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光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先后担任过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应城县一区区长、县长、县委书记、襄北专员、鄂中专员、兴山地委书记兼鄂西北二分区政委等职。于一九四七年初在鄂西兴山县境，他率部与大举向我中原军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激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
谦光同志原籍湖北新洲，生于一九○八年，出身贫农，幼年丧父，很小年纪就外出谋生，半工半读，十分艰苦。有时吃不上饭就用一把蚕豆当餐。只有一件内衣，白天穿晚上洗。他刻苦顽强地用自食其力的方法，逐渐读完了高中，进入中华大学。同时，又在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举办的社会文教人员训练班受训，因为后者结业后有指派职务的希望。谦光同志进入大学前后，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席卷全国的工农群众运动高潮及大革命的失败，使谦光同志在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后，先后在宜昌、鄂城、应城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在宜昌文教馆工作时，他常在讲演中，流露出对现实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苦闷。在应城，当国民党复兴社头头王礼安动员他参加其组织时，他问：“日本人快要打来了，你们是不是真抗日？真抗日，我就可以考虑。”由此可见，谦光同志为了追求真理，寻找出路，曾经长期处在苦闷和摸索的过程中。
谦光同志在长期的实际生活中，亲眼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民族灾难更加深重的时候，他认识到不能指望国民党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另找出路。是年九月间，八路军平型关一役，给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以沉重打击，全国人民大为振奋，谦光同志也深受影响。从而，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战，拯救中国。
一九三七年底，中共湖北省委以陶铸同志为代表，通过李范一先生、杨显东等同志在应城汤池创办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用合法的名义，培养干部，发展党的组织，为即将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做好准备。其中学员大都是从平津、武汉等地来的，倾向革命的大学生。第一期开学不久，谦光同志被应城国民党当局以应城县督学的名义派往汤池训练班“旁听”。历时两个星期的“旁听”生活，是谦光同志毕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他思想大转变的关键。在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听陶铸同志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革命理论，受到了比较深刻的教育。同时，使他深受感动的是：训练班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解放，一改过去的生活习惯，艰苦朴实，努力学习，立志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决心走上最前线。他以这耳闻目睹的事实同国民党的那一套相比，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和应走的革命道路。于是，他很快改变了“旁听”态度，热情洋溢地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和青年学生打成一片，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被，经常和大家一起出发宣传，带头化装演出街头剧。学员们在潘家集附近作野外战斗演习时，他到城里带了一批教师去实地观摩，想让汤池训练班这股革命正气感染更多的人们。
汤池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后，他以督学的名义，一面积极鼓励当地青年学生去汤池学习；一面号召和组织进步教师进入农村开展抗战的宣传工作。他身先士卒，背起背包，步行下乡，带头示范。他所组织的宣传队，不断接受党的影响和领导。在宣传工作中，为了保护这些青年不受国民党统治者的迫害，他要大家讲究工作方法，注意宣传形式的生动、活泼，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谦光同志这些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军官政客的惊异和怀疑，放出谣言污蔑中伤。但他毫不介意，坦然置之。
一九三八年十月，应城沦陷，国民党政府狼狈逃亡，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个时刻，谦光同志下定决心，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来。早在八、九月间，武汉告急，应城开始动荡的时候，他就把他爱人和三个孩子安置在河南乡下（当时大孩子才五岁，小的才几个月)，毅然舍家参加革命。
应城沦陷不久，谦光同志就转到京山县丁家冲地区，参加以陶铸、杨学诚同志为首的扩大抗日武装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不久，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举行宣誓仪式的时候，他热泪盈眶，激动兴奋，不能自抑。入党后，他时刻遵循党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地完成党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任务。
一九三九年初，应城沦陷不久，秩序混乱，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提高人民的胜利信心，党组织一方面展开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一方面派干部到各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党的组织。这时，谦光同志被分配到应城南边的湖区当区长。他虽然刚入党不久，缺少经验，又患有疝气病，行动不便，但他不避任何艰险，勇敢而愉快地担当起湖区的开辟工作。他带着人数很少赤手空拳的工作队，深入群众，昼夜奔波，一边宣传抗日，一边组织武装。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扩大了抗日武装，稳定了群众情绪，建立起抗日政权，并发展子党的组织，终于在湖区打开了一个初步局面。另几个区也相应地开展了工作。这样，党在应城地区很快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始具备作为一个根据地的条件。
为了加强县级政权工作的领导，谦光同志调任应城县政府民政科长，后任县政府秘书代行县长职务。一九四○年春，中共应城县委成立，他参加县委并担任统战工作部长。他工作非常积极，考虑问题十分周密慎重。因此，他在团结各方面人士合作抗战，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一九四一年三月，谦光同志担任中共应城县委书记兼任县长，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全面领导应城各项工作达三年半之久。这个时期，日寇据点不断增加，对我扫荡频繁，而且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深入我腹地，配合日寇对我两面夹击，斗争环境是复杂而艰苦的。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应城县委在党、政权和武装等方面的建设工作都获得很大发展，群众基础很好，成为鄂豫边区比较巩固的地区之一。在财政收入、扩大兵员、输送干部等方面，都曾经对整个边区的发展壮大作出过贡献。这些方面的成绩，与谦光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
谦光同志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更突出的是他具有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高贵品质，深受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谦光同志贯彻上级指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并善于结合具体情况、特点，紧紧抓住每个时期的工作中心和突出的问题，深入群众，雷厉风行，不达到目的，决不休止。他一向不畏困难，不避艰险，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在应城工作初期，他还缺少军事斗争经验，但勇敢地参加对敌战斗，在实际斗争中逐步积累了指挥经验，提高了军事素养。一九四○年，敌人在湖区经常“扫荡”，工作不好开展，他亲自指挥部队两次攻打敌伪据点黄家滩，第一次因经验不足失利。第二次吸取了教训，经过周密的布置，终于成功，打开了开展湖区工作的有利局面。一九四三年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时，他带领工作队，深入重点地区，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经验，指导全面。一九四四年反敌顽夹击的斗争中，他亲自到斗争最激烈的二、四区，领导区乡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敌顽勾结，妄图消灭我们的迷梦，保护了群众利益。他常常语重心长地和我们讲“近水识鱼性，近山知鸟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并作为激励自己的警语，同时也以此教育同志们。
谦光同志非常识大体，顾大局，具有极强的整体观念。为了保证边区正规部队的供应，他总是提前和超额完成上缴的财政任务。他经常讲：“正规部队和周围有些兄弟县比我们苦，我们应该多负担一些。”他反对本位主义，反对“打埋伏”。反复对同志们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一九四一年以后，鄂豫边区不断发展，需要陆续从应城抽调出干部到其他地区工作。他宁愿使本县工作暂时受点影响，也要坚决执行上级决定。他对调离应城的干部，总是给以极大鼓励。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坚决完成扩兵和上调连、营、团建制队伍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上调应城一个连，有个别同志感到部队刚刚稳定下来，有些迟疑。他耐心地说服同志们，毫不犹豫地完成了上调任务。
谦光同志作风民主，待人真诚，心胸坦白，平易近人。在工作中，凡属全面的安排部署、重大原则问题的决定，总是耐心和大家共同商量研究，虚心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尤其注意研究各种不同的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他以平等态度待人，经常与同志们推心置腹、促膝谈心，真是事无不可对人言。他是一个非常会笑的人，每逢听到工作中的喜事或生活中的趣闻，总是和大家一起兴高采烈，两手拍膝，笑得前仰后合，一直能把眼泪笑出来。那种出自内心的喜悦，十分令人可亲。记得有一次，我们闲谈到鄂中地区今后可能同老区鄂东联成一片，那里是老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丰富，群众基础好。还有红二方面军开辟的根据地洪湖也离此不远，那里有很好的革命传统和受过党的教育的广大革命群众。谦光同志听后大为兴奋，双眼炯炯有神地说：“这种鼓舞人心的分析，你为什么不早讲啊！为什么不大讲、特讲啊！”当时大家兴高采烈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犹如历历在目。因此，大家也乐于向他交心，倾吐肺腑之言。他和群众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遇事和大家商量，同志们也高兴和他见面，常常主动找他谈问题，反映情况。
谦光同志好学不倦，从来不白白放过一点时间，他早年就练得一手好书法。工余休息，他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笔练字，一张字纸，正反面都写满，大字行间写小字。参加革命以后，在动荡的环境和繁重的工作中，总是挤出时间练字、读书。一九三九年，他借到一本《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有空闲就拿出来阅读，最后的结束语几乎可以背诵出来。他专心钻研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刚出版，就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反复阅读。并注意学习活的材料，不断从上级的指示文件、总结报告，以及和干部群众的接触中吸取营养。凡属工作中所发生的新生事物，无不全神贯注，饶有兴趣地了解和研究。
谦光同志生活十分俭朴，克己厚人，关心同志。这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长期受着疝气病的折磨，行动比较困难。当时工作忙、医疗条件差，一直没有能够彻底治疗。但他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坚持和大家一样行军。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他在行军时经常让给病号骑。他担任政府工作时，按规定津贴稍高点，但他一直拒绝领取这笔比较优厚的待遇，坚持和机关的同志一样。衬衣破得已经不好补了，也不让领取新的。一把牙刷用得只剩下几根毛了，还说没有物尽其用。他病了，秘书给他弄了碗糖水和几个鸡蛋，还反复追问：“我的津贴早已用完了，这是那来的钱？”他对同志们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战斗中，有的同志丢掉了被子，他把自己的送给人盖；有同志生病，他用自己的津贴买补品给病人送去。一九四六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分别了多年的爱人梅雪馥同志，千里迢迢到根据地找到了他。战斗环境紧张，不几天就要分手，没有东西可以赠别留念，只好把自己的一条旧白手帕送给爱人，把自己唯一的一支新民钢笔送给孩子。他就是这样一个清贫的革命者。
谦光同志爱憎分明，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深刻地认识到对敌人必须提高警惕，要坚决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九四一年冬，我方和应城日寇交换俘虏，敌人释放了一批被俘人员。当天正值农历除夕，全县县区干部集中在县委开会，住在湖区葛蓬岗湖内一小岛上。被俘同志刚脱离虎口归来，大家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庆祝这一胜利并迎接新春，直至深夜。但对敌人的阴谋估计不足，没有及时转移驻地，次日拂晓突遭敌人包围。他指示机关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突围，把重要文件交给别的同志保存，自己亲赴前哨阵地指挥作战，坚决堵击在渡口上企图登陆的敌人。我们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保全了机关、干部和获释归来同志们的安全，敌人的阴谋也终未得逞。谦光同志事后深悔自己考虑不周，没有早些转移，责怪自己是罪人。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受大家的敬佩。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和日寇互相呼应，在我应城北部地区大肆抢掠破坏。谦光同志想试图“说服”，要他们悬崖勒马、团结抗战，便派同志去和顽方川军交涉，结果派出去的同志，被顽军扣留，解押襄樊遇难了。这件事成为他难以消失的内疚，每谈及此事总是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给他以最惨痛的教训。
(三)
谦光同志在应城四年多时间，政治上日益成熟，斗争经验不断丰富。由于边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四四年八月上级调他任襄北地区专员。一九四五年三月又调任鄂中地区专员。一九四五年冬，蒋帮向我边区猖狂进攻，他领导鄂中人民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夏，蒋帮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大军进攻我中原军区，侵占了包括鄂中在内的鄂豫边区大片根据地，他不得不离开鄂中，和部队一起向西突围到武当山地区。在武当区党委的领导下，担任鄂西北二分区（兴山）地委书记，并兼分区政委。一九四六年底，鄂西北环境日益恶化，国民党军从武当区向西进攻我军，他带着江汉军区第三团继续向西发展，到达兴山、宜昌、房县交界地区，昼夜与敌人周旋。在兴山所属大小螺溪地方，曾歼灭鄂西保安团两个连。接着乘胜挺进，向兴山、秭归、川边发展，准备到川边敌后活动，牵制正面敌人兵力。活动了一段时间，又根据军区命令折转到歇马河、马良坪、店子垭一带活动。当他们转到兴山县属大小螺溪的时候，与国民党六十六军两个团和七十五军一个团遭遇，部队被围在大小螺溪一线，激战了三天三夜。后来第三团主力分头冲出重围，谦光同志为了保护电台与上级联系，带了一个警卫班没有突围出去，最后弹药消耗殆尽，敌人逼近阵地，已经没有退路了。谦光同志从容地毁了电台，拆了武器，把零件丢到深山沟里。然后，他和警卫员一起跳下悬崖，为革命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时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他的壮烈义举，使敌人胆颤心惊，他的浩然之气，象高插入云的巫峡十二峰，巍然屹立在扬子江畔，成为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炬！
(应城县委党史办供稿)
附记：本文作者是烈士生前的战友。张仁同志抗战时期曾任应城县委组织部长，建国后任中央地质部物理探矿局副局长，一九六五年因病去世。蔡承祖同志抗战时期曾任应城县委书记，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