施 （痰孟、果皮箱、纱罩）大批建立；卫生制度不断健全；红旗竞赛、检查评比此起彼伏。同时，普遍查病，并以土方土法为主治病。除害灭病的运动席卷各地，全民参加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区拆除不卫生厕所 １５ ９２５个，建成公共厕所 ８６ ９５７个，建牛棚 ８３７４个，猪圈 ３４ ５６７个。应山县城关镇组织侦察队、突击队、挖鼠队、宣传队奋战几个月，实现 “四无”镇 （无老鼠、无苍蝇、无蚊子、无麻雀 ）。孝感县涂巷人民公社的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著，被评为 “全区卫生红旗单位”，受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和国务院嘉奖。朋兴区卫生院的史毓仁出席全国爱国卫生委员会表彰大会。
这年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出现 “跑步进人共产主义”现象。农业上 “以粮为纲”，实现 “千百万、翻一番”；工业上 “以钢为纲”全民大办；科教文卫 “遍地开花”“放卫星”。１９５９年，在纠正经济建设中 “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 “左倾”危害的同时，又 “反右倾”，继续开展大跃进。由于“左”的错误干扰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区的大跃进未能实施，１９５９年底，组织劳动力搞 “大会战”：（１）调动一部分劳动力参加突击建设京广铁路复线和汉丹铁路；（２）调动孝感、汉川、云梦、应城、汉阳 ５县 １３个 民兵师 ，共计 １０万劳动力投人府澄河改道工程 ，对云梦黄江 口至武汉湛家矶 ９２．２公里的府河道进行裁弯取直，放宽河床；同时从孝感县河口至万金湖边徐家台开挖 １１公里的河道，实行援河改道。经过 １７０天苦战于 １９６０年 ５月府援河改道工程全面竣工；（３） １９５９年冬天组织汉川、汉阳、嘉鱼、应城、云梦、孝感、黄破７县大量劳力根治全区江湖河汉低洼地区，增加大量耕地面积，实现河网化；（４） １９５８年 ６月至 １９５９年 ２月，调动数万劳力建设孝感专区最大的水库— 徐家河水库工程，库容量达 ７．７８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５７万余亩；（５） １９５８年 ９月至 １９５９年 ２月，抽调云梦县７个公社 １．３３万劳力，完成土石方 １５６万余立方米，拦河建起大堤并截流蓄水。同时于 １９５９年秋后至 １９６５年，组织应山、安陆、云梦、孝感４县的大量劳力修建库区配套工程总干渠及分干渠。孝感专区以上工程建设的完成，发挥防洪、抗旱、发电、养殖等综合效益，从根本上改善了全区农业生产条件。这一阶段，由于 “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重大损失。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 ２８．１５％，进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人民公社化”运动 １９５８年４月，中共中央发出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指示，各地随即试办一些 １０００户以至几千户规模的大社，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８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作出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中共孝感地委及时召开会议，下发文件，传达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动员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办人民公社。应城县的一些干部到河南七里营、河北徐水参观人民公社后，积极酝酿组建人民公社，并向县委上交申请书。应城县委立即向地委和省委写报告，要求组建人民公社。孝感地委和湖北省委很快作出批示，同意应城县率先行动，在全省组建第一个人民公社。８月 ２６日，应城县委决定，将西十、盛滩、艾庙、范河４个乡撤销，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下辖西十、盛滩、艾庙、范河四个管理区，共 １２个大队 （即原来的 １２个高级农业社 ），总计 １２ ３５８户，５０ ３３５人。２８日，举行庆祝大会，宣布红旗人民公社成立。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王良、中共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分别代表省委和地委到会祝贺。
孝感专区在公社化初期，全区 １６县有 １２９个人民公社。公社的平均户数是 １０ ３００户。其中，３０００户以内的人民公社只有 ８个；； １－１．５万户４４个，所占比例最大；２万户以上 ５个；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有 ２．７万户，比一个区的规模还要大。孝感专区撤销区、乡政权组织，建立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取消农民的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实行平均主义，提倡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农村公共食堂应运而生。全区办起 ３４ ００９个食堂，平均 ４０户就有一个食堂。其中最大的食堂管 ３５６个农户吃饭，最小的食堂管 １０个农户吃饭。兴办起 ４６ １１７个托儿所和幼儿园，在托在园儿童达４３５ ０４９名。其中，全托的托儿所、幼儿园 １７９３个。还办了５１７个敬老院，在院老人 ６４０４人。在劳动组织和生活方式方面，普遍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经常采取 “大兵团”作战的集体劳动方式。同全国一样，当时孝感专区建立的这种 “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提倡供给制，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专记 毛泽东、周恩来视察孝感
１９５８年初冬，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毛泽东主席于 １１月 １４日下午，在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省委副秘书长梅白的陪同下，乘专列来到孝感火车站，在列车上接见了中共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孝感县委第一书记王振明、县委常委兼朋兴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朝启，并特地接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官木生，全国勤俭持家、勤俭办社模范晏桃香，同他们座谈农村 “大跃进”运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做一些准备。座谈开始后，毛泽东首先作自我批评，说由于他和中央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使下级党委的 日子不好过。在座人 员见毛泽 东做 了自我批评，就打１９５８年 １１月２６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参观访问红旗人民公社消了思想顾虑，能够谈出自己的想法。当谈及 “亩产万斤粮”时，毛泽东同大家一样，表示不相信。当毛泽东见晏桃香打喷嚏时，便向晏桃香询问对 “挑灯夜战”的看法，晏桃香说妇女干劲大，同男人一样，挑灯夜战，但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劲。毛泽东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要关心她们，要执行 ‘三期’（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 ）照顾，要注意劳逸结合。”当官木生汇报说群众干劲大，日夜干时，毛泽东当即指示：“群众积极性越高，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疲劳是要生病的……”当谈及农业 “八字宪法”的贯彻执行时，毛泽东对孝感县实行 “五改”（单季改双季，４－ｂ稻改粳稻、低产作物改高产作物、旱田改水田、坡地改梯地），使农业不断增收的做法很感兴趣，边听边记，连连点头，表示肯定。听完汇报后，已是夜色初现，毛泽东在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乘车到当地驻军大礼堂接见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并饶有兴趣地观看专区京剧团演出的戏剧— 《打焦赞》。看完戏后，驻军首长赵兰田、廖冠贤 （长征时担任毛泽东警卫连指导员）请毛泽东到驻军小礼堂休息。王任重和驻军首长请毛泽东品尝孝感麻糖。毛泽东品尝之后连声称赞：“好！好！味道不错。”当天夜里，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孝感。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６日，由金 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参观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陪同视察。上午９点，金 日成、周恩来一行到达红旗人民公社时，受到专、县、公社三级负责人和 ２万多社员的热烈欢迎。金 日成等朝鲜贵宾满面笑容，多次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谢。周恩来等领导人亲切地向人们招手致意。中朝两国领导人兴高采烈地接见了孝感专、县负责人，并听取公社负责人胡银林 （应城县委常委 ）、李芳的汇报。当谈到公社在京山办了一个 １２００人的大铁厂，由于资源缺乏等原因而亏空，但碍于情面硬撑时，周恩来关切地说，精神是好的，但要从实际出发，炼不出铁，就把劳力抽回来搞其他生产。周恩来对公社借用县委的茶缸藤椅招待客人的做法表示赞赏。他说，国家还很穷，公社集体经济还很薄弱，办事要节约。汇报结束后，两国领导人一起出席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主持会议。金日成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预祝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还一再感谢公社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观看了公社新村建设工地、妇产院、敬老院、幼儿园，并在公共食堂同干部群众共进午餐，亲切交谈。周恩来在谈话中既肯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也要求大家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并指示不要搞 “一平二调”。贺龙副总理当年担任红三军军长时，曾指挥红军在应城一带同敌军进行多次战斗，取得龙王集等多次战役的胜利。这次来故地视察，对于应城的山山水水感到格外亲切，同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交谈。当天下午，金日成吩咐代表团将一些朝鲜生产的玩具、头巾等礼品送给公社，然后同周恩来一道，在群众的欢送声中离开应城。
抗击 “三年自然灾害” 从 １９５９年开始，孝感专区连续３年遭受严重旱灾，粮棉油等农副产品产量大降。全区 １６县粮食总产量，１９５９年和 １９６０年分别为２７．４亿斤、３０．３亿斤，比 １９５８年的３８．５亿斤和 １９５７年的４０亿斤大幅下降。由于全国受灾，上交国家的公粮和征购任务难以得到较多的减免，全区５７０万人的吃粮情况十分紧张。１９６１年又遇上几十年未遇的大旱灾，干旱时间长，受灾面积大。全区有近 １／３的水田没有插上秧，勉强插上秧的４７０万亩水稻田，干枯无收的多达 １４０万亩。７月 ２３日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常委会，研究生产救灾和节约渡荒问题。会议估计当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 ２０一２４亿斤 （年终统计为２３．５亿斤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低水平，并且无法得到外援。因此，受灾很重的江北各县人平每天只能吃到半斤原粮，有的地方甚至连半斤原粮也吃不到。在此严重情况下，地委提出将 “保人、保畜、保种子，争取不饿死一个人”作为全区各级党政组织的中心任务，决定采取多种措施，落实各项政策，发展集体生产。尽量多收粮食，搞好粮食的征购和供应工作；压缩城镇人口，计划用粮；大种瓜菜，以瓜菜代粮；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生产，上山下湖采集代食品，全力搞好生产自救，节约渡荒。
孝感救灾渡荒工作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采取多种措施稳定灾区人民的生活与情绪。９月 ５日，中共孝感地委下发 （（关于生产 自救、节约渡荒的十二项规定》，提出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１０月 ５日，中共孝感地委发出 《关于生活安排问题给生产队和队委会的一封信》，宣布保证受灾区每人每月能吃到 １５斤原粮，不足 １５斤的由国家供应到 １５斤。孝感地委和专署先后组织 ３０００多名干部、２０００多名医务人员、４３９个工作组分赴灾区慰问群众，了解灾情，宣传地委和专署的救灾精神，防病治病，帮助群众稳定生活和思想情绪。在此基础上，地委和专署又适时开展第二步工作，即发展生产，搞活经济。１０月 １３日，中共孝感地委发出 《关于秋播生产问题给队委会的一封信》，希望生产队把活路安排好，把劳动定额、小包工和评工记分搞好，把全体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争取 １９６２年有个好收成，使群众的生活过好一点。１０月 ２１日，中共孝感地委发出 《关于见缝插针、多种多收，给全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信中表明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所有社员见缝插针和自留地收的粮棉油和其他农产品，政府一律不计征购、不顶口粮、不算产量，完全归社员自己支配。号召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搞好个人的小自由和见缝插针，力争多收一点，改善自己的生活。地委的几封公开信发出之后，收到很好效果。全区农村干部群众积极进行冬播和见缝插针，力争为来年增产增收创造条件。１１月中下旬，湖北省副省长陈一新和中共中央中南局农办工作组先后来孝感农村调查情况，对孝感专区生产救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１９６２年，孝感专区农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粮棉油总产量分别回升到３５．２亿斤、２３．４万担、６７．４万担。人民群众生活明显好转。中央农村调查组于 １９６２年９－１０月在孝感县花园和龙店进行详细调查，先后写了６篇调查报告，既肯定两区的调整工作，也肯定经济好转情况。
全面调整 由于 “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到重大损失，进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１９６１年，中共孝感地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针对 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整。
经济方面的调整。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 《农业六十条》，调整农业政策，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完善 “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取消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农村公共食堂，缓解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某些矛盾。对近３００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 “保、关、缩、放、并”，只保留其中的 １３１个，职工人数由２２ ４６８人精减到 ８３７８人。贯彻 《工业七十条》，对企业实行 “五定”和 “五保”，使企业的经营情况明显好转。调整城乡手工业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收益分配和税收政策，调动城乡手工业者生产积极性。调整商业政策，恢复供销合作社，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促进物资交流，盘活资金，增加农副产品收购量，促进货币回笼，缓和供求矛盾，增加商业利润。１９６２年又精简一批城镇机构，精简国家干部职工 ５０ ０００人。１９６５年，全区精简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３４ ４２９人，从城镇压缩６万人回农村。两次精简和压缩，有利于削减 “大跃进”过程中盲目扩展的机构和人员，减轻国家财政和商品粮负担，巩固国营企事业单位，加强一些集体单位的力量，增加农村劳动力。
农业方面的调整。由于孝感地委和专署实行 “以粮为纲、粮棉并举”的措施，促进棉花生产较快发展。从 １９６３年开始，实现粮棉生产双丰收。１９６３年，全区粮食总产量由 １９６２年的３５．２亿斤继续回升，达到４０．６亿斤；皮棉总产量大幅提高，由２３．４万担跃升到５７万担，出现很多高产典型，受到国务院棉花工作组的充分肯定。汉川、汉阳、云梦 ３县作为棉花生产的先进单位，于 １９６４年３月出席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表彰。
政治方面的调整。全面开展甄别平反工作，对 １９５８年以来历次运动中特别是 “反右倾”斗争中被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名誉，调动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调整党同民主人士的关系，调动民主人士的政治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加强对右派分子的 “摘帽”工作。到 １９６３年 ３月，全区有２８４９名右派分子摘掉 “帽子”，对其工作和生活待遇进行一些调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得到一定的纠正。
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的调整。孝感地委和专署积极贯彻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１９６２年３月在广州的讲话精神，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范畴，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在 １９５８年 “红专辩论”和 “拔白旗”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平反。同时调整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 《文艺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鼓励文学创作和提高文艺水平，规定学校以教学为主，恢复中小学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工作的质量都得到提高。
“社教运动” “小四清”。１９６２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１９６３年 ３月 １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县 （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机关开展一场厉行节约和 “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运动，并要求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中共湖北省委及时召开有地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部署机关的增产节约、“五反”运动和农村的社教运动。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中共孝感地委 ４月初作出全面部署，在地、专机关开展增产节约和 “五反”运动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
为取得社教工作的经验，地委决定在武昌县五里界区山河公社的锦绣、黎明、照耀、伟大、红星５个生产大队办试点，由地委第一书记赵修和书记处书记王瑞生亲自带队办点，同时要求各县都办试点，要求各县在办点地方以区为单位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进行社教动员。武昌县五里界区委在四级干部会议后，向上级党委写会议总结报告。１９６３年 ４月 １７日，中共湖北省委向全省各地批转这个报告，并将报告上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将这个报告连同其他地方上送的３个报告一起作了批示。批示说：“这几个文件很好……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因此，４个报告被称为４个好文件，转发全国各地。赵修、王瑞生带领地、县委工作组进驻山河公社的锦绣等５个大队，依靠大队党支部，开展社教运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组的３４名干部和湖北省委工作组的４５名干部也参加这里的社教运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听取这里的工作汇报，并对运动进行指导。与此同时，地委书记处书记、专署专员樊作楷，地委书记处书记李衍授分别率领工作组，到黄破县横店区和孝感县朋兴区办社教试点。各县组织的工作组也分别进驻试点大队，开展社教运动。５月初 ，地委召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在总结前段运动的基础上，研究下段运动的安排和做法，向各县县委下发 《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安排和具体做法的意见》，向省委上报 《关于 １０５个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报告》。地委在这两个文件中都对当时农村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分析，认为 “目前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掌握，要求工作组进村后仍要沿用开展土改运动的工作方法，“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致使运动一开始就出现 “左”的偏差。
１９６３年５月中旬，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 《前十条》，即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孝感地委遵照 （（前十条》的规定，将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作为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简称 “四清”（后来称为 “小四清”或 “初步四清”）。通过 “四清”解决社队普遍存在的 “四不清”矛盾。孝感专区的社教运动正式进人 “小四清”阶段。６月下旬，孝感地委指示各县铺开一批新的试点大队。同月，中共湖北省委向全省转发了 巧篇社教典型材料，全部选自孝感专区。９月，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草案 ）》，简称 《后十条》。孝感地委根据 《后十条》精神，在社教运动中明确提出运动要执行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但同时又实行文件中规定的 “团结９５％以上群众和干部”的政策。１０月，全区社教试点大队的运动全部结束。１１月，地委指示各县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相对集中地铺开全区社教运动的第一批试点 １１００个大队，整顿生产大队一级的党政、共青团、民兵、妇联等组织。这个做法上报省委后受到肯定，被转发到全省各地。１９６４年２月上旬，各县社教第一批点的运动先后结束，地委又及时指示各县组织力量，在当月下旬铺开第二批试点。全区共抽调干部 １２ ６００多名，在各地铺开２３３８个大队。运动进展到５月中旬，因农忙而暂停。地委计划到 ８月下旬，组织原班人，继续开展运动。全区社教试点加上一、二批点，共计４３９３个生产大队，占全区大队总数的 ４９．７％０
“大四清”０ １９６４年 ８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讲话精神，决定重新部署全省社教运动，要求各地按照中央规定的高标准，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社教工作队，依靠工作队去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中心内容的 “四清”运动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全省开展系统 “四清”运动，也叫 “大四清”，还叫 “系统四清”，即扩大内容和提高标准的社教运动。中共孝感地委于 ８月下旬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赵修 （７月 ２２日，中共湖北省委通知，地委、县委撤销书记处，恢复书记、副书记称谓。）传达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刘少奇讲话，听 《桃源经验》的录音。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地委对孝感城乡的社教运动重新作部署。（１）全专区集中力量在孝感县搞 “系统四清”试点。孝感县除两个县辖镇留待次年夏秋开展运动外，１２个区由外来的 １５个县的干部分片包干，大县一个县包一个区，小县两个县包一个区。孝感县的干部分散到各区参加运动。（２）计划全专区抽调干部１３ ０００人，由县、区、社书记及科局长带领，还从不脱产干部、复员军人、回乡青年知识分子中抽调２８００人，组成社教专业队，合计 １５ ８００人，从 ９月中旬开始，分县集中训练２０天，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进行“三查”（查出身、成分和历史，查阶级观点，查思想作风）；开展以清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为内容的 “四清”，要求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洗手洗澡”、“放包袱”，解决工作队干部的 “四不清”问题，以便轻装上阵，开赴孝感，进村开展 “系统四清”。（３）工作队进村 １０－巧天后，以区为单位召开四级干部会。（４）地委成立社教总团 （后来还成立了总团党委），赵修任总团长，在卧龙区卧龙公社群益大队蹲点。地委副书记李衍授任副总团长，在卧龙公社前锋大队蹲点，并管面上的运动。地委副书记樊作楷、贾平也下队蹲点搞 “系统四清”。各县县委书记带领工作队干部到孝感县参加 “系统四清”，并蹲在点上，指导全面。（５）加强面上工作。各县从县到区包括各个部门的领导分成两套班子，一套参加 “大四清”，一套留在本单位抓日常工作，并搞本地本单位的 “小四清”。从此孝感专区的社教运动由 “小四清”转向 “大四清”。
１９６４年９月上旬，中共孝感地委负责人赵修、李衍授、樊作楷、贾平等率先带领工作组各自进驻孝感县蹲点的大队，先行开展 “大四清”，取得经验，指导工作，拉开孝感县 “大四清”运动的序幕。９月 ２５日，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带领省委工作组进驻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蹲点搞 “大四清”运动。孝感县本是孝感地委开展 “大四清”运动的试点，是全省 ６个试点之一。１０月 １０日，王任重在孝感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他讲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要求县委书记以彻底革命的精神领导好社教工作，全心全意搞好社教运动。他还讲了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做法和政策问题，要求在 １个公社之内，要将３个大队的工作组合为 １个工作组 （３０一５０人），集中力量先把一个大队的 “四清”基本搞完之后，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在这个大队搞，其他人再分出去到另两个大队开展工作。他还指出：“从孝感的情况看，县、区、社的四清要同大队、生产队的四清一起搞，上下左右联系起来搞，才能把阶级斗争的形势搞清楚……”１０月 １１日，赵修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集中介绍群益大队开展 “四清”运动进村 １个月的情况和做法。由于 《桃园经验》的影响和 《后十条》的导向，他在讲话中把 “四清”与 “四不清”的矛盾视为阶级斗争，把基层干部同工作组的某些不同认识也看成阶级斗争，甚至把基层干部准备船只迎接工作组和安排住房的不同看法也看成是阶级斗争。
１０月２０－２３日，各地参加孝感县 “四清”试点的社教工作队 （也叫 “四清”工作队）从四面八方开赴孝感县，进村进镇开展 “大四清”。工作队员的人数多达 １７ ０３０人，约占全省６个试点县 ６万名工作队员的２８％。其中有从地、县抽调的干部和专业队 １５ ８００人。他们之中有大批的领导骨干：地委正副书记４名，地委委员 １４名 （占地委委员总数的６２％），地专直科局长 ７１名，县委正副书记 ３８名，县委委员６５名，县委副部长和县直科局长 ８３７名，区委正副书记２２４名，区委委员和公社书记 １０１０名；还有中央部委和省直机关来的干部和大学文科师生 １２００余人。其中有国家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树才等省部级和其他级别的领导干部。根据王任重的指示，这些人数众多的工作队，除部分人员进驻孝感县的县、区、社三级机关外，其他人员在 １２个区、８７个公社铺开第一批点 ２６６个生产大队，占全县生产大队总数的２５．４％ ０暂不铺开的７８０个大队，平均每个大队派３一４名工作队员，主要工作是宣传政策，了解情况，为开展运动作准备。第一批点的２６６个大队，平均每个大队有 ４８名工作队员。一般生产队工作队员有５名左右，重点队有 ８名以上，称得上是 “人海战术”。
试点工作由中共孝感社教总团 （也称孝感县社教工作总团）全面领导。总团下设 １３个分团。其中１个分团负责孝感县党政领导机关和６９个县直机关单位的 “四清”，其他 １２个分团各负责 １个区。分团下设若干工作队，每个工作队负责一个公社。每个工作队下设若干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负责一个大队。分团长、工作队长、工作组长分别由带队的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书记担任。各区、社的机关单位也有工作队或工作组领导 “四清”。实行县、区、社、队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同步推进。
运动开始后，由于 “左”的方针指导，工作队依靠 “人海战术”，对基层组织进行全面夺权，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将广大出身贫苦的基层干部撤在一边，不予信任。１１月２日，中共湖北省委向全省转发孝感地委 《关于长风大队 （官木生大队）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报告》。各地工作队纷纷寻找两面政权，因而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更加怀疑，不加区别，一律当成运动的对象进行审查，采用简单的生活对比来动员群众揭发干部的 “四不清”问题，干部一有顶撞，就认为是态度不好，就有可能受到隔离反省、突击抄家、开会批斗等不应有的对待，甚至连打人的情况在有的地方也不断出现。有个别地方的个别干部因承受不了过重思想压力，被迫自杀。工作队在对待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偏差。
为搞好 “四清”运动，孝感地委决心加强自身革命建设。于 １１月２９日向全体地委成员发出 《关于彻底检查赔退整改 “四不清”问题的一封信》，要求全体地委成员，本着彻底革命的精神，回忆检查自己的 “四不清”问题，并立即行动起来，彻底赔退兑现。地委成员接信后，纷纷检查自己的 “四不清”问题，大到用公车办私事，小到接受有关单位的电影票和吃了基层单位的招待西瓜，都及时折款赔退。１２月 ９日，地委召开四清赔退兑现会，地委成员都在会上检查自己的 “四不清”问题，并说明赔退情况。巧 日，地委召开地、专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到会干部 １５００余人。地委副书记王端生代表地委作了初步 “四清”赔退兑现的检讨，并把每个地委成员的 “四不清”问题和赔退情况公布于众，号召大家无顾虑地给每个地委成员提意见，揭发问题，帮助地委彻底 “四清”革命。１７日，地专直属机关各部门派出代表向地委提意见。地委将群众提出的意见开列清单转交每个地委成员，当赔退的立即赔退，当需要进行查对核实的立即进行查对。１９日，地委又召开地专机关干部大会，向广大干部进一步作检讨，号召大家再揭发地委的问题，一直到彻底“四清”为止。２０日，地委向湖北省委报送 《关于孝感地委 “四清”赔退兑现问题的报告》，并附上每个地委成员的初步 “四清”赔退清单。同日，地委向每个成员发出 《关于彻底检查赔退整改 “四不清”问题的第二封信》，信中要求地委成员对地、专干部所提的涉及个人的问题，如认为当赔退的，就尽快地赔退……需要说明的要加以说明……要求每个成员积极考虑地委的整改问题。在地委的带动下，各县、区、社领导成员也先后进行自我检查。
１９６４年 １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亲自给王任重复信，对孝感 “四清”试点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同日，中央向全国批转了王任重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结合孝感 “四清”情况的讲话，肯定孝感县的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 “四清”的做法。
１９６５年 １月中旬，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 《二十三条》。文件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 “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到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运动的标准之一。还规定运动中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地委社教总团及时组织广大工作队员学习 《二十三条》，并且要求认真执行，从而纠正前段运动中的一些 “左”的做法。但由于 《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错误地提出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无法从根本上纠正社教以来特别是前段 “四清”运动中 “左”的错误。３月上旬，孝感县第一批试点大队的运动由 “四清”阶段转人建设阶段。地委社教总团从第一批点上抽出大部分工作队员，加上参加劳动实习的大学毕业生，同原在面上工作的工作队员相结合，铺开第二批试点大队。第二批点改变人海战术的做法，工作队员人数大为减少，平均每个大队只有 ２０名左右，每个生产队一般只有 ２名。根据 《二十三条》规定，工作队进村后，迅速摸清干部的情况，将其分成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四类，大胆发挥一、二类干部的作用，并将其迅速地解脱出来，较早地实现了群众、干部、工作队 “三结合”。因此，第二批点相对第一批点来说，运动开展得比较平稳，进度较快。５月上旬，地委社教总团又从第一、二批点上抽出力量，加上驻孝部队派来参加 “四清”的干部，结合原在面上的工作队员，铺开第三批点。第三批点的工作队员人数更少，平均每个生产队不到２人，但由于有了前面两批点的经验教训，加上广大工作队员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普遍有了提高，较好地依靠了群众的大多数和干部的大多数，工作效率较高，运动的进度比第二批点还要快。进人 ７月，孝感县县、区、社三级机关的运动接近尾声。地委社教总团认定孝感全县有 １１个县直机关、４个区、１４个公社、１５７个大队被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并对全县的区、社两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分类：好的和比较好的领导干部，区级占４６．３％，公社占４３．１％，均在半数以下，远远没有达到 《二十三条》中所说的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的比重。接着对区、社两级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区委正副书记、区长５６人中调整面达到７６．７％，公社正副书记、社长 １７４人中调整面达到 ８２．９％。由于孝感县委、县人委领导成员在运动前已作过一次调整，因此这次调整面不大，重点是对４名原任领导成员进行处分。７月 ２０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的指示》向全党批转了孝感专区的９个材料，即 （（湖北省孝感县组织县委工作队的情况和做法》、《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公社配半脱产干部的情况和做法》、《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区、社干部实行轮流值班、轮流蹲点的情况和做法》、《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区直精简机构的初步方案》、《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区直清理区、社干部家属住机关的情况和做法》，以及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 《实行大队干部轮流值班的情况和做法》、《建立贫下中农核心小组的情况》、《财务公开的情况和做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在 ‘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减少脱产人员，是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切实地加以解决。王任重从孝感寄来的９个材料，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做法。现将这９个材料发给各地参考，望各地党委都来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批转孝感的９个材料，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各地推广，这无疑扩大了孝感 “四清”运动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８月上旬，孝感县县直单位和 １２个区的 “大四清”运动结束。地委于 １５日召开社教工作组长以上骨干集训会议，全面总结孝感县 “大四清”的经验，随后形成 《中共孝感地委关于孝感县 “四清”运动试点的总结》。
孝感县的试点工作结束后，在金星大队开展运动的省委工作组奉命转移到云梦县县河公社继续办点，进一步探索经验。孝感地委通过总结孝感县 “系统四清”经验和吸收云梦试点经验，并积极准备之后，于１９６６年 ２月，在全区９县 （江南 ７县于 １９６５年 ６月划归咸宁专区）组织 １４ ０００余名工作人员，集中在黄破全县和汉川县的５个区开展 “系统四清”。于当年 １０月，受 “文化大革命”冲击而结束。
“文化大革命” 根据中央的统一要求，１９６６年６月初，中共孝感地委召开会议，组织学习贯彻 “五一六通知”精神，部署在孝感开展 “文化大革命”（简称 “文革”）运动。为加强对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地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后，地委抽调 ５０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孝感高中、地区人民医院、地区京剧团３个单位办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试点，指导全区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开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此后，除黄破、汉川两县继续进行 “四清”运动外，其余７个县都按照地委的安排，抽调３１５名干部，分别组成工作组，到文化、教育、卫生等 ２５个单位办 “文化大革命”运动试点。６月２７日，地委召开全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对孝感开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作进一步动员。会上，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赵国平作题为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要求广大党员、共青团员要站在 “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全区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的人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深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揭发和打倒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地委在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左”倾方针的指导下，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错误批判了一批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孝感发生一些批斗、抄家、游斗、乱破 “四旧”的现象，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孝感的错误批判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地委在专署教育局、孝感师范学校、孝感高中抓４个典型人物即王锡仲、叶林、许远超、陶鼎诚，在全区进行公开点名批判。１９６６年 ８月 ２７－２８日，孝感地委连续两天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和城关地区各学校师生代表 １５００余人批判大会，对地委文教部副部长、专署教育局局长王锡仲所谓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地委主要负责人在批判大会上讲话，代表地委宣布撤销王锡仲党内外职务，并在 《东风报》上点名批判。这次大会不久，９月８日，孝感师范学校师生揪出校长叶林、副校长许远超，将两人定为 “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黑帮”，地委决定撤销他们党内外职务。９月２６日，孝感高中副校长陶鼎诚被定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在这一错误行动的影响下，全区中专学校和许多中学的师生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 “斗黑帮”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在学校不断发生，学校党组织陷人被动以致瘫痪状态。
孝感地委除了抓文教系统 “文化大革命”试点外，还在地、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办 ３２个运动的试点。１９６６年 ６－９月，仅 ４个月时间，孝感开展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使许多人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据开展运动的 ３２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统计，共２１３５名干部职工参加运动。其中，有 ２５名领导干部被定为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 １２９名被打成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冲击。据初步统计，全区在 “文革”期间被查抄的统战对象 ７５０户，被查抄的黄金 １７ ３００克，白银 ２１００克，银元 ４８ ４００枚，文物和衣物２５ ０００件，现金、存款及国债券 ２５万元。孝感地委针对红卫兵在 “四旧”中出现的越轨行为，于 １９６６年９月 ３０日，向全区发出 《关于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关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具体内容：关于游街和抄家的问题；关于清查出的财物如何处理的问题；关于破 “四旧”的问题；关于从事迷信行业人员的安排 问题 ；关于和尚、尼姑、道人的安排问题 ；关于在机关干部家属中清出的五类分子还乡的问题 ；关于借 “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问题。地委强调指出：“整个运动首先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处理。要摆事实、讲道理，严禁打、砸、抄、捆、跪、戴高帽子游行等非法斗争。要保护各种建筑物、文物、古迹和无反动政治内容的商标图案等。”各地通过贯彻地委的意见曾一度制止了游斗、抄家的错误做法。
１９６６年 １０月中旬，孝感地委召开 ５０００人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安排开 ２－３个月，在地、县领导机关开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重点解决地、县领导干部的问题。在动员大会上，地委主要负责人代表地委作题为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检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会议自始至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十六条为武器，‘敢’字当头，彻底革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问题揭深、揭透、揭彻底。把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完成 ‘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自此，“文革”斗争矛头由开始的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移到各级党政组织领导干部，最后发展到 １９６７年的 “全面夺权”，使全区各级党政机关陷人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
在武汉的影响下，孝感的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１９６６年 １２月上旬，孝感地专机关干部成立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 “东风地专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 “筹委会”），近２０００人；另一个是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简称 “捍卫总部”），共４８０人。紧接着在孝感师范、孝感高中两所学校，由学生自发组织４个造反组织。孝感师范有两个：一个名为 “新东师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 “新联委”），共 ８５２人；一个是 “新东师井岗山总部”（简称 “井岗山”），共 ２２３人。孝感高中两个：一个是 “新东高革命造反团”（简称 “造反团”），共 ６６６人；另一个是 “新东高六一 三总部”（简称 “六 一 三”），共２８０人。在机关干部、学生成立造反组织的影响下，地专厂矿的工人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了两个工人造反组织：一个是 “地专革命工人联合指挥部”（简称 “工人指挥部”），共 １２００人；另一个是 “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 “红色工人，’），１０００人左右。以上 ８个群众造反组织的成立，在全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各个行业、部门、单位都相应成立各种名目的群众造反组织。
当时，社会上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泛滥，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受到诬陷和迫害，挂牌游斗盛行。有的党员和领导干部被非法关押，有的还被开除党籍，全区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下旬，地直机关少数干部起来造地委的 “反”，在地直一些单位成立各种名目的造反战斗队，把矛头直接对准地委领导干部。他们 “造反”的理由是孝感地委在 “文化大革命”开始５０多天里，错误地把矛头指向群众、压制打击群众，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把一些群众打成 “黑帮”、“反革命”，错误地进行批斗。中央十六条公布后，地委根据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决定，对在运动中错误整群众时地委领导人的讲话、文件以及机关干部的笔记本，一律限期销毁处理。地直机关造反组织中的一些人和在运动中挨过整的干部，借机抓住地委处理文件材料的问题，批判地委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贴出炮轰地委领导人的大字报，找地委领导答辩，召开批判大会，揭发地委所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幕，使地委领导干部完全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１９“ 年 １２月 ４日，“捍卫总部”率先起来造地委的 “反”。他们提出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表示要同地委执行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多次召开揭发控诉大会，批判地委主要负责人。１２月３１日，他们强占 《孝感报》社办公楼，封闭 《孝感报》，加剧了全区混乱局面。１９６７年 １月，“捍卫总部”等造反组织以查抄所谓 “黑材料”为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非法查抄领导干部的家，戴高帽子游斗领导干部，随意开除党员干部的党籍和团员的团籍。１月 巧 日，“捍卫总部”以地委隐藏 “黑材料”为由，召开 １０００余人的大会，批斗某地委领导干部，并当场宣布开除其党籍。据统计，当时全区被群众组织开除党籍 ５００余人，其中地直机关 ３４人。地直机关共有 ５７名领导干部的家被造反组织查抄，３０多名领导干部被戴高帽子游斗，３人被绑架软禁。２月 １３日，“捍卫总部”等造反组织联名召开大会，把已调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 （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和湖北省副省长赵修 （原孝感地委书记 ）从武汉揪到孝感批斗。以批判所谓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全盘否定湖北省委的工作，诬陷湖北省委 “招降纳叛”，诬蔑湖北省委是个 “黑省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提出要彻底砸烂湖北 “黑省委”，孝感 “黑地委”。从此，全区批斗面越来越大，从批斗省、地领导干部发展到批斗县、区、社党政领导干部，社会秩序大乱。
孝感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只是在文教卫系统、党政机关进行。１９６６年 ８月 ８日，党中央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布十六条。毛泽东先后数次接见几百万师生和群众，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南下到武汉串联。随后，北京、武汉的学生串联到孝感。在学生串联的影响下，孝感的工矿企业、农村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展开。１９６６年 １１月，地区电力公司工人到武汉观看大字报，回厂后３名工人向公司领导贴出大字报，反对在对待青工和合同工用工上的不合理旧制度，受到公司领导阻拦。公司部分工人在外地红卫兵纷纷来孝感串联的影响下，２９名工人组成 “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并发表宣言。战斗队成立后，分别到地区钢犁厂、地区印刷厂、地区大修厂去串联发动。不久，这 ３个厂也相继成立战斗队。后来，这４个单位 １８０余名工人组织起来，成立 “红色工人司令部”。“红色工人司令部”成员分别到地直厂矿企业和部分县的工厂串联，组成 “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下设 １０个造反兵团，１个直属司令部，共 ３３０人。这些工人造反组织成立后，一些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处 “造反”，批斗厂内当权派，批判地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反对合同工为名，要求政府增加工人的工资和高温补助，合同工的工资同正式工一样，家在农村的工人强行把家属户口迁人城镇。如果达不到要求，就停工停产，给企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孝感城镇的工人 “造反”浪潮，直接影响到全区广大农村。１９６６年 ８月，孝感全区农村也普遍开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区、公社、大队都分别成立 “红卫兵”组织和 “农民造反”组织。这些组织以大破 “四旧”为突破口，以打击城乡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为名，到处造反。在破“四旧”中，他们自认为那些带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旧地名、旧街名、旧商店、旧徽记的名称应统统更改过来。１９６６年 ８月２８日，孝感地委、孝感专员公署按照红卫兵组织在扫 “四旧”报告中的要求，报经上级批准，将孝感地委、孝感专署改名为东风地委、东风专署；同时将孝感县改名为东风县。直到 １９６９年 ３月才恢复原 “孝感”地名。孝感更名后，全区许多区、公社以及农村大队也随着更改名称。此时，孝感城乡出现一股更名风。更名风过后，紧接着红卫兵在农村进行打泥菩萨、毁土地庙、废祖宗牌，烧宗族家谱、田地契约和书画等活动。据云梦县初步统计，红卫兵在扫 “四旧”时，烧毁旧书籍 ９万余册、家谱 ３万多斤，打掉泥菩萨１万多个，拔掉神柜 ２万多个，撕掉旧对联 ２万多张。在打击所谓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方面，农村社员的自留地、搞单干副业和在外经商的社员都受到冲击。有许多地方的副业单干纳人集体，在外经商的 “自由人”回乡参加集体劳动。社员的私人船只、渔网、板车等副业工具都作价人社。红卫兵在破“四旧”中，伤害了一部分农民群众的感情。据全区受冲击比较严重的２３个大队调查，运动中被戴高帽子游街 ７０人，抄家２０８户。有的地方还采用捆绑吊打、“拔胡子”、“晒太阳”、“喝北风”等 ８种刑罚。８月下旬至 ９月中旬，在农村开展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２２ ４３７人。其中，造成冤案４２８件，致死人命 １６７人。
正当帮派分子反党乱军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治乱的时候，１９６７年 １１月，武汉军区调荆州军分区朱俊功到孝感任军分区司令员，着手进行孝感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和地、县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的组建，筹备成立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朱俊功到孝感后，同军分区政治委员司鲁民一道，按照毛泽东提出的 “要实现革命大联合”，“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的指示，带领 “三支两军”人员，先后组织 １１４６个宣传队 （组），共５６９２人，分别深人到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农村宣传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大联合、消除派性等一系列指示精神。为消除派性的干扰，把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集中到省城办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关于 “实现革命大联合”，建立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认真抓好斗、批、改”和消除派性的谈话精神，做各派组织头头的思想工作，进行 “斗私批修”，开展谈心活动，各自作自我批评，启发各派人员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求同存异，搞团结、促联合，做真正的革命派，为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找两派组织的主要头头做工作，“解放”了原孝感地委代理书记赵家驹。随之，地、县一批领导干部也被 “解放”。经过近两个月筹建准备工作，孝感城关地区工人、学生组织基本实现大联合，为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经过近两年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１９６８年 １月 ２８日，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东风地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地区革命委员会成员按照中央提出的 “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组成，革命委员会委员共８７人，其中，常委２３人。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四个办事机构，即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正副主任兼任四大组组长。每个大组下设若干小组，负责具体日常工作。参加 “三支两军”的军分区机关干部都参加到办事机构中任军代表。地区革命委员会代行地委、专署工作职能。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向全区发布第一号公告，宣布 “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归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全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１９６８年 １月，孝感、安陆、大悟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２月，汉川、云梦两县革命委员会成立；６月，汉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９月，应城、应山、黄破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至 ９月底，全区９１个区、镇 （场）、５１８个公社都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地、县革命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 “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但是，在总的 “左”的方针影响下，工作中不可避免产生缺点和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军队干部参加地方行政工作，对地方工作并不都熟悉。参加地、县革命委员会的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能力的好干部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革命委员会内一些搞帮派干部和造反派组织坏头头，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命委员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不安定因素。革命委员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职能。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孝感地委、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 “批林整风”运动，认真贯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开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在较短时间取得明显效果。后又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加快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整顿和调整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孝感经济和社会状况出现好转趋势。然而，这种趋势很快被 “批林批孔”运动打断，社会再一次处于动荡之中。１９７５年，中共孝感地委、孝感地区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治理整顿的方针，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秩序，工农业生产出现新的生机。但全面整顿的大好形势，遭到 “四人帮”提出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破坏。“四人帮”在湖北的帮派分子与孝感的帮派头目相勾结，制造动乱。他们煽动 “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孝感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面，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地、县领导干部遭到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重新起来造反。派性斗争重新泛滥 ，全区再度陷人混乱。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毅然采取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大学停止招生，工矿企业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大量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滞留城镇。１９６８年，全区积压在校的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８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４．６６万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一全国性的问题极为重视。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发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区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地区革命委员会按照省革命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及时制定孝感地区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方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方针和有关政策作出明确规定。各县都很快作出工作部署，分别召开动员大会。到翌年２月底，全区４万 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后，每年都有大批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区有７．２６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到农村后，向农民学习各种生产知识，参加各种艰苦的农业劳动，传播文化知识，担任生产队干部以及小学教师和 “赤脚医生”等工作。他们希望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但由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人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许多困难。１９７３年 １１月，孝感地委按照省委 （（关于全面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精神，抽调 １２４０余名干部，组成 ９０个工作组，深人基层，逐队、逐人调查访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根据检查出的问题，地委提出６条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见，及时纠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１９７５年 ２月下旬至３月上旬，孝感地委、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交流、总结几年来的情况，表彰２７０个先进集体和 １９００名先进个人。知识青年到农村后，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全区有 １３０名知识青年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１．３万人加人共青团，１９００人被选进农村各级领导班子。１９７７年以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中学的扩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越来越少，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逐渐返城工作。１９８０年后，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干部下放劳动 １９７０年 ５月，地区革命委员会遵照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组织地直机关、事业单位 ４００多名干部首批下放到汉川、孝感两县农村插队劳动。后又安排地直单位 ５８１名干部到地区东山头 “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地直机关的带动下，各县先后共组织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６０１人下放农村劳动，１４７１人到县 “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大批干部 （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在地、县 “五七干校”接受 “再教育”，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全面治理整顿 孝感是湖北省 “文化大革命”的 “重灾区”之一，由于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各方面的工作都陷人严重混乱状态。孝感地委带领全区人民，在困难重重的处境中，遵照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全面治理整顿的方针，进行全面治理整顿，把工作重点放在批判派性和整顿领导班子上。从 １９７５年 ６月起 ，地委分别举办领导班子成员、党员、干部骨干、重点单位 （派性严重 ）学习班。摆情况，揭矛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推动孝感局势走向稳定。为搞好点面结合，改变后进单位的面貌，地、县两级重点整顿 ２３个单位，共抽调 １００多名干部，由主要领导干部带队，到重点单位帮助整顿。着重解决领导班子不团结、缺乏战斗力问题。批资产阶级派性，充实调整领导班子，加强劳动纪律，健全规章制度。通过整顿，排除派性干扰，振奋革命精神，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孝感地委对工业企业的整顿主要是强调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克服企业领导班子软、懒、散现状，批资产阶级派性；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性；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在工业整顿方面，着力抓化肥生产。全区９个县中８个县有化肥厂，由于 “文化大革命”中闹派性、打派仗，停产 “闹革命”，造成化肥生产逐年降低，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在整顿中，地委常委分别到８个化肥厂蹲点，从抓领导班子整顿人手，然后帮助制订生产发展规划。安陆县化肥厂在地、县委的指导下，厂领导班子通过整顿，抓机械设备的更新改造，当年化肥生产由３０００吨提高到 １万吨，缓解了安陆县化肥生产供应紧缺的矛盾。地委还根据孝感磷肥资源丰富和氮、磷肥生产能力低的状况，制订发展氮磷肥生产的规划，提出力争三四年内扩大合成氨生产，使每个厂年产 ３０００吨提高到５０００吨至 １万吨。决定兴建大悟化肥厂，消灭化肥生产空白县。在磷肥生产上，大力开采黄麦岭磷矿，促进应城、云梦发展硫酸和脱氟磷肥。通过抓化肥工业整顿，带动工交企业整顿。全区企业广大干部、职工自觉遵守企业管理制度，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开展技术革新和改造，工业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孝感地委在抓工业整顿的同时，对农村社、队的整顿也抓得很紧。１９７５年下半年，地委在对农村不同类型社队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关于发展农村经济有关政策的文件，较快地扭转当时农村经营管理方面的混乱局面 ，调动农村干部群众积极性 ，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提出正确处理９个方面关系的方案，受到省委的充分肯定，并在全省推广。同时，整顿还向商业、财贸、科教、文卫等领域全面延伸，系统纠正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 “左”的政策，特别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经过整顿，各项工作恢复正常秩序，工农业生产出现新的生机。１９７５年，除粮食生产受水旱灾减产外，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１７％，财政收人比上年增长 ２７．２％ ０
揭批 “四人帮” 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粉碎，２３日，孝感城区３万多军民举行盛大集会游行，欢庆粉碎 “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同时，孝感所属各县也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从 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中旬开始，中共孝感地委在全区城乡组织开展了一场揭批 “四人帮”及清查与 “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斗争。这场斗争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中旬至 １９７７年 ４月上旬 ）。这个阶段是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央 １９７６年打招呼会议精神、中共中央 〔１９７６） １６号文件、２４号文件等，集中抓住 “四人帮”篡党夺权这个要害问题向广大干部群众宣讲 “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材料 （之一 ），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揭批 “四人帮”斗争性质、意义的认识。在第一阶段，全区共召开揭批 “四人帮”的大小声讨会、批判会 ２１万多场次，参加者达９００多万人 （次），在会上揭批发言的有９６万多人 （次 ）。其中，联系孝感实际，针对 “四人帮”在湖北和孝感的帮派分子而召开的批判会 １００多场次，有５０多万人参加。按照中央的部署，孝感还层层举办学习班，紧密联系实际，清查与 “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地直和各县一般都办了４－５期学习班，有 ２７万多人参加。在揭批查过程中，地区和各县还涉及到一些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与 “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一些问题。对其中问题轻一点的，在一定组织范围内进行解决，少数严重的进行查处。
第二阶段 （１９７７年 ４月中旬至 １９７７年 １０月初 ）。进一步发动群众，深人传达贯彻中共中央 〔１９７７１１０号文件等，宣讲 “四人帮”罪行材料 （之二 ），深人揭批 “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彻底撕开他们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面目，同时继续抓紧清查与 “四人帮”及其 “黑干将”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把揭批 “四人帮”历史罪行同清查与 “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结合起来。１９７７年９月，孝感地委召开全区各县县委书记会。地委第一书记任中林在会上讲话指出，第二个阶段揭批查的重点单位：（１）帮派势力比较集中的单位；（２）调出、调人有问题的人的单位；（３）前段清查工作抓得差的单位；（４）较偏僻的地方；（５）新成立的单位；（６）代管单位。在第二阶段，各地继续采取办学习班 、集 中清查 同各单位揭发批判相结合、专班清查 同群众运动相结合 的办法 ，共清出 “四人帮”伸向本地的 “黑干将”２６人、帮派骨干分子 １２６人、“跟着跑”的 ６９１人、受影响的６５３人 （公社一级清出重点人 １９３名 ），对 “黑干将”中的 １０人实行隔离审查，３人实行停职检查；对 １２０多名帮派骨干分子办学习班，弄清他们的问题；对 “跟着跑”和受影响的 １３４４人，引导他们学习，进行帮教，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得到解脱。１０月 ７日，孝感地委召开有 ３０多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对已实行隔离审查的地区帮派头目王峰进行揭发批判。汉川、孝感、应城等县，也相继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对帮派骨干分子进行批斗。与此同时，经上级党委批准，还对地、县委班子内极少数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批评和批判 ，分别采取组织措施 。
第三阶段 （１９７７年 １０月中旬至 １９７８年底 ）。主要是向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宣讲 “四人帮”罪行材料 （之三），深揭狠批 “四人帮”的极 “左”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着重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批判，并根据中共中央 〔１９７７〕 ３７号文件和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清查工作要搞到底》的精神，进一步抓紧搞好清查工作。为此，孝感地直机关于 １９７７年 １０月２７， ２８日两天召开党员大会，组织地直机关全体党员进行学习动员。随后，地委又于 １９７７年 １１月３日、１２月 １７日等时间多次召开揭批“四人帮”运动座谈会，交流各县情况，研究讨论搞好清查工作的问题。在第三阶段，地委和各县委通过多次分析排队，排出％个 “揭批查”运动搞得差的单位，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措施。对其中６１个单位派出工作组，７个单位调整充实领导力量，其余 ２８个单位由主管的上级党委领导去帮助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提高认识。至 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中旬，在全区 １３４４个公社以上单位中，有清查任务的单位共 ８４１个。除 ７个单位有个别人的问题在继续查证外，其余已完成清查任务；其中８８个有清查任务的县团级单位，除云梦县有点煞尾工作外，其余的都基本完成清查任务。通过一、二、三阶段的清查，全区共查出同 “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 １７０３人，到 １２月中旬，有 １６９０人的问题已经查清或基本查清，占９９．２％；有 １３７０余人在弄清问题之后，及时给予应有的处理或解脱，占有问题总人数的８０％以上。按中共中央 〔１９７８） １２号文件精神，这 １３７０余人中属于一至四类人员的共 ３４３人：属于帮派骨干的２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２５人，犯政治错误的２０４人，说错话办错事的１１２人。
１９７８年 １１月 ２４日，孝感地区召开揭批 “四人帮”运动座谈会。地委副书记、地委揭批查运动负责人谷涛总结前段工作情况，指出全区有清查任务的单位基本完成清查任务，与 “四人帮”有牵连的人 ９８％以上的问题基本说清或查清，８０％以上的人在弄清问题之后，及时给予了解脱。被立案审查人员中，问题都基本查清，少部分作了处理。各县、区、社将与 “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全部调整出了领导班子，分别按党的政策作出结论和处理，从而纯洁了各级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摧垮了 “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 “四人帮”帮派分子夺去的那部分权利。那段时间里，在地委领导下，孝感地区的各级党组织一直把 “揭批查”运动当作党的中心工作来抓，因此运动一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其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６条：（１）集中力量揭批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联系孝感地区实际，把 “四人帮”伸向孝感地县各级的 “黑手”、几条联系的 “黑线”、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步骤、“黑班底”，以及他们在粉碎 “四人帮”后的应变措施和恶毒攻击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攻击党和人民的反动言论及有牵连的人和事等等，都一一搞清楚。（２）放手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干部群众，造成强大的运动声势，使运动广泛深人地开展下去。（３）运动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人本着“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原则，认真做好与 “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转化工作。（４）各级党委把 “揭批查”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孝感的地、县各级都相应成立 “揭批查”运动办公室，办公室下设运动组、情况组和专案组。地委副书记谷涛和组织部长刘仁甫分别担任地区一级办公室正、副主任。运动办公室不断总结典型经验，定期发出运动简报，指导运动的健康发展。（５）全区各级党委重视把开办学习班与群众性的揭发批判结合起来，搞清问题。（６）把追缴 “黑材料”作为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据１９７７年 ２月 ３日统计，全区追缴各种 “黑材料”６１０件，包括反动传单、派性小报、挂号信件、反动诗词和记有 “黑指示”的笔记本。
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孝感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战线被 “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逐步恢复起来。加强企业管理，整顿劳动纪律，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努力增产节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在 １９７６年底至 １９７７年上半年的５个多月里，在缺煤、少电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逐月上升，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局面。１９７６年冬至 １９７７年春全区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标准高、质量好、速度快，上 “三治”工地劳力达 １０２万多人。１９７７年的春耕、备耕工作，抓得早，抓得好，抓得主动。早稻温室育秧、尼龙育秧比往年多，有近 ７０％的生产队建立温室，秧苗好，烂秧少。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在两年徘徊期间，执行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使 “左”的错误延续下来，工作出现新的失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抓阶级斗争是 “我们的拿手好戏”，这个 “法宝”、“绝招”丢了，工作就不好搞；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都要照办，定过的 “调子”都不能改变。有的地方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批判，说自留地是 “资本主义土壤”，烧窑说是 “冒资本主义烟”，搞运输是 “往资本主义路上拉”，家庭副业搞得好是 “暴发户”，集体副业是 “打着集体招牌的资本主义”。据统计，１９７７年上半年，孝感借批判 “三自一弃”（劳力自由支配，作物自由种植，产品自由销售，弃农经副、经商、学艺），收回农民的自留地 １６ ０００多亩，收回外流劳力 （实际上是出外务工经商人员 ）２９ ０００人，削减社、队企业劳力４６ ０００人。这些情况也遭到孝感广大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抵制，并从反面教育干部群众。他们迫切要求在长期动乱后能够澄清思想、理论等重大是非问题。
１９７８年５月 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和 《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这篇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 “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粉碎，对 “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 “两个凡是”这个错误方针，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逐渐在全国范围形成讨论热点。这场讨论是全党和全 国上下对继续坚持 “左”的指导思想的不满与抗议 的集中表现。孝感也参与这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１９７８年６月５日，《孝感报》转载新华社消息，报道全军政工会议精神，说邓小平副主席在会上精辟阐述毛泽东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使全场响起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个报道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带进孝感。
在参与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地委采取发文件，开大会，举办学习班、培训班，组织撰写理论文章等形式，组织开展真理问题大讨论，使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深人到孝感广大干部群众心中。１９７８年夏季，孝感地委贯彻省委召开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提出的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指示，在全区开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思想解放。１９７８年 ９月，孝感地委在地委党校举办理论干部培训班，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然后，组织党员干部在全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２日，孝感地委在地区大礼堂召开大会，地委副书记熊振华就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动员。之后，孝感地委宣传部、孝感地委党校联合举办的宣传理论干部短期训练班开学，任务是培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骨干。参加这次宣传理论干部短训班的有地直部、办、委政工干部，各县宣传部、党校理论干部及省、地大型厂矿宣传干部共 ５７人。
此后，在孝感地委直属机关、孝感地区所辖各县市都展开深人、热烈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期间，《孝感报》和各县广播站刊发、转载、播放了大量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文章和学习资料。
在深人揭批 “四人帮”的过程中，孝感地委有一段时间感觉到揭、批、查斗争未能深人下去。地委经过仔细分析，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思想不解放，冲不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对一些问题心有余悸，不敢想，不敢讲，不敢批。正是这个时候，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孝感地委组织全区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３７号、４２号、４４号等重要文件精神。根据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孝感地委于 １０月上旬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领导人的有关重要讲话，传达贯彻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省理论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检查工作，研究部署用整风的方法贯彻落实中央三个文件，转变干部作风，落实各项政策。孝感地委先在汉川办整风试点，各县县委也分别选择 １个公社作为开展正面教育的试点。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孝感地委于 １１月中旬召开全区三级干部会议，进行整风。接着各县县委也以贯彻落实中央三个文件为中心内容，先后进行整风。在整风过程中，地委和各县县委采取上下左右相结合的方法，发动干部群众，对照中央文件要求，从总结工作人手，揭矛盾，查表现，划清政策界限，积极组织赔退兑现。到 １２月中旬，全区退赔摊派、克扣、平调和转嫁的农民负担资金７７０多万元。对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和重大案件，各地都组织力量认真进行调查处理。全区犯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错误的干部有 １２００多人。这些干部在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受到教育，主动向群众赔礼道歉。其中，有９６０多名干部作风有显著改变。同时，各级党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冤假错案，普遍进行调查和复议。对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声讨 “三家村”时被点名批判的 １１人都进行平反。在整顿财贸队伍、文化教育队伍的案件复查，对右派摘帽和处理 “四清”遗留问题等方面，都分别建立专门班子，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处理。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抓按劳分配、定额管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队为基础体制、社员 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和发展生猪、耕牛等政策的落实。全区原实行标兵工分的有 ９６００多个生产队，都改为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原来有７０００多个生产队将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后来 ９０％的生产队将自留地退给社员；原来搞大队核算的有８８０个大队，经过解放思想、调整政策后，有 ２９５个大队因条件不成熟，根据群众要求，改为生产队核算。
为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人，孝感于 １９７８年 １０月 ７－１３日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如何进一步深人揭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县委书记，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和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厂矿党委书记，地直各部、办、委、局负责人，县直有关部、办、委负责人共 ２００余人。地委书记减成德在这次大会的总结讲话中用很大篇幅阐述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人揭批 ‘四人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于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孝感更深人开展起了很大作用。
全面拨乱反正 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１９７９年 ２月８－９日，中共孝感地委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三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加快发展，把全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为全面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省委的有关指示，孝感地委于 １９７９年 １月 ２４日，成立复查处理冤假错案领导小组，并组成“右派摘帽改正”、“刑事案件复查”、“‘三侨’、‘三胞’案件复查”、“处理 ‘四清’遗留问题”、“审干”等专门工作班子，对 “文化大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全面复查。
１９８０年 ６月 １５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视察孝感，对孝感地区平反冤假错案认识早、行动快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把这项工作抓紧抓落实。至党的 “十三大”召开为止，全区共立案复查的案件 ８８ ８３３件，改变原处分结论 ７３ ４５６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８２．７％，恢复党籍 ３０７７人，恢复公职５９９２人。其中，对 “文革”中２７６９件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复查 “四清”运动中的案件４３２７件，改变原结论 ３４２６件；复查改正知识分子冤假错案 １０５件，包括按政策退还 ５名知识分子在 “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３２件，清退 １０名知识分子在 “文革”中被挤占的私房４２间９１７平方米，退还 １４名知识分子房屋产权 ３６间４６８平方米；复查各类刑事案件 ６３２９件 ６９４７人，包括平反纠正反革命案件６３１件６６８人，平反普通刑事案件 ３６１件 ３７９人；复查 “三侨”、“三胞”等各类统战案件３１９件３１９人。其结论：（１）宣告无罪 １１６人；（２）按起义投诚对待８３人；（３）免予刑罚 １人；（４）不追究刑事责任３人；（５）减轻刑罚 １人。宽大释放在押原国民党县团级党、政、军、特人员，落实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对 “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掉队的６６１８人的历史遗留问题，按有关政策妥善予以解决。对原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全部予以改正，清理改正历史老案 ３３９８件。地委还采取积极措施，调整社会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全区范围内全部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开来，明确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其成分定为干部或工人。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极为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尤其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斗争十分突出，但孝感地委始终坚持 “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原则不动摇，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分清历史是非。全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历时数年，圆满完成。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统一爱国战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打击刑事犯罪 改革开放初，全区治安形势严峻。１９８０年，全区共发生各类刑事案件 ２４３０起，其中特大案件 ５起，重大案件２２０起，抢劫杀人案突出。１９８３年春，发生轰动全国的 “两王”（王宗仿、王宗伟 ）持枪杀人案。３月 ２５日，孝感地区公安处组织堵截 “两王”的战斗打响。全区投入党政干部、公安干警、司法人员、军队、民兵、治保人员共 １４ ６９５人，设关卡 ５２４个、流动组 １７１个、检查组 ４６５个、机动组 １０５个，动用大小车辆 ７９台。
根据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的 《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 》和省委治安座谈会精神，孝感地委于 １９８１年 ７月 １４－１８日，召开全区治安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区 １４个县辖镇的社会治安，力争今年下半年抓出显著成效，保证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让群众普遍有安全感。强调各地都要根据这个要求，重点抓好城镇，带动农村，城乡配合一起抓，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依法 “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１９８３年 ８月中旬，遵照中共中央关于 “严打”务求 “坚决打击，一网打尽”的方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孝感地委决定：（１ 在政法系统组织精干力量，分别由公、检、法、司 “四长”带队，分赴各县检查 “严打”集中统一搜捕行动的准备情况，研究周密的实施方案，充分做好思想、组织、材料、力量等方面的前期工作。（２）召开孝感城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动员大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人这场斗争，自觉地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揭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３）地委不定期地召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紧急碰头会，不断分析情况，明确任务，抓住重点，集中打击。（４）在 “严打”期间，政法系统实行党内联合办公制度，即办案采取 “分组调查、统一立案、重刑集中、轻刑分散、‘三员’会审、‘四长’审批、当面制约、手续分办、统一量刑、全面平衡”的方法，做到各司其职、严格执法，加快办案速度，确保办案质量。８月 １８日，按照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指示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全区共组织２３ ４２１人投人专项斗争，于当晚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空前的 “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至次日８时，共搜捕各类刑事犯罪分子 ３４３９名，其中流氓团伙分子６３５名，流窜作案分子 １１３名，“七类”严重现行刑事犯罪分子 ２６７名；缴获一批手枪、子弹、雷管、炸药、匕首刺刀等凶器和爆炸物品。８月 ２４日，地委发出 《关于扩大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战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总结前段经验，采取切实措施，巩固、扩大战果，要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作用，重点把好交通要道、车站、旅社和公共娱乐场所等复杂地段的关口，把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１９８４年 ８月下旬，地委召开全区政法委书记会议，在总结 “严打”斗争第一战役 “三仗告捷”基础上，周密部署 “严打”第二战役，同时要求各地切实搞好在押犯 “消化”处理，严格依法办事，不准刑讯逼供，不准询私枉法，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
从 １９８３年 ８月 １８日开始至 １９８７年 １月 巧 日全区 “严打”三大战役结束。先后组织党政干部、政法干警、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治安积极分子 １５．７万余人 （次 ）投人集中统一行动，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６２３人 （次）。全区共收捕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１６ ３９５人。其中逮捕 １０ ６８５人，判决 ９８８８人，送劳动教养 １４２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２６ ４７８件，其中大案要案 １２７１件；打掉各类犯罪团伙 ８９５个、收捕团伙成员 ４９２４人，其中打掉流氓团伙 ３０９个，逮捕流氓团伙成员２３２２人；收缴枪支 ３４支、子弹 １２３９发、匕首等凶器 ６６０件、炸药２１１公斤、雷管５７１枚，赃款和赃物折款４８４．７万余元。“严打”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调处疏导许多社会矛盾，挽救了一批失足违法人员，促进了社会治安好转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称赞。
１９８８年以后，全区公安机关先后开展以 “破大案，追逃犯、打流窜、摧毁团伙”的集中统一行动和一系列 “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打击效果。１９９２年打击车匪路霸行动中，广水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年仅 ２４岁的侦察员阂琦在侦破 “１２．２９”李子店 １０７国道特大抢劫团伙案中，不幸以身殉职。１９９３年６月 １５日，孝感地区从各县市抽调 ５名优秀干警组成孝感 “豫皖行动”小组，参加全省开展为期 １个月的 “打拐”（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统一行动，成功解救被拐妇女８人，儿童 １人。
制订两步走战略 １９８２年 １０月，孝感地委在认真学习、宣传中共 “十二大”文件的同时，制订孝感地区两步走战略目标，即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的２０年间，战略上分两步走：前 １０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 １０年进人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国民收人：１９８５年３０亿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１倍；１９９０年４２亿元；２０００年 ６０亿元，实现翻两番。（１）工农业总产值：１９８５年４０．５亿元，“六五”期间年均递增１４．７％； １９９０年 ５５亿元，“七五”期间年均递增 ６．３％； ２０００年 １０２亿元，后 １０年年均递增 ６．４％０ ２０年年均递增 ８．４％。至 １９９７年实现翻两番。（２）农业总产值：１９８５年 ２４．５亿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 １．２倍；１９９０年３１亿元；２０００年 ４６亿元，在 １９８０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其中多种经营产值：１９８５年 １２．４２亿元；１９９０年 １７．４亿元；２０００年 ３０．２亿元，比１９８０年翻３番。（３）工业总产值：１９８５年 １６亿元；１９９０年 ２４亿元；２０００年５６亿元。１９９５年实现翻两番。其中地、县工业产值：１９８５年 １２．２８亿元；１９９０年 １７．８亿元；２０００年 ４５亿元。１９８５年比１９８０年增长 １．５倍，１９９０年增长２倍，１９９３年实现翻两番。公社 （包括管理区）企业产值：１９８５年２．８８亿元，１９９０年４．８亿元，２０００年１４．７８亿元。公社企业产值在１９９０年实现翻两番。粮食总产量：１９８５年３０．５亿公斤，国家收购９．３８亿公斤，商品率为 ３０．８％； １９９０年 ３３亿公斤，国家收购 １０．９４亿公斤，商品率为３３．２％； ２０００年３７．５亿公斤，国家收购 １３．２８亿公斤，商品率为３５．４％。棉花总产量：１９８５年 １１５万担，统换购 １１０万担；１９９０年 １３０万担，统换购 １２５万担；２０００年 １５０万担，统换购 １４．５万担。油脂总产量：１９８５年７０．７万担，国家收购 ２８．４万担，商品率为４０．２％； １９９０年 ８０万担，国家收购 ３１．７万担，商品率为３９．６％； ２０００年８９万担，国家收购３２万担，商品率为３５．９％ ０ ２０００年 １０６０元，折美元 ６８５元，达到小康水平。农民人均纯收人：１９８５年 ３５５元；１９９０年４２０元；２０００年５００元，分别比１９８０年增长 １８倍、２４倍和３倍。人口净增率：“六五”期间年均递增 １０％ｏ；“七五”期间年均连增 ８％０；后 １０年年均递增６％ｏ０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措施：（１）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２）整顿公社、大队企业，着力做好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工作。（３）放手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和联合体，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新的生产领域。（４）大规模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多种经营基地建设，有领导有计划地搞好劳动积累。（５）重视智力开发和投资，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６）广开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经济发展。（７）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党政机构改革 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７日，孝感地委召开党政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宣布经省委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地委工作机构共设 巧个 （含行政事业性质的单位 ３个 ），其中归口管理单位 ５个。行署工作机构共设 ２５个，比原来减少 ２６个，其中保留 １６个，合并４个，合署办公 ２个，恢复和增设 ３个，另外设立７个行政性管理公司。机构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１）精减机构；（２）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３）选拔任用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实现新老交替；（４）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克服官僚主义。党政机构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异常复杂。孝感地委自始至终注意做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启发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关心改革、投身改革、支持改革，确保全区党政机构改革稳步实施。
按照省委对党政机构改革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孝感地委采取措施：（１ 充分做好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及农村政社分开的各项准备工作。从 １９８３年 １月上旬，地委就派出调查组到孝感县杨店公社，围绕政社分开的问题进行摸底调查。通过调查，对如何建立区、乡政府提出初步构想，为全区农村政社分开，建立区、乡政府提供改革依据。（２）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干部 “四化”方针，大胆选拔任用那些年富力强、政治坚定、作风正派、敢于创新的中青年优秀分子，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孝感地区干部队伍同全国一样，步人新老交替特殊时期，相当一部分解放前后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由于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要求离退休；同时相当一部分优秀中青年干部要在改革中走上领导岗位。因此，实现新老交替，是进行党政机构改革的组织保证。孝感地委从 １９８１年初开始，着重检查落实知识分子工作，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 “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合理使用，工作条件进一步改善”的知识分子政策，当年选拔的２８５３名优秀中青年干部中，大专毕业干部 ４８４人，中专毕业干部３５３人。（３）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和中共中央 《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等文件精神，建立健全老干部工作机构，妥善安排老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一方面审批办理年老体弱老干部离退休手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归口各相关部门的老干部工作机构统一管理，保证老干部退下来以后，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另一方面对少数身体健康且愿意工作的老干部转为顾问或视察员，继续发挥余热，在实现新老交替的过程中搞好 “传帮带”。（４）实施厂长 （经理）负责制，积极推行选举、组阁、招聘、自荐等多种形式的用人机制，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同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力求从制度建设上解决以政代企的问题。
１９８３年底，孝感地区各县基层政权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改革中结束历史使命，区、乡政府得到恢复性加强。全区共设置６０个区，２１个县辖镇；区 （镇 ）共下设３３０个乡，３５个乡级镇。农村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由于农村居住分散 ，交通滞后 ，生产力极不发达 ，区 （镇 ）级机构设置显得空虚乏力，难以发挥农村基层政权的作用。根据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１９８７年９月中旬，孝感地区顺利完成撤区并乡工作。全区共设乡级单位 １４６个，其中，乡 ３９个、镇 ８８个、街道办事处 １２个、农 （渔 ）场７个，平均每个乡级单位国土面积为８２平方公里，辖 ２５个村，３．５万多人。
１９８４年春，全区完成调整地直、县 （市）党政领导班子的任务。地委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４９．２岁，比上届下降３．３岁，大专文化程度占５０％。地直 ８１个局级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 ２７４人，比原来减少 ３１．５％，平均年龄４７．６岁，比原来下降５岁，４５岁以下占３０％，大专文化程度占３６．５％，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１８．２％ ０ ７个县 （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１０３人，平均年龄４２．９岁，比原来下降４．４岁；４５岁以下 ６９人，占６７％；大专文化程度５２人，占５０．４％。全区对 １１３个国营预算内工业企业领导班子普遍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领导班子成员４４３人，平均年龄４０．５岁，比原来下降３．９岁，４０岁以下 ２３２人，占班子总数的５２．４％；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２０７人，占班子总数的４６．７％，比原来上升 １４．５个百分点，其中大专文化程度 １０５人，占２３．７％，比原来上升 ４．３个百分点。１０月，孝感地委召开全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座谈会，传达全省座谈会精神，结合本地实际，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确定４０个骨干企业按提高文化结构比例配备领导班子名单，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干部队伍素质作好组织准备。
开展整党 １９８３年 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在全党开展整党的决定，要求通过整党完成 “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四大任务。孝感地委根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指委”）和省委统一部署，于 １９８４年 ２月 １０日成立整党办公室。整党办公室在地委领导下着重做好开展整党的思想、组织准备。同时，地委自身整党率先进行。通过认真学习 《党章》和中央、省委文件精神，紧密联系班子和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实际，揭矛盾、找差距、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 ，制订和落实整改措施 ，全体地委成员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４日，孝感地委召开地直机关整党动员大会，发出 《关于我区全面开展整党工作的意见》，就整党的指导思想、部署安排、步骤方法提出明确要求。《意见》指出：“这次整党的目的和要求，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依靠全党同志的革命 自觉性，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整党工作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统一思想；第二阶段，对照检查，未整先改；第三阶段，集中整改，边整边改；第四阶段，组织处理，党员登记。
地直部办委局和局级公司共７８个单位，首批开展整党；；５月中旬，地区直属企事业单位第二批开展整党；５月下旬，全区７个县 （市 ）委以及所属的县 （市 ）直机关共 ５％ 个单位 ８５８９名党员，第三批开展整党；９月上、中旬，各县 （市 ）１０７８个二级单位、１４ ５１３名党员，第四批开展整党。１９８５年 １２月中旬，孝感地委根据 “中指委”《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精神和省委整党指导小组的安排意见，召开县 （市 ）委书记、县 （市）长会议，决定在基本结束地、市两级整党工作的同时，相继部署农村整党，发出 《关于农村整党部署的意见》。
农村整党总的安排是先区乡，然后再村；区乡党委和区乡部门同步进行，村党支部分批开展，农村中小学暑期进行。村党支部的整党，第一批开展三分之一，每个乡选择二、三个不同类型的村党支部进行；第二批 １９８６年 １０月底前后，全面开展。每个县 （市 ）首先确定一个区作为地县 （市 ）两级整党试点，全地区共 ７个点，分别由地委成员带队、县 （市）委书记挂点，固定一名县 （市）委常委具体抓。地委从地直机关抽调５６名干部，县 （市）委抽调 １２１名机关干部，联合组成整党联络员小组，分赴７个试点单位帮助整党。同时，地委在应城县同岭乡和应山县平靖关乡进行 １５个村党支部的整党试点。各县 （市）选择５９个不同类型的村党支部 （含 ２个乡办企业和 １个街道党支部 ）扩大试点 ，为全面开展农村整党积累经验。农村整党全面开展后，根据农村人多面广、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地委再次从地直机关抽调３００多名干部，分赴７个县 （市 ）指导整党工作。
１９８７年初，孝感地区为期 ３年 （１９８４年 ２月至 １９８７年 １月）的整党工作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基本完成中央整党 《决定》提出的四项任务，基本实现整党促改革、促工作、促经济的良好效果。全区参加整党的党组织 ８５５２个，党员 １５．６万多名，占党员总数的９９．９３％。查处党员违纪案件 ２０８７件，其中严重违法违纪 １０３件。开除党籍 １９１人，留党察看 ２％人，撤销党内外职务 ６７人，严重警告２８２人，警告 ２１７人。全区被列为 “三种人”核查对象 １５６人 （含 １８名工人、农民党员 ）全部结论处理。其中定为 “三种人”３人，维持原结论 ９人，犯严重错误 ５２人，非党工人记录在案 ４人，认定一般性错误予以解脱 ８８人。全区正式党员 １４８ ７２７人，按照标准予以登记 １４７ ５２９人，占９９．２％；缓期登记 ６０３人，占０．４％；不予登记３９４人，出党面为０．２６％；暂挂党员 ９９人，占０．０７％。在整党中，全区共吸收３５２０名优秀分子加人党组织，其中发展中青年农 民人党 ９８４人。全区县以下单位共调整领导班子 ５８４个，调整充实班子成员 ４６２８人。调整、新建、补建村级领导班子 １１６３个，占村级党支部总数的３０．６％。调整补充班子成员 ２３８８人，其中党支部正副书记 １１６９人，村民委员会主任５８４人。
农村体制改革 孝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１９７８年，应城杨河镇农民为寻求农业生产的新突破，顶住各种压力，悄悄地搞起农业生产承包。１９７９年，孝感在８０％以上的生产队推行小段包工，定额管理责任制。１９８０年，地委从战胜渍涝灾害的实际出发，制发关于实行联系产量、产值计酬的８条意见，允许部分农业项目包产到户。１９８１年春，孝感地区有少数地方将联产到户到劳的生产责任制 “分而又合”，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针对这一问题，１９８１年４月 １日，中共孝感地委及时发出 《关于稳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强调稳定和完善联产计酬责任制是关系到贯彻落实党的富民政策的大事，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绝不能以任何借口砍掉联产合同。９月 ２４日，中共孝感地委发出 《关于联产计酬责任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对划分责任田、实行 “五统一”、搞好 “五定”、耕牛和农机具的管理使用、多种经营和工副业、自留地和饲料地、大队企业、计划生育、非承包工、国家征统派购任务、集体提留、债权债务、大队及生产队干部和民办老师、赤脚医生、牲畜防疫员的补贴、烈军属及五保户的优待与照顾、简化分配手续 、坚持承包合同制度等 １６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根据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着眼于标本兼治，１２月下旬作出 《中共孝感地委关于精简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决定》，要求大队干部一般配备 ５一７人，最多不超过 ９人；生产队干部一般配备 ２一３人。各县严格按照地委 《决定》办事，积极稳妥地做好工作，农村基层 “精兵简政”取得一定成效。据次年统计上报，全区大队干部人数比原来减少 ４０％，队平减少 ６．５人；生产队干部减少 ５５％，队平减少 ２．８人；农民人平负担减少 ２．６元，下降４２．２％ ｏ
１９８２年 ２月 １日，孝感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这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会议，历时 １４天。会议在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快发展农业问题等一系列文件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明确任务，交流经验，培植先进。会上有 １８个公社、２个农场和２６个管理区受到表彰。会议指出：孝感地区９８．８％的生产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转人总结、完善、稳定责任制的阶段。４月，地委组织以地委书记董玉森、行署专员张德润为团长的考察团，带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和地直有关部办委负责人赴外省考察，先后考察安徽凤阳、江苏苏州、浙江湖州、嘉兴等地，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全面推进、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孝感地委于 ８月 ２１日、１０月 ５日两次发文，对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规定：（１）责任田稳定不变，集体提留一定几年小变；（２）在 “稳权发证”的基础上，把稀林荒山、零星水面交群众经营，长期不变；（３）国营农场和农业 “小三场”积极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４）做好扶持困难户的工作；（５）发展重点户、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按照地委要求，各地把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一方面把责任田稳定不变、集体提留一定几年不变的政策交给农民群众，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本着 “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因势利导做好土地转包工作，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出发，推行良种供应、农技推广、合同结算等部门服务 “十到户”。９月 １日，针对全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普遍存在忽视耕牛养殖的现象，省委省政府在安陆县召开全省发展耕牛养殖事业现场会，总结推广 “耕牛折价到户、专户喂养、本价归队、分期付款、增值归己”的经验，号召全省农村保护耕牛，发展养牛事业。
１９８３年初，孝感地委立足高起点，着重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做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完善工作。在广度方面，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从粮棉生产推广到林牧副渔和社队企业等各行各业中去；在深度方面，把责任制从生产、分配扩展到财务管理。从单边合同扩展到双边合同，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技术领域，从农民群众扩展到国家干部，从集体经济扩展到承包户的家庭每个成员，从物质生产扩展到计划生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孝感地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步子稳妥、工作到位、发展健康、效果明显。从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 １９８３年的稳定、完善阶段，农村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度增长，出现前所未有的农业新局面。１９８３年，全区农村社会总产值 １８２ ７１９万元，比 １９８０年增长５２％。其中农业总产值 １３１ ２９１万元，增长４５．６％。全年粮食总产量２０８ １４３万公斤，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３１．４％；棉花总产量 ２８５３万公斤，增长 １９．３％；油料总产量５４７８万公斤，增长 １０１．８％。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实行，农村出现 “三户一联”，即粮棉生产大户、多种经营专业户、科技示范户、生产互助联合体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联合体。地委非常重视农村出现的 “三户一联”，经过调查及时采取几项重要措施：（１）在政治上大力支持。地委分工每个人联系几个大户或专业户，深人田间、湖区、山场，看望 “三户一联”经营者，了解他们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帮助。一方面鼓励他们带头致富、勤劳致富，守法经营，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另一方面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如资金问题、技术问题、有关部门的协调问题等。（２）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的扶持。１９８４年，筹集４５６．５万元，支持其发展。其中，用于扶持发展乡村工业企业３３６万元；用于扶持粮棉生产大户和多种经营专业户的６１万元；用于科技示范、杂交稻购种 ５５万元，技术推广费４．５万元。而且把这些资金具体落实到工厂到项目，到户到专业。（３）组织各部门主动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这些措施，对农村 “三户一联”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中共中央 〔１９８５） １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标志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开始。孝感将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又在全省较早地开展新的实践与探索。（１ 改革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允许定购外的农副产品自由上市，并逐步放开价格，进一步扩大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２）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引导和支持农民组织起来，大踏步进人流通领域，促进农村商品流通；（３）建立和发展科技、种苗、植保、机耕等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经营与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４）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倡导和支持耕地、山林、水面向生产经营能手集中，实行集约经营，提高规模效益，同时，鼓励和支持农民合理开发利用荒山、荒水、荒地、荒坡，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５）倡导和支持农民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采取承包、租赁、拍卖、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从事生产经营，实现物质、技术、资金、劳力等要素的优化组合；（６）大力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致力发展与城镇生产生活配套的二、三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７）按照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的要求，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优化品种、品质和布局，建设 １０７， ３１６国道高效农业示范带和一定规模的多种经营基地；（８）积极推行 “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突出粮油、畜禽、水产、林果、瓜菜 ５大支柱产业，建立外联大市场、内联千家万户的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营运体系，实现农产品多级转化增值；（９）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多途径全方位组织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到武汉、全 国大中城市，以及 国外的一些城市和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多种服务 ，并实施 “回归工程”，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１０）着眼于长远和城乡协调发展，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逐步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农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及乡镇机构改革和小城镇综合改革，全面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新的台阶上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 。
孝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孝感农村带来巨变：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下集体劳动和按工分分配的制度，打破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使农民有了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突破 “以粮为纲”的单一经营和城乡分割的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不仅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而且造就专业户、工商户等大批市场经济主体，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使单一农业走向一、二、三产业全面协调发展；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孝感农村逐步由温饱进入小康。
城市体制改革 １９８４年 ６月上旬，地委召开全区县 （市 ）委书记及地直部门负责人会议，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会议在总结 １９８３年以来工商企业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围绕简政放权、解 “箍”松 “绑”、搞活企业这一主题，对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统一部署，在城镇工商企业改革的一些政策性问题上形成共识。会议要求各县 （市）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办好工商企业改革试点，通过试点，力求在干部制度上不断创新，在人员组合上大胆突破，在工作方法上示范推广，在工作作风上深人实际。
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０日，地委办公室、行署办公室下发 《关于做好劳动制度改革准备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根据国务院对国营企业发布实施的实行劳动合同、辞退违纪职工、招用工人、职工待业保险等四项规定的文件精神，对全区国营企业的劳动合同制度改革作了统一部署，成立由地委副书记唐玉金、常务副专员邓国政任正副组长的劳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从地委政研室、行署办公室、计委、经委、轻工局、工会、妇联和劳动人事局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深人孝感棉纺厂进行试点。１９８６年９月。地委批转地区轻工局 （（关于完善厂长负责制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的规定，要求全区各地坚定树立厂长 （经理 ）负责制的信念，理顺党、政、工三者关系；建立协助厂长（经理 ）决策的组织形式，完善决策程序；积极推行以聘任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干部制度改革。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金融改革也在不断发展。１９８４年底，地委召开全区百万元产值工业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会议提出突破产品经济观念，更好地利用市场观念指导企业经济行为；突破旧的经济体制观念，积极推行各种经营方式；突破企业管理落后观念，把推行经济责任制和内部基础管理结合起来；突破单一经济模式，走城乡一体、工农结合、配套发展工业的路子。
１９８８年 １月下旬，地委、行署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讨论制定 《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工业发展的意见》的文件。２月８日，召开全区企业管理明星表彰大会，评选出８０名企业 “明星”。大会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主题，根据 《企业法》要求，确立厂长 （经理 ）在企业的中心地位，切实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企业内部普遍推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倡导工资与资产挂钩和以计件工资为主要形式的浮动工资制，对经销人员试行 “五费合一”的经销责任制。至年底，全区工商企业改革在不断加大改革力度的前提下，从企业的改组改造发展到租赁、兼并、参股人股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１）企业普遍实行经济承包制和租赁制，进一步明确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商业、供销系统对 ４７９个 “边、小、亏、微”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其中商业 ２６２户，供销２１７户。（２）发展横向联合重组或参与企业集团。地区柴油机厂同省柴油机厂协商组成 “湖北柴油机联营公司”；地区棉纺厂与地区针织厂联合组建 “孝感地区纺织总厂”。（３）物资流通从过去简单的协作串换向建立物资基地发展，并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向唐山、武钢等原材料基地投资，得到比较稳固的物资资源。（４）从实际出发，国营企业向集体企业过渡，全区增加集体企业 ５１５户。应山县将过去转为国营的集体企业全部退回。应城县饮服公司将 １１个国营小型门店改为集体所有。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从打破 “三铁”到资源优化组合，从改革以政代企到确立厂长 （经理）的中心地位，而逐步开展起来并深人进行下去。１９９２年 ３月 １４日，全省第一家县级股份制集团— 汉川商场股份集团公司正式成立，标志着孝感地区的县办企业向深层次改革迈出重要一步。从全区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来看，１９９２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 ７７５ ４８５万元，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 １９８２年增长３．２倍；全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销售收人 ４６３ １４２万元，比１９８２年增长 ４．５倍；全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总额５７ ０９９万元，比 １９８２年增长 ２．３倍。
制定孝感发展战略 按照国家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和湖北省沿江开发、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孝感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明确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力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省水平，国民生产总值至 １９９２年翻两番，到２０世纪末成为全省较发达地区。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在经历较长时间的调研考察、酝酿讨论、规划论证阶段后，下发 《孝感地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略）文件。１９８８年 ２月２９日至３月３１日，地委、行署部分领导成员和各县 （市 ）委书记赴海南、广东、厦门市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学习。通过考察，查找孝感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初步拟定学习南方沿海经验的六条措施：（１）发挥优势，研究制定发展战略；（２）在广州、海南设立办事处；（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放开物资、金融和外贸；（４）分批组织乡镇干部到广东江门市进行实地培训；（５）由地区组织经济协调小组，具体落实考察中与８个城市洽谈的１２个意向性项目；（６）进一步调整工农业结构，集中资金投入，壮大外贸出口基地，包括重点工厂和农副产品基地。借鉴沿海经验，确立全区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坚持用改革总揽全局，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合理调整城乡经济布局，强化农业基础，发挥工业主导作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素质，加速培植后劲，拓宽国内外市场，走城乡一体、工农结合、区域开发、层次推进的路子，使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进人稳定、持续、协调的轨道。地委、行署在明确基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由市委办公室牵头，组织政研、计划等部门，着手起草 《孝感地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在自下而上、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于同年 ６月上旬，完成 《发展战略》讨论稿。６月２１－２４日，地委、行署邀请原在孝感地区工作过的领导干部、专家、教授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陈明、董玉森、吕乃强、王家吉、夏振坤、刘仁甫、周大仁等参加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孝感地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明确，特色鲜明，具有用战略指导计划、用计划实施战略的作用。
孝感地区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实施重点：在稳定农业基础、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把城镇工业、乡镇企业、多种经营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支柱，建立符合孝感实际的、比较先进的结构类型和产业模式。此后一个时期，全区发挥科技先导作用，重点建设粮食、棉花、林果特、畜牧、水产、蔬菜等六大基地，发展化工、建材、纺织、食品饲料、机电等五大工业，致力抓好乡镇企业、推进全区经济振兴。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行署确定强化 ９条战略措施：（１）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２）开发 “三点两线两路一水”（“三点”指孝感、应城、广水三个县级市，“两线”指京广、汉丹两条铁路，“两路”指 １０７， ３１６两条国道，一水指汉江 ），形成优化的区域经济格局。（３）发展当家企业和当家产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４）广泛开展横向联合，充分吸收各方优势。（５）加强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环境。（６）加强国土整治，搞好综合开发。（７）搞好资金、科技、活劳动三大投人，培养后续能力。（８）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适应商品经济发展。（９）采取得力措施，控制人口增长。
１９９３年孝感地改市后，全市经济发展实施市区龙头战略、“两线两路一江”战略和 “科教兴市”战略。市区龙头发展战略的产业重点是：按照 “稳定老的，发展新的，集中力量抓大的，组织专班抓储备”的工作思路，重点发展以汽车及配件产业为主体的机电建材、轻工、纺织、化工、食品六大支柱工业产业。大力发展城郊型农业，建设好六个农业开发示范小区和城市菜篮子工程。配套发展乡镇企业，使市区农业实现生产商品化，经营集约化，效益规模化，服务系列化，成为全市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的示范区。第三产业重点发展以批发市场为龙头的商贸流通，以跨省联营为主的交通运输，以集团输出为主的建筑房地产，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旅游业。同时，按现代化中等城市的要求搞好交通、邮电、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善城市功能，使市区真正成为全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中心。１９％ 年５月 １８日，市政府召开加快建设经济强县 （市）、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会议，研究确定七大举措：（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２）加大 “三大战略”实施力度，抓 “两个工程”（ ＂１５１”工程和 “１１４工程”：建 １００个亿元村、１００个亿元企业或企业集团、４０个 １０亿元乡镇 ），发展 “三大产业”（农业、工业、第三产业）。（３）推进工商企业改革。（４）加大科技兴县兴市力度。（５）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６）实行目标考核，开展擂台赛。（７）加强建设经济强县 （市 ）工作的领导。
平息政治风波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一场政治风波，孝感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孝感师范专科学校以自发组织 “师自联”为主体，联合本地区少数中专学校的某些学生参加，与北京、武汉发生的政治风波相呼应，借悼念胡耀邦的名义，在校园里集会，书写、张贴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鼓动学生罢课搞“空校”运动，甚至上街集会游行，串联工厂企业，冲击党政机关，几次在孝感城关北门口聚众宣讲，造成千人围观，汉孟和孝大两条公路干线一度被堵，一些商店一度关门。市委党校极少数教师参与声援活动。全区先后有 １７３人去北京搞 “声援”，其中孝感师专 １６４人。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搭起帐篷，打出 “湖北孝感师专”的牌子。孝感地区发生的与北京、武汉政治风波有其密切联系的事件，扰乱人们的思想，干扰人们正常的工作秩序、教学秩序、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４月 ２９日，孝感地委指定地委委员毕志伦、蔡绍涌召集孝感城区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教育、新闻、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大中专学校学生代表座谈，学习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央的决策和措施，同时对当前的治理整顿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中肯意见。５月 ２８日和６月９日，地委两次召开各县 （市 ）委书记及地直正县职以上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政治风波真相的文件，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平息政治风波、保证局势稳定的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春夏之交，孝感地区党政主要领导亲临一线，现场指挥，依靠基层党组织，发挥广大干部群众、学校教职员工和公安干警、武警的作用 ，旗帜鲜明地制止政治风波，把政治风波造成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维护孝感局势稳定。全区广大工人、农民和教师在地委的领导下，Ｊ咯尽职守、努力生产、积极工作，以实际行动抵制政治风波，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出贡献。８月 １６－１８日，孝感地委召开全区清查、清理工作会议。根据中央文件和省委文件精神，地委制定下发 《关于切实抓好清查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清查、清理工作，相应成立孝感地委清理、清查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地、县（市 ）两级共抽调党员干部 １９３８名，其中县级干部 １５１人、科级干部 ８０６人、一般干部 ９８１人，全面开展清查、清理工作。清查、清理工作在提高思想认识、搞好调查摸底、开展自我清理的基础上，拟定清查工作方案。在 “两清”工作中，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文件规定，紧密联系实际，坚持做到 “四个自始至终”：（１）坚持从党员干部队伍的实际出发，自始至终贯彻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２）坚持从严治政原则，自始至终突出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这个重点；（３）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自始至终严格执行内部清理的各项政策；（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自始至终加强内部清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１９８９年 １２月底，全区清查、清理工作结束，“师自联”等两个非法组织被取缔。另据统计，全区被清理的党政机关 ８３３个，地、县 （市 ）所属企事业单位 １１％个 （不含学校）、学校９２所 （其中地直大中专学校 １７所 ）、城关镇 （街道办事处 ）１６个。全区应参加内部清理干部７１ ５２４人，其中非党员干部 ２４ ６１２人，非干部党员 １９ ６９８人。参加学习清理的党员干部 ７１ ０２７人，其中非党员干部２４ ５０８人，非干部党员 １９ ５５４人，占应参加内部清理党员干部总数的９９．３％。全区共清理出重点人２８人 （科级干部 ２人，一般干部 ２６人 ）。除清查对象６人外，结论处理 ２２人，其中给予党内警告、严重警告各 １人；行政记过、记大过各２人，行政警告 １人；撤销团内外职务 １人，不作问题提出 １人，予以解脱 １３人。１９９０年 １月２０日．孝感地委向省委呈报 《关于孝感地区内部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实施 “１引”工程 孝感提出实施 “１５１”工程始于 １９９１年。＂１５１”工程是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从本地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目标指向法则和分层推进方法，经过不断补充、不断完善而形成的推动城乡经济综合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１５１”工程 目标体系分为五个层次 ，每个层次设若干指标，每个指标又分为三个档次。第一层次，以乡镇为单位，乡镇企业产值达到 １亿元为低档，５亿元为中档，１０亿元为高档；乡镇直属企业 （包括农、工、建、运输、服务、商饮 ），年经营收人达到 １０００万元或利税 １００万元为低档，５０００万元或利税 ５００万元为中档，１亿元或利税 １０００万元为高档；预算内财政收人，达到 １００万元为低档，５００万元为中档，１０００万元为高档。第二层次，以村为单位，集体统一经营纯收人达到 １０万元为低档，５０万元为中档，１００万元为高档；乡镇企业产值达到 １０００万元为低档，５０００万元为中档，１亿元为高档。第三层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年销售收人达到 １０００万元或利税 １００万元为低档，５０００万元或利税５００万元为中档，１亿元或利税 １０００万元为高档。第四层次，个体私营企业，实现产值 （营业额 ）１００万元或上缴税收 １万元为低档，５００万元或上缴税收５万元为中档，１０００万元或上缴税收 １０万元为高档。第五层次，多种经营集团，产值达到 １０００万元为低档，５０００万元为中档，１亿元为高档。
至 １９９５年底，全市乡镇企业产值过亿元乡镇达 １１０个，过 １０亿元乡镇 １个；乡镇直属企业经营收人过１０００万元乡镇 １３９个，过亿元乡镇２７个；预算内财政收人过 １００万元乡镇 １１２个，４个乡镇超过 １０００万元；村集体经营纯收人过 １００万元的村８７个；有 １８家独立经营核算工业企业销售收人突破５０００万元；３７家个体私营企业产值 （营业额 ）过 １０００万元；产值过 ５０００万元的多种经营集团有 １８家。５年实践证明，＂１５１＂工程是一个高起点发展孝感城乡经济，推进全市工商企业、乡村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的战略工程。它的实施和发展，对孝感经济实现超常规发展，力争 “九五”末期进人全省发达中等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撤地建市 孝感地区经过新中国成立后４４年的发展，尤其是历经 １５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建立中等城市的条件日趋成熟。１９９２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７２．８亿元，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２．８倍；工农业总产值 １１８．７亿元，增长 ３．２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３１．１亿元，增长４．３倍；财政收人４．５亿元，增长２．３倍；农村人平纯收人达到６５０元，增长 ４．４倍，城镇职工年人平工资 １９６４元，增长 ２．８倍；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全区所辖７个县级行政区划有４个 （孝感、应城、安陆、广水 ）撤县建市，小城镇也由原有的２４１个发展到 ３８４个，分布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孝感成功举办全国第二届农运会，加快了全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初步建成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辖区内公路密度居全省之首；水电供应充足，通讯设备先进，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也都有较大发展。但是，由于受到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国土总面积占全省 １／４以上的鄂东北地区没有一个中等城市作为区域中心，难以带动城乡一体化经济向高层次发展。为把孝感建成鄂东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撑点，建成一个具有自己经济特色的新兴中等城市，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地区行署从 １９８９年 ４月起，积极向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申报，请求批准撤地建市。
１９９３年４月 １０日，国务院 （（关于湖北省撤销孝感地区设立孝感市 （地级 ）的批复》，同意撤销孝感地区和县级孝感市，设立孝感市 （地级 ）；孝感市设立孝南区和孝昌县；孝感市辖原孝感地区的大悟县、云梦县、汉川县和新设立的孝南区、孝昌县；原孝感地区的应城市、安陆市和广水市由省直辖；孝感市人民政府驻孝南区广场街，孝南区人民政府驻书院街，孝昌县人民政府驻花园镇。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日，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湖北省人民政府发文明确，原孝感地区所辖应城市、安陆市、广水市由孝感市代管；撤销牌坊乡，其行政区域并人孝昌县花园镇。６月，省委宣布成立中共孝感市委、孝感市人大常委会筹备组、市人民政府筹备组、市政协筹备组，同时任命中共孝感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组成人员和各筹备组正副组长。随后市委市政府筹备组决定，原地直机构设置稳定不变，原冠名 “孝感地区”的机构更改冠名为 “孝感市”。
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 ２３－２６日，中共孝感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孝感市第一届委员会；１１月１４－１８日，孝感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湖北省孝感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分别选举产生孝感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政协领导成员。孝感撤地建市工作圆满结束，地级孝感市正式诞生。为纪念孝感历史上的这一重大变革，每年 １１月 １８日被确定为孝感建市周年纪念 日。
第二次创业 １９９８年６月 ４日，孝感市委举办 “学习理论，振奋精神，加快发展”研讨班，市委书记张昌尔正式提出孝感第二次创业新思路。８月 ２９日，中共孝感市委一届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关于开展第二次创业的决定》。《决定》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召开的２０年，是孝感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创业阶段，孝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绩。但是，孝感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发展类型，“思想解放不够、发展不够、落实不够”是最大的市情，赶上并超过经济发达地区，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面临跨世纪的历史转折和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及严峻挑战，市委决定动员和组织全市广大人民抢抓机遇，奋力拼搏，全面开展第二次创业，把一个蒸蒸 日上的孝感带人 ２１世纪。为有效推进第二次创业，市委提出 １０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和要求：（１）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促发展。突出中小企业改革重点，大胆放开改革形式，放活公有产权，放手民营经济进人，因地制宜，一企一法，全面实现改革目标。（２）必须以农业产业化总揽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突出重点，抓好最能体现孝感农村经济特色的主导产业。重点抓好粮油、畜禽、水产、林果、蔬菜等十大产业化体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体系。（３）必须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主体和突破口。形成既有高度集中的民营经济开放开发区，又有相对集中的民营经济小区的发展格局，为民营经济突破性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三年调头”的目标。（４）必须突出区域经济特色。立足孝感资源优势、交通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盐磷化工、汽车、特色食品、建筑建材等四大支柱产业。各县市要抓住产业特色和结构特色，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５）必须大力优化发展环境。致力营造优质配套的基础设施环境、优惠透明的政策环境、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文明舒适的生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高效优质的服务环境，核心是营造投资的赢利环境。（６）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加大科技和教育投人，提高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人才作用，加快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先进技术引进转化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７）必须依托武汉发展孝感。发挥孝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加大对武汉的科技依托、市场依托、信息依托和要素依托力度，把依托武汉发展孝感作为推进第二次创业的战略举措予以高度重视。（８）必须加快市区龙头建设。市区龙头是孝感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到 ２００２年，规模总量在全市经济中达到四分之一；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形成优势，具有一定数量的精品名牌产品，运行质量好，经济效益高，产业布局合理；在壮大第二产业的同时，突破性地发展第三产业；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科技贡献率高。（９）必须坚持埋头苦干抓落实。以鼓励真抓实干为重点，大力营造抓落实的舆论氛围；以弘扬正气为重点，切实解除抓落实的后顾之忧；以完善考核体系为重点，提高抓落实的实效。（１０）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廉政建设，坚持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１９９８年 ８月开始实施第二次创业发展战略，经过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到 ２０００年取得明显成效。全市人民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特大洪涝灾害的严峻考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奋力推进第二次创业不动摇，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００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１０．５％和９．５％，２０００年三类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为２７．８ ： ３９．５ ： ３２．７，由 “二、一、三”转变为 “二、三、一”，支柱产业的支撑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税收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占全市的５４．２％， ５３％， ５４％和 ８４．５％，提前实现 “三年调头”的奋斗目标。
实施 “＋五”计划 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４日，中共孝感市委二届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中共孝感市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 “十五”期间孝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区域经济特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取得新的突破，社会保障与就业、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为国内生产总值 ２００８年前翻一番、全面实现第二次创业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根据市委的 （（建议》，孝感市人民政府制定 （（孝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２００１年 １月孝感市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融入武汉城市圈 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８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打造 “武汉城市圈”的重大战略决策。武汉城市圈以武汉市为中心，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为组成城市，形成 “１＋８＂格局的城市圈。省委、省政府要求积极推进城市圈内交通、产业、市场、科技对接，形成武汉辐射周边、周边支持武汉、九市联动、共同发展的格局。
以大开放思路为先导，高位推进融人工作。牢固确立依托武汉、服务武汉、融人武汉、加快发展孝感的指导思想。成立由市委书记黄关春任主任、市长梁惠玲任第一副主任，市 “四大家”有关领导任副主任，市直有关部门和县市区委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市融入武汉城市圈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室，出台 《关于加快融人武汉城市圈建设的若干意见》，确定融人武汉城市圈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及工作重点。
以六大基地建设为重点，全方位融入武汉。（１ 建设工业协作配套基地。根据孝感市的资源优势和工业企业的比较优势，引导优势骨干企业积极融人，围绕武汉的优势产业搞好协作配套，实现错位发展、互补发展。市高新区一批企业瞄准富士康、中芯国际、长飞公司、神龙公司等大企业、大集团，在光电子和汽车产业的对接和协作配套上进行洽谈合作。汉川市高起点规划建设汉正服装工业城。孝南的纸业、应城的精细化工、云梦的盐业等县市区优势产业都在与武汉产业对接上取得明显成效。（２）建设农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孝感进人武汉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达２００多个品种，年销售量 １６０万吨，销售额 ３０亿元，占全市农产品商品总量的４０％左右。孝感的粮食、蔬菜、生猪、蛋品和水产品分别占武汉市销售总额的７．３％， ２５％， １６．７％， ２３．８％和１５．２％０ （３）建设商贸物流集散基地。武汉中原发展汽车物流公司成功落户孝感，填补了孝感专业物流企业的空白。与武汉客商合作，启动了西汉正街孝感物流大市场建设工程。依托天河机场航空经济区，在孝汉大道沿线，规划建设集商品交易、仓储、加工、配送、生活服务与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物流园区。（４）建设旅游休闲度假基地。着力打造武汉休闲度假 “后花园”品牌，完成双峰山旅游度假区景区配套工程，新建成投资 ２．６亿元的天紫湖生态度假区和投资 １亿多元的白兆山旅游度假区。（５）建设人力资源培训基地。在孝感建成 “武汉城市圈劳动力实训基地”。教育部门以武汉市场为依托，大力开展 “订单培养”。全市 １０多所学校和培训机构分别与武汉的各类院校和大企业、大公司开展联合办学、订单培训活动。（６）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全市有 １００多家单位、企业与武汉 ２０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科技成果转化网络视频系统已正式开通，共建 “汉孝光电子科技创业园”项 目达成合作意向。
以基础设施对接为平台，加快推进 “五个一体化”步伐。在交通上，全市基本形成武汉至孝感市区和７个县市城区的 “一小时通勤圈”。福银高速、汉孝高速公路竣工通车，兰杭高速公路孝感段全面动工，荷沙线武汉至汉川段进人施工阶段，汉孝大道三期开工建设。武荆高速公路已通车。汉孝城际轨道开工建设。在信息方面，全力打造 “数字孝感”，孝感电子政务系统列人国家试点。在金融上，依托武汉金融优势，促进两地之间的资本市场融通以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方面接轨。孝感加人武汉同城电子支付系统，实现城市圈内跨区域付款结算业务。武汉、孝感、黄石、荆州四市商业银行联合发行九通卡，实现跨行之间通存通兑。
思想政治建设 “三讲”教育活动。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人开展以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孝感市委根据中央要求，从 １９９９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市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开展以 “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市直机关县级领导班子和在职县级以上干部的 “三讲”教育从 １０月９日召开动员大会，至 １２月 ６日召开总结大会基本结束，历时两个月。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市直开展 “三讲”教育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 “三讲”教育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基本要求，严格按照规定的 “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交流思想、开展批评，认真整改、巩固成果”４个阶段和程序，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坚持标准、扎实推进，确保 “三讲”教育活动顺利开展。市直单位 ５４８名在职副县级以上干部，分两批于 １０月 １２－１９日参加市委在党校举办的集中学习。市直机关 ８５个单位 “三讲”教育活动，开展得好的和比较好的领导班子达到 ９５％以上，副县级及以上干部占９９％以上。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和安排，市直机关 “三讲”教育活动基本结束后，２０００年 ３月 ５日至５月 １０日，市委在 ８个县 （市 ）区组织开展 “三讲”教育活动。对象包括 ８个县 （市）区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检察院、法院、公安局 ８家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 ４５８人。８个县 （市）区在 “三讲”教育中制定整改措施 ７３１条，出台整改文件 １５６个，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１５６个。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实践活动。根据中央、省委统一要求和部署，孝感市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于 ２００１年 ２月 ８日正式启动，２００２年３月下旬结束，共分三个批次开展。全市参加农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有 ６６９９个单位，８．６万人。整个学教活动，发展健康，进展顺利，体现了 “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工作上台阶”的要求，有力地推动全市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达到预期目的。整个学习实践活动的基本做法有四个方面：（１）强化领导，高位推进。市委高度重视学习教育活动，坚持把这项活动作为统揽农村工作全局的大事、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的机遇、推动农村各项工作的动力和顺利实施富民强市战略的思想组织保证来抓。（２）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为促进学教活动平衡推进，市委采取 “抓重点、重点抓”的工作方法。在具体操作上，突出重点环节、重点单位、重点对象。（３）强化督查，严格把关。始终坚持把督查工作作为搞好学教活动的关键措施和重要手段来抓。健全督查网络，量化督查内容，严格督查程序，严明督查纪律，讲求督查方法。（４）深入发动，广泛宣传。全市每个批次的学习教育活动开始时，市委都召开大会进行动员部署。各县 （市 ）区、各参学单位也分层分阶段进行宣传发动，把思想动员贯穿于学教活动的始终。据统计，全市在集中学习教育期间，召开各层次动员会 ２５ ６７２场次，参会 １０１万多人 （次 ）；全市被中央新闻媒体采用的稿件 ３５篇，在省级新闻媒体用稿２８２篇，在全省学教活动简报上刊登 ３１篇。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四个方面的明显成效：（１）增强了基层干部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广大基层干部进一步加深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理解，解开思想上的疙瘩，消除认识上的盲点，增强搞好学习的饥渴感、改变作风的紧迫感、奋力拼搏的进取心。（２）改进了基层干部的作风。针对县 （市 ）区部门、乡镇、乡镇部 门、村 四个层次四类对象的不 同特点，分别明确解决思想作风方面突出问题的重点，基层干部思想作风有了明显转变，群众对基层干部作风的满意度明显上升。（３）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把学教活动和开展 “三级联创”、整顿后进乡镇党委 （村）、组织实施村级干部素质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共排查出 １６７个后进村，调整村级干部 ３６５人，进一步健全村级领导班子，优化村级队伍结构，增强村级组织战斗力。（４）为农民群众兴办不少实事好事。据统计，全市各参学单位累计兴办好事实事６９ ０８７件。其中修路５２９９公里，打井 １４ ５７３眼，架桥 ６４２座，改造危房５４６０间，资助特困生 １６０％ 名，协调解决生产资金 １９ ６３９万元，捐款 １４６６万元，捐物 １１１．３万件，提供信息 ４６ ７８９条，调处各种矛盾 １９ ３１６起。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 ７日，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从 ２００５年 １月开始，用 １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从 ２００５年 １月起，孝感市分三批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每个批次半年左右时间，其中集中学习教育时间３个月左右，分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 ３个阶段展开。集中学习教育结束后，再用 ２－３个月时间，开展 “回头看”和做好巩固成果工作。参加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基层党组织 ３１８０个，党员 ３７ ４３２名；第二批基层党组织 ４６４２个，党员 ６８ ６１５名；第三批基层党组织３４５４个，党员 ９３ １３７名。整个先进性教育活动坚持高位推进，切实加强领导，为先进性教育活动健康发展提供领导保证；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分类指导，做到先进性教育活动与生产、工作 “两不误、两促进”；坚持工作标准，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不走过场、不出偏差；坚持结合实际创新，丰富活动内容，增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际效果。根据综合测评统计，全市党员群众对先进性教育活动满意率 １００％。先进性教育活动，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积累宝贵经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制，是先进性教育活动顺利推进的坚强保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正面教育，是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基础；坚持三批互动、四级联动，是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效途径；坚持把整改贯穿整个活动始终，突出活动实效，是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根本所在；坚持开展理论研讨，建立健全党员 “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是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