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叔端在他的回忆录《坎坷的道路》中，有这样一段深沉的记述：
“说来也怪，促使我提起笔来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木杠和皮鞭。那些年月，一连串的大字报和大标语给我定下了各式各样的罪名：‘土匪’、‘地主分子’、‘国民党员’、‘还乡团’、‘胡传魁’等等。我在大大小小的集会上低着头，接受‘武器的批判’。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生命就要离开我伤痛的躯体。可是，我怎么也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党和人民。于是，……我用颤抖的手握住笔杆，开始一步一步地搜寻自己的脚印，一点一点地回想我所走过的道路……”
就用严叔端的这段记述作为《严叔端》的开头语吧。
“严家祖坟起气了！”
1912年1月19日，在湖北省安陆县白兆山一条山冲的一户贫寒中医家里，一个小生命“哇、哇”地出世了，这就是严叔端。此时，他家山无一片，田无一畦，依靠他父亲“切脉”的收入维持全家5口人的生活，清苦之状是可以想见的。
直到1926年，叔端之兄严仲达，免费就读教会学校——博文书院毕业后，考入汉口海关供职，领到优厚的薪水后，他家光景才逐渐兴旺。到1938年武汉沦陷时，他家已置田20余石（计100余亩）、山林1000余亩。在那兵荒马乱、土匪蜂起的年代，他家为防兵燹匪患，在回子冲的山场上构筑起3个炮楼和一堵围墙，雇人购枪（弹）进行防卫。此时，叔端这家俨然已成为当地一户颇颇为显赫的地主，他已是村民心目中的“二先生”了。
“严家祖坟起气了！”村民们这样说。那时，社会不开化，人们对由穷变富的人家都这样用宿命论观点来解释。叔端的父母，于1929年后相继去世，家事由他操持。他怜贫济困，当地人都称他“富户‘仁’家”。山冲人多地少，且经常遭水、旱、虫灾，生活贫困。叔端将购置来植造桐林的山地，在桐子未收益之前，借给老百姓间作农作物，谁种谁收；请种地的人点播桐子，还按每个工两升米发工钱。在那荒年歉月，有多少穷苦人得到他的周济。有个叫周明春的鳏汉，穷得可怜，无论干什么活，总要背上2个孩子。叔端叹惜他，周济他，一直到他把2个孩子拉扯大。叔端类似这样的事，村民都能说它十件八件。
首战日本侵略军
1938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四），日本侵略军不发一枪一弹占领了安陆。
头一天，即25日，愁云惨淡。国民党安陆县县长王襄率领着保安队，携带着修筑襄花公路的巨款，搜刮安陆商家的2500两烟土离县，随着国民党溃军及武汉、黄陂、孝感等地难民，拥向大洪山。
一天，王襄来到叔端家附近的彭家畈国民党三区党部书记朱华卿家里。叔端知道后，顿时怒火中烧，即去教训王襄。他策马到随县三里岗联络了王襄属下保安中队长王克洲，并和他一起赶到彭家畈来。当他们发现跟随王襄的士兵和难民，对他携款出逃不满，实行“兵谏”，迫使他将赃款全部散发，只身去坪坝后，又策马急追，截住王襄去路，逼王襄折回朱华卿家，严辞谴责其擅离职守的行为，收缴了他的“勃朗宁”手枪和全部烟土（烟土当即派人送交国民党进步人士、三区区长李睡悟作为抗战费用)，将其逐走。王襄气极败坏，用手杖指指天，拄拄地，不怀好意地说：“叔端兄，上有青天，下有黄土，我王某可要一辈子记住你的‘好处’的！”说罢走了。
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叔端深知不仅要防匪，更重要的是扩充武装抗击敌人。于是，他们收集了溃军丢下的7支捷克式步枪和1挺机枪，在安陆城选雇了闵正荣、吴志仁、叶大勋等一批行伍出身的青壮年，拉起了一支小武装。
就是这年11月间，一对讨取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石毓灵欢心的王襄，复任安陆县县长，外加“游击司令”头衔，又回到安陆县来。王襄的首要任务是拉武装，第一个攻击对象是严叔端。他要兼并严的人马，并除掉严，以雪前耻。
一天，严叔端接到王襄委任他为“游击大队长”的“委任状”，并令他速到龙窝寺县政府接受整编。严叔端深知事关重大，为防不测，他急奔神安府寨李睡悟家，求取对策。李睡悟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城府颇深，颇有名望。李睡悟反复揣度王襄之用心，便告严以“闭关自守”之法，破其“请君入瓮”之计。叔端如法行事，遂闭寨不出，“顶”住半月之久。恰好，王襄因武装拉不拢而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李睡悟（两月后去职）。
李睡悟是一位民族观念很强的人。为了抗日，他组建了第三游击支队，委任严叔端为该支队二大队大队长。严受任后即将石门乡联保武装扩编为一中队，六合乡联保武装扩编为二中队，防卫在白兆山岭南地区。
1939年3月9日（农历正月十五），一位农民冒着寒风冻雨跑来报告叔端：“从安陆县城方向过来8个日军，赶牛车拖着物资朝坪坝运送，现在徐家湾歇脚。”正在指挥士兵操练的叔端一听，恨不得一口吃掉这股日军。“我就不信日军象国民党溃军吹的那样神，他们是铁石，我这鸡蛋也要碰他一身黄！”严叔端对日军可谓是旧恨加新仇。1929年春，年仅17岁的叔端随哥哥乘海轮去营口，他站在甲板上眺望祖国壮丽河山，无故挨过日本海员的两记耳光，当即鼻孔鲜血直流。旧仇未忘，如今日‘军侵我国土，戮我国民。“杀尽日军，为国人报仇”是叔端的大志。眼下民族敌人到了自己身边，他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叔端即带领2个班直奔徐家湾。
徐家湾只有2户人家，座落在安（陆）坪（坝）公路旁，背、侧面是小山包，湾前有水塘，紧挨公路。当时日军在湾内吃饭，16头牛驾着8辆胶轮大车停在路上。为了全歼日军，叔端把兵力埋伏在湾子两侧，用机枪封锁湾前去路，他带几个战士爬向塘坎，正面射击敌人。正当2个日军到塘内洗碗之时，叔端下令一齐开火。他们是第一次临战，因杀敌心切，思想紧张，未击中敌人；当2名敌人撤向公路时，才被我击毙；其余的敌人心虚胆怯，急向县城方向奔逃。此时，四方农民听到枪声，都握着冲担、锄头等“武器”，吆喝着一齐围了过来。叔端在群众的助战下，全歼了日军，缴获了长短枪8支及医药、食品罐头等战利品；对缴获的耕牛全部让附近的老百姓牵走。
群众自发地抗击日军，在安陆地区是第一次，它大长了抗日人民的志气，震慑了安陆地区的日军。那时，叔端的事迹，在安(陆)、京（山）、随（县）地区神话般地传开了，得到了国民党专员石毓灵、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嘉奖。并由《中央日报》予以刊登。严叔端即由大队长被提升为第三支队队长。
从此，严叔端名振退迩。
降福降灾的日子
“农历五月十三”，对严叔端来讲，是个降福降灾的日子。他难以忘怀的有“二个”五月十三。
第一个难忘的是庚辰年五月十三日（1940年6月18日)，就在这一天，他在李先念的关怀下决然脱离国民党控制，投向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这是他人生征程的转折点。
1940年6月14至18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为了开辟白兆山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我路东路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亲率主力部队进行白兆山战役，一举歼灭曾数度挑拨国军进攻我军，阻碍我军杀敌，引起自相残杀的国民党安陆县国民兵团彭炳文、谢指梁、杨弼卿等顽固分子及其所部武装。严叔端因受到李先念、张文津等将领的教育与感召，毅然与国民党决裂，率部加入新四军行列，走上了革命道路。叔端弃暗投明后，即受命前往坪坝做争取顽军丁巨川部的工作。丁因坚决反共而被歼灭。6月20日，《挺进报》以“严叔端深明大义与本军合作抗战”的赫赫标题，报道他“在大敌当前，不愿再从事磨擦助敌，毅然与本军携手合作共同抗战。”
其实，严叔端早在正式同国民党决裂前就与我军合作抗战了。1939年，他已同我纵队一团队团长张文津和白兆山留守处主任李健频繁接触开诚共事。他曾用7天时间为我军征购大米40多石，子弹2万余发，还为解决我抗日经费去石门、六合两乡，将安陆陷落前由县合作办事处所借出的农业贷款，收回几十万元。他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县、区、乡极端反共分子李子民、阙亚民和劣绅江良臣、朱云卿等人反对。他们在大松林开会，声严色厉地斥责叔端“跟新四军穿一条裤子”，并强制他收回款项。叔端义正词严地对其予以反驳，并强硬表示：“我严某支持新四军抗日，谁个也别想阻止！若有人存心作难，休怪我无理！”那些人在他正气威慑下，敢怒而不敢言。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分子杀害共产党军政人员的事件在安陆地区不断发生。一天，叔端接到这样一纸命令：“速捕党命，就地处决，切切为要。县长彭炳文”。党
命是我白兆山留守处干部，他在石门、六合等乡组建“抗日十人团”等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深得民心。可是，顽固派却在共产党人背后捅刀子。叔端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卑劣行径，他在难以公开违命的情况下产示意让党命离开了险境。就在党命避开后的第二天，我烟墩店党组织负责人王明时遭顽支队长游文杰暗算。
叔端参加革命后，刻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学习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革掉了吃大烟的恶习，他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革命意志和政治觉悟得到不断增强与提高。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前后，曹勖、彭炳文在蒋介石集团的指使下，派特务刺探我情报，杀害我军民，破怀我组织。身任京安县行政委员会军事科长的叔端，以其地谙人熟的条件同顽斗争。我乡长张德法被顽新二军利用，唆使我方人员拖枪叛变，叔端趁张在王义贞店赶集之时将张捕杀。顽住坪坝情报人员朱理全，多次向驻古城畈顽军提供我方情报，致使我干部多人遇害。严怒不可遏，派人侦察朱的行踪，在一赌场将朱捕获，押到石门乡公开处决。
1941年6月，严叔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县委书记胡山通知他时，他几乎不相信一个国民党游击队的队长竟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可这是事实，是党对他挽救和教育的结果！他满怀激情地向组织表示：“把一切献给党，决不叛党！”从此，他的生命为党所系。1941年罕见的旱灾发生，人民生计维艰，我地方军政人员经费困难，有时每人每天3钱油，1两盐都难以解决。值此时刻，叔端用自己的田地、山林作抵押，出据向白兆山地主、绅士们借款几万元，无偿献交京安县政府，渡过了难关。县行委会副主任鲁明健表扬他，而叔端却说：“私产对革命者只会束手束脚，摔开它，才能轻装革命！”可见，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胸襟正在叔端身上开拓。
1944年叔端被调任鄂中军分区情报科长。此时，他已是一位较为成熟的革命干部。可是，曹勖认定他是“安陆举足轻重的人物”，便派军统特务黄润生对他策反。黄是平林市对面黄家大湾人，这里是顽占区。叔端住平林市。黄为实施策反计划的方便，住在他自己家中。一天，黄派来大地主何小轩“搭线”，并“约请”他去“会晤”。叔端对黄之举动暗自好笑：他认为黄某对他作了错误的认识。“他以为今之严某是昔之严某，那末我们较量较量吧！看谁将谁‘反'过来。”为不打草惊蛇，叔端对黄之“择日会晤”要求，一面表示接受，将何打发走，一面令警卫班长褚世贵挑选6名短枪队员，化装成“川军某师谍报队”按授计行事。次日清晨，褚世贵的“谍报队”依计大模大样地进入黄润生住处将他活捉。通过黄之口供，我掌握和破获了军统特务安插在京安应地区的10多个情报点。
第二个难忘的日子是壬午年五月十三(1942年6月26日)。曹勖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对叔端极为恼火，欲除之而解恨。就这一天，曹下令将隐蔽在李睡悟家的叔端之妻子郭远英、7岁女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一齐抓去投监，以此威胁、诱捕叔端。事情发生后，鄂中地委书记文敏生对叔端进行安慰，并告诉他：组织上将不惜重金去赎人，叔端深知曹勖这着“棋”是为他所下，别的办法都无济于事。他感谢组织的关怀，表示：“即使毁我全家，我也决不屈服！”凶残的曹勖将叔端家人押在阴暗潮湿监狱里关了整整1年3个月。他的儿子被毫无人性的顽军提着在水塘里投进曳出，孩子大哭，顽军大笑；妻子和女儿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气息奄奄。曹勖发觉自己失算，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不得不将叔端的妻儿释放。可是，不久，叔端的女儿和独子因在狱中染病太重，无法医治而相继死去，这噩耗给叔端的精神上以极大冲击，他面向北方（曹勖驻地方向）疾声呼号：“你们这帮人真是衣冠禽兽啊！”叔端从他家人遭遇中，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增强了他同内外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意志。
化装转移七千里
中国上空刚驱散了积聚8年之久的日军侵华的迷雾，却又布上了蒋介石制造内战的阴霾。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统治中国人民，调集了30万重兵，“围剿”我中原人民解放军。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党中央决定中原部队于1946年6月实行突围。突围之前，中原地区各级党政军组织，迅速整编部队，对精减下来的军政人员进行疏散、隐蔽、转移，以保存力量，随机应变。5月22日，白兆山工委书记程超明根据地委决定，通知严叔端迅速转移。这时的严叔端由任京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调任工委副书记不久，接到转移的命令后，思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不愿离开他出生、成长、步入革命队伍的白兆山，眷恋着由许多战友和亲人用热血和生命浇灌的这块土地，他满含泪水地向程书记请示：“我原地坚持斗争行吗？”程超明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没有多作解释，只重复一句话：“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组织上的决定”，作为一个党员是要无条件地去执行的。叔端入党宣誓时举过手。“党不是一个大花园。党员要经得起各种斗争的考验！”这是入党前，地委书记文敏生对他的谈话。他反思到这里，再没讲话了，立即把工作移交给一位副区长，领取了路费去大山头地、县委机关驻地报到。行前，为避免国民党的纠缠，特地通过他侄儿严忠伪造了一份《国民党证》。
组织上安排严叔端单独行动，化装转移，经武汉、上海等地去晋冀鲁豫解放区。叔端离开大山头时，文敏生给他一张称为“教员”，“去天津探亲”的《证明书》，并告诉他：“军委已拍电,敏生提胆他应注意的危险和困难，似乎也不存在了，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5月26日，端从武小上海在轮船上与装成“敬员”、“小商人”的边区税务局长苏微和京安独立团协理员肖仁等相遇。在上海，他们通过“新生活书店”（地下党）的章汉夫接上组织关系，经过潘梓年批准，到达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副主席住处，受到了周副主席亲切接见和诚挚慰问。
见到周副主席，叔端他们感到浑身有一股暖流在运动，无比快慰和幸福。四平战斗打响后，他们在周副主席殷切指示和悉心安排下，沿着中央指定的路线绕道到达目的地邯郸。
叔端在极端恶劣环境中，历程7000里，胜利地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投入新的战斗。
哪里需要哪里去
1946年9月，党中央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抽调一部分干部去东北开辟工作。严叔端是其中一员，他从山东杨家沟码头乘轮船到达大连市。10月10日，他任该市岭前区副区长。
这时的大连市，早已成立了民主政府。建政前，全市人民遭受日本殖民统治（1905—1944年）达40年之久，受尽欺凌和压迫，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和城市贫民无居住之所。日军占领时，全市住地面积绝大部分被日侨占用，他们虽然只占总人口的25%，而房产却占总面积的65.4%。建政后，中共旅大地委根据广大工人、贫民的要求，和罗荣桓关于“结合反奸清算，把日本人倒出来的一些住房分给城市贫民”的指示，于1946年7月7日作出了《关于开展大连住房住宅整顿运动的决定》。严叔端来到大连市后，即投入了这场运动。年底，他升任岭前区区长，兼该区住宅调整工作队队长。为加强具体领导，他深入坊、闾，发动和依靠群众，全面调查住宅现状，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解除部分人的怕“日人卷土重来杀脑袋”等思想顾虑，为正确制订住宅分配政策及方案做了大量工作。在市党政组织统一领导与支持下，岭前区于1947年6月5日，召开了3000市民分发房契庆祝大会，将日本战犯、军警宪特及其官吏等占据的优等住宅2000多处，全部分给2000户工人、贫民、民主联军家属、中、小学教职员及其他无房少房的市民。严叔端在会上热烈祝贺市民离开“贫民窟”，搬进“翻身房”。与会市民欣喜若狂，纵情高呼“拥护民主政府！”“中华民族万岁！”党爱民，民拥党的情景使叔端受到极大教育与鼓舞。
1948年春，党和政府调派大批干部去接收苏联红军移交给我国的“日本昭和制钢所”，即鞍山铁矿。严叔端奉调参加接收工作。此铁矿自日本侵占东北后即被其掠夺。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予以接管。苏联移交前已将许多重要机器设备运走了。叔端接收下来的只是一堆“破烂”。当时解放战争处于“拉锯”状态，国民党军对这堆“破烂”也拼命地进行争夺和破坏。保护“破烂”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叔端就和广大干部工人群众一起，在铁矿党组织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不怕疲劳，抢先将矿山残余机械拆卸下来运送到解放区加以保护。当这里的国民党军分别被我歼灭和逐走后，才又将机械运回来进行修配组装，力争早日恢复生产。
弓长岭铁矿是鞍山铁矿石基地之一。1948年10月，严叔端被调任弓长岭铁矿特派员，负责组织和发动工人保护矿山，迅速恢复矿山生产。弓长岭铁矿经过日本长期侵占掠夺和战争破坏，已被弄成一片废墟。“要在废墟上迅速恢复生产”的历史重任落在叔端的肩上。他十分清楚，弓长岭关系着鞍山铁矿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关系着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健康起步。他以坚强的党性和顽强的意志勤恳工作。为防止敌人和阴谋分子破坏与捣乱，他组建工人护矿队加以保卫；工人贫困潦倒，衣不遮身，食不饱肚，他想方设法迅速帮助解决；井下作业，安全防护条件极差，经常塌方，他不仅深入现场采取措施防范，而且同工人们“滚”在一起。当时，工人上下井靠卷扬机牵引升降，井一般深200米，危险性大。他与工人共同奋斗，不怕死，不怕苦。在他的影响下，工人们一个个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经过3个冬春的苦斗，弓长岭铁矿新生了，机构建立了，第一批新工人进厂了，生产恢复了！1949年1月，叔端当上了弓长岭铁矿第一任矿长。工人群众克服困难，在废墟上创业，体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气概和能力。叔端的战斗风貌被艺术家塑造成《沸腾的群山》中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艺术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1952年2月，鞍钢为突击建设大型钢轨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3大工程，叔端又受命任鞍钢电装公司副经理，参与3大工程建设的组织和指挥工作。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他率领工人夜以继日地忘我施工，战严寒、斗酷暑，高速优质地全部完成工程建设任务。由于他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了冶金部的表扬。1956年6月，他被调进北京，任冶金部建筑局机械安装总公司副经理。
1957年6月，严叔端从塞北到北京刚一年，又奉命调到西蜀，先后任冶金部十一冶金公司和重庆钢铁公司副经理。1958年7月初，他赴京出席财政部、冶金部基本建设投资包干会议。7月9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合了影。跟叔端一别18年的李先念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赞扬他政治上惊人的进步，李先念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叔端！你可算是‘修成了正果’啦！”叔端无限感激地说：“这多亏党对我的‘苦渡’呀！”
是年，重钢扩建，叔端负责指挥高炉、焦炉、烧结炉等项工程的实施。时值全国“大跃进”，交通运输极为紧张。叔端走出厂门，争取各方配合和支援，及时从各地运回工程所需器材，在厂党委领导下，他发挥全厂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攻破道道难关，经过6个冬春苦战，到1964年，2座高炉、6座焦炉及其它工程先后胜利建成投产。
严叔端真可谓是党和人民的“一块砖”。无论在哪里，他总是努力为人民发挥他“一块砖”的作用。
了了未了的宿愿
1966年11月，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武汉即将展开时，严叔端从重庆调到武昌，任冶金部第一冶金公司副经理。他一踏入武昌一冶就遭厄运，被这里的“造反派”给戴上“地主分子”、“国民党员”等帽子，打成“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其“罪证”即是1962年他在四川省委党校第一期学习时，给四川省委负责人上送的《建议书》吴国志
所谓“罪证”的内容是：批评四川省委某些人“拒不执行”毛泽东、周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关于在经济困难时期，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不准搞计划外施工的指示，硬批重钢二号×××高炉上马，造成施工4个月，共花去62万元，积压资金达6年之久的这一错误。叔端就因为这份被视为“大毒草”的《建议书》，曾被当时的四川省委负责人在1963年的“新五反”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将他作为重点批判对象，设专案调查，要“老帐新帐一起算”。肖。《
黑手终究遮不住太阳。党对严叔端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可是“文革”一开始，一冶的“造反派”，在个别为避免自
已挨整的当权老支持下，对严叔端进行人身摧残和政治迫害。
1968年，他被软禁在特种公司“劳动改造”。后又转禁工业安装公司，白天刷油漆，晚上接受批判。一冶所有下属单位，哪里需要批斗对象，就把他揪去架飞机”和拳打脚踢……。
1972年4月的一天，严叔端瘫倒在厕所。自此，他手颤、嘴斜，手指连筷子也夹不住。处在此种情况下，连医治也受到阻碍。后经他爱人纪素颜多次向有关组织请求，才被接受医治。叔端家人也遭株连。他的女儿下放农村，因受到他的“政治问题”的影响，长期不能招工就业凶“一”科另人录
1975年党组织给严叔端恢复政治名誉，恢复职务，关心他的健康，让他离职休息。可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1977年2月，他病情稍微好转，就申请冶金部领导批准回到重钢，趁有生之年，再干一番。他虽然身体未获康复，脑血管硬化，偏瘫，吐字费力，工作艰难，但他仍不肯离开岗位。直到纪素颜从武昌去重钢发觉后，代他申请，报经组织批准，才于1979年回武昌离职休养思手叉”，干“员另园
严叔端是一位民族观念、群众观念很强的人。他经济上经历穷富变化，政治上，与国民党决裂，投向共产党。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理论的武装，经过流血和不流血的各种斗争锻炼与考验，加强思想改造。他由一个地主阶级的少爷变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早就有这样的愿望：在去世前，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知道的人民革命史实写出来，奉献给党，留传给党，留传给后人。
严叔端丧失工作能力后，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奋笔疾书，用一年多时间，撰写出建国前约6万余字的回忆录，题为《坎坷的道路》。当他怀着欣喜的心情，动笔撰写建国后的历程时，因病情恶化，不幸于1983年6月1日在武昌青山一冶医院去世，终年71岁。
（ 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