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尚郎英是日本“赴华采访团”的“战地新闻记者”，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驻应城第三师团少将师团长北野的亲侄女。她在沙(市)宜(昌)前线搜集了大量的所谓“战地新闻”，回到北野的司令部，准备随军赴武汉转道日本报导她采访的“新闻”，以欺骗本国人民。她动身前，为安全计，对外说是古川的妻子要去汉口。

古川是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直属宪兵队的少佐队长，30来岁，受过特种训练，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所掌握的宪兵和特务，专事破坏抗日民主政权和刺探军情的勾当。他还有调动应城境内所有敌伪据点的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大权。

哇尚郎英准备回国，负责安全的古川百般殷勤巴结。他对去武汉的日军指挥官诡称哇尚郎英是他的“老婆”，以混淆视听。中共应城县委通过打入古川谍报队的队员获悉“古川老婆随军下汉”的情报，决定由县公安局长杨森堂率公安队去活捉“古川老婆”，打击特务头子古川的嚣张气焰。

任务是很艰巨的。公安队员们开了个“诸葛亮会”，人人献计，最后决定在双墩附近的汉宜公路地段设伏。这里距应城、长江埠各约20里，有两个毗邻的山包，彼此相距200多米。公路通过的地段两旁有土坡夹道，形同“壕子”，是很理想的伏击地点。

要打准目标必须首先看准目标。看准目标的任务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排长王金彪负责。他带一个手枪队员化装成农民，手拿镰刀，头戴草帽，站在伏击地两头200多米的“壕子”口上，这是监视敌人的前哨阵地。手枪队员在公路旁割草，主要任务是注视敌军车驾驶室有无女人，王金彪在“壕子”口的土包上，也以割草为掩护，任务有三：监视敌军车车厢；注意公路边割草者的讯号；发现坐有日本女人的军车时，摘掉头上的草帽扇风，传达讯号。

公安队还向老百姓买了一副耙田碎土的铁齿耙，备作拦截汽车用。

伏击那天，30多名公安队员轻装上阵，拂晓时抵达设伏点，在这个长约200米的“壕子”里设了3道卡。第一道卡有6条步枪，打汽车司机。第二道卡在“壕子”正中，有3名手枪队员，如第一道卡截敌不成，则一人将铁齿耙朝天横在公路中间截车，两人用手枪打司机。第三道卡有6名手枪队员，均系特等射手，隐蔽在“壕子”的尾端。“壕子”两边的土包上，各设—个步枪班，阻击援救之敌。

早晨7点30分，从应城方向传来马达声，满载敌人的军车，一辆一辆地向公安队设伏地段驶来，每辆军车的驾驶室顶篷上架有歪把轻机枪一挺。当第七辆军车刚到公安队前哨阵地时，扮作“农民”割草的王金彪直起腰来，摘掉头上的草帽，在胸前连连扇风，这就是“古川老婆”在车上的讯号。

敌第七辆车一进入我伏击点，第一道卡立即用步枪射击，敌司机开足马力，猛冲而过。第二道卡把铁耙已横到公路中间，汽车左拐右弯地又冲了过去。埋伏在第三道卡上的六名特等射手张福珍、朱青山，张福保，江培寿，陈泽斌和朱刚，在指导员的指挥下，一齐跃出隐蔽点，冲到距汽车10多米处，6支手枪齐发，击毙司机和坐在驾驶室中间的1名敌军官，汽车便歪在公路右边的沟旁停了下来。精通武术的手枪队员朱刚跃上车厢，抓住身穿鲜艳和服的“古川老婆”，把她扛在肩上就跑。张福珍将两个身穿黑色和服的侍女拖下车，但她俩死死抱住轮胎不走，前后军车上的敌人已下车向公安队逼来，机枪、小炮猛烈射击。杨森堂命令步枪排立即分散狙击，掩护手枪排押着“古川老婆”撤退。

被公安队抓住的所谓“古川老婆”，年龄20余岁，身穿鲜艳的和服，腰背扎有一个金线刺绣突出的圆形红色花包，内有一尊观音塑像。这种妆扮，远远就吸引着人们的注视。群众见到这个“花旦”般的日本女人，都好奇地围观，特别是妇女们都啧啧称奇。公安队为了避免走露消息，在当天晚上转移时给她换了一套女式服装。

这个所谓“古川老婆”，不会中国话，又不识中文，吃饭、喝茶、干什么都打手势。起初，饭不下咽，睡不入眠，很是忧虑。后来，当她看到公安队员对她态度和蔼，尊重她的人格，在各方面照顾她，有时天阴下雨行军，还让她骑马，在生活上对她优待，有时还杀鸡买肉给她吃的时候，她深受教育和感动，消除了戒心，并学会说几句中国话。

数天之后，公安总局派来一个日本人，名叫森尊太郎。他是公安队捉的一个日俘，家住日本九洲，高中毕业，20岁结婚，夫妻和睦恩爱，过着幸福的小家庭生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后，他于1939年被强征入伍，补充到日军第三师团当兵。被公安队俘虏后，经过教育，参加了边区“第五反战同盟”组织，成了公安队的日语教员。还拿起枪跟公安队一起击溃了两河口日伪军的扫荡，表现一直很好。他来到公安队如同姑娘回娘家，亲热地和队员们互相握手问好。引见日军女俘时，三言两语之后，森尊太郎即起身立正，举手敬礼。坐在一旁的指导员王斌忙问：“她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对她那样尊敬？”森尊太郎把这个女俘的情况介绍出来，才真象大白。

这是一个价值比古川老婆大得多的女俘。公安队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决定亲自审讯哇尚郎英。在审问中，哇尚郎英谈到她的主要任务是到第三师团前线采访日军进攻宜昌的战地新闻，了解酋联队（旅团）长山本大佐在宜昌战役中战死的情况。县社会部部长樊作楷幽默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山本是在宜昌战死的？”

“我叔父告诉我的，他是师团长，不会说谎的。他还要我回国后发表文章歌颂山本大佐英勇牺牲的战绩呢！”哇尚郎英说。

“这不是事实，这只能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欺骗宣传是何等荒谬。山本大佐不是死在宜昌前线，而是在进攻宜昌之前，‘扫荡’我抗日根据地时，被我公安队员在公路上从他的指挥车上抓下来杀掉的。我这里还有山本佩用的手枪、指挥刀和文件包哩！”樊作楷一字一板地说。

哇尚郎英见到这些物证，先是大吃一惊，接着便伸出大姆指说：“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弄清哇尚郎英的身份后，县委预计敌人必然会“扫荡”寻觅，决定将哇尚郎英转移隐蔽，不要随军行动。县公安队立即派手枪班长江培寿带领6名队员，将哇尚郎英转送到应城与汉川交界的湖区，隐藏在木梓树、梅家港一带的芦苇深处，按照优待俘虏政策，对其进行教育，生活上给予优待。

果然不出所料，哇尚郎英被俘后，北野勃然大怒，勒令古川在1个月之内，找回他的亲侄女。古川弄不清是哪支部队竟敢在“皇军头上动土”，更不知哇尚郎英的处境如何？他一筹莫展，只好呈请上司北野派兵“扫荡”寻觅，1000多敌人兵分数路，在应城四乡拉网式地寻找。这次扫荡不同往常，既无伪军，也不打枪打炮，每天拉着队伍，到处乱窜。1个月过去了，没有找到哇尚郎英的影子。古川手中的宪兵队、特务队、谍报队等等一切都失灵了。他只得亲自出马，铤而走险，带领两名谍报队员，化装成乞丐到毛家河侦察，被应城公安队员一直追到敌兵营湾上镇，才逃脱狗命。

一天晚上，北野师团长的老婆叫去古川。因古川没找着她侄女的下落，她当众打了古川两记耳光，骂他无能。古川挨了打骂，承认带着日军拉网式的搜索是个失败，要求北野批准他与中共地方组织和游击队通信联系。

第一封信是古川亲笔书写。信中说“哇尚郎英是旅华日侨”，“虏去日侨”是“不道德行为”。并威胁说，若不释放，“皇军将要杀个鸡犬不留”。中共应城县委收到矿区游击队转送来的古川亲笔信后，决定不予理会。古川见信如石沉大海，沉不住气了，态度软了下来，在第二封信里，古川以试探的口气说什么“望贵县府予以查询帮办，若释放我‘旅华日侨’，将以重金酬谢，切望回音。”中共应城县委仍置之不理。古川在他上司面前不好交待，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写信试探。第三封信的口气更软，并在信中提出交换哇尚郎英的三个条件，任选其一：“赠送”日本最新式的精良手枪120支，日钞1箱，在应城境内划分势力范围，互不侵犯，交换俘虏，说是“若贵方同意可开列名单，照单放人。”并再三要求“回音”。

接到古川第三封信后，中共应城县委对交换哇尚郎英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请示了地委。地委书记文敏生指示：可以与之谈判，在谈判中要驳斥其侵略战争的强盗逻辑。三个条件中除第二条外，可根据情况酌定。

根据地委指示，县委决定以杨森堂个人名义，给古川写了一封较长的回信，首先义正辞严地指出，德、意、日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必定胜利。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中国人民将同侵略者战斗到底，收复大好河山。复信中揭露了古川所说的哇尚郎英是“旅华日侨”的谎言，教训古川谈判要有诚意，并允许他在一、三两个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古川在最后的来信中同意交换俘虏，说“望能开列名单”。为谨防敌人利用名单捣鬼，公安队在复信中笼统提出：“由于你们是不讲信义的侵略者，只有将我被俘人员统统释放，我方则送还哇尚郎英。我们是言必信，行必果，就看你们有无真正的诚意？”。

双方来往信件达10余次之多。代表应城县委复信的执笔者，是当时养伤的指挥长何奇伟，落款为“森堂部队”。从此，“森堂部队”在应城各敌伪据点颇有军威。

古川接信后，请示北野，不仅释放了应城的被俘者赵西等数十人，还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将关押在天门、云梦等县的应城被俘人员，统统释放了。

在被俘人员全部释放后，应城县公安队请了两个农民抬来一顶小轿，由杨森堂的勤务员尹学才扮作放牛娃，负责将哇尚郎英送到应城。哇尚郎英一下轿就对古川说道：“他们(指公安队)的良心大大的好。”还要古川对送她的人以礼相待。古川却写了一封象下战书的信，要在“战场相见”，交给尹学才，很不服气地说；“你的回去告诉森堂部队，我们后会有期。”

此后，古川为了捞回面子，派遣汉奸特务，谍报坐探侦察“森堂部队”，还多次指挥敌伪伏击、包围应城县公安队，以图报复，但均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