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战斗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李先念和五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等向党中央去电，请求党中央派干部来鄂豫边区加强领导。同年9月，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派当时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的郑位三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到鄂豫边区，参加鄂豫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
郑位三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从1922年开始就在鄂豫皖地区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先后担任过中共黄安(今红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和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鄂东北道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革命经验。他于1943年11月下旬到达鄂豫边区后，与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人一起，领导边区军民开展敌后抗战，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特别是同边区党委一道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
郑位三来到鄂豫边区后，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1943年6月18日《对华中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来的“要在今年明年彻底完成整风与审查干部的任务”的要求和鄂豫边区党组织的状况，提出了开展整风运动的建议。
经边区党委研究决定，整风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943年12月初开始，用4个月左右的时间，重点整顿党风，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加强党性锻炼；第二期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整顿学风和文风，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思想修养。整风运动的重点放在部队旅团级和地方县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上面。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整风运动，“从党委本身做起，各级党政军的负责同志必须亲自主持整风运动之进行，并首先认真地自己整风，成为各该地区或部队中整风模范，没有各级负责同志的直接参加与领导，整风工作之开展是不可能的”。
在边区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特别是进入以整顿学风和文风为重点的第二阶段以后，边区党委着重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党员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搞好党员的马列主义学习，边区党委根据郑位三的提议，于1944年2月至7月举办了军队旅团和地方县委以上的部分领导干部整风班，学习党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先后参加这期整风班学习的干部有115人。郑位三对整风班非常重视，他多次亲自给整风班学员作报告，与学员个别谈心，反复说明整风运动的目的、内容、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热情地介绍延安和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整风经验，“更将华中整风的具体经验传播到边区”，以帮助边区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郑位三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的学习、工作，都应以马列主义为目标；要像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说的那样，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和品质，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郑位三还强调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每个共产党员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坚决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不应该只是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中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光会引证马列主义词句是不好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从观点、立场、方法学起，从实质学起。
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在郑位三的具体指导下，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一方面对党员中存在的“三风”错误，进行坚决揭发，严肃批评，不留情面，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另一方面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分析错误的危害和产生错误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松愉快地参加革命斗争。这样，尽管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在反省自己的问题时，思想斗争痛苦、激烈，但是，经过整风学习后，大家都心情舒畅，更加团结一致了，真正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许多犯有错误的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在整风中“多一次批评，就多一次痛苦的思想斗争，但也多一次进步，尖锐的批评确实是帮助和挽救自己的好办法”。“整风不只是改造思想，而且是真正的救人。”
当整风最后进入审查干部历史阶段，由于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的干扰，全国有些地方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但鄂豫边区党委在郑位三的正确指导下，严格地执行了中共中央1943年8月15日作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没有搞“抢救运动”。对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不搞“逼、供、信”那套错误的作法，而是根据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的六条要求，启发干部自觉地向党组织交待。党委要求每个干部“深刻地反省自己，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大胆地说出自己的问题”。郑位三还及时纠正了个别地区一度出现的肃反扩大化倾向，并亲自给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作反省动员报告。为了促使干部自觉地交待历史问题，党委根据郑位三的意见，公开宣布了三条政策：一是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只要忠诚老实地向党交待清楚，可以不给处分；二是对被敌人拉过去的失足者，只要坦白交待，悔过自新，还可留在根据地内参加抗日工作；三是对打进来的特务、反革命，也可以坦白从宽。另外，对一些问题较多而有思想顾虑一时不愿坦白交待的干部，领导上也不迫逼，而是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先用个别说服，给以开导启示，再进一步在小组内由群众批评帮助，中间再配合以反复个别说服，给以时间让其考虑”。
由于边区党委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一些有历史问题的干部都主动地向党组织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许多同志向党坦白反省，把长久藏在心里所不敢说的严重错误和政治问题都揭发出来了。”在鄂豫边区整风班学习的115名高级干部中，自觉交待自己曾经变节者1人，自首者2人，被捕问题未搞清者1人，参加过其他党派者4人，政治上曾经动摇过者24人。边区党委根据本人的坦白交待，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对每个干部都作出了合乎实际的审查结论，使一些有历史问题的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更加积极地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边区党委对干部历史审查的结果表明，边区干部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多是思想问题，真正的特务、反革命一个也没有发现。当时康生经常给鄂豫边区党委来电，介绍一些地方在“抢救运动”中搞出了多少特务、反革命，并且也要鄂豫边区汇报搞出特务、反革命的数字。因此边区有些领导干部感到压力很大。当时具体负责整风班工作的任质斌向郑位三汇报干部交待的情况和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压力时，郑位三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
在郑位三的正确指导下，边区党委在整风运动中没有犯扩大化的错误，边区整风审干运动健康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它不仅帮助党员和干部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清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且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转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调动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