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雨膏同志，原名芄亨，学名甲林，一九○一年三月十二日生于河南罗山县梅家湾。十五岁开始在村塾读书，聪慧好学，先生常夸“他是我园突出笋，来年可作钓鱼竿”。一九二〇年，考入了董必武、陈潭秋创办的湖北省私立武汉中学。
这所学校的创办目的，是宣传革命，教育青年，造就一批改造旧社会的新人。当时，董必武担任国文教员，他不使用教科书，而是讲评时事作教材。这些，对于李雨膏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认真思考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问题。每逢星期六晚上，他总是去听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以及讲解《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他们讲的一切，使李雨膏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感到新鲜和振奋。回到宿舍，常常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一九二四年，李雨膏带着董老的殷切嘱托，满怀信心地回到罗山。不久，就在大佛寺小学组织了励志学社，并提出了“团结互助，以文会友，砥砺学行，争取自由民主”的宗旨。时值酷暑，他抱着“救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理想，四处奔走，发展社员八十余人。此后，便利用励志学社宣传民主自由，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进步活动。
一九二八年夏天，罗山县共产党员胡日星，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李雨膏闻讯，专程前往烈士殉难的息县淮河滩吊唁。望着滚滚的淮河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留下了“得得着鞭到古息，不堪回首旧书帷，千秋淮水波翻处，尚有寒光射落晖”的诗句。这件事，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使他认识到，要救受压迫的劳动人民，首先在于启发人民的觉悟，并立志完成烈士未觅之事业。这以后，他十分注意利用教师职业进行革命活动。在罗山，第一个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课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提倡新的师生关系，倡导新的教学方法，在县里享有较高的威望。
一九三四年暑假期间，国民党注意到了李雨膏的活动，指控他“有共产党嫌疑”，准备将他逮捕。他得到消息后，便离开了罗山，到山东德州扶轮小学当校长。此间，仍然利用职业的方便，常到铁路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李雨膏热血沸腾，于九月返回罗山。当时，罗山还没有健全的党组织，便南下武汉，找到董必武同志。董必武指示他“立即返回罗山，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组织抗日救亡工作。”他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回罗山后，立即组织起“罗山抗日救亡宣传队”和“励民学社”等抗日救亡团体，吸收爱国青年一百多人。他们刷写抗战标语，教唱抗战歌曲，募集抗战经费，开办抗战夜校，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活动。春天，在外地工作的罗山著名共产党员尚钺，受董必武同志派遣回罗山“探亲”，了解了李雨膏的革命活动，非常满意，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九月，罗山县城第一次沦陷。时任县委委员的李雨膏同志，根据省委“开展统战，抓紧有利时机，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率领抗日宣传队，转移到罗山李家湾一带活动。在这里，他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抗日武装，并努力争取了几支地主武装，加入了抗日的统一战线，壮大了我党的抗日力量。十一月的一天，正是日寇撤出罗山县城的当夜，他带领抗日武装率先入城，在城北关外姚和欣饭店成立“罗山善后委员会”。李雨膏任主席，并立即张贴“安民告示”，鸣锣四街，稳定群众情绪，使县城秩序井然。两天后，他找到跑往潘新店避难的国民党县长梅治潮，迎接梅回县继续就职，力促其积极抗日。梅治潮回县城后，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委任李雨膏为县教育局督学。罗山县党组织控制了县教育局这块合法阵地。以后，他在城区组建了“西关外”、“东大园”、“县中学”、“县城机关”等四个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共罗山城区委员会，自己兼任区委书记。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日趋紧张起来。李雨膏同志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艰难地工作着。一九四○年六月，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给罗山县党部发来密电，要逮捕李雨膏及县委其他领导人。密令发到县党部收发室胡主任（共产党员）手里，胡立即把密令告诉了李雨膏。李雨膏和县委其他同志便转移到农村，在信（阳）罗（山）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农村抗日根据地。
党的培养，实际斗争的锻炼，使李雨膏迅速成长为我党的优秀干部。他先后担任过中共罗山县委组织部长、中共信罗边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书记等职，为罗山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李雨膏同志为革命不畏艰险，对工作兢兢业业，却很少顾及自己和家庭。为了弥补抗日经费的不足，把家财全部用在抗日工作上；为了增加一份抗日力量，把年仅十多岁的大儿子送进革命队伍。一九四○年九月，罗山县党组织转移到信罗边区，有的同志带的衣服太少，他将衣物分送给同志们，自己却穿得很单薄。春节，还把各区的年轻干部请到家里作客，给他们以温暖，使他们愉快、欢乐地度过了春节。
当时，他的大儿子正在鄂豫边区党校学习。有一次他写信给父亲，说父亲回家的时间少，自己想毕业后调到离家近点的地方工作，以便照顾家庭。李雨膏接信后，立即给儿子回信，写道：
“奇儿：
……家中巨细，都靠你母亲料理，有你在家，
我便放心得多，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应考虑其它事情，毕业后亦应服从党的安排。你不是常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么？国破家亡，我们只能先有国而后才有家……。”
难怪他妻子常说李雨膏心目中没有家，他心中有的是大家！有的是国家！
一九四一年秋，李雨膏调任鄂豫边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为了当好区党委的参谋，推动整个边区的抗日斗争，常常深入基层和敌占区去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在《七七报》、《党的生活》等报刊发表有关文章。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严谨朴实的文风，多次受到陈少敏等领导同志的褒奖。
(四)
一九四二年秋，李雨膏同志调安（陆）应（山）中心县委工作，先后担任县委政权部长、副县长兼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等职。
安应人民常说：“李雨膏同志对教育事业有一种特殊感情，如果要评功，该给李县长评头功。”这话千真万确。当时，安陆接官厅有所私立求益小学，由于处在战争环境里，教学时常遇到一些困难。李雨膏同志经常深入学校，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鼓励教师为国家培养人材，并把自己珍藏的书籍送给他们阅读。校长张仲殷在李雨膏的帮助下，更加积极地致力于人民教育，后来被任命为县政府教育科长。
当时安应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凝集着李雨膏同志的心血。是他，建议将教育工作列入县政府的议事日程；是他，动员了一批有教学能力的民主人士投身抗日教育；是他，要求各学校普遍建立儿童团组织，以适应斗争环境；是他，在财政收入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相当数量的教育经费。工作稍有空闲，他还到学校讲课，并能深深地吸引学生。张仲殷同志说得好：“李县长虽满腹经论，才高八斗，然能为人正直，谦虚有礼，实为我等之良师益友。”从此，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李老师”。
一九四三年春，他的在襄西地委组织部工作的大儿子李奇在反“扫荡”中光荣牺牲了，当时还不满二十岁。他强忍悲痛，暂时没有告诉妻子，仍然以极大的革命热忱投入工作。
一九四四年初，安应县特三区受敌人的严重破坏，李雨膏同志亲自去领导做好各级党政机构的恢复、整顿、充实工作。在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加强特三区的政权建设对安应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经过整顿后的特三区各级政权，充实了许多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骨干分子，把这个区的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先后调集三十万兵力，将我集结待令的中原人民解放军包围，并封锁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东西不到二百华里，南北五十华里的狭长地带，企图围困、全歼我军。
敌人的封锁，给我军的给养造成很大困难。当时，安应县也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为了帮助部队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李雨膏日夜奔走，发动干群，筹集军粮，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此期间，从安应直接运往宣化店的粮食，达百万斤之多。同时，还保障了驻扎在吉阳山一带的干部战士的供给。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国民党违背《停战协定》，悍然向早已进驻吉阳山一带休整的我军发动进攻。我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李雨膏同志当时身患有病，但仍坚持组织支前队伍，送饭送水，转移伤员，运送弹药。次日战斗结束后，他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一百多人，携带大量慰问品，登上吉阳山主峰潮盐观，热情慰问英勇作战的指战员，指战员们倍感亲切，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示：决不辜负安应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严惩敢于来犯之敌。
吉阳山战争发生的当日，我中原军区即向当时在南京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立即指示军调部驻汉口第九执行小组前往调处。李雨膏同志作为中共安应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应山县城和安陆赵家棚祝家独屋举行的谈判。谈判席上，面对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和美国代表对他们的庇护，李雨膏同志义正辞严，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的罪恶行径。当他们在吉阳山查勘现场时，执行小组美方代表莫飞企图抵赖国民党进攻我军的事实，李雨膏用自己耳闻目睹的证据，驳得美方代表哑口无言。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卢济时不得不表示承担其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责，向我党、我军和安应人民赔礼道歉。
(六)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完成了一系列内战准备，密令围攻我中原解放军。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歼”，中原军区决定率部突围。
突围前，党组织安排李雨膏的家属先转移。当时，他正夜以继日地忙于突围前的准备工作，只是在家属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才匆匆赶回家去。他望着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无限深情地对妻子说：“昭荣！别难过，我们会再见面的，最多三、五年。这些年来，你吃了不少苦。这次你们出远门，我的确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和孩子，只是希望你们一路平安。再过两年，把老二也送到部队去吧。”此时，曾昭荣同志看着他枯瘦的面容，望望三个孩子，想想牺牲的大儿子和夭折的小孩，还能说些什么呢？只是用坚定的目光送走丈夫，望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李雨膏同志率安应一千多人的队伍，随江汉军区部队一起，参加了伟大的中原突围战役。突围途中，他时常发病，加上昼夜行军，工作劳累和频繁的战斗，病情愈趋严重。开始是几个人扶着走，后来扶着也走不动了，而他执意不肯让同志抬。部队到达鄂西竹溪时，组织上利用一个“两面”保长的关系，将他安排在当地隐蔽养病。不料，保长投敌告密，李雨膏同志不幸被捕，壮烈牺牲。时年四十五岁。
(安陆县委党史办供稿陈俊整理)
附记：本文在整理中，走访了赵家驹、左铭、汪立波、李厚、张仲殷等老同志；并参阅了李秀亨、李雨苍、李承琦同志写的有关回忆录和《信阳党史通讯》刊载的《李雨膏烈士传略》等有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