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海松，湖北省大悟县李陈洼人。一九一四年农历正月十九日生。家境贫寒，只有一亩半山坡地。父亲陈正普和叔父陈正福和睦勤劳，种地之外，还打鱼、砍柴、肩挑小贩，正常年景，生活勉强过得去。海松的母亲死得早，靠婶母抚养大。婶母没生养，就把侄子当儿子一样疼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儿时的陈海松，就成了穷家小户的娇子。

儿童时代的陈海松聪明、活泼、胆大，也很顽皮，是李陈洼小山村里的孩子头。孩子们干出的许多淘气事，多是他串动、出鬼点子搞出来的。他最喜欢的游戏是把伙伴们分成两队，摹仿“武戏”中人物，打打闹闹的。每次这样玩的时候，他不要家务重的孩子参加，免得引起大人的干涉，大家没趣。由于他顽皮，没把心思放到读书上，尽管在本村上了五、六年的私塾，只脱掉了文盲帽子。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黄麻起义的枪声唤醒了大别山区的贫苦农民。一九二九年红军在仙居区建立根据地，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与地主豪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少年的陈海松，被这时发生的新鲜事吸引住了，见到大人们窃窃私议，便凑拢去听，问这问那。

一九三〇年春，海松担任了童子团大队长。他带领童子团执行任务时，一有机会，就向区乡苏维埃干部寻问他不懂的问题，要求作更多的事情。从此，他投身到火红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七月上旬的一天，海松背着家里参加了红军。他在部队里进步很快，不久，就加入了青年团，一九三一年春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苏区西进时，他任三十六团机枪连指导员。他工作勤奋，好学上进。每次上政治课前，先把材料看一两遍，结合连队实际情况写好提纲，讲课时离开讲稿信口讲。讲得生动具体，有条有理，深入浅出，战士们很爱听。他到机枪连不上七天，就不要花名册点名。机枪连连长原是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射手，机枪打得特别好。但他态度傲慢，几任指导员都跟他合不来。陈海松接任后，和他相处很好，并向他学会了打机枪。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刚刚立足，张国焘又下令大搞“肃反”。陈海松在“肃反”中有一段曲折的经历：“肃反”开始，他升任三营政委。不久，三十六团政委被抓，又升任团政委。几天以后，团政治处主任被抓，在严刑逼供下，说陈海松是“改组派”，陈海松即遭五花大绑。团长余天云跑去找师长何畏吵，说：“陈海松参军时还是个小鬼，跟着我长大，一直表现很好。在入川路上，那么艰苦，他把特务连的娃娃兵带得很好，是什么改组派？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何畏不理。他又找总指挥徐向前。在徐向前的干预下，陈海松被释放了，但师政治部拒绝恢复他的党籍。他回到三十六团，跟余天云当警卫员。直到四川军阀田颂尧向红军发动三路围攻时，在其第二次大进攻的前夕，陈海松被放到三营任副营长，并奉命率两个连扼守杀牛坪。他根据杀牛坪的地形特点，以小部兵力凭借工事扼守要塞，大部兵力采取灵活击敌的打法，抗击田敌第二第三两个师五个团的轮番攻击，激战三昼夜，毙伤敌人一千五百余人，创造了方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尔后在鹰龙山等地，又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阻击战。至此，才恢复了他的党籍，复任三十六团政委。

反三路围攻胜利后，部队扩编，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因干部严重不足，军部成立教导队培训干部，调陈海松任教导队政委。完成培训干部的任务后，又调任七十三团政委，旋即升任二十五师政委。扩编后的二十五师，老底子是原十二师，从鄂豫皖来的老战士多，是方面军的三个主力师之一。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兼任师长。陈海松紧密配合许世友，率领二十五师参加了营渠战役、宣达战役，都出色地完成了总指挥部交给该师的任务。

在宣达战役中，陈海松被敌人的炮弹炸伤右腿。他负伤不下火线，却命令担架队迅速地把别的伤员抬下去。他坚持指挥部队作战，直到拿下宣汉城，才同意把他送往医院。他的右腿肿得把裤脚绷的紧紧的，医生剪开裤脚，发现弹片深深嵌进大腿，惊叹地说：“他怎么能在阵地上坚持几昼夜啊！”护理他的医务主任汤正兴，原来是随卫生队挑药箱的，换药手脚重，痛得他冷汗珠子直滚，他不哼一声，还鼓励汤正兴带头学好技术，领导好医务处。

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失败后，四川大军阀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纠集全川各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六路围攻。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分为东西两线，进行反围攻作战。在第一、二次收紧阵地期间，陈海松协同师长指挥部队，一连串的阻击战都打得勇猛、灵活，歼灭了大量敌人。当红军第三次收紧阵地至万源一线时，刘湘先后集中一百四十余团的兵力，妄图夺取南江、通江、万源，把红四方面军赶出四川。万源地处川陕边陲，是红军在东线的最后防线。保卫万源就成了反六路围攻的胜败的关键。总指挥把万源保卫战的重点阵地大面山交给了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抗击刘湘的主力。大面山在万源城的东南，海拔一千多公尺，象一把扇子，是万源城的天然屏障，占领它，即可直下万源城。二十五师利用有利地形，与数倍乃至十数倍之敌，展开了极为残酷的攻守战。

部队伤亡大，补充的新战士多，陈海松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全师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保证了师长军事指挥的实现。他针对部队情况，适时提出政治工作的重点和宣传鼓动口号，给部队以旺盛的士气；他极为重视伤员的后送工作，千方百计使他们得到及时治疗，消除战士英勇作战的后顾之忧；他要求各级政治干部带头英勇杀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战士。他自己更是政治干部的表率，哪里战斗最紧张，他便赶到哪里，从这个工事跳到那个工事，跟战士一起与敌拼杀。就是这样，一批批新参军的青年农民，在阵地上很快就变成了英勇无畏的战士。在军事指挥上，他重视斗智，与师长一起研究出许多灵活机动的打法。如发动指战员和士兵献策、献计，因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搞了铁蒺藜、竹签桩、木城、竹城等防御设施，修好常规防御工事。有意放敌人到阵地前沿，用近战消灭他们；故意示敌弱点，诱敌偷袭，用伏兵消灭他们；隐蔽精干，用小部队疲惫敌人，待敌人大烟瘾发作，十分倦怠时，以强有力部队进行反冲锋，等等。

(二)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不久，曾传六调总部工作，陈海松接任九军政委。此时的红四方面军正处于发展的全盛时期。领导机关系统地总结了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经验，部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整训。陈海松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把宣传材料中的“麻痹青年”说成“麻醉青年”，被军中传为笑话。他受到刺激，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工作能力和肩负的任务不相适应。于是下决心更加勤奋学习，加紧提高自己，同时也重视抓部队的文化学习。他经常把总政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分别创办的《干部必读》、《共产党》等期刊和文件，捆在一块蓝布包袱里，稍微有点空，就拿出来精心研读。

他勤于学习，更善于思考。在四方面军里，军阀作风比较严重，有许多干部把打骂下级作为治军、树立军威的一种有效手段去使用。他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即决定战争的胜负靠什么？他在学习中和战争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答案。他认为仗是靠战士们打的，指挥员的作用，就在于组织和运用战士的力量。指挥员的本事是以战士的力量作基础的。他心里有了这根弦，使他抵制了军阀主义作风的浸染。他认为革命队伍都是阶级兄弟，上下级之间也是阶级兄弟，应该互相友爱！凡是革命的同志，他都真心当做自己的兄弟。

在整训期间，部队休息的时候，他经常到连队活动。和战士们说笑话，摆龙盘，玩游戏，见景生情，不拘一格。尤其爱找大个子比甩手榴弹和摔跤，他常是优胜者，博得一阵阵喝彩。玩游戏，输了要罚唱歌，或学动物叫。因此战士们就打伙捉他的鳖，好叫他出出洋相。他爱把帽撮拉得低低的，坐下就闪腿的习惯。调皮的战士就在游戏场上学他的样子，逗得全场哈哈大笑。他也抓住某些战士的怪癖去回敬。他的个子不高，长得胖敦敦的，有人喊他“小政委”，有人喊他“小胖政委”，他都一喊一应。在这样的时候，他完全是战士中的普通一员。这样他就容易摸到了部队的思想脉膊。有时他掌握的情况，比政治机关汇报的还要准确、具体。

整训后的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另一个团，将近两万人。军长何畏在万源保卫战初期被敌机炸伤下肢，行动不便，指挥部队作战的担子就落在陈海松和副军长的肩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接中央电示，准备向嘉陵江以西发展，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为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渡江的有利条件，遂决定举行陕南战役。陕南战役初期，陈海松率二十五师转到新铺地区，担负保障正面进攻部队左翼侧后安全的任务。当正面进攻部队在新铺湾遇到陕军的顽固抵抗时，他不怕三面临敌的危险，毅然率部队从侧翼直插到沔县，断了陕军的退路。陕军溃乱，即会同兄弟部队将陕军第四十九旅和独立旅的一个团大部歼灭，连克新铺湾和沔县。二十五师乘胜进围褒城。褒城和南郑同为陕南战略要地，工事坚固，陕军死力固守，还有飞机增援。陈海松指挥二十五师巧打猛攻，数十次冲进陕军阵地，与陕军肉搏。鏖战八天，因陕南战役的目的已经达到，遂撤褒城之围。

红四方面军回师川北，发起了嘉陵江战役。陈海松率领九军攻打仪陇，以清扫嘉陵江东岸的敌人。开军事会议时，他提醒二十五师师长，叫他在实施作战方案时，注意机动灵活，敌变我变。可是在作战中，二十五师还是机械了一点，应变措施晚了一点，缴获和俘虏都比二十七师少。战后，他召开两个师团以上干部会议，表扬二十七师，向二十五师提出一个问题：“老大哥为什么不如小兄弟？”要他们就地讨论清楚。他对基层干部和战士的疾苦非常关心。在攻打凤仪场时，他发现七十五团六连连长罗应怀大腿重伤，将要遭到敌人的毒手时，即命令交通队冲上去，把罗应怀和其它伤员抢回来。罗应怀在陈海松的关切下，睡担架行军五千里。

强渡嘉陵江时，陈海松到总部请战，要求派二十五师担任主攻。总部领导讲主攻任务已分给别的部队去了，他自己想办法，解决渡江器材，保证按时渡江。陈海松一面派侦察人员细心侦察敌情、江情，一面发动指战员和战士想办法。一个四川战士提出用农民打谷用的拌桶渡江。陈海松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参加试验。因江水湍急，单桶不行，把两个桶绑在一起，又被激流冲散。他想起了家乡的打鱼桶，就在两个拌桶之间捆一根杠子作舵，终于成功。三月二十八日夜渡江战役开始，二十五师在阆中以北用拌桶偷渡成功。先遣队在没惊动敌人的情况下偷到两只船，使部队很快过江。三月十一日攻克阆中。

四月二日，陈海松指挥二十五师和四军一个师攻占南部，歼灭守敌李炜如部三个团。接着率二十五师从南部西出过涪江，直趋江油，与二十七师会合，会同兄弟部队包围江油。这一攻势使敌人大为震动。邓习侯亲率十八个团的兵力增援江油。陈海松率二十五师参加打敌援兵。当八十八师攻占敌塔子山主阵地时，他乘机抛开当面之敌，挥师迅速向敌右侧包抄。敌军顿时动摇。方面军乘机全线反击，俘敌三千余人，邓习侯几乎被生擒。

陈海松潜心研读过《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追击要点》、《军事知识研究》等军事理论文章。在实践中他注意学习老团长余天云打游击战的经验；副军长许世友猛勇顽强的经验；军长何畏（黄埔军校毕业生）重视战略战术的经验；吸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

他指挥作战，对敌情侦察要求非常严格，对敌情分析细致周到，敌可能的变化，我之相应的部署，都力求做到成竹在胸。对重要阵地他亲自带师团干部察看地形、配备火力。在战术上，一般对敌正面用兵少，爱大胆迂回、穿插、突袭，出敌不意，打敌要害，以奇兵制胜。在指挥作风上，他有三大特点：一是对敌情判断准确，行动果断坚决；二是战斗一打响，就上前线指挥所，面对面指挥，极少在二、三线指挥；三是对下级指挥员要求严格，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并根据实际情况，帮助他们研究出制胜办法，以坚定完成任务的信心。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战前要作政治动员，把敌情、我情、任务和制胜办法都告诉干部和战士，然后提出行动的口号。他的动员，针对性强、富于鼓动性，干部听了都信心十足。每战过后，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慰问伤员，检查伤员的治疗和安置情况，督促经理处，把缴获的生活物资优先供给伤员。他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和同志式的态度对待下级，因此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愿意亲近他，信赖他，有话向他谈，乐意跟他在一起作战。只要他在阵地上，部队的情绪就特别高，信心特别足。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首先与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当毛泽东得知九军的政委才二十一岁时，很高兴地说：“我们一方面军的政委都年轻，可还没有他这样年轻的军政委呀！”

军部夜里得到会师消息后，陈海松立即召集政治部的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开展会师后的政治宣传工作，迎接一方面军的问题。次日清晨，他不等部队集合完毕，就兴冲冲地走到队前，挥动双手，激动地宣布会师的喜讯。部队顿时欢声雷动，许多人高兴的直蹦。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从今以后，党中央跟我们在一起了！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革命胜利就会来的更快！……我们要听总司令部指挥，跟一方面军老大哥紧密团结，并肩作战。”

会师后，九军与五军团的驻地相连。他看到五军团由于长期转战，补给困难，战士们身体削瘦，衣着褴褛，九军很快凑集几百套灰布衣服，一批鞋子、毛巾、帽子、针线包，一部分酥油和炒面，送给了五军团。五军团也回赠了一批枪枝弹药。两军部队一起联欢，革命战友的情谊洋溢在两军之间。

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一方面军的实力远不如四方面军，野心迅速膨胀，在部队中散布种种谣言，抵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作战的方针，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妄图篡夺最高领导权。陈海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虽搞不清楚，但他认识到保持团结的重要。

在两河口，张国焘策动一批高级干部，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总司令部。在一次会上，他的秘书长黄超要陈海松带头发言。陈海松推托说：“一方面军来的干部都是大知识分子，我这个土包子见不了众。你找文化水平高的同志吧，我实在不行！”

黄超说：“这是张主席的意思！……你怕讲不好，我帮助你准备。”一听说是张国焘的旨意，陈海松不敢再推了。

黄超教陈海松讲的：一是攻击毛、周、张、博的恶毒语言；一是要拥护张国焘当军委主席的“军情军意”。陈海松觉得太过分，在会上就不讲骂中央领导的话。黄超紧挨他坐着，极为不满。用倒拐包撞他。陈海松无法，只得硬着头皮照黄超的话讲下去。会后黄超还是责怪他。

陈海松的发言，给与会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一直忐忑不安。直到一年多后，他对原一方面军的一个同志说：“那次反中央的会是演的一场皮影戏。那次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现在一想起来就脸红！”

会议期间，陈海松见总司令的马又瘦又小，就把自己乘坐的一匹大青马送给了总司令。后来有几个军级干部知道了，竟辱骂他“是朱德的走狗”。他感到很为难，就叫交通队设法偷了回来。不久，朱德看到他，说：“海松同志！你送给我的那匹马确实是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被人偷去了。”陈海松脸一红，说：“总司令，实在对不起你！马是我们交通队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牵回来了，我马上派人还给你。”部队到达阿坝地区时，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那匹大青马被三十一军交通队偷去杀吃了。陈海松知道后很气愤，但不敢有所表示。直到后来气氛缓和，他才给总司令送了两匹马，以此表明自己的心迹。

这时九军和五军团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九军收容队把五军团二十多名掉队人员抓起来，保卫局长前来交涉，政治部主任谢富治竟要连他一起作“反革命”处理，引起朱德的关注。陈海松对破坏两军团结的行为很痛心，但他不敢公开教育部队，只是在私下对一些干部说：“一方面军跑了那么远的路，打了那么多恶仗，能跟我们会合就很不简单了，我们脱离鄂豫皖，一路跑，一路打，翻秦岭时，没有办法杀马吃，不也是搞得象个叫花子军吗？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强点，就欺负人家。都是红军，应该搞好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共产党跟共产党分家，红军跟红军分家，象个什么话呀！”

在甘孜整训部队，朱德多次到高级干部短训班讲课。他讲革命形势时，有些人在下面嘀咕：“别听他瞎吹牛！”可是陈海松相信他的话，每次都认真听讲，仔细琢磨，提出不懂的问题。朱德表扬他学习认真，肯动脑子，领会问题快。

张国焘成立伪中央后，采取调出来派进去的手段，对原一方面军的部队实行“改造”。先后调到九军任职的，有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组织部长朱盘显、宣传部长方强、二十七师参谋长刘培基等。明曰“一视同仁”、“加强团结”，暗中又通过保卫系统监视他们的行动。这时陈海松跟朱德接触的机会多了，经过一段交谈，使他逐步了解到一方面军的历史和遵义会议的基本精神，领悟到当前的时局，使他原来无法判明的一些重大问题，现在一清二楚了。

从此，他对一方面军来的干部十分信赖，在工作上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知识分子出身的曾日三和方强尤其倚重。让他们给全军的政治干部讲建党的理论和政治工作经验。他在方强那里看到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党的建设》，借去看了好几遍，爱不释手，连称“好书！好书！”

经历分裂时期的政治斗争，陈海松的政治思想水平迅速提高。有一天，军部交通队程指导员和队长闹别扭，队长骂他是“改组派”，他就紧张了，径直找陈海松问，到底什么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陈海松先按通常的说法作了解释，然后着重说：“我们部队中可能有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这样的反革命，究竟谁是谁不是，我认为应该把住两点：一是看他为谁工作。是为穷人工作？还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作？一是看他为谁打仗。是为革命打仗？还是为军阀帝国主义打仗？拿这两点衡量，虽说杀了那么多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出谁是真正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你也可以用这两点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嘛。”

在场听了这场谈话的侦察参谋李新国，感到非常新鲜，几十年不能忘怀。

一九三六年春，四方面军准备第二次北上，九军在卢霍一带筹粮。这里是藏族聚居区，因民族隔阂，藏族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和反动头人的煽动，红军遭到武装袭击，筹粮异常困难。陈海松和曾日三研究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反复强调，一定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能再给群众造成不好的印象。并规定有钱用钱买，无钱打借条；有人在场，尽力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无人在场，也要如数留下钱或借条。

部队在川康边境困了半年，因疾病、冻馁、战斗，减员一半以上。部队决定第三次过草地时，少数人因被头两次过草地折磨怕了，出现了逃亡现象。陈海松就找军长孙玉清商量，把全军的马匹集中起来，担负两项任务：一是成立临时骑兵大队，担负侦察道路，寻找食物和警戒工作，以减轻部队的负担；二是成立搜索队，负责寻找逃亡人员。他特别告诫陈宜贵，不许对逃亡人员乱加惩罚，要用说服教育和帮助解决具体困难的办法，使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他和曾日三等分头到各师，直接抓部队的思想工作。

部队出了草地，在哈达铺休整三天。十月八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备受分裂之苦的四方面军，终于又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陈海松在九师举行的庆祝会上讲话，激动得热泪盈眶。

(四)

十月下旬，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渡过黄河。张国焘对执行宁夏计划是动摇的，企图乘机调四方面军主力去建立肃北根据地。因战局变动，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陈海松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

在西进时，西路军总指挥部把总数二万一千八百余人的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向河西走廊进发。右翼部队从一条山地出发，进占永昌打甘州；左翼是九军和总部直属队，由镇虏堡地区出发，进占古浪打凉州，由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

十一月初，蒋介石已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统一指挥甘青地方军阀部队。马家军共有兵力十一万五千人，马六万匹，另有蒋介石的飞机助战。在西路军分兵时，敌兵力已开始集中。

在向古浪推进途中，敌人的骑兵或在后面跟踪而来，或在两侧与九军并行。九军只得夜行日宿，由一路纵队改为二路纵队，缩短行军距离，防止敌人袭击。敌夜宿日袭，九军步行一夜，敌骑兵三、四个小时就赶上来了。陈海松率后卫部队利用横梁山的有利地形，阻击了尾追之敌。孙玉清乘机率先头部队急进，于十一月十三日袭占古浪，守敌逃窜。十五日全军进抵古浪。总部直属队西去永昌。

古浪为凉州的门户，是敌必争之地。古浪城座落在两面临山的川道里，易攻不易守。九军到达古浪时，只有五千余人。兵力过少，军事指挥员反而采取了分兵把口的防御部署。陈海松不赞成这种单纯防御，主张积极防御，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九军的指战员十分疲劳，工事尚未修好，敌就集中了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四个民团的兵力，在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于十六日拂晓，向古浪疯狂反扑。九军奋起反击，与敌激战三天，毙伤敌二千余人，古浪城仍在我手。但九军也伤亡过半，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青、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都英勇牺牲，部队元气大伤。

十八日夜，九军奉命突围，向在永昌的三十军靠拢。

古浪失利，陈昌浩却暴跳如雷。他在永昌召开营以上的干部会，下令调查失利原因。他把责任推到军长、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头上，并在军长政委不够团结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恶狠狠地斗争了三个主要负责人，并撤了他们的职。派副总指挥兼任军长和政委。接着，整顿九军，打击一批中层干部。

陈海松回顾了九军的历史，想了想屡战屡胜的九军，为什么在南下后连遭挫折，把近两万人的部队变成残军？初步觉察到路线有问题。他对继任九军的参谋长李聚奎（曾参加平江起义）说：“张国焘是错误的，党中央毛主席是正确的。张国焘有野心，四方面军受了他的害。”

陈海松被撤职十天后，由于徐向前的提议，又复职回到九军。

九军经过一斗一整，指导员们都灰溜溜的，感到抬不起头来。陈海松做了大量的工作，才扭转了部队的沮丧情绪。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西路军，总指挥部下达了准备东返的命令。陈海松以兴奋的心情作了政治动员，部队的情绪高涨，急切等待出发的命令。不久，总指挥部却来了个撤销东返命令的通知，部队的情绪一下子跌落下来。

永凉一线，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南靠冰雪终年的祁连山，北临惊沙击面的大沙漠，中间是耕作区与沙石滩错落相间的平川。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荒凉，老百姓受马家军的欺骗宣传后，大部分外逃，实在无法去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来后，却在这一线摆开一字长蛇阵，与优势的敌人拼消耗，致使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远在永昌牺牲。

这时，部队要求东返的情绪与日俱增。陈海松与陈昌浩就西进和东返的问题在军政委员会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并受到陈昌浩的压制。陈海松早在甘南时，就了解张国焘不想北上与中央会合，有过经青海避居河西走廊或新疆的举动，现在西路军滞留永凉一线，正与当时张国焘在甘南的企图相吻合。因此，陈海松怀疑张国焘又搞什么鬼，也怀疑陈昌浩究竟是执行谁的指示。他就此事向方强作了深谈。并邀方强同他一起离开部队，去陕北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后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

十二月底，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西进到甘肃以西的抚彝（今临泽）高台一线，打开了接近新疆通道，又滞留下来。时值堕指裂肤的严冬，部队忍受着衣不暖身、食不饱腹、水难解渴的奇苦，端着缺少子弹的钢枪，与七万多敌人进行一场场悲壮的白刃格斗。五军在高台拼战殆尽，西路军集中在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与敌苦战之后，陈昌浩才不得不同意东返。部队突围到西洞堡，取得了击退尾追之敌一个骑兵旅、全歼一个宪兵团的胜利后，陈昌浩又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陈海松气愤地说：“这哪里是带兵打仗，简直是胡闹！”

西路军回到倪家营子，又陷入敌人的重围。经七天苦战，刚突围至北的三道流沟，又被围。又苦战五昼夜，西路军只剩三千余人，终不得西进，才改向东南的梨园口突围。

梨园口在临泽的南边，是河西走廊与祁连山交接线上的一个山口子。山口南侧是梨园河谷，向西通往祁连山腹地。梨园堡就在梨园河边。座落在梨园堡东侧的寺汪山，夹在河谷出口与山口之间，为梨园河谷的天然屏障。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太阳初升，三十军和总部已到梨园堡一带宿营，担任后卫的九军到达梨园口时，陈海松站在山口上察看了一下地形，即命令部队上山警戒。几乎与此同时，后尾传呼敌人来了！陈海松向北一望，果然看见两股黄尘滚滚而来。他即令就近的部队抢占寺汪山，传令进到山口里面的部队抢占山口西侧山山梁。敌人迅速剪掉了九军后尾，亦弃马抢山。无奈九军战士一个个衣裳褴褛，脸颊消瘦，眼睛布满血丝，饥饿疲惫，步履艰难，只爬到山腰，就被抢先爬到山脊的敌人压了下来。陈海松又指挥部队占据梨园堡至山口之间的一些山包和陵坎，仰抗着敌人。

不久，另一路敌军从梨园河口直通梨园堡。三十军一部在尚未解冻的梨园河上抗击着敌人，山口西侧山梁的北边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总部和三十军大部在仑促撤退中。

此时的九军不足一千人，除军部交通队尚有一些子弹外，战斗部队大多只剩保枪的子弹。交通队跟随陈海松的一个警卫排，也只有十几个人。

陈海松乘敌尚不敢冒然往下冲的机会，命令部队死战到底，为三十军和总部的展开多争取一些时间。他布置完拼战前的准备工作后，就叫陈宜贵赶快组织机关的同志撤退。

这时的境况谁都明白，留下来就很难再活着出去，但九军如果稍有松懈，三十军和总部的后果就不堪设想。陈宜贵要求留下，陈海松把脸色一变，厉声喝道：“叫你撤就撤！干什么婆婆妈妈的！”

这是陈海松第一次发陈宜贵的火。陈宜贵想到极可能是生死离别，泪水夺眶而出。陈海松扭过头，用拳头擦了一下眼睛，转过脸来说：“好啦，赶快走吧！再晚了谁也出不去。机关的同志战斗力弱，留下来无益，能出去一个算一个，总比大家都留下来死强。”

敌人在疯狂射击之后，沿着寺汪山一条条山沟向下运动。前沿部队消灭了几批冲出沟口的敌人，子弹都打光了。敌人在“共军没有子弹了，冲呀”的狂叫声中，从各条沟口冲出来。陈海松大吼一声：“警卫排跟我上！”即率警卫排向前冲去。

这时，陈昌浩带孙玉清在西边一个土包子上瞭望情况，望到陈海松，急喊：“不能——冲！太危险！”并派两个警卫员追他。两个警卫员没追上。

警卫排冲上去，用清一色的快慢机盒子枪猛扫。敌人抛下一片尸体，溃退到射程以外，集中火力向警卫排射击。陈海松和警卫排钉在阵地上，迫使敌人不敢冲锋。

在西边，有一支敌军突破山梁上的防线，蜂拥向南插下来。九军三面受敌。战士们临危不惧，迅速拆弃了机枪、步枪的零件，挥起大刀，怒吼着，奋起迎敌。一个战士一团火，一寸土地一片血，直杀得敌人胆战心惊，一度踟踌不前。

上午十一时许，陈海松急于观察战场情况，乘敌机枪间歇之机，向包顶爬去，被李明一把拉住，他火了，喝道：“干什么！”李明说：“上不得！”李明一松手，他就迅速往上爬。爬到包顶，刚一抬身，敌人的机枪齐射，他上身同时中弹八处，倒在血泊之中……。

孙玉清率三十军一部赶回来救援被围的九军，只有少数人员得以突围西出。二十五师政委杨朝孔，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七十三团、八十一团的团长和政委，交通队程指导员，都和绝大部分战士一起英勇牺牲。

在祁连山深处，九军幸存的三百余名战士，身临绝境，听说自己的政委壮烈牺牲，许多人嚎啕大哭，悲恸之声令人撕心裂胆！

同年，在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为董振堂、陈海松烈士召开的追悼会。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多次对一些老同志说：“陈海松是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