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汉流会（红帮）是半秘密的封建帮会组织，在鄂中很流行，不但矿区存在，农村也有。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应城的“双龙头寨主”郭仁泰。人们暗里互相叮嘱：“汉流弟兄厉害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不能得罪他们”。
怎样对待汉流？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以陶铸和杨学诚为代表的中共鄂中特委认为：汉流骨干多数是流氓无产阶级，参加者大都是工人，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引导他们走上抗日之路，否则将来有可能被封建顽固势力或敌伪所利用。陶铸更明确指出：“汉流有群众，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应当到那里做工作”。特委还专门成立了由沈少华负责的汉流工作委员会。鉴于这一封建帮会组织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委决定派人打入汉流会，对他们进行争取和改造工作。工作的重点集中在郭仁泰身上。
郭仁泰原是矿上童工出身，后来当了把头，在矿区小集镇棉花田开茶馆。他虽然在国民党上层没什么地位，但各“码头”的“寨主”和汉流弟兄都拥护他。当时，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在领导汤池训练班，应城人都尊称他“陶先生”。特委派到棉花田一带的汪心一作为“陶先生”派来的人，同郭仁泰手下的“红旗老五”接近。他向这位“红旗老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参加汉流，与汉流弟兄们一起抗日。
1938年夏季的一天，“红旗老五”陪着汪心一来到了郭仁泰的家里。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兄弟虽然没有见过陶先生，却一向钦佩他的为人，请，请……”郭仁泰指点着床铺上的鸦片烟盘，递过烟枪以示欢迎。
“谢谢，我不会。”汪心一客气地推却了。一阵礼节性的寒喧之后，汪心一根据事先同“红旗老五”商定的条件，要求郭仁泰在吸收他加入汉流之前，向他亮“海底”。
郭仁泰慷慨地亮出了“海底”。原来，他们的宗旨是劫富济贫，兄弟间平等相待，不准“同穿绣花鞋”等等。
汪心一看了“海底”，根据特委指示，向郭仁泰转达了“陶先生”要求他们积极抗日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修改宗旨。这些意见，郭仁泰都接受了，并和中共鄂中特委达成了3条协议：第一，汉流必须坚决抗日；第二，整顿汉流秩序，坚决纠正损害群众的行为；第三，由郭仁泰出面组织，特委派人领导，开办汉流训练班，吸收各“码头”骨干“当家三爷”和“红旗老五”参加，接受抗日游击战争训练。
但是，国民党应城县反动政府为了阻挠中共鄂中特委争取这一帮会组织，逮捕了郭仁泰，并在全县张贴布告取缔汉流。郭仁泰被捕后，陶铸立即同沈少华等人一起，走访了其他“码头”的“寨主”，筹备组织鄂中汉流大同盟，他还亲自为大同盟起草了抗日宣言，并通过国民党进步人士李范一等人营救郭仁泰，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把郭仁泰交保释放。
和许多帮会头目一样，郭仁泰这人讲江湖义气，重个人恩怨。他出狱后，到处打听他的救命恩人。当蔡松荣摆下筵席，把他请到家中作客，讲到陶铸营救他的经过时，他感激涕零地说：“兄弟，请转告陶先生，他这样仁义待我，我一切都听他的，你说，陶先生要我干什么吧？”
“陶先生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你带领汉流弟兄真心实意地坚决抗日。”蔡松荣接着说，“你眼下必须动员力量，收集枪支弹药，组织武装，将来兄弟和你一起跟陶先生上山打游击，好不好？”
“好！”郭仁泰一拍大腿，满口应承了。
1938年12月，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成立。郭仁泰的汉流武装编为“应抗”第三大队，郭仁泰任大队长。
1939年1月，“应抗”进行第二次整编。郭仁泰的汉流武装编为“应抗”第一支队，郭仁泰任支队长。
1939年2月，京山、应城两县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倾巢出动，分几路向京北山区“应抗”根据地王家松林、石板河、丁家冲、熊家滩、八字门一线“扫荡”。面对敌人的突然进攻，郭仁泰的第一支队惊惶失措，全部哗散。
郭仁泰在部队溃散后，跑到陈家河湖区一带窥测方向。当看到日军的进攻如此凶猛，抗日军民的损失如此之大的时候，他就动摇起来，在一些反动地主、资本家的包围诱惑和伪鄂西保安司令、汉流大头目杨青山的威胁拉拢下，投敌叛变，当了伪鄂西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他盘踞在矿区和陈家河湖区一带，收拢一些分散的汉流武装，迅速发展到近1000人的队伍，拥有武器约七八百件。
中共鄂中区党委经过反复酝酿，决定马上解决郭仁泰的问题，同时仔细分析了他的心态、处境和队伍的状况，认为他有可能重走正路，再举抗日义旗，因此决定尽力做回归工作，争取他反正，让这支队伍回到人民的怀抱。
区党委决定由陶铸和蔡松荣等人执行这项任务。
1939年9月，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陶铸带着一支小部队，从京山出发，绕道敌伪据点，悄悄插入应城湖区的余家嘴。
余家嘴是龙赛湖上的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隔着湖汊，与郭仁泰盘踞的集镇陈家河遥遥相望，陶铸一行凌晨到达这里以后，立即派安琳生和蔡松荣乘船渡湖，先把郭仁泰手下的左右手“红旗老五”找来。
这位“红旗老五”一直受到郭仁泰的信任。过去中共鄂中特委争取汉流，就是通过他联系的，后来他还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当天上午，当他奉召来到后，蔡松荣语意深长地对他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吗？”
“红旗老五”的脸顿时象泼血一样红，连忙申辩说：“我们的事情都是郭大哥当家，我……我实在没有办法。”
“不，不，郭仁泰是听你的话的。”陶铸用炯炯目光，紧紧逼视着“红旗老五”说：“你对他的叛变行为，不仅不加制止，不向党组织汇报，居然跟着他一起当了伪军，你背叛了党，丧失了民族气节，你对得起党、对得起民族吗？”
面对着陶铸的质问，“红旗老五”羞愧地低下头来说：“我错了，我对不起……”。
陶铸接着向“红旗老五”交代，要他回去说服郭仁泰反正归来，重新上山。
蔡松荣还转达了李先念司令员的话：“只要弃暗投明，可以不咎既往。”并要求他们第二天答复。
“红旗老五”回陈家河去了。
陈家河是膏盐的集贸市场，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敌伪炮楼戒备森严。第二天下午，一位身材高大的穿着长袍的商人，带了几个人乘船来到这里，上岸以后，直奔郭仁泰的住处。
这位商人打扮的人，就是蔡松荣。蔡松荣与郭仁泰有较深的渊源，在“应抗”之时，蔡对郭的帮助很大，两人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蔡松荣同郭仁泰一见面，就单刀直入，斥责了郭仁泰背信弃义，背叛民族、背叛祖国的可耻行径。针对郭仁泰为人粗豪，常常以讲义气自许的特点，蔡松荣又对郭加以分析开导：
“自从你当上了‘双龙会寨主’，你这个汉流大哥，自以为很重‘仁义’，但眼下当了伪军，充当日寇帮凶，对祖国、对同胞，这算什么‘仁’？过去，你答应同我们在陶先生领导下共同抗日，如今自食其言，对朋友又有何‘义’，你是不仁不义。
“你出身工人，如今有了几条枪，敌人利用你，叫你几声‘郭司令’，你就心甘情愿卖命。将来打垮了日本鬼子，杀你的头，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你想想，日本鬼子在我们这里烧杀抢掠，犯下了多少罪行，我们老百姓谁不恨死他们，你现在为虎作伥，自己断自己的后路，不是给自己的祖宗抹黑吗，像这个样子去见他们，又有何面目？过去陶政委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是第一次救你，是从身体上救你，现在是第二次救你，是从大义上、气节上救你。
“李先念司令员已来了，他在红军中当过军首长，很能打仗，我们力量很强，你已处于包围之中，北有李司令带来的两个正规团队和‘应抗’三支队整编的第三团队，南有李人林的第四团队，要消灭你很容易。但是，陶政委说，挽救你就要挽救到底，要为你负责到底，所以亲自来动员你重新上山，你不可再糊里糊涂地这样混下去 ！”
这一席话对郭仁泰震动很大。他思前想后，感到蔡松荣的一番话虽然过于严厉，但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自己拉起队伍，目的是想浑水摸鱼，捞点本钱，如果在民族大义上走歪了，留下千古骂名，就不划算了，而且长期跟敌伪混下去，自己的弟兄们也不会干。这一想，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热情招待蔡松荣，并再三要求蔡松荣向陶铸汇报，说自己对不起陶铸政委，对不起朋友，愿意起义，重新上山。
蔡松荣当即同他商定：第一，这次行动必须完全保密；第二，上山时必须全体部队一致行动；第三，部队上山不能带家属。最后告诉郭仁泰，鄂中区党委将派干部来帮助他作好准备，争取1940年元旦后开始行动。
一向举棋不定的郭仁泰终于下定了决心，但要重整义旗，还要做好手下的工作。他的队伍中成分复杂，跟着他干的很多人是脚踩几只船，又想捞大钱，又想当个什么官，又怕吃苦，更害怕打仗。因此，要把队伍完整地拉上山，他还要手下几个有影响力的铁杆兄弟的支持，他选择了一个较有利的时机，把手下的弟兄和汉流骨干“当家三爷”、“红旗老五”等人找到一起，拿出李先念司令员发给他的委任状，还有国民党顽军和日本鬼子的委任状以及军官服、肩章和皮带等物，一起摆在桌上，郭仁泰对他的弟兄们说道：
“兄弟们，委任状都在这里，你们说，到底要哪个？”过了好大一会儿，见没有人吱声，他继续说：“我们不能接受日本人的，当秦桧，万人痛骂，坏了弟兄们的名声，子孙后代也不得翻身；要国民党的，是正牌，可是老百姓不喜欢；我看还是这个好。”他拿起李先念司令员发给的委任状接着说，“陶政委是能人，重义气，不计前嫌，对我们是真心的好，我们跟着他走才有出头之日，才是走上了正道。”
1940年1月的一天，郭仁泰按照鄂中区党委指定的期限，把部队全部集中在矿区以西的郭家围子，并自动重新打起“应抗”一支队的旗号，每人佩戴着“应抗”一支队的袖章，向京北山区进发，重新走上了抗日的光明之路。
陶铸带着蔡松荣等人，星夜来到石板河对郭仁泰表示欢迎，同时告诉他，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已经成立，蔡松荣第三团队已改为第五团队，郭的部队编为第六团队，郭任六团团长，郑绍文任六团政委。
郭仁泰部队接受整编以后，立即开赴襄河西部地区。郑绍文和吴岩等人注意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矿工出身的士兵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营、连级单位建立起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支部队很快被改造为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主力团队，即后来的新四军第五师四十三团。郭仁泰等汉流骨干，终因经受不了革命队伍艰苦生活的考验，最后脱离革命，为革命洪流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