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的一天，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执法处里，正进行着一场奇怪的审讯。已受人情之托和金钱贿赂的军法官竭力为被告开脱，可那位年轻的被告却毫不理睬对方的暗示，凛然正气，回答简练，掷地有声，始终还是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这个无畏的年轻人就是丁润石。

丁润石，湖北孝感花园镇人，一九○六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士绅家庭。祖父丁逊斋，以行医为业；生父丁瑞亭，以教书谋生。至润石出世时，家道业已败落。润石七岁入私塾读书，不久父亲病逝，家境渐窘，除母亲从事缝织外，主要靠变卖家业和从丁姓搬运码头抽取一份利钱维持生计。润石有一叔爹，依仗宗族势力，欺负润石家孤儿寡母，寻常无故敲诈勒索，多有刁难。小润石对此极为愤慨，曾书题对联赠其叔爹：“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以示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家庭的困境，渐渐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老成持重，读书异常刻苦，小小年纪便被街邻亲友誉为奇材。十二岁的润石考入汉阳晴川中学。为了培养丁家这个“争气”的后人，母亲和姐姐更是织布缝衣，拼命劳作，丁氏族人也筹资相助。润石不负众望，十五岁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北大就读之初，润石在潜心攻读学业之余，还大量阅读各种进步书刊，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目睹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视野逐渐开阔，思想不断成熟，主动接近进步师生，并积极给《新青年》、《语丝》等刊物撰稿。一九二三年十月，他还和好友杨玉清在武汉的《大汉报》上合办了《平旦旬刊》。在他撰写的大量评论和杂文中，猛烈抨击了军阀的残暴统治，帝国主义的专横无耻；对在痛苦深渊中挣扎的劳苦大众，则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一九二四年，润石在北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进步活动，同时给进步刊物组稿撰稿。第二年“五卅”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组织了“沪案雪耻会”以作声援。他积极参加声援示威活动，并毅然报名参加学生敢死队。

一九二六年寒假，润石回家完婚。在家期间，他召集镇上有为青年讨论国家时政，宣传革命道理，还动员妹妹、妻子放脚剪发。他多次登门劝导叔叔，不要在搬运码头上当把头攫取不义之财，并主动不收自己家的那份利钱。在他的动员感召下，叔叔终于决定放弃剥削，还给每个码头工人退还大洋三元。这年正值直奉战争爆发，京汉铁路中断，北京白色恐怖极为严重，许多学生被捕入狱。身份早已暴露的丁润石不便返回原校，便按上级指示于一九二七年初转入武汉中山大学二院就读，不久，担任中共二院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武汉中山大学，是由武汉地区的多所大学以及外地迁入的几所大学合并而成，分为四院；其中，二院（文社学院）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由于该院开设了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而且学生运动也异常活跃。丁润石进校后，积极发展革命组织，团结进步力量，带领二院师生广泛参加社会活动。武汉地区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中，大都有二院师生参加。社会舆论公推二院为最“红”，国民党右派势力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同年三月，润石受组织委派，到湖北省农民协会教育部兼职。紧张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使他常常是烧饼充饥，通宵伏案，三镇奔忙。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兢兢业业，沉着冷静，有条不紊。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事变前夕，组织上拟让丁润石撤离学校，转入地下。润石牵挂二院工作，再三请求留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细心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同志撤离，对身体不好的同志和怀孕的女同志，也都作了妥善安排。事变发生后不久，胡宗铎、陶均匪军进驻二院，院学生会也派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委员，校内天天有人失踪被捕。丁润石毫不畏惧，他和敌人同室相居，仍坚持进行活动，并接近敌士兵交心谈心，宣传革命道路，启迪其阶级觉悟。丁润石等学生领导人留校坚持斗争，给二院师生以极大鼓舞。在二院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师生群起而攻之，迫使二院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解体，被骗充当改组委员的同学也反戈一击，学生会又重新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八月中旬，国民党武汉卫戌司令部侦知丁润石的真实身份后，予以通缉，校方也将他告示开除。组织上再度要他撤离武汉，他仍请求坚持。九月初，组织上调他去从事工运工作，方离开学校。

武昌武胜门外，有一纱、震寰、裕华三个大纱厂，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工人运动极其兴旺。大革命失败后，中外资本家为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玩弄阴谋，抢先停工关厂。纱厂工人掀起了反停工反减薪的运动。敌人经多方侦察，发现纱厂工会仍在继续活动，而且领导此次运动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敌警方和国民党纺织工会出动密探跟踪缉捕，数次将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包围在工人住宅区，挨户搜查，却一无所获。同年十二月的一天，敌密探在武昌昙花林的工人住宅区，盯住了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将其逮捕。逮捕之时，他仍挣扎将一份名单吞入腹内。在一个洗衣妇家里，敌人搜到了他送去洗烫的长袍，看到衣领上所留姓名才知道，他就是丁润石。

亲人得知丁润石被捕的消息后，当即典当家产，前来营救。一位曾在北京蒙受他多方照顾的小学教师屠琼芳，也通过在卫戌司令部友人的关系，竭力救护。然而，他断然拒绝否认真实身份、书写反共宣言的条件，在法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坚持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守革命信仰的高尚品质。

丁润石生前生活十分清苦。考入大学后，基本上是靠业余代课和撰稿之酬维持生活，可他却从不吝惜购书款项。他重视理论学习，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尤为推崇。“七一五”事变前夕，一位同学将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他倾其积蓄，买了一大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革命书籍，作为行前赠礼，并叮嘱同学要仔细研读，以此指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坚持原则、遵守纪律、沉着老练，吃苦耐劳，办事细致周到；此外，他平易近人，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寒冷的冬天，他能给搓手顿足的同志们端来一盆炭火；炎热的夏夜，他会悄悄地在伏案工作的战友脚下放上一盘蚊香。他热情诚恳。厚人薄己，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和尊重，被人们呼为“老大哥”。

一九二八年元月十六日，丁润石就义于武汉济生三马路，是时年仅二十二岁。当处决丁润石的布告贴满武汉三镇时，二院的同学以及和他生前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极为悲痛。从此，一些曾受过他影响的学友，化悲痛为力量，以他为榜样走上了革命道路。

(孝感市委党史办皮朗华整理)

 附记：本文在整理中，先后访问了丁系刚、丁受庄、汪惠芸和烈士遗孀祁文德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述申等同志；并参阅了杨玉清、黎少岑等同志的回忆材料；还参阅了《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资料》和武汉大学校史等有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