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诚同志，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八日出生在湖北黄陂县研子岗杨保益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三○年在湖北省立高中半工半读，一九三四年考入清华大学学习。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鄂中特委书记、鄂豫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和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等职。一九四四年病逝于大悟山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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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清华时，学诚还是位温良恭谦、愤发攻读的书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九三五年，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时代的风暴，激起学诚满腔的爱国热情，他拍案而起，勇敢地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

第二年二月一日，清华大学成立民先队，这是爱国青年学生自己的先进组织，学诚积极参加活动。工作中，吃苦耐劳；斗争时，冲锋在前。寒风刺骨的冬天，坚持守夜，巡逻放哨。有一次，清华学生会召开反法西斯晚会，有个丧失民族良心的汉奸跑来撕毁会标，捣毁挂在会场门口写有抗日口号的灯笼。学诚马上振臂而起，率领同学们痛打这个坏蛋。二十九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四、五千军警大肆搜查清华园。学诚和何礼自动站在离大门不远处监视敌人，直到军警进来，学运领导人撤退后，他俩才撤退。当时蒋南翔就隐蔽到学诚寝室，他为南翔同志作掩护、打听消息、帮助转移。

三月，清华民先大队部改选，由李昌任大队长。不久，李昌去民先队总部负责，大队部的工作就落在学诚的肩上。一次，学生中的右派组织护校团的人，擅自搜查民先队员的宿舍，把搜到的大批《新华周刊》和其他救亡书籍，搬到操场上烧毁，还喊反动口号。学诚闻讯就紧急集合民先队员，跑步赶到现场，与其展开激烈的搏斗，把护校团的人打得抱头鼠窜。三十一日，为了追悼死在狱中的郭清同学，民先队和爱国学生两千多人，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大会。会前，学诚和其他同学抬了一口空棺材进会场，准备会后举行抬棺游行。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派兵堵住三院的大门。学诚和李昌抬着棺材，由三院后墙临近的孔德中学冲了出去，跟着他们冲出去的有六七百人，在景山大街上举行了抬棺游行。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使得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学生，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如猛然惊醒的睡狮怒吼起来，学诚同志就是这迎着时代的风暴怒吼者之一。

(二)

一九三六年五月，学诚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后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清华大学，斗争十分激烈。无论在学生会中，还是在民先队内，都存在着组织上的对抗或政治上的分歧；就是在党内，也有所谓少壮派和元老派的斗争。蒋南翔、李昌、杨学诚等是少壮派的领导核心。元老派主张走上层路线，轻视下层群众，强调研究理论，轻视实际工作；少壮派则反对这些主张。所以少壮派受到党内、民先队中多数人的拥护。在这种形势下，每一新事态的发生，在校内总要发生各种激烈的争端。在每次会议上，各种意见纷然杂陈。当时身为党支部书记的学诚，带领党员战胜了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实际斗争中去，并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七年五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学诚和李昌等同学，跟随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一起去延安参加会议。在会上，他们听取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北方青年的谈话。学诚和李昌两人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发言中，他们反映了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后来，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会后，学诚同志回到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城西区委书记。从此，他更加坚定的迈着矫健的步伐，在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征途上前进。

(三)

一九三七年初，学诚率领平津流亡学生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的工作。他以火样的热情，投入到开展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武装的斗争中。武汉距离他家乡只二小时的汽车路程，那时他父亲刚死不久，母亲依闾而望，经常来信盼他回家。但是，他除了初回武汉时回家住了两天和挺进鄂南时路过家里一次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从这里清楚地看到：学诚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革命精神。

第二年，学诚遵照省委的指示，深入鄂中组织抗日武装，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六月，鄂中特委成立，他任特委书记。十月上旬由学诚主持，特委在应城矿区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学诚分析了鄂中形势，提出了“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斗争”的口号。同时，决定以应城的矿区、京山的石板河、天门的皂市、安陆的雷公店，应山的肖家店等地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一天，学诚到应城潘家集检查工作，对蔡松云、戴惕安等同志说：“看情况，形势越来越紧张，应城这个地方很重要，你们要马上搞枪支，准备应城沦陷后上山打游击。”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学诚和沈少华等同志再次到潘家集召开会议，要求潘家集党员把已有的枪支拿出来，准备马上行动。学诚临走时说：“你们等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二十二日清晨，潘家集北边不断响着枪炮声，潘家集的党员及积极分子共十三人集合在蔡松云家里，只见国民党溃军，拼命往后撤。蔡松云着急地说：“学诚同志怎么还有来？”等到上午十时，学诚和沈少华满头大汗地赶来了。学诚一来就说：“走！”大家问：“上哪儿？”他说：“上山去。”但外面溃军如麻，怕发生问题。于是大家想办法，后来想到戴惕安同志是潘集商会的文书，身边带有商会的一个长方形图章。于是，买了一块白布，写上“应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字样，盖上商会的图章。并且每人发一个同样字样的袖章。队伍出发了，一共十三人，八条枪。走到幽明店时，仅有的一匹马也被国民党溃军夺去。十月二十五日，队伍开到丁家冲，驻在赵氏祠堂。这时，正值应城反共头子蒋老七，带着应城保安团二三百人由此路过。蒋老七心狠手辣、反动透顶，加上懂得军事的陶铸同志又不在此。学诚同志挺身而出，说：”我去放哨。”说完拿起大枪，推上红膛，雄赳赳的站在门口，直等蒋老七的队伍过完才换哨。他这种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的精神，给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不久，陶铸带着汤池训练班的二十多人来到这里，队伍发展到四十多人。学诚与陶铸同志商量，召开了行政会议。选举蔡松云为队长，陆秀山为政委。十一月上旬，鄂中特委在丁家冲召开会议，研究整编部队工作。会上，学诚提出：“大力搜集武器，发展抗日武装”的要求。会后，学诚又组织潘家集商民自卫队，收集国民党溃军枪支，还在水塘冰下捞枪，并在应城矿井扩军。至同年十二月份，已有步枪五十多支，组成三个分队。这时，应城巡检司有党的武装三十多人，二十余支枪，也会合到丁家冲。另外，通过党做统战工作，应城县政府常备队李又唐部二百多人，也来到丁家冲。于是，正式成立了应城抗日自卫队。陶铸同志说：“在发动根据地的群众运动，扩大武装的工作上，学诚同志都有很大贡献。”

一九三九年刘少奇同志抵达华中局后，听说鄂中地区在杨学诚和钱瑛、陶铸等同志领导下，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矿区工人为骨干，组织起抗日武装，十分重视，就专门把学诚和钱瑛找去竹沟汇报。少奇同志听完汇报后，非常高兴地说：“杨学诚同志在鄂中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虽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毛病。”

(四)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成立了鄂豫边区党委，学诚任党委组织部长。第二年八月，边区党委决定开辟天西地区为根据地。在南山成立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学诚任政委。当时在天西有潘殿华、潘尚斌父子约二千人的地主武装，盘踞在石家河、戴家河、西龙尾山一带，是坚决反共的顽固派。边区党委决定，首先要歼灭这股地方顽固势力。于是，刘少卿和杨学诚两同志，在八月十五日率领部队从南山出发，十七日到达天西。随即对潘氏父子发起进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仅三个小时战斗，匪军被我军全部击溃。我军控制了石家河一带阵地。建立了中共天（门）、京（山）、汉（阳）县委。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华中局指示新四军第五师挺进鄂南地区。学诚与刘少卿二人奉令率领部队向鄂南进发。八月一日从黄州与下巴河之间过江，八月二日击溃在刘仁八、谭家河一带的守敌，建立了中共大（冶)阳（新)、武（昌)鄂（城）两个工委。八月五日，他们又率部向通山北大幕山挺进。十日成立鄂皖兵团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学诚任政委。

在党的培养下，在战斗的洗礼中，学诚同志很快的由一个文弱书生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员，军队的政治工作者。早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学诚同志当选为边区行政公署的副主席。由鄂南返回边区后，仍任副主席。但因他长期忘我的工作，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于一九四四年四月，病逝于大悟山根据地，时年二十九岁。

“鄂中举义、亲胃矢石、救人民于倒悬，先烈生平壮志已遂半；

礼北病故、历尽艰辛、为革命而捐躯，吾辈紧步后尘定全功。”

这是当时追悼学诚同志大会上的一副挽联，表现了鄂豫边区军民对烈士的深切缅怀。

(黄陂县委党史办王守淳整理)

附记：

本文在整理中，参阅了《一二九运动回忆录》、《鄂豫边区党的建设大事记》、《新四军五师战史》、《三军区司政两部召开追悼杨副主席大会》等文献文件资料，和蒋南翔、李昌、肖松年等同志写的有关文章，还访问了许子威等熟悉杨学诚生前事迹的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