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安(陆)应(山)一带，杨弼卿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曾七擒七纵孟获，为的是一个臣服，以便扩展自己的地盘势力。新四军五师首长李先念在安陆白兆山的穷人寨也曾义释过地方实力派人物杨弼卿，为的是争取中间势力，更好地打击日伪顽，开辟巩固白兆山根据地。因此，抗战时期穷人寨这个偏僻的地方由于李先念义释过杨弼卿而远近闻名。
杨弼卿何许人也？为什么称其为实力派人物？说起来该人与新四军五师还有一定的渊源。杨弼卿出身于安陆杨兴街一户地主家庭，年轻时毕业于广东韶关讲武堂，民族感较强，不愿与汉奸为伍。内战期间，曾在军阀曹锟、胡宗铎名下当掌旗官；后在江西、宜昌等地国民党军政界司职。武汉沦陷后，辞去国民党荆门县军事科长之职回到安陆。其时，正值国民党安二区区长刘佐龙离职，县长彭炳文即以其“填缺”。杨弼卿就任区长不久，即利用权势，收集东北乡十几路武装共1000余人枪，打出了“安陆第二游击支队”的牌子，自任支队长。1939年5月上旬，李先念率部在孝感白沙铺，击败了伪军胡翼武部和贺成慈部，向安应孝三县边界中心集镇赵家棚挺进时，杨弼卿派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过共产党干部的徐林安带上他的亲笔信去和李先念取得了联系。5月9日，当李先念率部进入赵家棚时，杨弼卿亲率所属官兵列队欢迎。
杨弼卿何以对共产党如此礼遇？他心里自有他的小算盘。当时，日、伪、顽各自盘踞一方，地方土匪，游杂势力山头林立，形势极其复杂，稍不小心，自己的势力就会被别人吃掉。如鄂东的蒋少瑗为扩编纵队，企图在白沙铺借“点验”的机会收编安应孝各路武装，此其一。其二是自己的这帮弟兄中，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常因小事起磨擦，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杨弼卿主动投向新四军，是想利用盟军力量，抵制蒋少瑗，同时，对图谋裂变的属下也可以起到制约作用。李先念对杨弼卿的积极态度表示欢迎。他认为，对国民党各派势力，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斗争和争取，运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杨弼卿部与新四军建立盟军关系后，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几件事：一是为新四军主持召开的安应孝三县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地方进步人士联席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新四军初来乍到，对当地国民党各路武装的政治态度还不十分明确，加之敌据点林立，在如此险恶环境中召开声势如此之大，与会对象成分如此之复杂的会议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杨弼卿得悉后，上、下奔走，联络邀请与会人员，搞好会议安全服务工作。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新四军在安应地区站稳脚跟，并开辟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在此次会后，杨弼卿积极替新四军筹粮筹款，主动将赵家棚让出给新四军驻扎，自己的人马则移至赵家棚南十里以外的杨兴街。三是新四军在同心店伏击日寇骑兵时，杨弼卿—部迅速赶来配合作战。四是义然处决了反对新四军，意图率部哗变的部下杨雄欧。
按说杨弼卿投靠新四军的思想是坚定的，态度是积极的，可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政治上不够开明，胸怀不豁达，对新四军的几件事产生了误会，加上国民党顽固分子彭炳文的挑唆与拉拢，最终使杨弼卿走向反新四军的顽固派行列。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一次，鄂东新四军罗厚福部在孙家店宿营时，就地在民间征借了一些军粮，杨弼卿责怪新四军“逾矩”。又一次，在赵家棚集市上，杨弼卿的采买和新四军的采买发生了口角，新四军摘了杨部采买的枪。李先念在了解情况后，批评了这种作法，令人带着那个采买到杨部送还枪支，并赔礼道歉。可是杨弼卿认为是“打狗欺主”，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恰在当年大年除夕，杨弼卿的中队长杨祖兴率七班长刘大信、九班长陈永康等投向了新四军罗厚福部。这样的事情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经常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杨弼卿理应从中吸取教训，调整官兵关系，可他却认为这是新四军在吞噬他的队伍，消除他的实力。经这几件事后，杨弼卿对新四军意见极大，遂决定与新四军决裂，将人马拉进白兆山石门观音寺，加入了以彭炳文为首的顽固派行列。
杨弼卿受顽固派的挑拨利用，在白兆山进攻新四军，骚扰破坏安应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开辟白兆山根据地的主要障碍。1940年4月19日，为打击报复拖枪投靠新四军的杨祖兴，他率部协同国民党一二五师伏击了到三王厉托运军服的杨祖兴，杨祖兴被俘后，被押到孙家店北何家湾杀害。杨弼卿得悉新四军欲西进开辟白兆山根据地，就将人马悉数迁入白兆山穷人寨，欲借山高势险之利阻挠新四军西进。
1940年6月14日，李先念率平汉支队攻打白兆山反共武装，驻洛阳店、孔家湾的顽固分子彭炳文部不堪一击，在支队八团猛烈炮火下，丢盔卸甲，被击毙活捉者不计其数，彭炳文化装逃往大洪山去了。不到中午，新四军的队伍就开到了穷人寨，因杨弼卿过去与新四军的关系，李先念决定对其围而不打，做好思想工作，争取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支队长周志坚奉令向杨部喊话多次，寨上仍无动静。时至仲夏正午，骄阳似火，山下取水之路已被切断，寨上官兵饥渴难耐，士气极为低落。杨弼卿兵困绝境为何不战不降？因为他还盘算着彭炳文前来增援，岂不知，彭已溃逃，杨已成瓮中之鳖。李先念知此时杨弼卿的心态，为使他及早悔悟，令周志坚亲自到阵前跟他喊话，告之彭已溃逃，请他下山与李先念面谈。杨弼卿得知大势已去，只得耷拉着脑袋下山来见李先念。李先念热情地接见了他，并吩咐开饭，陪杨弼卿进餐。席间，李先念对杨弼卿又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说服教育工作。在新四军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杨弼卿答应放下武器，并表示今后不再参与反共活动。对放下武器后的人员政治道路的选择，李先念从不强人所难。张执一奉李先念的旨意，在征求杨弼卿本人的意见后，给他的警卫班发了几条枪，送了一些路费，慨然将他义释了。
杨弼卿回到杨兴街，理应改过自新，团结抗日，但他“人在曹营心在汉”，不思悔悟，阴谋再起。1940年7月，他找到随县地方法院的杨伯勋，经介绍，结识了国民党随县县长邓复。邓是汤恩伯部第二军参谋长，也是韶关讲武堂的学生，见杨弼卿以同学关系投靠，拨款1500元，令杨弼卿募兵之用。杨用此款就地募得新兵400余人，集中在均川河滩整训。不料有一个四川兵痞见钱已到手，乘队伍集中时故意大声吼叫：“杨弼卿是常败将军，他的千余人枪，全都送给了共产党，我们跟他干岂不是去送死？”说完就跑，其余兵士也跟着一哄而散。杨弼卿因此被邓复收监，逼还募兵款项，后新兵招募处主任杨金龙筹得了一笔钱交给邓复，杨弼卿才获释。获释后的杨弼卿对共产党更加仇恨，行为不轨，被安北抗日游击大队抓获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