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常安，原名杨庆典，又名杨楚光、杨威。是鄂豫边区的抗日勇将。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是应山赤卫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参与创建应山抗日游击大队，并任大队长。嗣后，游击大队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独立团，他被任命为团长。他勇敢善战，富于韬略，是豫鄂边区杰出的指战员。

少年怀壮志

1911年2月5日，杨常安出生在应山县（今广水市）兴隆乡芦庙小金家湾。幼时，父母双亡，靠姑母抚养。他先后到兴隆店、王家冲、关庙读私塾。13岁结婚，婚后继续读书，在校期间曾参加“红学会”。1927年，他去武汉求学时，开始接触进步书刊，逐渐萌发了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杨常安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才能实现自己的壮志。1929年暑假，他从武汉回到家乡，得知私塾同学柴醒悟在肖店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秘密发展党组织，便主动与柴联系。同年秋，经支部书记柴醒悟的介绍，杨常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战士。

战斗中成长

党组织根据杨常安武功稔知的特长，安排他参与筹建革命武装。1930年春，他奉中共京汉区特委的指示，同应山西北乡党组织负责人张冠东和柴醒悟在肖店筹建革命武装，成立了应山赤卫队，杨常安担任队长。建队之初，没有武器，他便先后通过地下党员柴诗芳和国民党应山县第四区区长兼团总张勤如（与杨是亲戚关系）等入的关系取得了二三十条长枪。后来，又领回了我地下党组织收捡的国民党逃兵的一部分枪支。这样，赤卫队才有了几十条枪，加上长矛大刀，队伍初具规模。杨常安率领赤卫队活跃在肖店、关庙、兴隆一带，打击土匪，维持当地社会治安，声威颇大。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决定由杨常安、柴醒悟、张冠东等人秘密组织肖店武装暴动。暴动计划推翻关庙反动民团，并以此为阵地，扩大革命武装。不料，计划被关庙团丁尚太兴探知，密告了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胡宗铎部参谋长聂怒夫（即聂洸，应山人)。1931年3月27日，聂怒夫密使关庙民团前往肖店镇压。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与我党早有联系的张勤如派人送信到中共肖店地下党组织。党组织考虑到敌强我弱的态势，决定杨常安等人立即转移。当反动民团赶到时，暴动的人枪大部撤走，被留下处理善后事宜的共产党员杨道先遇难，吕鹤成等5人被捕。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锻炼了党组织，扩大了党在应山的影响，使一批党员干部更加成熟。

在这次斗争中，由于大多数党员暴露了身份，不便在家乡继续开展斗争。于是，党组织决定让已暴露了身份的党员潜往他乡，与上级取得联系后，再进行斗争。

杨常安身为赤卫队长，又是肖店暴动的组织者之一，已无法在应山存身。他卖掉了25亩地，离别爱妻，改名杨威，带领一部分人到平汉路东活动。不久，到芳家畈参加了（黄）陂孝（感）北县苏维埃政府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徐向前领导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并担任排长。从此，他随红军转战南北，驰骋疆场。

1932年上半年，杨常安随部在三里城与国民党作战，连长不幸中弹牺牲他即代理连长，指挥部队奋勇杀敌，在战斗中，他的大腿和睾丸受了重伤，被一战士背下战场。同年10月，鄂豫皖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西征。杨常安枪伤未愈，不能随队行动，只得到与他家乡兴隆店毗邻的随县边境养伤。伤好后，通过国民党应山县保卫团团总王金堂（与杨常安是亲戚）的关系，回到应山，在兴隆店开办粮行，思想极度苦闷。他常想到自己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就此停止斗争。

不久，有土匪窜扰兴隆店，杨常安挺身而出，组织群众，打退了土匪的骚扰，保住了山寨。事后，被群众推为寨保主任。从此，他担负着维持社会治安、消灭和收编土匪的重担。这时，他组建了60余人枪的武装，但生活极端困难，每到一地，都得找保长派饭吃。为了维持部队的生活开支，他卖掉了10亩田地，作为队伍经费的补济。

杨常安的威望逐渐提高，兴隆乡邻近的土匪闻之丧胆。因此，兴隆店一带曾一度出现过较平安的局面。1936年，常安被国民党县政府委任为兴隆乡联保处主任。

烽火炼丹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时，潜往外地隐藏的一些共产党员陆续回到了应山，与隐藏在应山各地的同志取得联系。他们先后几次派人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受到了董必武的热情接待。1937年11月，“八办”批准恢复了钱鹄卿、杨常安、邹亚农、柴诗芳、柴醒悟、柴集生、刘吉甫、卢华银的党组织关系。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应山工委，柴醒悟为工委书记，杨常安为工委委员。

应山党组织恢复活动后，以组建抗日武装为党的中心工作。杨常安以兴隆店联保主任的合法名义，举办乡训班，培训抗日积极分子，并以此为骨干，组织了六七十人枪的武装，成为后来哪中特委在应山开辟根据地的重要据点。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应山的前夕，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遗弃枪弹甚多。杨常安便率领一部分人在兴隆店一带收捡了一些枪支弹药，装备和扩大了队伍。武汉失守以后，应山工委派卢华银到京山，向中共鄂中特委汇报应山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特委书记杨学诚立即指派特委委员邓先柱到应山协助工委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武装。邓先柱按照特委的意见，会同应山工委将我党掌握的刘吉甫、李秀明两支队伍与杨常安的武装合编，组建了应山抗日游击大队，由杨常安任大队长。大队下辖3个中队，拥有长枪200余支、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短枪数十支。

这时，国民党应山县政府奉湖北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之令，将全县各种武装改编，成立应山县抗日游击司令部，由县长刘汉基兼任司令。中共应山工委为了取得合法名义，解决部队给养困难，决定杨常安所率部队接受国民党应山游击司令部的整编。应山游击大队改编为应山抗日游击司令部直属特务十大队，仍由杨常安任大队长。这个大队主要在余家店、兴隆店、天子岗一带活动，清剿土匪，保护人民，安定地方。由于他的部队骁勇善战，土匪惧怕，闻之逃窜，当地老百姓都热情地称他为“包打土匪的杨常安”。

杨常安的特务一大队是我党在应山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应山的大部分中共党员随队活动。后来，由于国民党县政府官员肆意克扣军饷，侵吞钱粮，部队的给养又一度紧张。杨常安义愤填膺，率部到国民党县政府门口架设机枪，要求县长兼县抗日游击司令刘汉基出来答复。刘在杨常安义正词严的驳斥下，只好答应如数发放军饷。

杨常安治军严明，爱护百姓。他统率的一大队，攻能常克，战能常胜，军威大震，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1939年1月，鄂中特委决定撤销应山工委，成立中共应山县委，钱鹄卿任县委书记，杨常安任军事部长。这时，国民党八十四军一八九师派了1个营长住在国民党应山县政府，谈判收编应山县游击司令部所辖的一部分武装为一八九师补充团（杨常安的武装也在收编之列）。县政府为了减轻经费压力，准备接受收编。中共应山县委对杨常安的部队是否接受一八九师收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留下一部分兵力和武器，其余人员和武器接受收编。并将留下的70支长枪、10支手枪，4挺轻机枪埋藏起来。决定作出之后，县委又认为事关重大，便派钱鹄卿随邓先柱去随县向鄂中区党委汇报请示，区党委当即表示杨常安的武装不能被国民党军拉走，即派区党委候补委员杨焕民随钱、邓2人返回应山，解决杨常安武装的问题。2月下旬，杨焕民到达应山时，正值200余日军来余家店地区扫荡。杨常安部随应山游击司令部部分武装与来犯日军激战后，便撤到随县万店、厉山一带。这时，国民党军八十四军一八九师也驻扎这里，他们将转移到这里的应山游击司令部武装强行收编为补充团。杨常安被任命为补充团第一营营长。杨部被国民党军收编，是鄂中地区武装斗争的一个严重的教训。同年4月，鄂中区党委书记钱瑛在写给中央的《湖北各区工作报告》中，严肃而认真地总结了这一事件。6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也电示鄂中区党委，要求吸取教训，采取得力措施，“免蹈杨威部队之覆辙。”

杨常安部虽被国民党收编，但他抗日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1939年3月4日，杨常安率部随补充团在西界河新街梨树河一带与日军第三师团一部作战，历时24昼夜，将敌一部击溃，缴获敌步枪21支，轻机枪3挺、炮兵瞄准镜1座。4月2日，又攻克蔡家河日军据点，毙敌17名，获重机枪1挺、步枪14支，战马14匹。4月10日，袭击关庙日军据点冈田部队，将其全部消灭，毙敌95名，获重机枪9挺、轻机枪13挺、步枪74支、弹药24箱、战马8匹及其它军用品甚多。这些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应山人民抗日的斗志。

杨部自被收编后，杨常安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腐败本质，深感抗日救国的宏大抱负不可能在国民党军队中施展，因此，他的思归之心愈来愈切，恰在这时，中共信应地委和应山县委派柴醒悟、柴集生来要他早日率部归队。从此，他暗地做本营官兵的工作，等待时机，将全营武装带回应山。因走漏风声，情况危急，杨常安只得率领2个中队的人枪，于1940年秋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了党的怀抱。

浩气留人间

杨常安回应山后，他带回的武装和信应总队的一个大队1起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应山支队（又名应北独立团，通常称信应独立团)，由杨常安任团长，张裕生任政委，活动在鄂北豫南带。

1940年10月，独立团在应北将伪军一个中队包围，迫其全部缴械。同年冬，信应地委恢复了杨常安的党籍。党组织的关怀，使杨常安的抗日斗志更加坚定。不久，他率部袭击了日军骑龙岗据点，将一日军指挥官击毙。

1941年2月27日拂晓，日军100余人窜到兴隆店豹子岭骚扰。那天夜里，独立团正驻防在这一带，杨常安睡在家里，哨兵发现敌情后，即鸣枪报警。杨闻讯迅急起床，一边穿衣服，一边喊了几个士兵冲上山岗。杨常安向哨兵询问了情况后，便集合部队，进行反击，步枪、机枪、手榴弹、枪口弹一齐向敌人射击。倾刻间，豹子岭上硝烟滚滚，枪弹声、喊杀声、马叫声，响成一片。我军越战越勇，日军伤亡数人，仓皇后撤。杨常安率部追击，敌人滴水过河，逃到枣树湾，躲进竹林和老百姓家里。杨常安一面指挥部队将敌军紧紧包围，一面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不料被敌冷枪击伤头部。杨常安当即倒地，昏迷不醒。我军迅急撤出战斗，将杨常安抬往老刘家湾。当走到刘家湾岗时，常安的姐姐杨庆山闻讯赶来看望。这时，常安刚苏醒过来。他慢慢地峥开眼睛，对姐姐说：“不要哭，我死为抗日，值……得！”队伍到达老刘家湾时，常安由于伤势过重，流血太多，停止了呼吸，时年仅30岁。

杨常安为抗日捐躯，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1942年，陈少敏在《艰苦奋斗的三周年》中说：“杨威同志，是在伟大的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的。”为了缅怀杨常安的功绩，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兴隆乡改为“常安乡”。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又在杨常安的家乡为他建树了纪念碑，以缅怀先烈，并昭示后人。

( 陈嗣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