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新四军豫鄂游击纵队主力已向东挺进，开辟鄂东根据地，以便与苏皖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京(山)安(陆)县只留下了县委机关及所属武装，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国民党第四十五军趁机对京安根据地进行蚕食，那些对共产党、新四军有刻骨仇恨的当地土匪、流氓武装头目晏永宽、雷镜若、谢指良之流更是猖狂，公开充当日寇的马前卒，秘密暗杀共产党基层干部，成为货真价实的“黑色伪匪”。到1941年底，王明时(青龙区委书记)、程子文(三区区长)，王斌(王店区委书记)，杨威(京安县妇女部长)等共产党员，先后壮烈牺牲在这伙“黑色伪匪”的屠刀之下。

面对突然出现的严重困难和阴险残暴的顽敌，京安县这块阵地能否坚守？怎么样坚守？在这关键时候，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特地来到了京安。她要求中共京安县委“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都要顶住。京安能否坚持，这不单是你们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鄂中、天汉及整个边区的问题。我相信你们是能坚持的，坚持就是胜利！”

为了贯彻边区领导的指示，中共京安县委作出了在夹河洲建立根据地的决定。

一天，县大队政委胡山和县大队长吴天成带领几名手枪队员，星夜赶到夹河洲的艾严村，将县委的决定告知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巡店区委会的区委书记吴斌。吴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地说：“县委到夹河洲安营扎寨，这是县委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负责县委的安全，并保证完成交给的一切任务。”

就这样，中共京安县委、县民主政府、县大队都搬到夹河洲安了“家”。

1942年春，夹河洲闹春荒。为了保证群众的生活，稳定根据地及游击区干部战士的情绪，县委遵照党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各阶层人士，积极开展反抢粮斗争。一方面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坚壁清野；一方面有组织有目的地在沿府河的青龙潭、三陂港、巡店镇等集镇附近，拦截敌人的粮食，将敌人所抢的粮食夺回来分给当地无米度日的老百姓。

解决了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以后，群众更加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夹河洲及其游击区出现了很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参战的动人情景，京安县的武装力量一天天地壮大起来。

隔河相望的谢指良伪中队，虽轻易不敢进入夹河洲，但他们经常下乡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深恶痛绝。京安县委准备给这个吃硬不吃软的家伙一点厉害尝尝，以便将其挤走。

这个机会果然来了。有一天，京安县委得到可靠情报，说谢指良在城里搬来了100多名日伪军，加上巡店镇日军小队和他的中队，准备围剿夹河洲。

为了打好这场敌众我寡的战斗，京安县委在战前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县委机关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由县长曹冰卿及吴斌两人负责，就地混杂在群众之中，靠群众掩护，对付敌人。胡山和吴天成带领县大队，抢在敌人到来之前，在棠棣树附近迎击敌人，凭借地形的熟悉和群众的支持，在此地与敌人迂回周旋，利用连打带拖的办法，令敌受损，然后再出奇不意地回师巡店镇，打击谢指良。

正当京安县委准备按此方案分头行动时，突然又接到一份情报，上面画有三个“十”字，情况非常紧急。胡山连忙拆看，见上面写着：“新四军三十八团已过府河，今晚夜宿高庙山一带，请速与之联系。”

高庙山，位于巡店镇西南七八华里，海拔虽不高，但东北面较陡，山下又是一展平川的开阔地。

第二天拂晓前，胡山和吴天成来到三十八团团部，向冯团长介绍了敌人的兵力及其行动目的，并请他们予以配合支援。冯团长听后非常风趣地说：“既然乌龟伸出了头，我们就要狠狠地把它掐住！”接着，大家一起研究了这一仗的具体打法：县大队用一个连的兵力，分别牵制胡金店、桑树店两边的日本鬼子；再用一个连的兵力作垂饵，将日伪军引至高庙山，然后由埋伏在山顶的正规部队，给敌以沉重打击。

上午9时许，吴天成带着一个连，在敌人的视野内有意暴露目标。七零八落地一面向敌人开枪，一面向高庙山退却。敌人见是一支人数不多、武器不良的游击队，于是就拚命地追赶。当敌人正在得意洋洋地向山上冲时，“哒哒哒”，“轰轰轰”，新四军的手榴弹、机关枪一齐用上了，打得敌人抱头藏尾地往山下直滚。

过了一会，不服气的敌人又重新组织火力，接二连三向山顶开炮。这时，新四军有意不予还击，敌人以为他们的炮火给了新四军以致命的杀伤，又三五成群地往山上爬。这时，冯团长命令两个连绕到敌后堵截其退路，同时命令所有枪炮向敌猛烈开火。片刻之后，新四军吹响的冲锋号震撼山谷，回荡四野。战士们一个个如猛虎下山，杀得敌人丢盔弃甲，溃逃而走。“打！”担任堵截任务的新四军战士，弹无虚发，一枪消灭一个敌人。敌人除插空逃窜一部分外，其余则横七竖八地僵卧田野。

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新四军歼敌100余人，缴获大炮2门、机枪6挺、步枪100余枝。

谢指良带着伤兵回到巡店镇，日寇松山小队长训斥道：“你的队伍，统统的饭桶！”

第二天，驻在安陆城的日寇头目将谢找去，劈头骂道：“你的混蛋，新四军大大的，你说是游击队，良心坏了坏了的！”谢指良也实在是有口难辩，他哪里会想到新四军又回到京安呢？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巡店镇，心想，巡店附近是新四军五师常来常往之地，不宜长驻。

根据谢指良的情绪变化，京安县委认为挤走他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迫令李思白进城找伪县长王定邦辞职。李思白是现任伪巡店区区长，他的前任伪区长帅干伯因民愤极大被新四军夜袭巡店镇时惩办了，李害怕落得帅的下场，不敢死心踏地充当日伪的耳目。

王定邦知道，巡店夹河共产党的势力大，李思白辞了职，哪个又适合并愿意干呢？李思白见王定邦没有松口，又按照京安县委的授意说：“王县长，要我当也可得，只是谢队长在巡店光给我惹麻烦，我看最好将你侄儿王琴甫这个中队与谢指良中队调换一下。”

王定邦虽是伪县长，但通过京安县委派出的做敌伪工作的人员直接或间接的劝导和警告，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下场。同时，他也是一个有几百担田的大地主，抗日民主政府实行的二五减租政策，从根本上并没有损害他的经济利益，经过权衡，王定邦终于将这两个中队作了调换。

王琴甫是个最怕死的家伙，曾尝过新四军的厉害。进驻巡店镇以后，他一般不敢出来“清乡”，有时奉命下乡抢掠，一碰到新四军就收兵回营。这样一来，京安县委把夹河洲变成可靠的后方基地，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在夹河洲根据地日益巩固，并逐步开辟新区的形势下，雷镜若、晏永宽这两个家伙经常带其喽罗到巡店一带进行破坏。京安县委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和要求，提出了“要想安，消灭晏永宽；要想乐，除掉雷镜若”的口号。为了集中力量打击雷、晏二匪，京安县委决定利用矛盾，中立谢指良。于是胡山就给谢指良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只要从此不到根据地袭扰，既往不咎；今后奉命出城“清乡”，务必事先通知胡家棚、陈家沟一带的伪保长。谢接此信后，虽有所犹豫，但迫于新四军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又不得不答应上述条件。

谢中立后，京安县委严厉惩治了雷、晏两个民族败类。从此，夹河洲成为京安县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敌人见共产党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建立了一块巩固可靠的基地，心里总是绞痛不安，时时刻刻寻机破坏。

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一个头戴皮帽，身穿兰色长袍，头上一条灰色的长围巾几乎遮住了半边脸的人，赶着23头羊来到了巡店镇。他，就是到老河口受过专门训练的敌伪特务陈寿君。因他是本地人，又曾担任过同兴乡的伪联保主任，怕在路上露出了蛛丝马迹，特伪装成羊贩子回到了巡店镇。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就是烧成灰，也瞒不过当地人民群众的眼睛。

临近过年，陈寿君既以这份“厚礼”送上门来，岂有不收之理？于是，胡山同曹冰清县长、吴天成、吴斌等人商量“收礼”的办法。

吴天成提出了个“杀猪宰羊”的方案，并把这几天对陈寿君行踪的观察，选择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选派谁去执行这个任务等情况和计划，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他真不愧为有胆有识、精明强干的指挥员，每次考虑的作战方案，总是那样的周密完整。这次，他的意见又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杀猪”任务交给二连战士吴正柱去完成。

腊月二十八清晨，淡红色的太阳刚刚露出了半边脸，巡店街上早巳挤满了卖土特产、购年货的人群。这时，只见伪区政府的大门口，蹲着一个头戴旧毡帽、身穿旧棉短袄的人，他就是吴正柱。陈寿君每天早上要到街中心的一家餐馆过早，然后再到曾同日本鬼子混过一阵的一个女人那里去调情。今天，吴正柱在鸡叫以后摸进来蹲在这里，专等陈寿君开门时给他“过一刀”。

只听得“吱吱”一声，伪区政府的大门开了。陈寿君要紧不慢地迈着八字步跨出了大门。吴正柱一见这个作恶多端的坏蛋，满腔怒火，疾步上前，抓住陈的衣领，忙从短袄里掏出刺刀，向陈的颈部刺去。陈寿君双手将刀勒住，拚命地挣扎嚎叫：“快救命啦，救命啦！”他的喊声传不进上下几层的阴森森的伪区府，却召来了不少看热闹的赶集人。

吴正柱对围观的人群高声喊道：“乡亲们，这家伙投靠敌人，破坏抗日，他受特务机关派遣，到这里造谣惑众，刺探情报，破坏抗日，你们说该不该杀？”

“该杀！该杀！留着他，是我们老百姓的祸害！”凡是晓得陈寿君底细的人，无不说该杀。

吴正柱一边宣布陈寿君的罪行，一边朝陈的裤裆猛踢一脚。陈“哎哟”一声倒在地上。吴正柱就势用脚踩在陈的身上，对准他的喉咙就是一刀。吴正柱怀着胜利的喜悦向街北走去。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两名手枪队员朝街南打了数枪。待松山小队长带人钻出碉堡时，街上集市已乱，纷乱的人群南奔北拥。松山小队长来到伪区府的门口，一见是同他一起密谋过的陈寿君，象一条涂了黄蜡的死狗躺在那里，就胆战心惊地缩进了钢筋水泥“乌龟壳”。

杀了陈寿君以后，李思白吓得几天不敢露面。为了解除他的心悸，中共京安县委责令他交出23头羊子，同时接收县委派廖光国进伪区政府当情报员。比较明智一点的李思白一一地答应了。

除夕之夜，京安县的干部战士在夹河洲的老百姓家里，点燃几寸长的大蜡烛，席地而坐，与老百姓一起，除旧岁，迎新春，既唱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楚戏，又演唱自编的战地节目，喝着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兴奋而又热烈地谈论着如何以新的战斗姿态去完成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

1943年春，驻在安陆城的日军中队长打算亲自出马，调动300名日伪军对夹河洲进行“梳篦式”的“扫荡”．

一天，敌人从陈家沟向夹河洲开来了。京安县委得到准确情报以后，很快“空室清野”，随后，采取“贴烧饼”的办法，到巡店镇附近的吴家河隐蔽下来。

敌人到夹河洲，挨村挨户地“梳篦”以后，一无所获，他们感到非常奇怪，难道几百人的游击队上了天入了地？于是又过河到巡店镇附近转游了一圈，最后经过吴家河湾边的大路向安陆城走去。敌人是绝对不会想到京安县的干部战士们会在路边的一个没有退路的村子里隐蔽着的，“贴烧饼”，正是利用了敌人的这种心理。

日寇中队长败兴而归，坐立不安，他想，骂别人是饭桶，难道自己也是饭桶？想来想去，他终于又想出一条“妙计”：游击队神出鬼没，难以对付，下道战书，将他们激怒而出，一举围歼。

又一天，京安县委正在夹河洲开会，突然接到陈家沟伪保长送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久闻贵军大名，不知敢与我决一死战乎？来者系君子，避者小人也！”

胡山接过纸条一看，心想：敌人妄想仰仗其数倍于我之武力与我正面作战。对于敌人的狂妄梦想，只有在战场上让其破灭。于是，他在战书上回签了“日内决战”四个字，仍交那个伪保长原纸奉还。

回签了战书以后，县委将战场的选择和战术的运用进行了研究，决定这一仗在陈家沟打，这里是夹河洲的毗邻区，战场宜于放在胡家棚子与安陆城之间；在时间上，使敌人捉摸不定，具体说，他有准备我不打，他无准备我再打；在战术上，打伏击战。

第二天，从安陆城出动了二三百日伪军，前头是伪军，日寇跟在后面。他们扛着轻重机枪，耀武扬威地向陈家沟、夹河洲开来，他们在陈家沟转了一圈，没见京安游击队过河迎战，又不敢踏上夹河洲的地界，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就来了个“向后转”，沿原路溜进了城。

此后两天，日寇和伪军的出发时间、行动路线、人员装备，与这几天几乎一样。这三天京安游击队没有应战，只派了几名便衣手枪队员在安(陆)云(梦)公路旁侦察着敌人的行动．

到了回签战书的第五天，胡山和吴天成两人趁夜色朦胧，带领3个连淌过了河，在胡家棚子东北方约四五里的公路附近山岗下隐蔽下来，又派几名侦察员去观察敌人的动向，上午9时许，日伪军如同前几天一样，路经胡家棚子向夹河洲根据地这边开来。京安游击队的侦察人员还隐约听到一个指挥官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京安游击队小小的！应战的不敢！”

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京安游击队的人影，敌人只好到陈家沟附近的几个村子里，把老百姓辛苦一年用来过年的腊肉、腊鸡、腊鱼—抢而空，然后松松垮垮地返城。

待敌人走到离城约七八里地的一片开阔地时，吴天成果断命令：“打”！话音一落，游击队员们的手榴弹、机枪、步枪一齐向敌开火，仇恨的枪弹在敌群中开花爆炸。

敌人毫无作战准备，遭到突然伏击，象受到吓惊的兔子，甩掉抢来之物，夺命而跑。西面，是滚滚奔流的府河，东、南两方面，是游击队射出的如雨点般的子弹，敌人只好抱头向安陆城逃窜。在不到1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死伤80余人。

粉碎日伪组织的新反扑后，京安游击队又挫败了接踵而来的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京安军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终于胜利地度过了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