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2日，李先念和陈少敏来到京山养马畈开会，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政治部正式提议由鄂中区党委创办一种报纸，宣传抗日，鼓舞抗战。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区党委的批准。党委宣传科打算取一个好听的报名，而且在讨论报纸名称时，提了好几个备用报名，但都觉得不尽人意。陈少敏知道了，即兴说道：“七七抗战，我看就叫《七七报》，纪念七七抗战很有意义嘛！”于是，1939年7月7日，在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之际，区党委的第一张部队机关报《七七报》，在京安地区大山头创刊了，此后成为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半年后的1940年2月，以鄂豫挺进纵队命名的部队机关报《挺进报》也在八字门创刊了，二者成为军中“姊妹报”。前者的读者主要是区党委中上层指挥员，后者主要是五师基层干部和战士。
“皖南事变”后，鄂豫挺进纵队奉命改为新四军第五师，该报又成为五师机关报，常年活动在安陆的陈家店、白兆山、赵家棚一带。两报的共同任务是宣传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各种方针政策、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和伪顽的罪恶阴谋，披露和抨击大后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反共政策。因此，既是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又是新四军胜利进军的战斗号角。
《七七报》初创时，从“社长”到工人总共只有2个人——鄂豫挺进游击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吴若岩和王平。开始是油印8开2版，出版2期后交给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直接领导。指战员们嫌这种油印8开2版的报纸太“小气”，看起来不过瘾，于是改为铅印4开4版，抗战胜利后改为《七七日报》，直到中原突围前夕才停刊。
在敌伪顽三方面夹击的环境中，别说办报，就是印几张传单刷几条标语都很危险。况且还要随军四处转战，整个报社“印刷厂”就办在一头骡子背上。这头骡子既是运输工具，又是一座“工厂”，今天这里，明天那里，东迁西徙，南转北战，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把机器一架，印刷出报。所以指战员们亲切地称它是“骡背上的印刷厂”，它虽然为出版印刷《七七报》立了大功，但也使办报人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
那是1941年元旦前夕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日寇分兵几路向京安地区一个偏僻小镇——小槐岭伍家冲的《七七报》印刷厂围合袭击，子弹“嗖嗖”地啸叫，炮弹“隆隆”作响。工人们顾不了自己的危险，坚持印完最后一批报纸后迅速把一些印刷器械隐藏在草丛中，不料被枪炮震惊的骡马嘶叫着乱蹦乱踢起来，机器零件和铅字撒了一地。工人们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拈捡撒落满地的零件和铅字。突然一声雷鸣似地巨响，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印刷工人王月清不幸中弹牺牲。
血的教训，使大家认识到用牲口驮机器的办法必须改变。然而残酷的环境又不容改变。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日寇对豫鄂边区根据地的“扫荡”更加疯狂，报社只好继续用骡马驮运印刷报纸。为了加强力量，夏忠武部长从各分区抽调了十几匹马驮运机器。同时为了防止意外、便于驮运，铅字盘都加做了盖子上了锁。有人嫌印刷器材随军转移太累赘，打算丢弃一些。师长李先念风趣地说；“同志哥，这是我们的政治大炮哩，丢了它等于丢了革命的喉舌，丢了抗战的武器，可不行啊！”
1942年冬，天气格外寒冷，让人感到身寒，然而更叫人“心寒”的是在日寇进行疯狂“扫荡”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报社编辑部随领导机关转移到了京汉铁路以东的大悟山。夏忠武部长根据边区党委的决定，让编辑部人员仍留在路西，却指挥把印刷厂搬到敌人鼻子底下去，说“这叫出其不意”。大家纷纷议论：“哎，这是个好办法，往往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搬到敌人鼻子底下，反而不会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新厂址改设在安陆刘兴店和寨坡附近的伍家燕窝这个小湾子。这里是根据地赵家棚和敌占区陈家店的交界处，与日寇设在平汉铁路上的花园据点很邻近，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
此时根据斗争的需要，《七七报》加大了揭露敌人血腥罪恶、鼓动抗日力量的力度，在军队和老百姓中广为散发；矛头所指，目标所向，犹如一枚枚射向敌伪顽的无声炮弹，“打”得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更不得人心，“打”得日本鬼子心理上胆颤心惊。在这个座落于山凹里的小湾子办印刷厂，敌人是怎么也料想不到的，但经常有日寇骚扰，如果稍有疏忽，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全厂三四十人都扮成农民模样，不带武器，分散住在群众家中。村里的旧保甲组织，表面上应付敌人，暗中却给报社办事。在花园的日伪据点里，也有报社的情报网，每当鬼子出来“扫荡”时，报社早己得知情报并且安全转移，敌人什么也没发觉。
1943年初夏的一天，田里的麦子黄了，不少都已收割登场。天是那样的蓝，太阳是那样的烈，酷热弥漫在空气里，散发着初夏的活力。报社驻地的村子附近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许启贤正在和几个干部欢欢喜喜地跟群众一道打麦子，敌据点里的情报网忽然派人转送来日寇要出动“扫荡”的消息。随后，一股日寇共80多人，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到了村边。大家闻讯后立即沿着山坡转到王家松林附近，留下几个人监视敌人，并装扮成当地老百姓，和保甲长一起，帮敌人喂马做饭，应酬敌人。敌人在村子里打扰了半天毫无所获地走了。一个印刷工人风趣地说：“我们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敌人竟一根毛也没摸到。”
报社就是这样同敌人巧周旋、捉迷藏，敌来我走，敌去我归，有时到离敌人更近的地方分散隐蔽，有时把机器搬到赵家棚北边，或搬到陈家店南边继续印刷报纸，尽管有敌人不断“扫荡”和骚扰，但《七七报》仍然像没事似地照样按期出版发行，敌人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政治炮弹”是从他们眼皮底下发出来的！
新四军同日寇、伪顽水火不相容，同人民群众却鱼水紧相依。在与敌占区很近的险恶环境下，当地老百姓为了掩护报社印刷厂安全，不管风里雨里，还是冬寒夏暑，为报社印刷厂站岗巡逻，还秘密组织了几个情报“交通员”，陈光照就是其中一个，他平时总是假装无事闲逛，东游西荡，一遇敌情就火速通风报信。当地群众就很快同报社的工人们将所有印刷器材、设备掩藏在事先挖好的洞中。不仅如此，群众还自动组织了报纸投递组，经常四处奔走。投递报纸的成员有安陆烟店的侯万福、陈店伍家店的伍友、赵棚会寨的叶开容、孝感季店的潘文宁等等。
就这样，报社在伍家燕窝敌人鼻子底下两个年头里，印刷了100多万份报纸和书刊。而敌人简直像瞎子一样，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眼皮底下这个神秘的印刷厂。
当然，在日寇频繁“扫荡”和严密封锁的严酷环境下，物资奇缺，运输艰难，要解决印刷需要的大量铅字、油墨和纸张等更是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而卡住抗战的“喉舌”，影响报纸正常出版。
怎么办？能人是“逼”出来的，功夫是“习”出来的，办法是“急”出来的。没有铸字机就用土办法代替“洋机器”，先在铅板上刻出阳文的字，再用煤油灯把字熏黑，安放在翻字盒子里，然后灌上经高温液化了的铅水。由于阳文字模上经煤烟熏过，冷却后即可很快脱模而成为凝固的阴文铅字模。再反过来把阴文铅字当成字模，仍用煤油灯将其熏黑，又把经煤烟熏过的字模安放在盒子里，再用液化了的铅水浇铸，于是就成了印刷需要的铅字。
油墨也是土法上马制造的。制造者是修理印刷机的工人杨子江，他的老家京山盛产松烟和桐油。他依照老家的油漆匠炼光油的办法炼制桐油，加入松烟，再依照油漆匠滤油的方法，把渣子滤掉，然后加入他自制的松香就成了油墨。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把油墨制成了。
纸张更困难。最初还可以通过商人们组织的船队，把密封在船舱底下偷运到武汉的纸张买一点。后来敌人的封锁愈来愈严密，日寇一旦查到偷运印刷材料，对商人轻则皮鞭抽打，放狼狗嘶咬，灌辣椒水，重则毙命杀头。因此，偷运的纸张越来越少，而书报的需要量则越来越大，大家每天都要为报纸发愁。于是夏部长对陈英说：“我们的祖先蔡伦在两千多年以前就造出纸来了，能不能想办法把皮纸作坊改造一下用来造纸呢？你们到潭家河去考察一下那里的皮纸作坊吧！”
陈英当即出发，冒着凛冽的寒风，穿过几道封锁线，走了几天，才到离日寇据守的武胜关不远的小镇谭家河。皮纸作坊的小村子离武胜关更近，只有二三里路，村子东头比较开阔，西头和背后是比较稠密的山林，日寇经常来骚扰、抓夫。村长对陈英说：“鬼子经常从村东头进来，我们虽然有人在那里放哨。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到西头找个掩蔽的家去谈吧。”于是陈英跟随村长走进一个农民家。突然，两个鬼子一反惯例地从西头进来了，陈英“虎”地一下站起来冲出堂屋后门。不料屋后拐角处还有一个鬼子，贴着墙向两边张望，见陈英奔跑过来，先是一惊，随后慌忙射击。陈英飞快地跑上山坡，掩藏在密林中。陈英请来两个老工人来作技术指导，又从安陆转战到黄陂蔡店附近的东岳庙，用构树皮和稻草作原料，终于在这里办起了鄂豫边区第一个造纸厂，纸的质量也不断提高，而且还造出了淡绿、粉红、黄、蓝等多种带色的纸。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报社印刷厂不仅采用土法自制了铅字、油墨、纸张这些“洋货”，虽然不及“洋技术”的质量，但解决了大问题，在当时条件下还是了不起的创举和革新。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办报人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艰辛。
在日寇对边区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的复杂环境中办报，既要不断开展工作，又要应付各种突然情况。在安陆伍家燕窝，报社本来就是工作、战斗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的“前沿阵地”，但也有自己可靠的“大后方”——实在地说，这个大后方就在老百姓的房屋夹墙和牛栏中。
那是1943年秋天，报社的厂址初次转移到赵家棚西面的王家西湾，想选定一个比较安全的房间安装机器，打算不到情况十分危急时不拆卸机器。当地群众看出了这一意图，主动提供保险处。他们说：“湾子中有一个有夹墙的房间，保证满意。”到现场一看，好一个掩蔽场所，一间牛栏的内墙角有一个洞口，从洞口钻进去是一个宽大的房间，房间四周又连着其它房子，在外面是很难发现的，就是进了牛栏也不会想到这里还“别有天地”。
其实，这房中之“房”的用处是每一个经历过游击环境的人知道的，这是群众赖以生存的储粮间啊！每当敌人“扫荡”时，老百姓就把自己的粮食和不便露面的年轻姑娘以及老人、孩子藏在里面，以躲避敌人的洗劫。这时腾出来印报纸，可见承担着多大牺牲啊！
“不行不行，这是你们生命的‘保险箱’，如果我们占用了，你们会遭殃。”厂指导员连连拒绝说。
“我说同志，你们的机器要是被敌人找出来了，我们不照样遭殃吗？”他们竟提出了一条让办报人无法推辞的理由。经过慎重考虑，大家只得“屈从”了，于是就在墙上掏了个大洞，将机器搬进去后又把洞口封上。生产工人仍从原来的“门”(实在说是个小洞)进出“车间”，安然无恙。
有一次，在严家独屋，报社得到紧急情报：敌人已经到离这里不远的赵家棚来了。如不立即将全部铅字、机器、工具等掩藏起来，就有可能机毁人亡和房屋被烧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但一时哪能将全部东西转移出去，又能转移到哪里呢？真叫人心急如焚！唯一的办法是就地掩埋。当时印刷厂设在采购员严斯荣的家里，当厂指导员朱掷与他商量掩埋事宜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大家将严家的一间大房间地下挖空，把所有的印刷器具、设备都埋放进去，再把整个房间伪装成牛栏，地面上堆上稻草作为耕牛的饲料，再在墙面和地上糊上牛屎，弄得满屋臭气熏天，以障敌人眼目，打消敌人的怀疑，使出来搜寻的敌人啥也没发现就乖乖走了。
从1942年夏到1944年下半年，在安陆这两年时间里，《七七报》、《挺进报》及其印刷厂尽管一直处在日寇频繁“扫荡”的险恶环境中，但还是按期印出了数百万份的报纸和大量的诸如《老百姓报》、《襄南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持久战》等书刊杂志，遇到特殊情况还发“号外”。这门“政治大炮”在抗日史上“轰”出了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