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土地革命时期冷家湾暴动失败后，应山县的共产党员不是被杀害，就是被迫逃亡他乡，中共组织的活动几乎完全停顿下来了。“七七”事变后，全国各民族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深得人心，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在这种形势下，应山的中共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后来应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一）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民党应山县政府允许中共党员在其政府机关任职，共产党员钱鹄卿当上了县政府军需采购员，邹亚农当上了区公所区员，杨常安(杨威)当上了兴隆店联保处主任，刘吉甫在大邦店联保处任职。1937年秋，应山成立敌后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下设2个救亡宣传队。邹亚农自动辞去区员职务，参加救亡宣传，为第二队副队长，因队长韩心斋(县商务会会长)年老体弱，宣传队的实际工作由邹亚农承担。宣传队共10余人，都是本县青年学生，他们在县城和集镇演剧、演讲、唱歌、写标语、宣传国共合作，联系各方爱国人土和抗日团体，动员全民抗战。但是，这些共产党员在土地革命时期就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虽然相互之间有所往来，但都是分散活动，没有形成组织，迫切希望找到上级党组织，恢复组织活动。

1937年秋，当他们得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可找到上级党组织时，就公推柴诗芳去联系。柴诗芳这时正以赶脚谋生，他卖掉了驴子，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没有文字报告，“八办” 不予接见。十月，他们将应山土地革命时期冷家湾暴动失败后中共组织的损失情况和当时的活动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柴醒吾到武汉找党。柴醒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董必武的接见，“八办”批准恢复了钱鹄卿、邹亚农、柴诗芳、杨常安、柴醒吾、柴集生、刘吉甫、卢华银等8人的组织生活，将杨斋公、陈子坤等人作为重新入党。他们的组织生活恢复后，即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准备在武汉沦陷之后，依托应山地处豫鄂边界的武胜关、黄土关、平靖关的地理条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方面，邹亚农同钱鹄卿利用救亡宣传队，做上层进步人士和下层红枪会的工作，争取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团结抗日；另一方面，着手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杨常安在兴隆店、刘吉甫在大邦店利用他们的公开身份，分别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同时，柴醒吾、柴集生等人以肖店为立足点，加强党员之间的联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开展党组织活动。

（二）

1938年10月，信阳、应山、武汉先后沦陷，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下，所谓“保卫大武汉”瞬间便成为泡影，数十万国民党大军闻风逃命，弃甲丢盔，到处是他们遗弃的枪支弹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恐日症”一天比一天加重，到处是逃命的军队和百姓，到处是日寇的烧杀和抢掠。一些豪绅地主趁机收拣枪支，拉起武装，挂上抗日招牌，拥兵割据，各霸一方。应山南部的李仲衡、熊源泉、王寻兰，北部的王金堂、王月轩、郝子山等人各自为阵，号称司令，称王称霸。国民党应山县政府流亡到西余店娘娘顶一带，以“应山县游击司令部”的名义，联络地主武装，继续干着反共、溶共、限共的勾当。与此同时，土匪蜂起，三几支人枪也称司令，真乃“有枪便是草寇王”，司令林立，队伍如麻，都以抗日为名，大肆抢劫难民，鱼肉乡里。

这期间，应山的部分共产党员虽然恢复了组织活动，但一直未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得不到具体指示，只是自感有责任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杨常安、刘吉甫分别以自己的公开身份，在兴隆店和大邦店收拣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组织了一支由中共党员掌握的抗日武装。应山沦陷时，从监狱跑出来的职业土匪刘文光、李秀明在中华山、杨家岗、龙泉镇等地和过去的土匪纠合一起，也收拣了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土匪武装，重操土匪旧业。为了争取这股土匪武装，刘吉甫故意把自己的武装和他们混编在一起，刘文光为一大队队长，李秀明为二大队队长，刘吉甫为三大队队长，每个大队各有一些长枪，还有轻机枪。刘吉甫的三大队还有柴集生、杨晶三等几个党员。但当时还控制不了刘文光一伙的土匪行为，这股土匪从应北到应南，游而不击，专向难民抢劫，绑票索款，他们跑到寿山，绑架了数百难民，还绑架了邹亚农和钱鸽卿（两人后经刘吉甫、柴集生出面才被解脱）。此后，邹亚农和钱鹄卿便随刘吉甫大队行动，并与杨常安取得联系，决定收编刘文光的这支队伍。

一天，刘文光、李秀明、刘吉甫的3个大队都开到了应山西界河新街，应山的共产党员准备趁机收编李秀明、刘文光的武装。刘文光得知收编意图后，于当天夜晚带着他的那股土匪跑到应山县城，投靠日寇，当了汉奸，任日伪“皇协军”团长。李秀明因与刘吉甫的关系较好，没有跑，接受了改编。中共应山地方组织虽然掌握了一支武装力量，但由于没有和上级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一时无法请示工作，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认识不清，没有抓住有利时机，通过统一战线，把这些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变为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队伍。而是过多地考虑到统战关系和给养问题，接受了国民党的编制，被编为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下面的一个大队，杨常安任大队长，李秀明任副大队长兼中队长，刘吉甫、杨晶三分别任中队长，共3个中队、300余人枪。同时，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把王楚卿、何子适的2个中队也安插在这个大队里，企图控制共产党。杨常安大队主要在界河、兴隆、肖店、余店一带活动，当时应山大部分共产党员也随部队行动，并建立了党的支部。

（三）

中共应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掌握武装后，千方百计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听说中共鄂中特委在京山一带活动，便公推卢华银去京山找党。卢华银终于在京山向家冲找到了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即向杨学诚汇报了应山党组织和武装的情况，并要求特委派干部到应山指导工作。杨学诚答应了卢华银的要求，派邓先柱(应城盐矿工会负责人，应山龙泉镇人)同卢华银一起回到应山，向党员们传达了鄂中特委的指示，又带钱鹄卿去随县长岗店干部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即1939年1月，钱鹄卿回到应山。当时，国民党应山县游击司令部驻界河易家沟，杨常安大队也在易家沟。钱鹄卿在杨常安大队驻地召集共产党员开会，根据鄂中特委的指示，决定将中共应山工委改建为中共应山县委。钱鹄卿任县委书记，杨常安任军事部长，柴醒吾任组织部长，齐光任民运部长，张铎任政权部长，方略任统战部部长，邹亚农任宣传部长兼县委秘书，秦耘任妇女部长。县委成立后，随即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广西部队一八九师想收编应山县抗敌自卫团，杨常安大队也包括在内，是否接受收编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就有争论，有人认为这支部队是党掌握的抗日武装，人员武器来之不易，不能白白编入国民党部队，有人则认为既然是国共合作抗日，就要照顾统战关系，只要是抗日，编入国民党军队也可以。讨论十分激烈，最后决定先把较好的武器抽出一部分埋藏起来，待请示鄂中区党委再说。杨常安、柴醒吾负责将70支捷克式步枪、4挺捷克式机枪，10多支手枪埋藏在魏家冲。钱鹄卿、邓先柱去中共鄂中区党委请示，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是推选应山县长的问题。有的主张推钱鹄卿，有的主张推张勤如，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名张勤如出任国民党应山县长。

（四）

1939年2月，日寇300多人侵犯应北西余店地区，向国民党广西部队一八九师一个营和应山县游击司令部驻地发起攻击。当时，周志坚奉李先念命令带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正好在西余店古城畈一带与中共应山县委及其武装联系。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周志坚率部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刚打响，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造成了新四军孤军与日寇作战的局面。战斗进行了一天，日军撤到镇外的一片丛林高地死守待援。周志坚见作战目的已达到且不宜恋战，就带领部队返回江溪店。这次战斗振奋了民心，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但是，这次战斗后，杨常安的部队(刘吉甫中队除外)也随桂军一个营和应山县抗敌自卫团到了随县万家店，被编为一八九师补充团，杨常安被任命为营长。杨常安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接受了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又奉命转回来提取埋藏在魏家冲的枪支。事后，杨焕民同钱鹄卿等一起到应山，在杨常安取走后留下的一部分枪支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两个中队，在余家店一带活动。

1939年5月，李先念到达安陆赵家棚后，杨焕民带领应山的两个中队(包括刘吉甫中队)到赵家棚汇合，编入新四军挺进团。不久，李先念指示邹亚农带领刘吉甫中队从安陆赵家棚回到应山，配合川军王赞绪的3个团，在广应坪公路以北敌后打游击。邹亚农、刘吉甫在到应山肖家店、西余店、大邦店一带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发动群众，搜集敌人情报，配合川军破坏应山至马坪一线的交通，寻机打击敌人，与川军的统战关系搞得较好。8月，中共应山县委以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应山留守处的名义在应南吉阳山一带活动，邹亚农从应北返回应南工作。刘吉甫中队仍留应北，作为应北地区党的基本武装力量，继续在应(山)坪(马)公路两侧开展敌后活动。

杨常安的部队被国民党收编后，中共应山县委几次与他联系。1940年秋，杨常安返回应山，在信应地委的领导下，为创建应山抗日武装和开辟应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