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在汉川有一个人人皆知的传奇人物，名叫彭怀堂，由于他脸上长了几颗麻子，有些人也喊他彭大麻子，就是他建立了“汉川抗日游击大队”。
彭怀堂出身于南河渡一户殷实人家，从小念书，一向追求和传播新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他投身家乡农民革命的滚滚洪流，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与地主豪绅恶霸结下了永世解不开的冤仇。主力红军转移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转土重来，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彭怀堂也未幸免，在汉川被捕入狱，被关押在湖北省反省院长达6年之久。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迫于全国各族人民强烈要求抗战的压力，接受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共挽民族危亡”的主张，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9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武汉，在汉口安仁里二号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声中，“八办”一面发动热血青年学生，一面同国民党省政府交涉释放政治犯，以推动和领导这场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
11月，阴森的反省院内躁动起来。狱中悄悄传递着情报：“好消息，国共合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也来到武汉……”。30多岁且血气方刚的彭怀堂听到这个消息，格外振奋，寻思起出狱的办法。一天，“八办”总务科长齐光，身着八路军军服，佩戴少校军衔，拿着董必武交给的上面写有彭怀堂等36人名字的名单来到反省院，由反省院头目和几名特务陪同，从一个个牢房里点名集合。彭怀堂被喊出牢门，见认识的还有张华堂、张继堂、郭秀庭等人。他们出了反省院，乘坐汽车，在汉阳门渡口过渡，直接到了“八办”。
“八办”对他们像母亲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跟他们备好了衣服和日用品，安排理发、洗澡、聚餐、看戏、看电影，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统战政策方针。不几日，董必武看到日军进攻武汉的日子越来越近的形势，安排他们回家乡组织发动群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彭怀堂紧锁两眉，沉思一阵后对董必武说：“以前，我在家乡闹得‘太红’，现在只身回家，恐怕是送肉上砧板，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反被他们‘剁’了。”
董必武鼓励彭怀堂说：“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提出的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眼下农村更需要人，许多知识分子都下乡去了。你在家乡搞过多年革命，有群众基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国共两党已经合作，建立了统战关系，如果有谁陷害你，有我给你撑腰。胆子放大点，不要有什么顾虑。”
在董必武的鼓舞下，彭怀堂的信心增强了，勇气也大了。第二天，他又去见董必武。董必武面带笑容地问道：“不讲价钱了吧？”
“不讲了！”彭怀堂羞愧地回答。
“那好。叫齐光同志给你写个介绍信，去‘中国青年抗日救亡协会’(简称‘青抗协’)弄个名义，回去好开展工作。有什么困难，捎个信或亲自跑来，及时联系”。董必武细心吩咐，再三叮嘱了一番。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彭怀堂不惧艰险，不负使命，到“青抗协”和《新华日报》社要了一堆宣传品，告别董必武，于1938年1月22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一日)到永宁巷码头乘汉江(襄河)的小火轮，踏上了回乡的征途。
小轮船逆水向上游缓缓前行，他坐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翻看着随身携带的宣传资料。每当轮船停靠码头，乘客们清点行李准备上岸时，他就拿出一叠《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等宣传单，在乘客中广为散发，并利用装卸货物的停留时间，上岸张贴。次日中午抵达汉川系马口码头，他起坡上岸，刚散发了几张宣传单，就被一个身穿马褂、头上光秃秃的人认出，那人惊慌失措地朝街上边跑边喊：“彭大麻子回来了呦！”彭怀堂回乡的消息，一下子四处传开了。
他回到久别的家里，父母妻子不胜惊喜。当晚，全家人团聚，灯下叙旧，倍感亲切。第二天清晨，原反共清乡团团长刘一海，率领二三十个枪兵，将彭怀堂家团团围住。彭怀堂被捆绑起来，趁拿衣服之机，悄悄跟自己的父亲说：“快点去找张华堂。”
刘一海把他押到国民党马口区署，区长张锦凡连夜升堂，由当过伪旅长、屠杀过成千革命群众的刽子手王连生和当过反共清乡大队长的傅福彰，及恶霸地主傅春伯、傅德甫等人陪审，兴师问罪。
审讯一开始，张锦凡就来个“天篷罩”式的诈唬：“你快把私藏的枪支交出来。”
彭怀堂不动声色，蔑视地应答：“枪本来是有的，不过，早已交给红军带走了。”
张锦凡气得拍桌而起，恶狠狠地吼道：“你不要耍花招，你还有枪。”
彭怀堂镇定自若，正言厉色地驳斥：“剩下的几支枪，在那次被捕时，不是让你们抄走了吗？”
“你现在还有枪，放在哪里？快说！”张锦凡恼羞成怒，迫不及待地逼问。
“快说，快说。”满堂一阵唬吓。
“现在嘛，枪都放在‘八办’，多得很，你们去拿好了。”彭怀堂沉着应对，坦然地作出了巧妙答复。
这时，气急败坏的王连生，咬牙切齿地插话：“你过去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赤匪……”
张锦凡接过王连生的话说：“对呀，你现在又竟敢不通过区乡政府，到处散发共产党的宣传品，进行破坏活动。”
彭怀堂放声大笑后，义正词严地讲道：“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你们还辱骂共产党为‘赤匪’，把散发抗日宣传品诬蔑为‘破坏活动’。你们是何居心？难道国民党中央都承认的国共合作，你们可以不承认、不执行吗？就拿共产党的宣传品来说，武汉三镇满街都是。散发和张贴宣传品，还从来没听说要通过什么区乡保甲。你们的捕捉与审讯，完全是非法的。”
理亏心虚的张锦凡无言应对，无计可施，只得宣布：“把人押下去，停审。”彭怀堂被关进了一间黯淡的屋子里。
黑房的沉寂，倒使被关押的彭怀堂忐忑不安起来。他想：“张华堂知道了这事，一定会去禀告董必武，董必武也一定会想方设法营救我。揪心的是华堂万一遇到什么阻碍，我这次难道会死不成？个人生死事小，但党交给的任务、家乡的抗日斗争事大呀……”
彭怀堂被绑走以后，他父亲心急如焚，立即找到张华堂，向张华堂告诉了彭怀堂被捕的情况。张华堂闻讯焦灼，立刻动身赶往“八办”，向董必武报告了彭怀堂的被捕经过。董必武连忙给他的学生、国民党汉川县县长修书一封，要张华堂火速送到。随即，“八办”又用电话与汉川县政府联系。张华堂日夜兼程，亲手把信札递给了县长刘远聪。当天，县长打电话给马口区署，找区长张锦凡过问此事，下令立即释放彭怀堂，并以宾相待。张锦凡为转脸下台阶，又安排了一个放人的“圆满”收局。
腊月二十八日的黄昏，彭怀堂一人正孤坐发愣。突然，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陌生人推门而入，自称区员，并不停地解释说：“这次扣押是‘误会’，区里的士绅和商会会长都出面来保，特来请彭先生出去会一会。”
此刻，彭怀堂纳闷起来：明天是除夕，这样来请不知是祸还是福。他整理好衣冠，随来请他的区员走到大厅，见座无虚席，除有那天参加审讯的人员外，还有开明士绅陈香廷和不相识的商会会长，他父亲也在座。厅内的官绅，都争着打招呼，躬身让座。当他落定后，张锦凡有礼貌地站起身来，和颜悦色地说：“彭先生，如今国共合作，都是一家人了。前天‘大水冲倒龙王庙’，发生了一场误会，望先生见谅。今天全区知名绅士、耆老和商会会长前来担保，请先生回去，先生说两句，向大家表示个态度。”
彭怀堂立刻意识到：一个“阶下囚”一下子变成了“座上宾”，这个变化一定是张华堂去找董必武起的作用。于是，他亢直地说：“我宣传抗日救国没有罪，不要大家保。深更半夜把我捆绑来，是谁在破坏国共合作？又是谁在践踏民主、诬陷好人？我要求你们把我送到县里或省里去，将问题弄清楚。不能由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
大家怕把事情弄僵了，忙不迭地一起解围、求情、说好话。
有的说：“这次完全是‘误会’，担保今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有的讲：“自己人何必较劲呢，有话好说好商量。”
还有的说：“明天就要过年了，你好多年没回家，不用多说了，回去过个团圆年吧！”
众人你说我劝，你推我拉，慢慢将彭怀堂送出区署，再由他父亲和陈香廷、傅春伯送回家。
翌日清早，两个士兵上门，问彭怀堂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家。彭怀堂的父亲提心吊胆，又以为是抓他的来了，忙转身要他快躲避一下。彭怀堂估计不会有什么意外，理理衣服后走出门，问：“找我有什么事？”两个士兵客气地说：“你是彭先生啵？我们奉刘县长的命令，来请你去过年的。”他一听心中有谱，回答说：“劳二位回去代我回复刘县长，年内无暇日，待初二去不了，初三一定去拜望。”两个士兵见他不能同行，离开时叮嘱说：“你去时经过马口区署，让区里好派人护送。”
正月初三(公历1938年2月2日)，彭怀堂邀约了擅长拳击的傅义庭，一道动身去县政府。先落脚马口区署，区长张锦凡知道他们要去县里，迎接到客房敬烟献茶，还分派了两名武装护送。彭怀堂婉言谢绝，只要区长帮忙找一条小木船。
彭怀堂来到县政府大门，站岗的士兵看见彭怀堂穿着一件烧了个窟窿的棉袄，拦住他不让进去。彭怀堂对哨兵说，是刘县长请他来的。这时，恰好迎面来了一个原先在“反省院”当过看守的士兵认识彭怀堂，这个士兵答应进去通报一声。刘县长正陪着全县拜年的豪绅和军政要员在大厅里议事聊天，忽听彭先生来了，急忙迎了出来，牵着他的手穿过厅堂，走进内室。
初次见面，刘县长和夫人待彭怀堂非常热情。在吩咐备莱备饭的同时，一边把董必武写的信拿给他看，一边介绍与董必武的关系等情况。接着，十分关切地问：“区里是不是为难了你，家里这次有没有受到损失？”彭怀堂把马口区署这次捉放他的过程，一五一十地向县长诉说了一遍，并再三对县长及其夫人的关心表示由衷感谢。饭余，县长与彭怀堂私下谈了三四个小时。在相互倾吐了衷肠后，县长鼓励他放心开展工作，还一再表白：“今后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都将尽全力支持。”彭怀堂随即动身告辞，县长托他到汉口时，代为问候董必武。卫士用备好的两匹马，把彭怀堂送回了家。
彭怀堂拜访县长之后，及时去“八办”汇报，并转达了县长刘远聪向董必武的问候。董必武认真分析了有利形势，指示他再去与“青抗协”取得联系，回汉川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建立发展“青抗协”组织，把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去实现抗日救国的大业。
彭怀堂再次回到汉川，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放手大干一场。不分白天黑夜，顶风冒雨地奔东串西，走南闯北，串联在土地革命时期，主力红军转移后分散隐蔽下来或被捕释放的老党员和革命群众，建立“青年抗日救亡协会”(简称“青抗协”)组织，抓紧大批吸收会员，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仅四五个月的时间，在全县发展建立了以南河渡为中心的老兴集、同兴集、系马口、养鱼铺、西江亭、杨林沟、湾潭、庙头、城隍港、分水嘴、播义湖等11个“青抗协”分会。若同县内相继发展建立的“湖北省乡村促进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战时服务团”、“各届民众抗敌后援会”、“分水嘴同学会”等抗日救亡组织相比，“青抗协”为全县发展最快、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一个抗日救亡群众团体。
当革命星火重新点燃，向全县各地蔓延的时候，县长刘远聪调走，反共分子傅锐当上了县长。傅锐一到任，就视“青抗协”为眼中钉、肉中刺，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宣布取缔，查封了所有机关，并扬言逮捕组织“头头”。广大“青抗协”会员对国民党县政府压制人民爱国抗日热情的行径十分气愤，懂得了必须抓住枪杆子的重要性。
这时，日军入侵武汉的外围，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弃枪遍野。各“青抗协”分会发动会员，趁机设法弄抢、拾枪。一天，县缉私队的7个枪兵，到分水嘴背后的播义湖以缉查私盐为名，胡作非为。“青抗协”分水嘴分会的周干臣、周祥娃，邀集会员夺了他们的枪。接着，去刘家隔把区署存放的30多支枪搞到手，拉起60多人的队伍，拖到襄南南屏垸的晏家台。彭怀堂同周干臣、周祥娃商量，准备将队伍拉到肖泗、九沟打游击。不料，遭到国民党县大队的袭击，枪支被全部夺走，情抗协会员也被捉去6个人。于是，县长傅锐找彭怀堂的岔子有了借口，派兵包围了彭怀堂的家，没有逮着人，就把他的伯父和侄儿捉去当人质，还将他家的大门也封了。
彭怀堂在追捕中，逃离去“八办”找董必武。董必武认真听取情况后指出，一个人搞革命工作，不仅要勇敢，还要机智，注意方式和方法。为了共同抗日，不能让国民党找到破坏团结抗战的借口。接着，又安慰地说：“既然问题发生了，就要想办法去解决。革命有起有伏，不要灰心丧气，再回去好好地干”。他又向董必武提出两个要求解决的问题，都得到明确而圆满的回答。
彭怀堂奉命第三次返回汉川。见家门启封，被捉去的6个同志和伯父、侄儿都被释放回家，忧虑解除，又满怀信心地投入抗日救国工作。他悄悄地把停闭的“青抗协”组织恢复起来，吸取上次教训，一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一面继续拾枪发展抗日武装。七八月间，他一心想拿起枪来抗日，同周干臣、周祥娃、张华堂等10名会员一起揣着8条短枪，去投奔红安七里坪的新四军。到黄陂祁家湾，见道路被国民党溃军拥塞不能通过，折转返回汈汊湖。时逢国民党军队经境大举抛枪西撤，在分水嘴背后的水口，他们缴获了一股散兵的50多条枪，继而又在鸡公洲、桃园等地收捡溃军抛弃的270多条枪。随后，他们在韩家集树旗，建立“汉川抗日游击大队”，由周干臣任大队长，彭怀堂任政委，下编3个连和1个手枪队。不久，彭怀堂离开游击大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去榔头组建抗日武装。
1938年12月3日这一天，县城和系马口的日军出动80多人，由中加队长带领，沿江而上，向分水嘴进犯。汉川抗日游击大队闻讯，派周祥娃的手枪队回家，与“青抗协”播义分会的会员一道，准备用摆酒设宴“慰劳”的方式歼灭日军。同时，把3个连分东、北、西三个方向，埋伏在村后空旷的湖田院堤旁，摆开了埋葬日军的战场。
日军举着太阳旗，由汉奸朱立祥带路，从分水嘴向播义湖方向进犯。来到播义村头，汉奸点头哈腰地跟日军队长中加说：“皇军，咪嘻，咪嘻的！”中加举起右手摇晃，“叭罗，咪嘻，咪嘻。”“嘿！”日军停止行进，进村饮酒吃饭。
手枪队派出几名队员，装扮成“花姑娘”在村头各路口出没。酒酣耳热的几个日本兵，摇摇晃晃地走出村，见水塘边有几个“花姑娘”，马上扑上去拦住去路。一个“花姑娘”从一条小路跑进村里，一个日本兵盯住撵了过去，到了一个偏僻处，“花姑娘”转身一刀结果了这个日本鬼子的狗命。另几个“花姑娘”无处可藏，就向村后湖院中间跑去。湖院里坑坑洼洼，水沟纵横交错，路熟的人也难走。一群日本兵疯狂地追赶，“花姑娘”无路可择，掏出手枪，“砰”的一声，将撵在前头的一个日本兵打翻在地。掉在尾后的日本兵如梦初醒，慌忙端起枪来追击。中加听见枪声，抽出寒光闪闪的东洋指挥刀，朝湖院中一指：“八格！给我打。”“砰，砰砰！……”湖院三方枪声大作，密集不停，一场抗击日军的战斗正式打响。
“青抗协”会员和游击队队员，同仇敌忾，英勇作战，利用地形熟的优势，与日军周旋。围陷在湖田院中的日军，三面挨打，困兽犹斗。天色渐晚，在分水对岸的襄南国民党县区中队，也来放炮助威。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死伤20余人，狼狈地向县城逃窜。
彭怀堂离开汉川抗日游击大队后，汉川抗日游击大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到最后覆灭的过程。1939年5月，大队长周干臣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借庙躲雨”，与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达成协议，同意将已有1000余人枪的汉川抗日游击大队编为国民党一二八师七六六团，由周干臣任团长、岑鹏为副团长，驻田二河。
协议达成后，阴险猾诈的王劲哉，一步步地大耍手腕，分割瓦解周部。先是假惺惺地吹捧周干臣年轻能干，才华超群，经常请周干臣到师部去下棋、喝酒。同时，施以重金收买周部警卫营营长周文宽。周文宽收受重贿，见利忘义，把警卫营拖去仙桃投靠了王劲哉。周文宽投靠受宠，升迁师部副官。王劲哉釜底抽薪，拖走七六六团周部的精华，削弱了周的实力。周干臣见心腹叛离，失去臂助，遂将部队移驻回龙湾。
王劲哉为了吞并周干臣的全部人马，又派副官周文宽到回龙湾“文请武接”。周干臣接受调遣，率部一到仙桃，王劲哉便“设宴”招待周干臣部连以上军官。席间，王劲哉派人徼了周干臣的枪。独立营营长周祥娃见势不妙，拔枪抵抗，被当场枪杀。过后，周干臣等30多名军官惨遭杀害，整个部队被王劲哉改编重组。
汉川抗日游击大队的覆没，是汉川抗日武装发展过程中的一起教训沉痛的事件。
��队配合，完成歼灭李又唐部的任务。
9月21日，承担灭李任务的新四军从京山大山头出发，猛扑应城杨家河、两河口之李又唐巢穴。
那天上午，大雾弥漫，新四军一面进攻，一面喊话。李又唐部队中一些受过新四军教育的人，立即投降了一部分，但大部分都溃逃了，经过两天一夜的仓惶逃窜，李又唐躲进了云梦县义堂镇敌伪据点。于是，新四军又对李又唐 残部采取争取分化和包围消灭行动。李又唐手下的一些大队长们，慑子新四军的声威，不得不俯首就范。李又唐部除一个大队逃走外，其余全部瓦解。在这次战斗中，新四军缴获了大量的轻重武器，各主力团队除把一部分武器装备自己外，其余给了“应抗”。“应抗”一支队很快发展为1000多人枪的队伍，还重新成立了七八百人枪的第三支队，由许子威兼任该支队支队长，各区乡也建立了人枪不等的基干武装。
消灭了鄂中李又唐这股顽伪合流的武装后，接着“应抗”部队又消灭了盘踞在安陆、云梦交界的高家店地区的一股土顽武装胡安烈部。这样就把应城、安陆、云梦的游击活动区联成一片。郭仁泰反正后，伪鄂西保安司令部成了空架子，应城境内除县城和外围几个日伪据点外，再没有伪军据点和日伪活动。应城除县城外，都公开建立了区乡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在矿区向矿商筹集抗日募捐更方便了。
“应抗”一支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八团，“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五师成立时，蔡松荣的第五团队为十三旅三十九团，八团和二团合编后，改为十三旅三十七团，六团改为十五旅四十三团。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应抗”输送到新四军五师主力部队的这三支武装力量，一直转战在鄂豫边区，直至抗日战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