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玉成，字宏度，原名玉臣，别号鹤然。1903年5月8日出生于湖北应山（现改为广水市）东乡方家店一户地主世家。卢家拥有200亩田产和街上几幢老屋，实行地租剥削和兼营商贾为业玉成出生时，其父为他取学名玉臣，派字宏度。意思是指望他将来做大清皇上的臣子，前程宏大不可度量。
卢玉成7岁入家塾启蒙，任教老师是留日归国返乡等缺的万耀卿。这位万先生早年受维新派影响，在东京入过同盟会，他除了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制艺八股之外，还教一点诗词曲赋和算术博物，讲一些海外奇文给学生听。这种改良主义的教学法，向少年儿童灌输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启蒙思想。两年后万耀卿辞馆赴黄陂，卢玉成被送往应山县立中路小学插班。在县城读小学期间，他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开始对自己养尊处优的少爷生活产生了内疚。有一年暑期，玉成回乡歇伏，遇见农民送新谷来他家交租，他对祖父说：这谷子不是自己耕种得来，我们不能收！祖父还以为他年幼无知，听而不闻。
1915年冬，卢玉成高小毕业，考入德安府（今安陆市）汉东书院中学。担任该校堂长的是应山人魏达文先生。时值欧战正酣、洪宪复辟破灭之后，该校师生亦分为新旧两派，论争国事。卢玉成向往新思想，读书务实不尚空谈，深得魏先生的器重。1918年，魏先生赴省参加湖北通志馆工作，卢玉成也于这年暑假随同前往，第一次游历武汉，增长不少见闻。他从汉口回到乡下，正赶上本县瘟疫流行，夏秋之间死人数万，由于贫穷落后，缺医少药，人们只能用烧香驱鬼的迷信活动来送瘟神。这种愚昧
闭塞的状况，与武汉大城市的表面畸形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促使卢玉成加深了对家乡农民的苦难和不幸的同情。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卢玉成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他毅然将自己原来的学名“玉臣”改为“玉成”，以摒弃孔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礼教；旋即去武汉找到魏达文先生，要求来省城上学，以便学得更多新知识，使自己的救国抱负得以施展。在魏先生帮助下，玉成蛰居武昌黄土坡永阳会馆内，花大半年时间自修了高中未读完的课程，于1921年春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外国语专门学校。他先在汉口法租界上预科1年，经遴选合格才正式进入武昌外专本部。该校系官洋合办，其办学宗旨是为列强帝国主义者物色培训洋奴买办和在华利益代理人的。卢玉成在武汉考上洋学堂的消息，很快传回方家店，“报子”和执事人役摆了半条街；卢氏家族的地主乡绅见自家门上出了个洋翰林，也都来奉承巴结。玉成对这种因袭科举制度的封建排场非常反感；但他父亲却倍觉荣幸，当即卖掉50亩祖业田，打点儿子入学费用。
在汉口1年的预科学习结束后，卢玉成便进入了武昌校部学习。他如饥似渴地专攻法德俄日四国语言，因学业成绩突出被选任级长，在学生中开始有些威信。可是，在省城，他也目睹了外籍洋教习的专横跋扈，校部中国官员的昏愦无能以及西方传教士的伪善面孔、租界红头巡捕的凶残霸道，更有甚者，校内有些人还把读外专当作敲门砖，投机钻营，为虎作伥，甘当帝国主义鹰犬，暗害自己的同胞。面对这些严酷的社会现状，卢玉成犹如大梦方醒，在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想靠读书来救国根本行不通！为了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他在周围一些进步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从此走上了背叛自己那个没落地主阶级家庭的道路。
时值中共建党初期，党团活动在武汉地区甚为活跃，一些大中学校建有地下党小组和秘密团支部以及党团外围组织——学生运动委员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非基督教同盟等。1922年秋，卢玉成参加了外专的非基督教同盟小组，很快成为一名活动分子。他抓紧课余时间涉猎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晨报副刊》、《劳工运动史》以及《武汉星期评论》等。
1923年初，卢玉成在寒假留校期间积极投入了声援“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他参加了汉口法租界力车工会的罢工，和同学们一起散发声援“二七”京汉工潮的代电传单。在这次罢工运动中，他认识了好几位在车夫中有群众威望的工人，同他们一块到人力车夫比较集中的路段搞宣传发动，用“劳工神圣”的道理唤起广大力车工友的阶级觉悟。根据他的建议，挑选了一批机警敏捷、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工友，用人力车载着声援京汉“二七”工潮的传单代电，每车跟一位同学，以最快速度将这些宣传品按地段分送全市各工团及学生界，在大街小巷广为张贴。
1924年3月30日，卢玉成在武昌抚院街6号同外专学生汪守愚等一起，正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团武汉地委负责人何恐、张继渠同志。玉成入团后被编入外专团支部，积极参加团支部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因表现突出，在是年暑假前经党组织审查批准，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后，中共武汉地委派他以湖北学界青年反基同盟代表身份赴广东参加暑期活动，并在广州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秋后返回武汉，参加了外专毕业大考。拿到文凭后，卢玉成放弃了藉此飞黄腾达的机会，而欣然接受了地下党组织安排，参加武汉青联会反基督教同盟的秘密筹备工作。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6月，英帝国主义又在汉口制造了“六·一一”血案，武汉地区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卢玉成参加了这场斗争，被中共武汉地委任命为联络员，秘密联络武汉三镇大中学校党团组织，声援反帝抗暴斗争。7月，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执委会在武汉诞生，急需大批干部到各县指导以“声援沪案，抵制洋货”为中心的工农民主运动。卢玉成以国民党鄂省临时党部指导员资格，与中共武昌高师地下支部书记何健周、女师地下党员庄子道、中华大学地下党员柴凌阁等应山籍的同志一起回本县，在东乡肖家店秘密开展建党活动；并发动县城学商各界于9月7日举行了国民大会，游行示威，烧毁洋货，反帝声势颇称激烈。
10月，卢玉成奉组织派遣，随武汉赴苏留学同志一起，经上海搭商船至苏联海参崴。途中收到中共旅日东京支部来电，抽调部分同志赴日参加左翼运动。于是，卢玉成与何恐以武汉外专出国实习生身份，乘邮轮转赴日本，并被编入先期来此的黄松龄、吴德峰所在之党小组，同属东京支部领导。卢玉成等人的反日活动很快被东京地方警视厅侦悉，被列入逮捕的黑名单。幸日本警员中同情华人留学生者事先透露消息，卢玉成乃化装成船员混出日本横滨海关，于翌年春回到广州，在这里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安排卢玉成去衡阳策动湘军倒戈响应北伐。在此工作期间，通过湖南新民学会钟锡林的介绍，卢玉成与宝庆县（今邵阳市）中共党员钟镛（女）结识，二人于5月间一同到了武汉，跟武汉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6年6月初，中共武汉地委和共青团武汉地委为积极配合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选派一批地下党团员，以湖北省党务特派员的身份，以筹建国民党地方临时党部的名义，分赴各县市，秘密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卢玉成亦在选派之列，他肩负着特派员的使命再次返回应山，在东肖店地下党员陈洁臣家里组建国民党应山县临时筹委会。接着，他动员了一批乡村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组成国民革命宣传队，在京汉路南段沿线村镇宣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发动贫雇农民组织农协会。
9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四师由孝感花园沿铁路北进卢玉成等人率民众箪食壶浆迎接于王家店车站，受到刘歆师长见。玉成亲任向导，引四师先头部队直入应山县境，未半日轻杨家寨车站。部队行至曾家山与正欲炸桥北遁之吴佩孚溃兵遇，玉成及时将附近村民召来，协助北伐军击溃了军阀部队，住了铁桥安全，即于当日下午进驻广水。
9月11日，应山县城光复，卢玉成出任应山县临时筹委会任委员。其时，应山县府库空虚，财政拮据，有些豪绅便以捐资助革命为由，给卢玉成等人捧场，企图逃避农民清算。卢玉等识破奸计，坚持斗争，推动了本县农运迅猛发展，成为湖北运13个最重要县份之一。
11月12日，应山县各界举行首次总理纪念周暨北伐胜利军大会，驻防鄂军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在会上故意把讲稿中“遵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最关键的一句抹掉了。玉成等人洞察其奸，当即写信武汉国民政府予以揭露。12月，民党应山县临时党部组成，卢玉成奉召赴省。
1927年元旦，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玉成以特别代表资格参加省党部执委会，担任商务部长。
2月8日上午，董必武主持召开省党部第7次常务会议，户玉成与江子麟、张师孔、吴德峰等7人当选为商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卢玉成、李汉俊、郭树勋3人为湖北商民编辑会委员。下午，中国济难会湖北总会在省党部开干事会，卢玉成接替吴德峰任干事，决定援助大连纱厂及本省阳新惨案被难家属善后工作。
7月6日，长江流域商民代表会在汉口开预备会议，选出汪精卫、经亨颐、卢玉成、李郁等7人为大会主席团7月15日正值商民代表大会闭幕之际，武汉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天，卢玉成代表商代会主席团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召集的“分共会议”。不等散会，卢玉成便中途退席，以示抗反动派的“清党”开始了，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卢玉成因有商务部长的头衔，未引起敌方注意；党组织遂决定他暂留汉口从事工运。为时不久，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了，反动当局列为共犯跨党分子之首进行通缉！此刻，在省妇运会工作的妻子钟镛向玉成传达了党组织指示：卢玉成以京汉路区特派员身份回乡参加秋收暴动。
9月，卢玉成夫妇化装商家，陪同京汉特委书记邓雅声到达应山广水，隐蔽于铁路工区。11月，卢玉成和京汉特委及应山党组织的负责人一起，参加了在陈巷黄氏祠秘密举行的第一届中共应山县委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响应黄麻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开展“三抗”（抗租、抗税、抗拉夫），发动武装斗争等决议案。卢玉成主动承担了筹集武器的任务。他通过族叔卢景轩的关系，将身怀有孕的钟镛安插在广水北庙试办中学代课，只身回到方店老家，给自己父亲做工作，明之以理，晓之以义，其父终于卖掉了20亩田资助革命。卢玉成带着这笔钱于12月间只身潜往汉口，在打铜街购得步枪数支、子弹千发，封在一口大棺木里，他穿麻戴孝装作扶柩返乡模样，在铁路工人掩护下从大智门顺利上车。不料到孝感王家店卸货时竟出意外，脚行青帮头发现棺材太沉，立即密报路警，敌人闻讯赶来；卢玉成见状急中生智，跃上一列南下火车，才甩脱了敌人。卢玉成再次到汉口，遇见刚从武昌看守所越狱出来的竹溪县何恐和云梦县秦孝芬2人，即约他们同来京汉路区特委工作。时因武汉唐生智倒台，桂系军阀胡宗铎接管三镇防务，秩序一片混乱。卢、秦、何3人趁乱弄到几支手枪，抄小路步行300余里回到方家店。此时学校已放寒假，钟镛也从广水回了，他们夫妇俩就把卢家作为党的活动据点，在铁路以东、环水以西的应（山）孝（感）接壤地带，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乡村支部，恢复地下农会，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1月，应山县委和京汉路区特委组织发起了县城年关暴动。卢玉成是这次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和领导成员。暴动前一日，他剃去了长头发》带着儿名敢死队员，背着大捆白布，混在下乡收买布匹的庄客伙计中进入城内，与县警备队内线刘队长取得联络，确定以印台山八角楼举火鸣枪为号，里应外合占领县署，用白布搭软梯接应工农铁血军入城。虽然这次暴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却给反动派以极大威骇。
1月22日，阴历大年除夕，卢玉成又参加了京汉路区特委领导的应山、安陆、孝感三县农军联合围攻左家河豪绅地主土围子的战斗。不久，中共应山县委机关从广水铁路工区迁至东乡七里冲之柴家岗办公，京汉特委也在这一带活动，县委和特委的活动经费都很困难。为此卢玉成请党组织派几个生人到方家店将其父扣押，令其携款赎人，否则后果自负！此计果然生效，卢父只好卖掉15亩田，将款子交给来人。给养暂时得到解决。
1928年3月29日，应山发生了七里冲惨案，以左家河清乡团总左畏可为首，纠集孝感、安陆、应山3县反动黄学上千人，于是日拂晓分四路偷袭柴家岗，火焚樊家河村舍200余间，查抄我工作人员家室，杀死农友数人。县委指挥当地农军击退敌人以后，转移到路东方家店，与京汉路区特委一起在卢玉成家里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特委和县委转移他处。散会后，特委和县委负责人将部分文件印信交卢玉成择地深埋，便分途离开了方家店。卢玉成与交通员高孝坤一起上木兰山，寻找黄麻起义队伍；行前，玉成警告其父：如若向敌讨好，小心受到严惩
4月4日卢玉成离家出走的第3天凌晨，国民党桂系军和广水商团包围了方家店，抄了卢玉成的家，惨杀了地下农会秘书卢泰，将已近产期的钟镛逮捕。钟镛入狱4天遂产1子，在广水系狱半年后，卢家变卖了50亩田才将其母子赎出。钟镛出狱后，将小儿交婆母抚养，她一个人去湖南找党，从此离开了应山。
1928年5月，卢玉成在木兰山听说黄麻起义部队已开往河南去了，便只身来到了汉口。此时，省市地下党团机关多被破坏，无法联系，乃南下湖南衡阳一带寻找湘南特委，未遇，复北返，在汉口遇到郭树勋（即郭述申），2人结伴赴沪寻找党组织。是年夏秋，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在党中央机关负责外交工作的吴德峰，经吴证明，恢复了卢玉成的组织关系；同年秋冬之交，党中央调郭树勋、卢玉成去河南工作，郭任郑州市委书记，卢到信阳参加豫南特委。
1929年2至3月间，中共豫南（豫东南）特委和鄂东特委先后在七里坪东北之檀树岗和柴山保之南竹园举行了两次联席会议，决定在商城南乡大别山腹地组织暴动建立商罗麻特别区委，受鄂东特委指挥，并调卢玉成（豫东南）、徐子清、徐其虚（鄂东)、戴亢若（皖西）、肖方（罗田）等5人及商城本地的詹谷堂、周维炯组成特委会，徐子清任书记，卢玉成、徐其虚等为委员。4月，中央特派员胡彦彬到鄂东后，将鄂东（黄麻）、京汉特区合并为鄂东北特委，设常委3人，执委4人，卢玉成任鄂东北特委工运执行委员。此时，他写了一封信到离别了整整1年的方家店，嘱妻钟镛速来大别山。其父卢月樵，看罢信后大怒，即邀族长向国民党的县司法署备案，当堂立下《逐子令》，石印张贴通衢。
1929年5月6日，震惊鄂豫皖三省的商南立夏节武装暴动成功。卢玉成离开商城回鄂东北参加常委会，接替王秀松任常务组织委员，兼赤区反帝大同盟总负责人。旋即以特委巡视员身份视察铁路组织情形，转应城矿区开展工人运动。时值蒋桂军阀鏖战，京汉线南段被刘峙部队重兵盘踞，卢玉成乃与回中央述职的胡彦彬特派员一起沿小路南下，到横店搭火车赴汉。在这里，卢、胡2人被反动军警冲散，玉成只身到了汉口，他以“卢鹤然”的别号住进了老同学汉阳公安局长家里，办了通行证，每日秘密外出寻找党组织，凑巧在武昌应山会馆找到了分别1年多的妻子钟镛。钟镛是刚刚离开湖南娘家来到武昌的。于是，他将钟镛从应山会馆接至汉口一元路族叔卢景轩国医诊所，作为临时地下联络点。不久，在横店车站被冲散的胡彦彬打听到这里来了，告诉卢玉成省委已遭破坏。此时武汉没有市委。应城矿区白色恐怖严重也不能去。胡、卢2人交换情况后便分了手。玉成留汉期间，曾协助鄂东区（阳新、大冶）来汉购枪同志买到几十支枪。通过钟镛介绍，他认识了党中央派往湘区工作的两位湖南同志
胡勋和段中玉。
6月初，卢玉成偕湖南两同志乘车北上。离汉前夕，他与钟镛约定，回鄂东北后立即派交通接她到赤区工作。不料没过多久，钟镛便在白色恐怖下突然失踪了！卢、胡、段3人到信阳下车后，由豫南（信阳）中心县委陈孤零陪同去黄安县（今红安）鄂东北特委机关驻地。玉成向特委汇报了工作，安排胡勋、段中玉到红军中分别担任团长和政治指导员。
7月，中央特派员何玉琳来鄂东北，传达了关于反富农路线、清查“改组派”的指示。这时，特委负责人便对卢玉成武汉之行产生了猜疑。不久，有人从卢玉成住处拣得胡勋请卢转寄武汉的一封信。遂肯定卢玉成为打入鄂东北特区破坏党和红军的改组派，乃将卢、胡、段3人分别隔离审查。经黄安、麻城、红军、特委“四委联席会”决定：拘捕、审判卢玉成、胡勋、段中玉。卢玉成据理力争，始终不承认有叛党事。审判者拿出作为罪证的那封信，卢玉成说：“这信是老胡邀请汉口失掉组织的同志来红军中工作的，不过写得幼稚，措词不好。”审判者动用重刑，卢玉成连呼“……党里面有冤枉……”，气绝身死，年仅27岁。胡、段亦被错杀。此事发生于1929年8月，在鄂东北历史上称为“卢玉成事件”。
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早年与卢玉成同属中共东京支部的黄松龄向中央请求，重新调查卢玉成的死因。经中央有关部门复查，认为：卢玉成“到鄂豫苏区以后，被诬指为改组派毙命”。党中央正式追认他为内战时期死难烈士，录其革命大略，永远载诸史册。
(曹永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