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重庆设立了中国办事处，该处农业部主任、美国人戈林，邀请杨显东担任农业专员。

杨显东去请示董必武，董必武一听很高兴。他说：“你能够进这个机构，对我们会有很多帮助。可以事先了解救济物资的情况，争取在救济物资的分配上，抵制国民党的一手包办。”于是杨显东接受了戈林的邀请。在那里，杨显东又认识了一批外籍的进步人士，其中美国人沙克诺夫和泼莱夫斯克(女)等，与杨显东的关系最好。后来这些进步人士对中原解放区的帮助很大。

不久，国民党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各省都成立了分署。解放区也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周苍柏被任命为湖北救济分署署长。他一贯同情共产党，性格开朗，和杨显东私交甚厚。他坚决邀请杨显东去担任副署长。杨显东请示董必武，董必武表示同意。临走时，董必武特别叮嘱杨显东注意同中原解放区的联系。

1945年12月杨显东到汉口就职。实际上，周苍柏的署长是个兼职，事情主要都交给杨显东办(后来杨显东被正式任命为代署长)。杨显东约集了李寿慈、孙慰祖、吴显忠、奚望高、汪德彰、高豪亮、刘劲、雷鸣泽等一批汤池学生、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设在汉口沿江大道原汇丰银行大楼的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工作．

一开始办公，杨显东就派吴显忠设法去和中原解放区政府主席许子威联系。接着，许子威派林涯萍(女)来找杨显东。

恰在这时，董必武视察了中原解放区之后，特意路过武汉来分署看杨显东。他沉重地对杨显东说：“大军被围，粮食紧张，医药困难，要赶紧想办法去救济。”并告诉杨显东，马上会有人来具体联系。

当晚杨显东到德明饭店去看董必武，向他汇报准备工作情况。杨显东说：“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但党员、进步人士还不够，能不能支援100个自己人？”

董必武说：“可以马上来一些，但不会有那么多。”又说：“无论条件如何缺乏，粮食、物资一定要抓紧调去，越快越好。”第二天董必武就走了。随后王震以中原解放区参谋长的身份来找杨显东，还带了一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批交湖北分署应对中原解放区进行救济的正式公函。杨显东见到了王震心情非常激动。

那时，湖北的善后救济机构分为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联合国的救济总署汉口分署，主管湘鄂两省，掌握、发放救济物资的方针政策，署长沙克诺夫就是杨显东在重庆相识的关系最好的那位美国进步人士。另一套班子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具体负责救济物资的接收、调运和分配。前者以洋人为主，后者以中国人为主，但也有一些洋人，主要是美国人，国民党怕洋人，何况救济物资又都是从洋人那里来的，所以洋人最有发言权。杨显东是美国留学生、博士，所以和他们的关系非常融合。杨显东首先陪王震去看沙克诺夫。会谈中，杨显东极力强调必须坚持联合国制定的战后救济工作三大原则：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政治。沙克诺夫当场宣布：对中原解放区一视同仁，决不例外。

3天后，由王震将军，沙克诺夫署长和杨显东随带6大卡车的面粉，由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加拿大医生巴尔开车为前导，作一次试探性的支援，从汉口直接奔赴中原解放区的宣化店。他们一进解放区，就看到公路两旁的树上、墙壁上，到处是欢迎的标语，有的还写着杨显东的名字。路上还碰见两个汤池学生为救济车队修路，杨显东同他们热情地握手。快到宣化店的时侯，大批解放军战士扛枪列队欢迎他们。这是杨显东第一次来到向往多年的解放区，第一次受到这样热烈而诚挚的欢迎，亲眼看到了迎风招展的军旗。救济车队克服了种种困难，于当天傍晚胜利到达宣化店，受到郑位三、陈少敏、许子威等党政军领导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李先念还接见了杨显东。

当天深夜，郑位三、陈少敏、许子威以及包括汤池学生在内的许多人和杨显东座谈，反映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以及当时中原解放军的处境和困难，一同商量往后如何打破封锁，保证物资供应的一系列问题。郑位三还善意地责怪杨显东，不应该出头露面自己跑来，这很不策略。他估计国民党即使一时不敢直接对杨显东下手，也会采取其他借口进行陷害。后来果然不出郑位三之所料．

次日下午，召集公开会议，由许子威主持，杨显东和沙克诺夫参加，决定在宣化店成立善后救济分署办事处，派吴显忠任主任，解放区也派人参加，并设立医院，由外籍医生主持。接着，召开万人群众欢迎大会，杨显东和沙克诺夫都在会上讲了话。

从那以后，王震不断和杨显东在汉口联系，并派李实、庄果等人经常到汉口和杨显东具体洽商。李先念也曾亲自到汉口和杨显东商谈运输物资的策略。杨显东继续将粮食、医药、器材、罐头食品等运往宣化店。每次物资到达的时侯，解放区军民都一齐动手，抓紧搬卸储存。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李先念有时也亲自来迎接，有一次还和押运员、驾驶员一起座谈。当时，虽然不断受到国民党这样那样的阻扰破坏，但因打着救济总署的旗号，救济物资基本上还能送到中原解放区。

可是，随着中原战局的演变，情况逐渐恶化。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悍然下令禁运，沿途布防。而中原解放区由于敌人加紧封锁，更需大量粮食供应。情况紧急，杨显东决定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之计，一方面在原路上继续周旋，麻痹敌人；另一方面，赶紧在上海，将进口的1000吨面粉，装上一列火车，开到南京渡江，沿津浦线经徐州、转陇海路到郑州，再南下平汉路过武胜关，在应山县所属的杨家寨这个小站卸货，以避开敌人的耳目。随即由早已集中待命的驴车、马车、手推车紧急装运，等到国民党发觉时，这1000吨物资已经越过二郎店，送到宣化店了。解放后，李先念在北京对杨显东和张体学说过“得亏这批粮食的接应”。郑位三后来也告诉杨显东，那次机智地运去的粮食，使大军得以推迟突围3个月，大有利于战略转移的完成，也有力地牵制了敌人。

在此期间，国、共、美三人小组经常在汉口开会。代表共方的王震将共方提交会议的文件、资料等，由他的秘书马寒冰交给杨显东夫妇译成英文后，交美方代表团。

不久，中原解放军开始突围。为了配合这一战斗，杨显东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用湖北省救济分署的名义，印制了一个职员证和难民证，发给一批突围干部，掩护他们转往东北和其他各地。另外，李先念和郑位三曾特别关照吴显忠转告杨显东，还有一批伤病员，不能作远距离转移，他们都是党的功臣，要尽力抢救，进行治疗。杨显东立即请美国进步人士甘乃大女土到宣化店，从敌人的包围中，把他们连夜全部接到武汉，在湖北分署办的武汉医院就医。

狡猾的敌人当然不肯罢休。在大军突围转移后，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两次下命令，要湖北分署把这批伤病员送到武汉行辕。杨显东找到美国人，一同抗议，据理力争，终于使这些人痊愈之后，分别转移。更重要的是，中原解放军突围时，武汉行辕下令救济分署，紧急征用全部卡车(300辆)，妄图用以追击解放军。杨显东立即动员湖北分署和联合国分署的进步外籍人士出面，强调联合国颁布的善后救济三大原则，卡车不能用以从事政治活动，致使国民党的阴谋破产。

总之，当时解放军的处境正如李实所说：“1946年2月，刚从桐柏地区被迫转移到大别山麓的中原军区部队，被二十多万国民党军层层包围在宣化店一带。一天两餐，半菜半粮，外有敌军包围，内缺粮草供应，形势确实相当严重。”杨显东等人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对中原军区全力以赴地进行支援，工作极其艰苦而危险。那时，武汉已成为难民的集中转运点。为了配合突围的需要，杨显东加强了分署武汉办事处的力量，派自己人刘劲、汪德彰为主任，李寿慈为秘书、高豪亮为运输课长兼管一个招待所。例如刘慈恺一行化装突围，经过武汉时，便能很快离开，安全到达目的地。至于运往解放区的那几千吨面粉和救济物资，因为事先只顾部队的需要，打张小领条就拿走了。事后到分署结帐时，却有几千吨物资还悬在帐上。那些第X分队第X小队的领条，也没有一个图章，根本不能报销。怎么办？杨显东只好让吴显忠、高豪亮、刘生才等人留下来，暗暗地依照合法的形式去赶造假花名册，搞了一个多月才完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的帮助和配合，中原突围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