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国  杨建文

父亲在八年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于一九四一年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惨遭日寇杀害，至今已整整四十三年了。我们姐弟二人，谨以这篇和泪写成的文字，编作一个素洁的花环，敬献在父亲的灵前。

我们家乡有一条河，相传叫楚㳅河。一九一二年，父亲就出生在这楚㳅河畔杨家河村的寨上湾。一九三八年初，父亲从这里出发，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八年秋，受党组织委派，回到湖北孝感，负责在楚环河两岸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孝感县二区筹备处主任、二区区长、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长。他和其他同志一道，为孝感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楚环河两岸的田间小路上，留下了一串串奔波的足印。长流不息的楚不河啊！你该是多么强烈地牵动着我们回忆的思绪。

父亲青年时期就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参加革命前，他是一个生活不定、衣食无着的穷苦小学教员。那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践踏着中华民族的土地，中国人民陷入了空前的大灾难。这一切，撕痛着父亲的心。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又极大地鼓舞着他的斗志。父亲本名“立忠”，这时便改名“镇瀛”即“镇服日寇”之意，以明自己爱国抗敌之志。

这期间，父亲订阅、借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从中受到许多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国家的前途，时常萦回在他的脑际。我们一直珍藏着：父亲在一九三二年，用过的一部分“开明中学讲义社”的《自习册》。开明中学是当时的进步教育家夏丐尊，为失学的贫苦青年开办的一种函授学校。《自习册》上辟有一个“质疑”栏。学员可以在栏内提出学习上的种种疑问，然后由有关教师作出解答。在一本《自习册》的“质疑”栏内，父亲提出了一个他常系于怀的大问题：“古代平民受了不平等的待遇为什么还能屈服？”几行渗透着马列主义观点的回答，打开了他的眼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从古到今，并没有改变”；“所谓古代平民受了不平等待遇而能屈服，那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虚假现象”，“一到社会经济基础动摇，平民不能安居乐业时，那平民就不能屈服了”；“现在已经到了平民不能再屈服下去的时候”，“因时代的进化，将来的政权要归到大多数生产大众手里”。这使父亲看清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现状和前途，懂得了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改造不合理的社会，使人民获得解放。父亲留下一册一九三四年的《日记》。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铁道旁倒毙一丐，除野犬巡视其侧外，人皆掩鼻目视而过。不知素讲人道之士绅，暨焚纸叩头超度鬼神之慈善家，将何置之？噫！不能救人，安能救鬼？余不禁替现社会之穷人一哭！”父亲的思想感情，已和广大劳苦大众相通，他暗自立下了救人民出水火的志向。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父亲毅然奔赴延安，走上了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父亲在革命斗争中不避艰险，勇挑重担。他从延安回到孝感时，沿京汉铁路一线，日寇据点林立，只在中和乡一带有一支不大的抗日武装刚开始小规模的游击斗争。县委尚未组成，抗日民主政权也还没有建立。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开辟新区的任务相当艰巨。但父亲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在回乡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遵照党的路线和政策，与其他同志一道，在孝感县襄花路北、路南，先后创建了孝四区和孝二区，为孝感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竭尽了他的全部心力。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父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走家串户，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有时，他头戴草帽，脚踏草鞋，身穿破袄，腰系草绳，深入村舍，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向他们宣传“穷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结果”，“穷人只有团结起来作斗争，才能翻身”等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有时，他又换上礼帽，套上长衫，到开明士绅家，与民主人士交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父亲的遗物里，有一札“名片”，就是他当年作统战工作时用过的。每到清明时节，我们姐弟俩便拿出来抚摸，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名片”，而是父亲用来团结爱国志士、抗击侵略者的珍贵遗物。

父亲常在夜间开展革命活动。有一天深夜，他回到村里，准备动员几个青年出来工作。但消息被汉奸探知，因为父亲一直是敌人悬赏捉拿的对象。由于汉奸的告密，日本宪兵队很快出动，包围了村子。父亲被“长辈大爹”（他在村里辈份高、年岁大，所以大家都这样称呼）藏到了一间深室的夹墙内。敌人抓住这位须发苍白的老人严刑拷打，但老人咬紧牙关，只字未吐，父亲这才脱险。解放初，长辈大爹已经八十多岁。记得我们到他家感谢当年的救父之恩时，老人满眼噙着泪花，伸出颤动的手，抚摸着我们的头说：“孩子！你们的爸爸，为打日本鬼子，为替我们穷人打天下，年纪轻轻的连死都不怕，我这个上了年岁的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多好的老人啊！在那充满腥风血雨的日日夜夜里，父亲能不负党的嘱托，多次化险为夷，完成开辟新区的重任，多亏了群众的支持。我们怀念父亲！更加怀念救助过父亲的乡亲！

父亲临危不惧，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农历正月初九这个日子。那天，父亲随同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马沂同志一起，到小河与王店交界处附近开会布置工作。当晚，由于叛徒的出卖，所住村庄遭到日军宪兵队的突然包围。父亲只身奋力掩护马沂等同志突围脱险，自己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

父亲被捕后，敌人软硬兼施，企图诱逼他屈膝投降。据传，宪兵队长曾设下一席，“请”他“赴宴”。席上，又是封官，又赠银。但他始终昂首挺立、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宪兵队长恼羞成怒，随即命宪兵将他拖到刑房，剥下上衣，用烧得通红的烙铁，在他的前胸后背上接连不断的烧烤，父亲当即昏倒在地。在狱中，父亲威武不屈，虽遭毒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崇高节操。

敌人从父亲身上毫无所得，遂于一九四一年春的某天深夜，将父亲押到孝感车站附近秘密枪杀。年仅二十九岁。

父亲被捕后，孝感县委一直在组织力量大力营救。但因父亲在孝感影响大，早已是敌人悬赏捉的对象，他们非但不肯放人，甚至不敢公开承认捕人一事；而父亲被捕后，又一直关押在戒备森严的日军宪兵队。所以，营救父亲的许多计划，都难以实现。

父亲生前，在革命斗争中，能广泛深入群众，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同民主人士交往，也能赤诚相待；他工作踏实，处事果敢，而又平易近人。所以深得战友们和广大贫苦农民的信赖与爱戴，深得民主人士的敬仰。父亲被害的噩耗传到襄花路南北，抗日军民，民主人士，无不痛哭失声。汨汨流淌的楚环河水，也象是在隐隐悲泣。

父亲将自己满腔的青春热血，全部献给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献给了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

楚环河长，英名同在。父亲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活在孝感人民的心中！

(孝感市委党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