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光

每当读起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想起了张谦光，从国民党县政府的督学到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张谦光就象郭沫若先生笔下的凤凰冲破黑暗，拒绝腐朽和污垢，摈弃一切陈旧的东西，冲向烈火获得新生。有多少人在历史的车轮下消声匿迹，无踪无影，有多少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灰飞烟灭，淘汰殆尽，本是国民党县政府督学的张谦光，能够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历史丰碑的铭记者，这不得不让人追寻他的人生足迹。

艰辛求学

1908年，张谦光出生于新州县肖家桥附近张北南村，父亲是乡间私塾先生，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国衰民苦，灾害不断，能上私塾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带着全家背井离乡，流落武汉，在石乔口工人子弟学校谋到一个任教的差事，但好景不长，由于操劳过度，贫病交加，一病不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迫于生计，母亲带着弟弟返回娘家，务农为生。为了求学，张谦光没有听从母亲的规劝，只身留在武汉，时年只有14岁。

一个14岁的孩子，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白天四处找活帮工，寻求生路，晚上露宿街头。一位好心的老人看到他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还能手不离书，非常感动，赞赏他的少年壮志，就帮他找到一个做杂活的工作。张谦光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加上能写会算，很得老板器重。他没有就此满足，没有忘记求学的梦想，白天他不敢看书，怕被老板发现，晚上大家都睡着了，他开始挑灯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进了一所半工半读的中学。凭着父亲为他打下的坚实文化功底和刻苦勤奋，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公认，成绩特别优异，但饥饿总象影子一样伴随着他，时时面临辍学的危险。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课余就在校内尽量多揽些杂活，节假日就到校外卖苦力，搞搬运。有时饿得难以忍受，就靠吃几十粒蚕豆算一餐。衣着更是寒酸，往往是脱衣洗等衣干，一件内衣阴雨天不敢洗，洗了不干就无衣可换。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他顺利地完成了中学学业，随即考入私立中华大学教育系。 张谦光读大学期间，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间，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使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希望很快破灭，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汪精卫集团随即叛变，席卷全国的大革命失败，张谦光开始失望、悲观、彷徨。半工半读的窘境，没有泯灭他求学报国的志向，现实的杀戮和动荡，加重了他对中国前途的迷惘。

官至督学

1929年春,张谦光大学毕业走出学校,进入社会。迫于生计,他在襄樊一家商店当过小伙计,在武昌建筑工地搬运过砖瓦,在汉口打包厂扛过棉花包，还打扫过江岸码头的石阶……。为了学有所用，谋到一席之地，这年夏天，张谦光考入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办的暑期教职员训练班。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梅雪馥。秋季，训练班结业后，他和梅雪馥被分配到宜昌。他任湖北省立民众教育馆讲演员兼湖北省立第二小学教员。在民众教育馆求学的人，大多是码头工人、人力车夫以及街道贫民，张谦光本着对学员负责的精神，摒弃那些陈腐的教材，自己着手编写新课本。他向学员讲述甲午海战、鸦片战争、洪秀全起义，讲述中国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以唤起民众热爱祖国、复兴中华的激情。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得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称赞。

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在4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张谦光深感国弱被人欺的耻辱，预感到日军侵吞中国，中日一战在所难免，在对群众的讲演中，常常流露出对现实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由于张谦光治学有方，1934年，他调到大冶县政府任督学，1936年，调任应城县政府督学。他每到一地，总是勤奋工作，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知识水平而竭尽全力。他不摆官架子，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教师家里了解情况，也邀请教员、学生到家中作客，直接询问他们的需求，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不怕别人讥笑他出身寒微，常以自己在困境中求学为例子，规劝学生们用心学习，为国家富强而效力。因而，他深受教育界下层人士敬重和热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华北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践踏，张谦光对此激愤不已。当国民党复兴社应城头目王礼安动员他参加他们的组织时，他问：“日本人快要打来了，你们是不是真抗日？抗日，我就可以考虑”。为了表示对日军的痛恨和对中华大好河山的热爱，他给刚出世不久的小女儿取名“挽卢”（挽救卢沟桥）——以示他救亡图存的决心。

旁听受益

1937年底，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建设厅合作事业委员会委员李范一共同议定：在应城县汤池开办一个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开展爱国救亡活动。训练班在中共湖北省工委副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的主持下，用合法名义，培养干部，发展党的组织，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准备。一批批流亡大学生来到汤池，接受党的教育，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为了寻找扼杀训练班的借口，派时任应城县政府督学的张谦光到训练班旁听，监视训练班的活动。

张谦光受命来到汤池，坐在训练班后排旁听。他只听课不发言，也不参与训练班的其他活动，暗暗观察这里发生的一切。在大敌压境，国难当头之际，国统区一片“战则必亡”的论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任由日军长驱直入，没有丝毫救国救民的良策。而训练班的学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悲观论调荡然无存，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天地。这让他大为惊讶，进一步观察发现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人，一个个都是抛家不顾，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又能正视现实，有远大的抱负，又能甘心平凡。对于陶铸，更是使他钦佩不已。他认为陶铸是个才华横溢，学识不凡，生活简朴，态度谦逊，工作认真又有气魄的了不起的领导人。他感到共产党里有这样一批人，肯定能成大事。当他得知陶铸把建设厅发来的工资也拿出来和大家共用时，就想到国民党内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情形，不禁感慨万千，叹息不已。他对训练班的感情和态度起了深刻的变化。陶铸等人讲的课——抗战以来的形势和目前的任务以及将来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使他深受启发，大有震聋发聩、顿开茅塞之感。他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堪称高屋建瓴，大气磅礴，辩证精当，切实可行，可谓震古烁今，四海而皆准。因此，他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更是钦佩不已。他恨自己盲人瞎马似地混了这么多年，庆幸自己获得这次“旁听”的机会，确定了今后应走的道路。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悄悄地找到陶铸，讲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和盘托出他来汤池的背景和特殊使命。他深有感触地谈了来到训练班后感情上的变化和思想觉悟的提高，表明自己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陶铸衷心地感谢他讲明真实情况的诚意，高度赞扬了他的转变，热情欢迎他参加革命。张谦光受到很大的鼓舞，殷切地期望陶铸给他布置任务，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他的转变。陶铸根据他的情况和当时客观形势，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希望他今后多作些宣传发动工作。 自此以后，张谦光放下督学的架子，和青年学生同吃一锅饭，同睡草地铺，同上课，同娱乐，还参加了化妆文明戏《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训练班组织学员在潘家集举行野外作战演习时，张谦光主动回到应城县城以督学的名义率领一批教师到实地观摩，让共产党的抗日正气感染更多的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增强群众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后，张谦光回到县城，他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汇报说训练班没有什么问题，一面鼓励青年学生到汤池去学习。同时，他还凭借督学的身份，亲自串连进步教师，筹建抗日宣传队。他身先士卒，背起背包，带领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的言行引起了应城国民党政客官僚的惊疑，他们说：“张谦光已被共产党赤化了！”放出谣言，污蔑中伤。对此，张谦光毫不介意，坦然处之。

投身革命

1938年10月29日，应城县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县政府一枪未放就仓皇躲进深山。张谦光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彻底失望，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救亡。很快，他就向陶铸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2月，刚过而立之年的张谦光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组织上考虑张谦光在应城各界人士中有较好的关系，调他任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陶铸指示张谦光等人，深入到应城的沈铺、杨家河、长江埠等地开展工作。张谦光到沈铺后，秘密寄居在进步教师田泽民家中。他带着工作队，深入到湖头汊尾发动群众。当时，他患有严重的疝气病，依然身先士卒，夜以继日地四处奔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一批乡和村的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应城县第一区抗日民主政权，张谦光担任区长。

为了加强县级政府的建设，1939年秋，张谦光调任应城县政府民政科长，后任县政府秘书并代理县长。

1940年春，中共应城县委成立，张谦光当选为县委委员，并任政权部部长。他在团结各界人士联合抗战，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9月，黄家滩的伪区长吕华奎亲自带领日、伪军对一区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县委妇女部长、一区区委书记季伟壮烈牺牲，区委妇女委员林涯萍负重伤被俘，县大队二连指导员许成在战斗中牺牲，为了日、伪武装，遏制敌人的嚣张气焰，恢复一区的抗日局面，县委决定攻打黄家滩。张谦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侦察敌情。获悉黄家滩据点内的日军调至正面战场作战，敌伪据点仅剩吕华奎部，县委立即抓住这个战机，兵分三路，于11月5日凌晨一点向黄家滩据点发起攻击。张谦光率领二中队一个排和矿工分队投入战斗。经过7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敌伪20余人，缴获战马24匹。由于敌人从县城派来了大批援军，张谦光率部相机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全歼敌人，但是给敌人以重创，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出来肆意妄为了。应城抗日民主政权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新发展，张谦光也在战火中提高了领导武装斗争的本领。

1941年3月，中共应城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张谦光当选为县委书记，后又兼任县长职务。这以后的年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勾结对我抗日军民的夹击也愈演愈烈。在这艰难困苦、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肩负重任的张谦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搞好工作。为了保证边区正规部队的粮饷供给，他在接受分摊的任务时，从不讨价还价，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保证甚至超额完成。他经常对同志们讲：“周围有些兄弟县比我们更穷困，我们有责任多承担一些。”豫鄂边区党组织有时需要从应城抽调干部到外地工作，他总是顾全大局，宁愿本地工作暂时受影响，也要把优秀干部输送出去。有一次，上级决定从应城抽调一个连的兵力，参加豫鄂边区正规部队。有些同志想不通，张谦光就耐心地做工作，他说，整个豫鄂边区巩固了，我们应城的日子就好过，如果整个豫鄂边区不巩固发展，我们应城也将是独木难支了。大家被他说得心悦诚服，终于一致同意将战斗力最强的一个连交给边区党委。

在这段时间内，张谦光经手的钱粮成千上万，但他个人在生活上却非常艰苦，一把牙刷用得只剩稀稀的几根毛了仍然继续使用，衬衣破得无法再补，也舍不得丢。按规定县长的津贴要高一些，但他坚持要和机关人员一个样。他说，我们经常讲，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当领导的做不到，怎么要求别人呢？更何况目前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他还说：陶铸地位高，担子重，更辛苦，也没有全要建设厅发的工资，何况我呢？他的疝气病时常发作，行动困难，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很少骑，总是让给伤病员。有一次，他病了几天，没有吃东西，秘书给他端来一碗糖水鸡蛋，他见了严厉追问是哪来的。直到秘书拿出证据告诉他是用按规定发给的保健费买的，他才罢休。

1944年8月，张谦光受命担任襄北专员。1945年3月，调任鄂中专员，后又担任襄北地委书记，领导襄北地区夺取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两别妻儿

张谦光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梅雪馥是他的同学，两人感情甚笃，他们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了革命，他两次把他们送到河南乡下。 1938年秋，日军大举入侵，武汉告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谦光决定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投身抗日。为了没有后顾之忧，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他亲自把爱人和三个孩子安置到河南乡下。临别时，他对妻子说：“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家啊，现在国难当头，有家也爱不成了。共产党人为了抗日救国，早就抛家了。我们也要分一下工：“夫报国，妻抚家，合起来还是为了国家”。当时，他的大孩子才5岁，小的只有几个月。一别就是8年，张谦光没回一次家，夫妻没见过一次面，女儿没见过一次爹。

1946年夏，时任襄北地委书记的张谦光终于迎来了8年来和妻子的第一次团聚，但由于国民党30万大军随时准备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迫在眉睫，张谦光不得不把才相聚一个月的妻子儿女送走。在依依惜别的时刻，他拉着妻子的手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一直不能照顾你和孩子们。你作为妻子、母亲，堪称劳苦功高而又任劳任怨。现在我们又要分别了，我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给你和孩子。”说着，他掏出一块用旧了的手帕，“这块手帕我用了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他又抽出一支用旧了的新民牌钢笔说：“这送给孩子，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用之才。”妻子的手不禁颤抖着，当她接过丈夫留赠的礼物时，已泣不成声了。张谦光沉吟了片刻，又深情地说：“雪馥，你知道革命斗争十分艰苦，我不可能也不应该有钱财留给孩子们。现在，我就给他们每人留个名字吧——大女儿叫‘师民’，要她永远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儿子叫‘从民’，要他永远服从人民利益，听从人民指挥；小女儿叫‘依民’，要她永远依靠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妻子默默地点点头领着孩子上路了。作为丈夫、父亲的张谦光，面对远去的妻子儿女的背影，一丝惜别、愧疚感油然而生。此时，蒋介石集团的战车已向解放区涌来，他没有犹豫，轻装简从，斗志昂扬地奔向新的战场。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妻子儿女在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了监狱，唯一的儿子从民不幸染上了伤寒，惨死狱中。

壮烈牺牲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三十万大军，杀气腾腾地围攻我中原解放区。7月，根据中原局指示，张谦光随江汉军区进行南路突围。8月，中共鄂西北区委会和鄂西北军区成立。张谦光被任命为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专员公署专员。

1947年2月，鄂西北形势严重恶化。老观窝紧急会议以后，张谦光率部到房县、兴山一带，昼夜不息地与敌周旋。当他们转到兴山县大小螺溪的时候，与国民党六十六军两个团和七十五军一个团遭遇，激战三天三夜。他带领一个警卫班掩护主力冲出重围。他身中敌人两弹，自己弹药也消耗殆尽。最后，敌人逼近阵地，他没有退路，拖着受伤的身体，从容毁掉电台，拆了武器，将零件丢下深山，直面敌人的枪口，和警卫员一起毅然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张谦光离开我们60多年了，每每想起，眼前就浮现出郭沫若先生笔下的凤凰在烈火中新生的壮丽景观，好象看到历史的天空中有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闪闪发光。（中共应城市委党史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