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日本侵略军从信阳、应山出发朝应城进犯，国民党军队不打自溃，应城沦陷了。就在这个时候，应城出现了一支拥有八条枪的抗日队伍。这八条枪，是共产党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武装的星星之火，以后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个组成部分，纵横驰骋在鄂中地区和鄂豫边区的抗日战场。

（一）

被李先念誉为“抗日民族大英雄”的蔡松荣，从八条枪开始，在应城树起了第一面抗日大旗。

蔡松荣，1911年6月生于应城，其父是应城较大的一家膏盐矿商和矿主，家道殷实，族人较多，也大多以经营膏盐矿为主。但蔡松荣从少年时代起便满怀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热情。1926年春天，在学校读书期间便接受进步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后因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武汉、北京读书期间，他仍积极寻找党的组织。西安事变后，1937年底在武汉由一位地下党员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会”。1938年，经蔡承祖、邓先柱介绍，董必武、钱瑛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陶铸批准提前转正为中共党员，成为陶铸在应城举办的汤池训练班时期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

武汉沦陷前后，中共鄂中特委派沈少华、蔡承祖两人在应城矿区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戴惕安、蔡松荣、张荣昌、苏立人、安琳生等5人，组成了潘家集党小组，一天，中共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来到潘家集检查工作，要求他们组建武装，他说：“现在时间越来越紧张了，应城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你们马上设法搞枪支，准备应城沦陷之后打游击。”

当时，蔡松荣家里只有1条金陵造的小手枪。为了搞枪，他从自己家的矿上拿钱，以矿商购买枪支护矿为名，又先后购进了7条枪，并买了半箱子弹、13手榴弹。这样，潘家集党小组就有了8条枪了。

这8条枪，论种类，是4条长枪，4条短枪；论质量，是5条土造，2条德国货，1条金陵造；论射击效能，其中有一条是一次只能打一颗子弹的“撇把子”，实际上，只能算7条半枪。

（二）

有了枪，还得练本领。怎么练呢？

首先得学会打枪，于是潘家集党小组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们在蔡松荣家的后院，做了一个靶，几个人经常去练习打靶。那时，国民党应城县政府有个规定：洞商(膏盐矿老板)有权买枪，也有权放枪，蔡松荣家是膏盐矿老板，在他家练习打靶也就合法了。几个人过去有的是摸笔杆的，有的是摸锄头把的，有的是摸锤子、凿子的，对于拿枪杆子，开始觉得新鲜，可是一把枪拿到手里，就觉得沉重了，特别是田店造的土步枪坐力很大，子弹一放，枪身跳得老高，都打不准，有的吃了“烧饼”。他们天天练立射、坐射、卧射，长枪、短枪都练，这样，他们终于学会了打枪。

为了准备打游击，他们又练习走夜路，穿上草鞋，既不打灯笼，又不拿火把，在田野荒郊走来走去，走上五里、八里、十里又转回来，开始有人跌跤子，跌倒了又爬起来，滚得一身泥，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说他们是疯子。同时，他们还到附近熟悉地形。蔡松荣、安琳生和戴惕安三人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带了3支手枪，沿着绿油油的田野，直向京山县曹武街的方向走去。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是去看地形的，他们故意装作是走亲戚的模样。到了曹武街，蔡松荣遇见一位熟人，就请他带路，他们进入大洪山区的猴子凹、鲁班冲、观音岩一带，转了一个圈，发现这一带山高林密，的确是个好地方，至于好到什么程度，他们也说不上，但他们知道将来打日本人，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后方，要有个窝。他们年纪轻，身体强壮，满腔热情，浑身是劲，为了抗日，打日本鬼子，似乎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敢干。

1938年10月17日， 日本飞机轰炸了京山，眼看敌人就要打到应城来了。到了这个时候，再不是准备打游击，而是真要打游击了。

10月20日，敌机轰炸了应城。到了 23日，天下起了大雨，早晨，北边传来了枪炮声。 潘家集党小组5个党员加上积极分子潘学道、张道芬等共13个人，都集合到了蔡松荣家的三层楼上，等候杨学诚的到来。

这时， 枪声越响越近，连机枪、步枪的声音都可以分辨清楚了。 从窗口向外看去，国民党军队的溃军争先恐后，乱七八糟地拥挤一团，像是一群野马拼命往后飞跑。等到上午10点钟，杨学诚和沈少华来了。为了能通过外面溃兵的防线， 大家出了主意，买了一匹白布，撕了一面白旗，白旗上写上“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字样，盖上潘家集商会的长方形图章，同时给每人发了个袖章，袖章上也写着同样的字样，盖了图章。这么一来，共产党领导的这支13个人8条枪的队伍，在国民党眼里也就合法了。这支由13人8条枪组成的队伍，就是人们后来广为传颂的“应城八条枪”。

（三）

10月25日，“应城八条枪”到了京山县丁家冲，住在赵家祠堂内，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十几个人住在一间统屋里，用稻草搭了几个大地铺，大家头顶头、脚抵脚地睡在这儿，买米、煮饭、做莱，都是自己动手。 由于都不是山里人，不知道豹子怎样叫，豺狼怎样叫，睡到半夜听到叫声，大家都说是溃军，都惊醒了。 由于都没有当过兵，都不会放哨，放哨时，开始把门关着，放哨的在门里面，以后大家说不行，又推到门外边，门外边还不行，又放到树上，树上又不行，才选择到山上。 山里没有油盐吃，大家就啃萝卜缨子，天气渐渐冷了，许多人没有棉衣，冻得像“湖鸡”。 虽然这样，大家在精神上是很愉快的。

“应城八条枪”到丁家冲没几天，应城的杀人魔王反共头子蒋老七，也带了应城保安团二三百人枪到了“应城八条枪”驻地附近，正从赵家祠堂门口过。大家都知道蒋老七很反动，担心他搞鬼，有人不敢去放哨，这时，杨学诚就带头拿起大枪，推上红膛，扭好停机，雄纠纠地一直站在门口，直到蒋老七的队伍过完了才换岗。

在领导的榜样作用鼓舞下，“应城八条枪”的队员们勇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好像什么也不怕了。

不久，陶铸带着汤池训练班的二十几位干部，也来到了这里。 他一来就同杨学诚商量，召集“应城八条枪”开会，开了支部会，又开全体会。会议选出蔡松荣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戴惕安为支部书记，张荣昌为事务长。

陶铸和杨学诚又领导“应城八条枪”开始训练。队员们在政治上学习《论持久战》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事上学习游击战术，练习射击投弹。

从此，“应城八条枪”正式成为抗日游击战争中一支小游击队了，在鄂中特委领导下，很快扩大到几十人、几百人、几百条枪，逐步发展成为应城抗日游击支队挺进大队、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三团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团队、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九团。在抗战艰苦岁月里，蔡松荣多次率部打击敌伪，铲除汉奸，建地方政权，把自家钱财拿出来筹集抗日经费。对此，日伪军恨之入骨，将他家膏洞盐井封死，不准开采，还把蔡家三房头男女老少几十口人赶出潘家集。蔡家人逃到龙集曹家畈暂住，被迫改姓蔡为姓曹。蔡松荣真正做到如任质斌评价的那样，“为革命毁家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