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彪（1911-1997）

许金彪，1911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县（今孝昌县）中和乡饶许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军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新四军挺进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警卫团团长、后勤部长、参谋处长、情报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警卫团长，江汉军区2分区副司令员，湖北省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建国后，先后任湖北省交通厅、水利厅副厅长，农业机械厅、工业厅厅长，社队企业管理局副局长，政协湖北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离职休养，1997年1月8日在武汉病逝。提起许金彪的名字，在孝感、湖北无人不晓，但对他在战争年代坚定信念、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却鲜为人知，现整理记述他的主要战斗历程。

“扩红” 当上连指导员

许金彪原名许世猛，幼年替人放牛，14岁到武汉当学徒制皮革。1926年，武汉正值国民革命的高潮，16岁的许金彪以理发为职业，在家乡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并加入了共青团。1929年参加了苏维埃工农红军。在头两三年里，他打仗勇猛，寡言少语，性子倔犟，一直在重机枪连扛机枪，当战士、当班副、班长，时而露出不服气的情绪，团营首长批评他要改改环脾气，不只是打仗，还要学做群众工作。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开始了扩充红军的工作。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谁能扩来一个排的兵谁就当排长，谁能扩到一个连的兵谁就当连长。这条规矩对锻炼红军干部，壮大红军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许金彪报名参加了“扩红”宣传队，他挨家挨户到川民的茅屋里做宣传。一天，他来到一对四十出头的夫妇家，同他们交谈起来。大嫂问：“你为么事要当兵，想不想家？”许金彪说：“我老家的地主和你们这里的财东一样心黑。我七岁替他放牛，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双整鞋。1929年我就参了军，家乡成立农会分了田，扬眉吐气。可土豪劣绅们不甘心穷人翻身，他们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抓住领头闹农会的人砍了头。受苦人没有自己的队伍，腰总是直不了，翻身解放也长不了。穷人有了自己的军队，才能和财东斗到底。等全中国的财主、军阀、吸血鬼都消灭了，受苦人都解放了我再回家看我妈。”许金彪一席话感动了这对中年夫妇。夫妇一合计：让娃儿去！人家娃儿撇下老子娘帮咱闹翻身，我们为啥不能舍下娃儿当红军呢！年轻的男娃子当天就跟许金彪到了连队。

在“扩红”中，许金彪还有一段冒险尝“大烟”的故事。大巴山的成年男子多数吸鸦片，这是四川军阀的愚民政策造成的。朴实的山民对上门客表示友情时先递上烟具，一同躺下，“呼隆、呼隆”来上几口，再嗑家常。有一天，他去做“扩红”工作。当他推开一座低矮阴暗的茅屋时，看到铺板上躺着两个吸大烟的年轻汉子。年轻的当家汉招呼：“红军大哥，有种的上来抽几口子，不抽，你就出去！”。

许金彪恐惧地盯着烟枪。主人的态度使他很为难。他想，不抽吧，人家怎么听你宣传呢？他浓眉一皱，下了决心：“你哥子瞧得起我，我就抽！”于是接过烟枪猛地抽了一口。“好哥子，请上坐。”两汉子顿时脸色由阴转晴，许金彪趁势搭肩而座，亲热地嗑起家常。他先用自己的经历讲穷人参军闹革命的好处，接着又讲到吸大烟给穷人雪上加霜败家害己的危害。许金彪真诚动情地对汉子说：“这大烟是军阀害我们受苦人的毒药，你们戒掉它吧。我们部队有戒烟所，帮老百姓和新兵戒烟。你们哥俩都去，戒掉了，要回来也可以，当红军更欢迎，等打倒军阀和财主，家里有了田地，日子就有望头了。”

这肺腑之言，说得两汉子都动了心，一位年轻媳妇撩起围裙揩泪，她冲着男人和弟弟说：“红军大哥这样瞧得起，你们就去戒烟，当红军，家里不用挂记”。两个年轻汉子当天就跟许金彪到了新兵营。营里有戒烟所，先戒烟治病，然后再参加训练。

一个月里，许金彪的小队扩充了近百名红军战士，创造了全团的最高记录。营、团首长看他做群众工作有组织能力，有鼓动能力，任命他为机枪连指导员，不久又兼任代理营教导员。

七次负伤  两回脱险

许金彪从闹红军打蒋匪打军阀、打日本到解放全中国，他打了20多年仗，参加大的战役小的战斗难计其数，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曾七次身负重伤，两次死里逃生，腿上有一块弹片一直到他五十多岁时才取出来。1931年，许金彪随部队转战河南潢川，左大腿被敌军的步枪子弹打穿。这年，他才20岁。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在四川的宣汉县城口界的杨林关山口，许金彪所在的第一师与田颂尧的一个师展开激战。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双方均有很大伤亡。黄昏，许金彪正在山崖边与几个敌人展开搏斗，不料一脚踩空，从几十米高的悬崖摔到谷底，失去知觉，背部脊椎骨折，这次负伤迫使他去医院整整躺了八个月。红军医院的大夫说，从这么高的悬崖摔下来，没有伤到脊椎神经，造成高位截瘫确属万幸。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宣汉县、达县向军阀刘汀的部队展开第三次进攻性，许金彪时任红九军七十三团连指导员兼代理营教导员。他的机枪连正配合部队进攻，不料敌机来回俯冲扔炸弹，突然，一块大弹片切中许金彪左踝骨又从前脚背露出，为了不影响士气，他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哒！哒！哒！一梭梭射出的枪弹为战友们的前进开辟道路，心想这回脚完了也要捞个够本。他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才被战友们送到设在通江县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生钳出一块大弹片，算是保住了左脚没有废掉。

11月下旬，红九军的四个团在营山地区向刘汀第三混成旅展开阻击战。敌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进行集团式冲锋，我方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地形用步枪向下射击。倾刻敌人冲到阵地前二三十米处，许金彪和战友们跃出战壕，冲入敌群，猛杀猛刺，川军抱头鼠窜，许金彪正砍杀得起劲时，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右脚踝骨边，顿时一条白软软三寸长的脚筋拖出地面，好像劈柴劈出的一根丫。许金彪皱皱浓眉，咬着牙猛地撕下一条衣襟捆住脚筋，挥动大刀左劈右砍，倒下的川军匪兵嗷嗷叫饶。砍红了眼的许金彪全忘了疼痛，身上染得象血人一般，直到把敌军杀退，才肯让战友将他送到后方临时医院。医院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把脚筋再塞进去，只得用手术切除，所幸他的后脚窝里还残留着一丫细细的韧带，维系他的小腿与脚跟运动。在医院里养伤时，许金彪顽强地练习走路、起蹲，让那细细的韧带慢慢变粗。从此，许金彪落下了个双脚跛。他就是凭着这双残腿，顽强地走过了艰难的长征之路，走完了他一生的奋斗里程。

许金彪平时言语不多，机智过人。在张国焘推行错误的“肃反”中，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凭着自己的机智，一次又一次从厄运中逃脱。

1933年春天，许金彪从崖上摔成脊椎骨折后，八个月的卧床治疗他的脾气变得暴躁，一次和一个护士冲突起来，他骂了那护士。护士告到院长那里，院长当时没吭声，等许金彪出院时院长写了张条子夹在他的组织关系里：“此人住院期间表现不正常，有改组派嫌疑。”这一“黑材料”转到了部队，部队“肃反”还没结束，许金彪马上被押到师政治部看守所关起来，凡是被关到这里的人是难逃活命的。之后，部队因为缺人背粮，像许金彪这样的犯人由看守人员押送着每天外出背粮。背粮地点在三十里外，川北大都是高山深沟，背粮用背篓，上陡坡时人就像壁虎子手攀足蹬，稍不注意就会掉到沟底。许金彪本是脊椎受伤，不得不咬着牙忍受着这般折磨。许金彪每次往返从三十四团团部门口经过时，发现团长许世友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必从团部出来散步。他知道许团长正派刚直，爱护战士，于是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光。一次归来，许金彪在三十四团的门口不肯走了，他对看守说：“我伤口痛，让我歇口气再赶上去”。他心情紧张地等着许团长，许团长真的朝这边走来了，许金彪迎上去敬了个礼，许团长问：“你是哪个连队的？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许金彪放声哭了，诉说自己的冤屈。许团长听完后说：“你背完粮就回机枪连去，就说是我说的，明天我到师政治部去讲”。命运在瞬间扭转，“是！”许金彪赶紧又敬了个礼，就这样，他从张国焘的肃反恐怖中逃脱。1982年，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许金彪到南京开会，去看望许世友司令员，当谈起当年这桩事，许司令笑着说：“你很机灵嘛。”

1936年9月，由于战斗紧张，许金彪从四方面军总医院出院任西路军总部妇女独立团团长，带领几百名女战士配合主力抢渡黄河向西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当地“五马”匪军的包抄围剿，独立团被打散。突围中，许金彪左腿内侧被步枪打伤，行走困难，被“马匪”抓住并押送到兰州“红军战俘感化院”，“感化”的内容除了上反动的政治课外，大部分时间是当苦力，修柏油马路、修飞机场。住的是潮湿阴冷的监房，吃的是缺菜少盐的面汤。恶劣的条件导致他两腿新伤感染，旧伤发炎，双脚不能动弹，“感化院”又只得将他转到医院治疗，并派人日夜监视。医院一位姓金的护士了解了许金彪当红军的经历和被俘的过程，对他产生同情之心，许金彪也从金护士口中了解到西安事变、 国共和谈、兰州和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等消息。趁看守走开之机，他向金护士提出帮助他联系八路军办事处的要求，于是金护士联系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八办”的同志把这事向谢觉哉反映了，谢老很重视，向国民党兰州省政府贺耀祖交涉：“你们误抓了我们办事处的一个副官，他现在住在医院里，请帮忙放了他。”谢觉哉并派人给许金彪送去一套八路军少校服装，对好口径。贺耀祖和共产党有联系，和谢老有相当好的交情，于是顺水推舟让“感化院”放了人。到1937年9月，许金彪整整坐了一年的牢，经“兰办”与“西办”联系，被安排回八路军一二九师后方吴堡残废院休养。

两过草地 三翻雪山

1934年秋，正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歼敌八万余人的辉煌之时。蒋介石为挽救败局亲自部署“川陕会剿”。

张国焘违背中央关于四方面军主力向川西北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部署，丢掉了创建两年并日益壮大的川陕根据地，致使四方面军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不利境地。红四方面军就这样开始了长征。方面军总医院得到上级指示，要彻底轻装，要求伤员们组成彩号连，推举负责人，跟随总部。于是就成立了两个彩号连，一个叫干部彩号连的，上至团长下至排长都是干部。一个叫战士彩号连，都是排长以下的士兵。许金彪被公推为干部彩号连的指导员。装备精简后，人员也要求轻装，谁能走谁留下由彩号连连长、指导员定。当时，干部连除了四个伤势极重的彩号被迫留下来，安置到老乡家里隐避休养外，共有104个彩号靠担架、靠搀扶、靠拄拐杖和骑骡马，在四月底的一天夜里开始了艰难的长征行军。夹金山是川西大雪山的一部分，海拔四千多米，一年四季风雪不止，许金彪找到了当地山民给几个重伤员抬担架，到陡坡处，换成一个人背，一个人在后面顶着屁股上。许金彪腿脚不便，艰难地和伤员们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地迎着雪山攀登。愈往上走，空气愈加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谁也不能坐下来休息。彩号连的孙连长实在无能为力了，他倚着崖石停下来喘喘气，不幸他却永远地静静地靠坐在崖石上了。

1935年6月，彩号连随总部机关终于在懋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大家欣喜若狂，从会师中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得到巨大的鼓舞。8月下旬，按照中央北上的方针，彩号连随红四方面军总部又开始第一次穿越四川道孚荒芜人烟的大草地。草地无边无际，飞鸟不过，蚊莩遍地，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风狂雨作，冷得牙打嗑，时而烈焰腾空，烤得全身冒油，刹时又乌云压地，冰雹铺天盖地砸下来，衣襟单薄的彩号们大多得了虐疾，一路发着高烧，支撑不住的便无声无息地倒下了。其实，草地的险恶还在后头，开始从大草地的东部边缘穿过，过了几天便是水深泥烂的沼泽地。一天大雨滂沱，一匹驮着彩号的大马突然陷进深泽，惊慌失措地拼命挣扎、嘶鸣，彩号也随马掉进泥潭。大家全慌了，许金彪指挥着拉马救人，可马越挣扎，陷得越深。瞬间，彩号和马全被那动荡的淤泥吞没，唯有马的头部露在泥面，转动着绝望的泪珠，看到这情景，不禁都流下沉痛的热泪。连队就这样，许金彪拖着受伤、腐烂的双脚和伤残战友们一道，顶风雨，踏淤泥，整整挣扎了一个月，终于走出了这茫茫无边的大草地。可万没有想到9月初，四方面军到达嗄曲河后，赶上连日暴雨，水位猛涨，水流湍急。此时张国焘便以此为借口，企图摆脱中央，令命部队停止北上，掉头南下，于是彩号连又随着总部折回刚走出不久的草地。

第二次过草地是深秋季节。高原寒风凛冽，总部战士们衣单鞋缺，无食裹腹，彩号连的状况更加令人悚然。粮袋已全部空了，只得嚼草根、吃野菜、煮皮带和牛皮鞋，有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吃下去后，全身浮肿，腹泻不止，沿途减员的越来越多。一个晚上，许金彪感到脊背上压着沉重的物体，越来越重，越来越冷，他猛地转过身子，原来是背靠着他的战友僵硬了。许金彪用手抹战友的脸，鼻息全无，眼窝湿濡，那是临终前留下的泪。倒下的伤员是个营长，强渡嘉陵江受的伤，他熬着痛苦悄悄离去，许金彪把他的身子摆直，抹下他的眼睑，他没有叫醒其他战友，因为这样的不幸太多了，他只是在想，为什么刚出草地又要返回？眼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这种无谓的牺牲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彩号连的干部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啊！他带着不解的凝虑，同时又揣着红军必胜的信念，坚定地支撑着连队前进。每次宿营，大伙看到他端着个熏黑的大瓷缸，拖着伤残的脚，带着勤务员小于边喝着野菜羹，边清点寻找掉在后面的战友。

二过草地后彩号连只剩下57人。这57人又重新翻越夹金山、大雪山。上一次翻山，重彩号是雇山民抬担架，这次是从北边往南翻，山下是藏民地区，找不到抬担架的人了，重彩号怎么办？许金彪向重伤员问：“你们的伤势重过不了雪山呀，留在当地吧。”重伤员回答两次草地都过来了，还是让我们过吧。”许金彪不再多言，这都是同生共死的战友，只有带着他们再闯鬼门关。许金彪召开了党支部会，根据上次经验，议了雪山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决定由医务人员加上勤务员、通讯员，每四个人轮流背一个重彩号爬山。上次通过时倒下的红军遗体、摔死的马匹、丢弃的枪支、炊具等被积雪半掩半露着，这一次爬山又有重伤彩号在体力耗尽时倒下。越过山顶，勤务员小于大叫一声：“指导员，看！”顺着小于的手看去，只见远远的岩石上静静地靠坐着一个“雪人”。那雪人脸部干瘪了，身上头上堆着薄薄的雪，这雪积了化，化了积，雪山有情啊，保护了他的遗容。“这不是孙连长吗？我们彩号连的孙连长！”大家熟悉的孙连长依旧咬着牙，闭着眼，如石雕木刻，变成永恒。

翻过雪山后，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发起天芦山战役，损失很大，战斗被迫结束，部队撤出百丈关。红军在天全、芦山、宣兴过冬。红军只控制点线地区，大军云集，粮草紧张，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借此煽动民族情绪，政治上极为不利，至此张国焘“打下成都吃大米”的神话破灭了，事实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南下是死路”的预见。

隆冬季节，彩号连随机关医院驻在金川，国民党与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勾结、纠集了两万兵力对我形成围困，部队缺粮断炊，只有剥树皮、吃野菜。勤务兵小于随机关人员组成筹粮工作队出去搞粮，在一个晚上被藏族上层武装包围，敌众我寡，工作队的人全部牺牲，小于被活活砍死。这个从川北通江来的十四岁就当了红军的小于，当时才十七岁呀，许金彪心里刀剐一般，他内疚自己没照看好这个孩子。他攥紧拳头，暗下决心，血债要用血来还。

部队决定打出去，冲破封锁，组织了1000多人的战斗队。军事部长要许金彪带领轻伤员担任后备任务。许金彪向部长要求：“战斗队机枪手不多，我去战斗队更好。”部长问：“你的脚伤能跟上战斗队的行动吗？”“可以。”许金彪果断回答。战斗队决定歼灭盘踞在梭岗喇嘛庙里的敌军。许金彪抚摸着久违了的机枪，以猛烈的火力射向敌群，打得敌人鬼嚎狼叫地成片倒下。“小于啊，我为你报仇了”。

消灭了金川的敌人，战斗队布置围缴了土司几百头牦牛，彩号连受优待分到几百斤牛肉。好久不见荤了，彩号们兴高采烈的打牙祭，大口吃着半生不熟的牛肉，没盐也觉得喷香。第二天有的人开始感到胸口饱闷，腹中坠胀，夜晚辗转不宁，第三天这些人便捧腹呻吟不止，因为伤号们本来体质差，加上长久饥饿的折磨，胃肠功能脆弱，对此许金彪用手去掏战友们的肛门，又用手去按摩肚皮。大伙也学着，替那几个伤员掏肛门揉下腹，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最后还是有四位体弱的伤员失去了生命。他们被埋葬在金川一个山坡上，雪花纷纷扬扬，覆盖着一排新坟，仿佛在哀悼这些受尽折磨的红军战士。

南下碰壁，血的教训从反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影响教育下，以徐向前为代表的四方面军领导积极支持朱德、刘伯承的正确意见，张国焘迫于压力，被迫同意北上。于是，彩号连又随着主力部队第三次翻越雪山，然后转移到党岭山以西地区休整。

返回中和乡 独树抗日旗

1938年3月，许金彪因双脚跛残以“平型关战役伤员”的身份，从八路军一二九师精简返回孝感老家中和乡。临行时，首长鼓励他：“不忘自己是红军，在哪里都能抗日干革命”。回乡不久，徐州、信阳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的魔爪渐渐伸入孝感。孝感的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溃败官兵拉竿扯旗，北有反共老手刘亚卿、刘梅溪圈地为王，霸占北新街和小河溪；东有土顽杨希超、曹省三自称“司令”，盘踞东阳岗和周兴店；西有地方武装胡翼武，横行白沙铺；南有土匪屠占庭等称霸湖区。这些家伙，名曰“抗日”，实则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把人民推向痛苦的深渊。中和乡父老乡亲对刚从前线返回的红军许金彪寄于希望。为了组织群众，许金彪一方面邀集回乡的伤残红军分析形势，酝酿成立一支抗日武装，一方面不顾两腿负伤的疼痛，整天走东家，串西家，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中和乡有着革命传统，一经发动，群众都积极拥护，有的出主意，帮钱物，有的将自己的亲人交给许金彪一起抗击日本鬼子。在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下，1938年5月，许金彪将中和乡的30多名青年组织起来，在饶许湾成立了“抗日防护团”，宣誓：“不卖国，不低头，誓与日伪拼到底”。

抗日防护团成立后，许金彪又找来一起返乡的战友杨文忠、刘良壁、汪兆民、刘明榜和赵明英等人来到中和乡，一同训练队伍并肩战斗。不久，防护团弄到了两枚手榴弹，又从一名溃逃的国民党士兵那里弄来一条长枪。从此开始了一条长枪闹革命的抗战征程。当年8月，许金彪根据斗争的需要，决定将“抗日防护团”更名为“抗日自卫队”，成立了一支全脱产的群众抗日武装。中和乡的人民从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参加“抗日自卫队”的情景。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更坚定了许金彪领导和组织群众抗日的信心，自卫队趁势发展，在中和乡开展扩兵和整编。1938年10月，在中和乡的南新街松森湾许金彪宣布成立“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鄂中这块土地上公开树起了一面抗日大旗。消息很快在全县乃至鄂中地区传开，给沦陷区人民发出了抗日召唤和希望。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后，面临日伪的层层包围，许金彪提出在斗争中求生存的口号，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西跨平汉线，向安陆、云梦两县的敌后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活动；一路挥戈北上向礼山、应山山区发展。游击大队先后在烂泥首战汉奸地主武装胡翼武部，缴枪100余支；在太平镇怒击地头蛇王旬兰、杨焕然，缴枪100余支；在同兴店激战两昼夜，击毙伪警卫师长曾大钧，大获全胜；在陆家山伏击日军，炸毁敌列车，打得日军狼嚎鬼叫；在花园镇夜摸敌巢，夺战马两匹，长枪数支；在南新街保卫战痛打土伪刘亚卿，击退伪顽对中和乡根据地的侵犯。一时间，湖北抗日游击大队名扬四方，威震鄂东北。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胜利发展，虽然震慑了四邻的敌、伪、顽，扩大了影响，鼓舞了人民，但是他们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一是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敌伪的极大注意，日军数次出动兵力“清剿”，伪顽多次联合“围攻”；二是部队的给养越来越困难。面对严重的局势，许金彪对大家说：“困难是锤炼英雄好汉的丹金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来就是不畏困难的。”经过部队的认真商讨，议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突破一点，各个击破，壮大自己，站稳脚跟。于是，首先选择了国民党地方游击“司令”曹省三为突破口。曹是后起的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虽有人枪六百余，但没有“靠山”，势力单薄。许金彪掌握他时常担心被杨希超、胡翼武吃掉的心理，便同他进行多次会谈，终于达成“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协议。然后又及时利用这种统战关系，实施“联曹击钱（大钧）”的联合军事行动，并一一夺取了胜利。这时，大悟山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九纵队司令蒋少瑗多次围攻游击大队不成，便一反常态换上笑脸，妄图通过金钱物资对其进行收买。为了对付敌人，许金彪将计就计，接受改编，但原则是受编不受调，永久不离中和乡。就这样，他们与周围的伪顽土匪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有和有战，有硬有软，据理力争，针锋相对。这种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使部队处于有利地位，终于打破敌、伪、顽的包围夹击，使游击大队在敌人的夹缝中站稳了脚跟。

军事上统战工作的胜利，给许金彪以启示，在解决给养困难的问题上，同样拿起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在中和乡游击到的地方，他先后多次召开当地社会名流、绅士、富户会议，对他们晓以抗日大义，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募集抗日钱粮，仅在中和乡的第一交募捐会上，就收到捐款银元200多元。这不仅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而且争取了更多的人站到抗日阵线上来。近一年的时间里，抗日游击大队发展成为5个中队、500余人枪的一支地域性的独立的人民抗日武装。

正当游击大队蓬勃发展之时，“大队”内部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实质上是一场坚持抗战还是投降的严峻斗争。副大队长陈楚金经不住严酷战争的考验和敌人的利诱，暗地里当上了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军特务团长，并蓄谋将游击大队拉过去献给日本人。许金彪知道后，迅速将红军时期的老党员召集起来研究对策，许金彪说：“我们要抗日，坚决不能当伪军、当汉奸。”经过周密布置，除掉了叛徒陈楚金和藏在陈家的三个伪军特使，阻止了一场投敌叛变的阴谋活动。这件事给许金彪思想震动很大，他深深感到，要建立一支抗日武装，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是不行的；要解决谁指挥枪的问题，解决干部战士为谁打仗的问题。于是着手部队党的建设，把支部建在连上，任命了各中队指导员，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接着又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调整了中和乡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成员，还向周围的新区派出自己的乡、保长，以巩固壮大抗日根据地。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经过一年的奋战，虽然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但因为一直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始终处在孤军奋战和四面临敌的恶劣环境之中。1939年春，国民党第十九纵队司令员蒋少缓企图收买瓦解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阴谋破产之后，恼羞成怒，诬蔑中和乡为“匪区”，咒骂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是“匪军”，公然下达“进剿”令，倾巢出动进犯中和乡，妄图一口吞掉游击大队。正在十分困难的时刻，1939年5月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到了孝感。许金彪听到这一消息，如同久旱逢甘露，急忙率队前往迎接，将李先念的部队接到中和乡根据地。李先念站在南新街的土墙上眺望中和乡全境，非常高兴地说：“在这样艰苦的敌后环境里，独立自主地搞出这样一块小根据地的确不容易”。许金彪向李先念详细汇报了抗日游击大队成长壮大和坚持中和乡根据地斗争的情况。他双手捧着红色党证，诚挚而激动地对李先念说：“现在我把这支武装和这块根据地交给党，请党组织审查我的工作。”李先念听完许金彪的汇报后，站起身来，紧紧握住许金彪的手说：“谢谢你，你做得对，你是个好同志”。听完汇报后，李先念向许金彪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的指示，提出了向西路发展和整编部队的任务，接着一起商讨利用敌伪、土顽之间的矛盾，实施“联曹打胡”的战斗部署。1939年5月，许金彪指挥部队分兵两路，采取南北夹击的战术，一举歼灭汉奸地主胡翼武的部队。“联曹打胡”的战斗胜利之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主力随李先念抵达安陆赵家棚。这时，杨焕民从应山带领一个中队也来到赵家棚。为了握紧拳头统一指挥，李先念把三支部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挺进团团长，周志坚任政委，杨焕民为参谋长。从此，湖北抗日游击大队正式扛起了新四军的旗帜，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洪流，驰骋于中原大地，为全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