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直同志，是湖北省汉川县杨林区白鱼乡陈家坮人。一九二二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担任湖北省妇女协会的领导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她转战南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九三三年被捕，一九三四年二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时年三十二岁。 

苦难少年

徐全直于一九○二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九年，她随父亲徐世安迁到武昌城里居住。这时徐世安已是同盟会会员，思想开明。他和几个好友组织了一个家庭教育社，闲暇时教妻儿们识字，讲解一些革命救国的道理。徐全直年纪最小，却识字最快、最多，成了母亲和姐姐的小先生。父亲常拉着她的手说：“你不是姑娘，你是我的儿子！”

次年，她父亲送全直和姐姐到湖北女师附小读书。在学校里，有钱的孩子一个个穿红着绿，上学有专人接送。全直姐妹俩衣衫破旧，遇到下雨下雪还得打赤脚上学，常常遭到老师同学的白眼。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胜利了，徐世安被任命为湖北陆军测量局审查员兼新民实业学校校长。不久，袁世凯篡权，南北军阀混战，北洋军阀吴佩孚割据湖北，徐世安被诬为“乱党分子”被捕入狱。十二岁的徐全直十分愤慨，她问母亲：“爸爸是好人，为什么要关他？”母亲说：“你爸爸是革命党，与衙门作对，衙门怎肯放过他？”父亲入狱以后，一家六口在武昌无依无靠，母亲卖掉了衣物和家乡的二亩田，勉强度过了一年，盼望父亲能得救出狱。但是反动军阀却将他判了八年徒刑。母亲只好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到乡下娘家寄居，全直的姐姐一人留在武昌女师读书。临离开武昌时，全家人到牢里去探望她父亲。母亲痛哭不已，弟妹都惊呆了，唯有全直抱着铁栅栏猛烈地推撞，愤怒叫着：“爸爸没有罪，放他同我们回去！”狱卒见此情景都说：“这个丫头真厉害！”

外祖母家里是地主。全直母子五人来到这里，说是投亲，实际上象当长工一样。每天，母亲带着她下地劳动，什么农活都干，回来和长工们一样吃烂腌菜，咽大麦饭。舅妈、表姐们不劳动，每天吃的都是鱼、肉、大米饭，这使全直感到不平。

过了两年，全直的二表姐死了。二表姐的未婚夫是地主的儿子，他见全直聪明能干，身体健美，想要娶她。全直断然拒绝这门婚事，在妈妈的支持下，只身逃到武昌姐姐处，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女师英萃

徐全直到武昌不久，考取了湖北女子师范。由于没有家庭的接济，全直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没有钱买书，她就用手抄；没有钱买文具，姐妹俩就在课余，替人家织毛衣。有个好心的女教员刘先生，对她十分同情，常送点衣裙纸笔给她。窘迫的生活，没有削弱她的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她的反抗精神，激励她更加发奋学习。

五四运动前夕的湖北女师，是湖北教育界的一座顽固堡垒。校长王式玉专聘五十岁以上因循守旧的老师，向学生灌输封建思想，妄图把学生训练成“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如规定学生一律住校，在校不许通信，晚上就寝后，由校监关门查夜。徐全直对这种囚徒般的生活十分不满，而从小就埋藏在心底的一个个问号更使得她思潮起伏，不能平静。为什么贫富如此悬殊？为什么男女如此不平等？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正当她徘徊、苦闷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新思潮的火炬点燃了她内心蕴藏的火种，照亮了她前进的征途。她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女师学生斗争的前列。

王式玉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破例聘请了几位进步教员。因此，湖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便先后来到女师。这时，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领导下，湖北已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们组织发动工人，并领导学生运动。陈潭秋等进入女师以后，首先帮助学生成立了读书会，把一些进步的学生吸收到他们周围来，指导她们秘密阅读革命书刊，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问题。全直如饥似渴地吸取这些新思想，她心中的问号开始一个又一个地逐渐释然了。过去，她倔强、执拗，好打抱不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现在，她的刚直性格和反抗精神迅速升华，逐步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她和几个进步的同学夏之栩、李文宜等成了陈潭秋等老师最器重的学生。全直以新的面貌，开始了一生的战斗生活。她边读书边斗争，积极参加秘密集会，公开宣传，批判封建，针砭时弊。课余，她参加演出《桃花源记》等新剧，借古喻今，以示对黑暗现实的反抗。暑假她返回家乡，参加劳动，接触农民，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领导下的工人、学生和妇女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在湖北女师，以徐全直、夏之栩、袁溥之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生领袖，在陈潭秋等老师的启发培养下成长起来了。到一九二二年秋天，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刘子通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了《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猛烈抨击了封建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教育制度和教材内容。这篇意见书在湖北引起很大的反响。女师校长借故解聘了刘子通。学生们被激怒了，她们包围了校长办公室，并公推徐全直、夏之栩等人为代表质问王式玉，坚决反对解聘刘子通。王式玉挂出名牌开除徐全直、夏之栩等五名学生。学生们更加愤怒了，她们发动了罢课，上街游行，向社会说明真相，控诉校方对师生的迫害。一场震撼湖北的女师学潮开始了。

学生们再次包围了校长办公室，大家把开除学生的名牌摔在地上，谁知学校的名牌被砸烂了，教育厅又挂起了开除这几个学生的名牌。这真是火上加油。全直等人又集合学生到教育厅交涉，坚决要求撤去王式玉的女师校长职务。教育厅唱了一出“空城计”。学生们坐着不走，打开所有的电灯，表示“光明正大”，斗争到底。全直负责联络，她把印好的传单分送到各个学校，散发到社会。许多社会人士支持女师学潮，有的送来了包子，有的送来了水果、点心，一些学校的学生还举行了“同盟罢课”，一时湖北各地学潮纷起，革命声势规模空前。

教育界的顽固派，耍了许多花招来瓦解学生的斗争。他们先是派与徐全直要好的女老师来劝阻；接着，又由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华大学校长等出面调解，扬言高师开女禁，破例叫徐全直等同学到高师投考升学。这个瓦解学生队伍的办法遭到徐全直等人的反对。她们庄严宣称：发动学潮是为了争取全体同学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几个人，因此她们决不妥协。最后，教育厅当局迫于社会压力撤去了王式玉的校长职务，并同意发给徐全直、夏之栩等五人毕业证书，被迫离开了湖北女师。

这一年，全直在斗争中有了很大的进步，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团烈火

一九二三年徐全直离开湖北女师以后，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她一面继续参加读书会，一面开始接触工人阶级，在火热的工人运动中接受锻炼。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以后，武汉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逐渐高涨起来。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全直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她四处奔走，参加工人的游行集会，为罢工工人募捐，联络学生声援工人的斗争，冒着危险参加施洋烈士的追悼会。她脱下学生装，穿上母亲的裤褂，深入到纱厂、烟厂去和女工交朋友，调查她们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体察她们的思想感情。还帮助工人组织贫民识字班。在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她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严峻的考验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七”惨案以后，武汉三镇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一九二三年秋天，党派徐全直随陈潭秋等同志去江西安源煤矿工作。恰好此时，她那被八年监狱生活折磨的父亲病重了，深爱父亲的全直多么希望能够留在父亲身边，给他以照顾和安慰啊！但她更懂得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在取得父亲的谅解后，还是毅然前往安源工作。全直在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担任教师。教学之余，广泛接触工人，向他们介绍“二七”大罢工的经过，控诉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军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号召工人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踏着烈士的足迹奋勇前进。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六千煤矿工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全直带着一千多名工人子弟，高唱着陈潭秋同志编写的革命歌曲，加入了斗争的行列。

一九二四年夏，全直和陈潭秋同志从安源回到武汉。第二年春，他俩在武昌高师附小（现在的武汉市中华路中学）任教，秘密做党的工作。由于他俩在长期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爱情，不久便结婚了。

这时，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分子，窜到武汉一些学校里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大骂共产党，攻击苏联十月革命。全直和湖北省妇协的其他领导人，与这些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些反动分子宣传时，她们就带领女教员、女学生上台演讲，和对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这些反动分子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大打出手。但她们决不退让，针锋相对地与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有一次，梁启超在中华大学讲演，国家主义醒狮派趁机散发传单，发表反共言论。全直等带领师生和他们辩论，并揪住了他们的头子陈启天，将他从楼上轰到楼下。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阀军攻克汉口和汉阳，逼近武昌。反动军阀关起了武昌城门，妄图作拚死顽抗。陈潭秋等同志领导湖北党组织的同志们坚持在城内，配合攻城的北阀军做策应工作。徐全直这时已生了第一个女孩，她将幼女交给小妹照看，自己夜以继日地到处奔忙。

四十多天后，北阀军攻克武昌，武汉三镇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革命群众运动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徐全直被调到省立二小任校长，同时任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

一九二七年二月，武汉掀起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复英租界的斗争。当时，江汉关附近的江面上，停着三艘英舰。英帝国主义用以炫耀武力，威胁中国人民，激起了武汉人民的无比愤怒，纷纷散发传单提出严重抗议。全直带领一批青年，划着一条木船，驶近英舰，把愤怒抗议的英文传单包在用红绿线缠成的皮球上，奋力扔上军舰，表明中国人民抗暴的坚强意志。面对武汉人民强大的力量，三艘英国军舰不得不慌忙逃走，武汉人民一举收复了英租界。全直的大胆行动，也一时被人们传为佳话。

同年的三八节，在中央妇女部领导下，武汉三镇十几万妇女，举行了示威游行，散发了四十万份传单，这是我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同一天，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三道街省妇协驻地召开。全省有五十三个县派有代表前来参加；各党派、各进步团体纷纷致贺，盛况空前。全直在大会的第一天，发表了鼓动人心的演说，号召妇女团结战斗，砸烂身上的枷锁，争取解放。在这次大会上，她被选为省妇协的执行委员，兼任交际部副主任。

代表大会以后，省妇协组织妇女欢送北阀军开赴前线，慰问和看护伤员，举办妇女职业训练班、工读学校，动员妇女放足、剪发，宣传婚姻自主，发动她们向封建主义作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开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湖北大规模的讨伐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运动中，省妇协也召开大会，通电讨伐，鲜明地表达了全省妇女的严正立场。在全直等同志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发展很快，全省有六十一个县建立了妇女协会，参加协会的妇女，除女工外，还有三万四千八百多人。

在这些紧张战斗的日子里，全直象一团火，她总是兴致勃勃，不知疲劳，不畏艰险，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启发鼓动群众，传播革命的火种。她给女工、农妇们讲解贫富不均的原因，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她将一本本进步书刊送到女学生、女老师的手里，引导她们探索革命的真理。她发展了一个又一个党员，让更多的革命同志团结在党的周围。

由于工作紧张，经济窘迫，全直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冬天，她只穿着一身夹衣裤，外套一件毛线衣，顶风冒雪到处奔波。有时脚跟冻裂，血流不止，但她仍若无其事。有时晚上出去，清晨才回来，头上身上沾满了纺纱厂里的白花。她常常错过了吃饭时间，就用开水泡碗冷饭吃。母亲心疼她，劝她注意身体。她笑着说：“现在大家都很困难，以后革命成功了，就会好起来的。”一九二八年六月，陈潭秋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受党委托，到天津解决顺直（河北）省委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出现的危机。他们召开了北方党代表大会，通过了陈潭秋起草的《顺直省委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五个文件，使北方党组织重新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当时，天津到处张贴着通缉共产党领导人的布告，车站码头，遍布特务的鬼影，形势十分险恶。全直勇敢、沉着，始终伴随着陈潭秋来往于上海、天津之间。一九三〇年，陈潭秋在哈尔滨被捕，全直的处境非常困难，但她无所畏惧，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直与出狱的陈潭秋同回到上海工作。陈潭秋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全直在中央机关任交通员。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摆脱特务的盯梢，传送党的秘密文件，为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安排开会地点，站岗放哨，保证他们的安全，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春，陈潭秋调往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省委书记。全直由于身怀第三个孩子即将临产，不能同行。待孩子出生满月后，将孩子托人抚养，于四月二十九日清晨，到达福建厦门路五十六号党的机关交接工作。谁知，机关已因叛徒出卖被破坏了，她躲避不及，不幸陷入了敌手。

狱中斗争

徐全直被捕后化名黄世英，经过多次严刑审讯，始终没暴露真实姓名和身份。不久，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她关心着每一个难友，谁缺少衣服，就发动大家共同支援；谁生病了，就组织大家细心照料，谁情绪低落，就亲切耐心地去和他（她）谈心，讲解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气质，使其坚定信念。当她获悉哪个人变节了，就利用一切机会，将消息传到男女牢房，要难友们提高警惕。为了抗议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对难友的非人待遇，她还组织大家一起坚持绝食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敌人逐渐觉察到她的活动了，对她进行严刑拷打。但她横眉冷对，正气凛然，怒斥国民党祸国殃民，镇压革命的罪行。由于她坚持狱中斗争，敌人把对她原判的八年徒刑改判为十五年徒刑。最后，反动派看到严刑重判都无法让她停止战斗，唯恐她在狱中引起更大的风潮，竟以“拒绝坦白自新，侮谩公职人员，妨碍他人自新，不可理喻”的罪名，将她宣判死刑。

这是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的凌晨，微光映着她的月白中袖短衫，寒风轻拂着她的藏青色长裙，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战士全直同志，象青松一般挺立着，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罪恶的子弹穿过了她的胸膛，她的鲜血染红了晶莹的雨花石。

(武汉市妇联、武汉市中华路中学、汉川县委党史办供稿余汉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