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经畲，字经鼎，又名经宝，一九○五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县城内的一个小贩家庭。全家地无半垄，房无一间，踡居在街头的一个小芦苇棚子里。由于家贫，先后夭折弟妹五人，仅剩小妹七姑。正因如此，历经艰辛的汤家夫妇，把为人一世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一九一二年夏，他们不顾家境窘迫，把经畲送进孝感高等模范小学读书。一九二○年，经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昌第一师范。
在校期间，经畲不仅发愤苦读，贪婪地猎取知识，而且还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阶级意识。他文静温和，好沉默自思，可遇见不平之事却义愤填膺，出语惊人，甚至拔拳相助。尤其是对那些豪门望族家的少爷小姐，他更是嗤之以鼻，极其厌恶。
经畲在一师学习期间，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积极阅读各种进步书刊，主动参加一些政治集会和秘密活动，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景，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有一天，他匿名打电话给省督军肖耀南，把他和其主子吴佩孚痛骂了一顿，痛斥他们祸国殃民，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事发之后，肖耀南气急败坏地责令校方严加追查，重重惩治，可是由于校友们的保护，校方始终没有找到这个“胆大妄为”的肇事者。然而，这种没有斗争方向的盲动，只能给他带来片刻的欢慰和满足，尔后，则陷入了更深的苦闷之中。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意识到，光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现状的，必须把个人的抗争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决心到工农群众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一九二三年暑期，武昌高等师范学生郭述申、胡锡奎回孝感度假，计划创办一所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暑期学校，经畲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和大家一起先找县政府谈判，取得了办暑期学校的合法地位。尔后又找到教育局解决了校舍，还动员一些商户和开明士绅解决了经费问题。孝感暑期学校如期开学了，学生达一、二百人。由于经畲在建校期间，表现出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吃苦精神，被大家公推为事务主任。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经畲和暑期学校其他领导人，立即带领师生上街宣传发动，并在城内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大游行。参加者有学生、市民、商人、店员及城郊的农民达数千人，这是近代以来孝感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九二六年夏，经畲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大军云集武昌城下。经畲接受上级指示，潜回孝感，准备迎接北伐军。此时，孝感城内外北洋军重兵屯驻，不久吴佩孚也窜至孝感指挥顽抗，形势十分险恶。他不避艰险，在城内四处活动。把城内的工作布署妥当后，又赶到北伐军必经的龙店地区，带领农运骨干，到处撒传单贴标语，组织集会游行。在此期间，他还亲自发展了十余名积极分子入党。孝感的革命烈火，首先从龙店地区烧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汤经畬开始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在孝感主持全面工作。在他和吴光漠、颜光第、卫祖圣等人的努力下，截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孝感工、农、商、学、妇、童等群众组织遍布全境，成为当时湖北工农运动中颇具影响的县份之一。
一九二七年四月，汤经畲接受广大群众的要求，组织了“孝感县审判委员会”，首先公审横行孝感城乡的“四大金刚”——劣绅屠寿增、汤子吉、钟子品和恶僧李长元。公审会召开的前夜，浑号“屠户”，人称“二县长”的屠寿增，指使其母来找汤经畲的姑父，以重金相许，求他侄儿放了屠。汤经畲深夜归来后，其姑父便摆出长辈的架子逼他下令放人，他却心平气和地说：“此事是众人所定，我一人不能作主。”翌日的公审会，汤经畲亲自主持，由于他和审判员们的据理斗争，挫败了县长阮英华企图为屠寿增开脱罪责的阴谋，并顶住了一位与屠寿增有旧情的国民军营长的武力要挟。最后，“四大金刚”被就地正法。消息传开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作恶多端的土劣四处逃命，孝感的工农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一九二七年春，省国民党特派员梁荫伦来孝感就职后，县党部里的斗争非常激烈。由于以汤经畲为首的共产党员，执掌着县、区两级党部的实权。梁荫伦怀恨在心，暗中操纵党部的国民党员，干扰县党部的工作，破坏群众运动。对此，汤经畲予以坚决的回击。一九二七年三月，县党部在城郊的大沙滩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汤经畲在会上列举种种事实，揭露了梁荫伦一伙的破坏活动，挫败了他们企图控制县党部的阴谋。时隔不久，他又组织召开了县党部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于他积极的宣传发动，我党代表在会议上形成了一项决议，将党部中一些极右分子全部清除出去。在这场斗争中，我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汤经畲在革命斗争中，不仅立场坚定，斗志旺盛，而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才能。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夏斗寅、许克祥先后叛变，毗邻武汉的孝感，反革命的喧嚣声日渐高涨。这时，汤经畲在城内、城外、街头、巷尾发表演说。他愤怒地抨击蒋介石之流背叛革命的无耻罪行，抨击形形色色的党棍的投机行为，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准备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去完成神圣的工农革命。听过他演说的人，无不为他的胆略和气魄所感动。
革命形势在不断恶化，党组织为积蓄和培养革命力量，派汤经畲赴苏联学习。可是当汤经畲和同行的同志途经南京时，半夜时分旅馆被敌人包围，汤经畲跳窗逃出。他沿途乞讨，月余方转回家中。回来后，他立即找党组织联系，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六月三十日，孝感的国民党极右派发动了武装暴乱。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反动土劣率万余名红枪会员蜂拥进城，捣毁和占领各群众团体，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事变前，汤经畲觉察到其蛛丝马迹，已将机关团体妥善转移。事变发生后，他不顾反动势力的恫吓，坚持深入城乡宣传，并使事变真象迅速传到了武汉。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武汉国民政府被迫下达了镇压此次暴乱的指令。孝感驻军也请回了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召开会议，并恢复了其正常工作。这时，有人劝他激流勇退，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已经铁了心！大不了一死！”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反革命政变的帷幕已经拉开。八月，省党部通知各县党部执委赴汉参加“改组活动”，汤经畲等六名县党部执委应命前往。当他们一行在武昌斗级营一旅社住下后，立即被软禁，并多次进行审讯式的谈话。他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已作了最坏的准备。他委托武汉的一位亲戚，给母亲带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一套呢外装，一架望远镜和一根伴随自己多年的洞萧，并附信告诉母亲：“儿不能给母亲尽孝了，儿再也不回了。……儿宁愿舍身取义，绝不苟且偷生！”
当敌人弄清了汤经畲的真实身份后，即将他押往宪兵司令部，虽经组织和同志们多方营救，但都无济于事。一九二八年二月间的一个清晨，汤经畲就义于武汉济生三马路，时年二十三岁。
(孝感市委党史办皮朗华整理)
附记：本文在整理中，先后访问了大革命时期孝感县党部妇女部长刘淑静、童子团分团长涂子文、妇女干部汪惠芸、烈士之妹汤淑贞及中央顾问委员郭述申同志；并参考了原县党部执委张自的遗著《自传》、1959年省党史调查组采访材料、市档案馆库藏民国十五年期间的杂志《环锋》、北京图书馆库藏民国十六年期间报纸《汉口民国日报》等有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