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恢，原名王伯宏，又名王永恢。1913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山县（现改为广水市）大邦乡唐家村一个贫农家庭，家境清寒。全家节衣缩食，借款欠债，供王恢上学读书。其父常常把贫苦农民受欺侮受剥削的事实讲给他听，在王恢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为穷苦人报仇的火种。王恢在校期间，勤学苦读，各科成绩皆优。父母看他读书聪敏刻苦，于1926年又将他转到县立中心小学。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越级考入武昌省立三中二年级。1931年，17岁的王恢，又考取了武昌省立乡村师范学校。

1934年春，王恢从乡村师范毕业，被学校介绍到黄安县灾童教养所当教员。月薪只有10多元。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对王恢思想冲击很大。从此，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之路。1936年，他在武昌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王恢身患疾病，失业回家。他痛恨黑暗社会，政治腐败，有时不禁发出感慨：“宁为绿林死，不为保家狗。”“七·七”事变后，抗日火焰迅速燃遍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事迹鼓舞着王恢。1938年5月，他同家乡一批热血青年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的解放，来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要求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经“八办”介绍，他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来到当时革命圣地延安。7月，编入晋东南抗大第一分校学习。王恢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启蒙教育，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提高很快，1938年底，由第一队政治指导员苏牧、区队长王金栋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山西民运部工作。

1939年10月，王恢随巡回工作团南下四望山，参加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不久，他担任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应山留守处秘书，负责为新四军提供给养和扩充兵员。1940年，王恢奉调到应南太平镇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任内，他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尤以统战工作成绩卓著。当时，应南很有名望的开明士绅左南屏、王寻兰、李仲衡等，王恢都多次登门拜访，召开统战工作会，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使这些民主人士对我党有了一定认识，积极为抗战出钱出力。在王恢帮助下，左南屏不仅自己捐款，还动员其他开明绅士，为新四军筹集抗日经费和给养，做顽固派的工作，动员伪军反正，使当地的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与我们保持了一段相安共处的局面。1941年7月，王恢任应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领导根据地广大群众兴修农田水利，指挥应山东肖店杜家湖开挖渠道，同时还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王恢在太平区等地发展和整顿基层党组织，建立乡保抗日民主政权，使应南成为边区较为稳固的基本区之一。

1941年秋应山县抗日根据地遭受极大困难和挫折。大旱灾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以及日伪“清乡”“扫荡”，同时俱来，少数不坚定份子投敌叛变，我大片地区被敌伪蚕食，根据地环境日趋恶化。县委研究了应北形势，决定派县政府秘书王恢等同志到应北，配合县委、县政府的负责同志，深入基层，开展工作。他动员了以左斗为首的一批进步青年参加抗日队伍。同时大力进行瓦解敌军工作，惩治叛徒，很快消除了某些干部、群众中的失败情绪，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敌伪顽的联合进攻，终于被抗日军民粉碎了，大旱灾造成的生活困难也被战胜。

1942年8月，鄂中地委决定成立应北县委，由蔡云生、王恢、饶一鸣、柴森等组成，王恢任县长兼政权部长。当时日本侵略军曾一度乘虚而入，在我应北中心区的聂店、新庙岭安下据点，修筑堡垒，常驻一队日军固守。由于群众基础较好，王恢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召开了全县群众代表大会，选举了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成员，推动抗日各项工作的发展。此时王恢身患疟疾，长达数月，体温时而高达40℃，时而又身穿棉袄，但他没有请过一天假，不分日夜的工作。在他带动下，许多下级干部也都能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工作，以各种方式开展对敌斗争。同时，县委一面对日军据点进行物资封锁；一面进行政治攻心，使据点中的侵略军完全陷入孤立，终于被迫撤离据点。然而日军贼心不死，不久，抓去了王恢的母亲，对她软硬兼施，企图通过她要挟王恢投降。然而王恢的母亲大义凛然，大骂日本侵略军，严辞斥责。最后日军更加毒狠，对年老体弱的老人施重刑灌盐水，将她活活整死。接着日本侵略者又将王恢姐夫和表兄抓去，押到印台山日军据点里，被军犬活活咬死。在日军的暴行面前，王恢并没有放下抗日的武器，而是更加激发了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封

1946年6月，中原部队突围，王恢随军转战到鄂西北。8月，党派他到敌重兵驻守的房县、郧阳、均县一带，任郧均县县长和县委副书记，领导对敌斗争。他深入四乡，宣传发动，组织武装力量，在大山区里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坚持对敌斗争，协助江南游击队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时至11月，天气渐寒，战士们衣食更加困难。敌人却加紧了“围剿”，根据地越来越小。因此，区党委决定将一部分人员疏散，就地打游击，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王恢与李成铁、王安义率2个班的武装，在掩护李人林部突出包围圈后，他便带着武装尾随主力撤到老（河口）白（河）公路南。不料，王恢旧病复发，吐血不止，已无法随队前进了。这时王恢只得让其他同志先走，自己则扮成小商贩行走。第五日，刚出老爷山口就被敌乡丁拦住，押送到老河口仙人渡集中营。突围前夕，上级曾特地为他搞到一张伪区公所路单带在身上，以防万一。此刻，他就凭这张路单，声称汉口人，到驻在此地的中原部队内寻找表侄回家的。任凭敌人怎样拷打，王恢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最后，敌人只得强迫他到老河口修马路。1947年3月的一天，敌大队长陈惠芬接到伪武汉行辕来电：“据查刘福林系共党县长王恢化名。”我方打进敌人内部的曾言（鄂房县白浪区区长）得知此事后，急来将情报告诉了王恢，并在曾言的帮助下，王恢趁夜偷越岗哨，逃离了虎口。

脱险后，王恢到汉口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被介绍到上海地下党工作。同年7月，党组织派王恢去山东胶东华东局统战部工作。不久，统战部任命王恢为工作队队长，带10余人的工作队到荣阳、海阳农村进行土改复查工作。他出色地完成了复查任务。同年12月，王恢奉命返回上海。

1948年2月上海党组织派顾剑萍、王恢到汉口。3月，王恢调任中共江汉区第一地委秘书长。同年8月，调到天汉县任县长兼军事指挥长。天汉毗邻武汉，是解放武汉的前沿阵地敌人为了阻挡我军向武汉逼近，于8月中旬调其二十八师、七师、五十二师先后进驻汉川周围，“围剿”天汉解放区。值此非常困难时期，王恢向同志们宣传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教育和鼓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心。不久，县指挥部组成了300余人的独立营和80余人的警卫连，各区也相继成立了区中队。县区武装组建后，在王恢的指挥下，歼灭了天汉地区的大部分敌人，少数国民党军队为我军威所震慑，分别逃散和潜伏。王恢便动员县政府的干部，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已控制的40万人口地区普遍建立了区乡政权，清剿残匪，摧毁旧政权，废除国民党苛政。对三青团员和保甲长实行自新登记等项工作都进展得十分顺利，解放区日益巩固。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又在县委领导下创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了300余名干部，为接管城镇工作作好了充分的干部准备。1949年5月，在我刘邓大军的配合下，天汉地区全部回到了人民手中。

天汉地区解放以后，王恢被任命为天汉县战勤指挥部指挥长。他在全县建起战勤组织，将各区乡运输工具都集中起来，筹集粮秣，成立担架队，设立兵站，各项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白天敌机轰怍扫射，运粮队伍只能夜间进行。王恢体弱多病，但他依然日夜操劳，亲自带领担架队。运粮大军奔赴前线，胜利完成支前任务。

7月，王恢调任湖北省农业厅农政处长兼南湖农场场长。当时南湖农场是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破破烂烂，只有2栋年久失修的破房。他搬进一间破旧的小屋，室内只有一张床，一张办公用的破旧条桌，就这样草草安顿下来后，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领导全场人员，动手恢复生产；带领工人挖石头，捡砖头，把南湖通往武昌的土路修筑得宽阔平坦；发动工人烧了百余万块砖，建造了农场的第一栋新楼房，改善了农工的居住条件。农场有一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了解，顾虑重重。王恢忠实地贯彻了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组织他们学习，安排好他们的工作，生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信任他们。他还善于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赤诚相见，许多知识分子说：“王恢场长文化、理论水平高，工作方法好，我们是心服口服手也服。”

1955年8月，王恢调任省农业厅副厅长。可是他还住在南湖农场的破旧房子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是不分昼夜地为党工作，一些领导、战友和以前的部属去看望他，见他病得连说话都感到吃力，都劝他住院治疗。他说：“在这里（指南湖农场)很好，我边休息边工作。我的病不要紧，只是感到心口闷，有点慌，开点药吃就会好的。”他并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许多同志都被他这种顽强为党工作的精神所感动。1955年10月17日，王恢伏在办公桌上撰写工作报告时，脑溢血突发休克。同志们赶快把他拾到医院，虽经多方抢救仍然无效，不幸去世，时年42岁。

( 曹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