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
半个多世纪以前，当人们乘坐轮船驶进S形的河湾里，就可以望见襄河北岸依堤傍河有一排摇摇欲坠的吊楼，那就是分水咀的河街。虽然时过景迁，但那时的情景，至今却令人难忘。沿河向阳的一些大粉墙上，用各色油彩画满了日本“仁丹”、美国“美孚煤油大王”、德国“狮马牌肥田粉”、英国“哈德门香烟”等等巨幅广告。中国一批洋行买办，与外商勾结，用各种方式竞相争夺中国的每一个市场。许多花庄、粮行挂着“公平交易”、“早晚时价不同”的牌子招摇过市，吞吐商品，盘剥农民。在农村经济日趋凋零之际，分水的典当兴起，五花八门的高利贷也活跃起来。
更有甚者，分水街上，大劣绅，大讼棍周未模，无钱不索，无恶不作，群众说：“他写的状纸丢到水里药得死鱼！”分水附近的黄享美，“文打官司武打仗”，经常挑起黄与孙、潘等姓的宗族械斗，在汀汊湖上称王称霸。我的老家爽河乡的土豪劣绅高敬香。陈会东、廖协臣、罗培源等占据大量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分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剥削阶级为维抗它的根本利益，利用封建迷信，作为精神鸦片麻醉人民。在分水里把路长的街道上，就有老庙、财神庙、文昌阁、泗水亭、龙庙、开化佛堂等庙、阁、亭、堂，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把己的命运寄托在菩萨身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所经历的一段革命斗争：证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兴办农会
一九二六年冬，省党部特派员王自强同县里的杨其样来分水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把加入农会看成是最光荣的事情，大家争先恐后加入农会。农会建立起来以后，领导群众广泛开展斗争。
第一，打仇货，掀起打倒列强，反对经济侵略的怒潮。大革命前夕，洋货充斥市场，国货受到排挤，分水、马口、汉川的大小商店，卖的都是外国洋货。如洋油、洋糖、洋烟、洋针、洋线，甚至火柴都是洋的。外国资产阶级利用这些洋货，攫取中国的大量资财，使中国日益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困境。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农会发动和组织农民到分水街上游行，高呼口号，“打倒列强！”“反对经济侵略！”“中国人不买外国货！”并把喻成美匹头店、益茂恒杂货店、同茂恒百货店的洋货全部没收。在反仇货的同时，农民还打了皮花庄。分水衔上的大皮花庄有天顺利、天顺福等，他们同外国洋行勾结，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大发其财。农会会员一涌而进，把天顺利，天顺福的全部财产收归农会，并封了他们两家的大门。农会的勇敢行动，顿时轰动了整个农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第二，打倒土豪劣绅，摧毁封建统治。爽河乡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同土豪高敬香，陈会东、廖协成、罗培源展开了斗争。高家是个老地主，雇有长工二十多人，占有土地三百多亩，耕牛二十多头，广大贫雇农一无田地，二无耕牛。兴农会以前，借地主的牛耕一天田，得用四个人工去换。农会兴起以后，贫雇农要用牛，就到地主家去牵，寅时牵来卯时用。
为了从政治上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农民把土豪劣绅抓起来，戴上三尺高的绿帽子，押着游行。分水区农民协会把周未模、黄享美这两个劣绅抓了起来，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然后把这两个人押送到县里关起来。五一节那天县城里召开群众大会，把周未模、黄享美等四人处决了。
第三，打菩萨，催毁封建的神权统治。分水老庙，共有六层，里面有八大金刚、三百六十个罗汉。在农会的带领下，无忧无虑的儿童团和分水第五小学的学生，一哄而入，将各种神像鬼像，打得稀巴烂。接着打了财神庙，随之，又横扫城隍土地菩萨。这样一来，束缚农民的精神枷锁，就被砸开了。
第四，提倡男女平等，号召妇女剪发放脚。每次开大会，妇女协会的干部都要上台讲话，一与妇女们起唱“妇女裹脚实难挨”的“放脚歌”。有钱的人家不准妇女放脚的就罚它的款。虐待童养媳，就要开会追究。
第五，清洗不纯分子，巩固农会的领导权。庙友乡的李新洋，绰号“挫开先生”，是李家湾的大流氓，混入农会后，窃取了乡农会主席职务，既贪污搞鬼，又包庇李姓的土豪劣绅，干了不少的坏事，区农会发觉后，将李新洋逮捕起来，关在老庙里。清洗了不纯分子后，庙友乡农会才真正巩固起来。
第六，没收庙产、族田，办平民小学。分水农会兴起之时，办平民小学比较普遍，每所学校都换上新三民主义的课本，挂孙中山遗像，读总理遗嘱，唱革命歌曲，开大会时，都有学生打鼓吹号领头游行示威。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搞得非常普遍。
第七，开办合作社。我们通过县农民协会，买进大批粟米，赈饥放粮，救济贫苦农民。当时庙友乡合作社的负责人是陈波子、陈贻炳，他们在东获庙召开的贫农大会上，讲了合作社的章程，公布吃饥米的名单。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因而更加拥护农会。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协会立下了汗马功劳。几千年的封建势力，被农民运动的疾风暴雨冲得落花流水，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流氓地痞臭名狼藉，广大群众扬眉吐气，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九二七年三月，我们全体党员到分水“通益”当铺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到会的有三十多名党员。区委书记周楚雄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蒋介石与我们搞合作是靠不住的”。要求我们办好农会，继续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四月十二日，蒋介石果然叛变。五月间，湖南出现了“马日事变”。
蒋介石公开叛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敌人大肆搜捕革命同志。在分水的国民党抄了周楚雄的家，封了他的门，拆了杨其祥的房子，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抱咀的大地主张西庭疯狂反攻倒算，捕捉了乡农会的全部成员；分水商会和各庙宇的和尚，都背着韦陀菩萨到处化缘，要重修庙宇祠堂，并找到学生和儿童团的户主，勒令其赔偿打仇货、打菩萨的损失。此时，凡是在兴农会时出头露面的人，都潜逃外地，隐居避难，农村又陷入封建统治和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秋收暴动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才懂得，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没有政权就没有我们的立锥之地。夹河乡党支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入地下，坚持开展秘密活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鄂中特委委员杨其祥来夹河乡与支部书记郭望林取得联系，随后开了支部会，杨其祥传达鄂中特委吕巷会议精神，特委决定在各县组织暴动。要我们在汉川县委的统一部署下，迅速组织“暴动队”，于是会上成立了“暴动队”，确定郭望林为暴动队长。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杨其祥和施大发、高运之来到分水。他们首先同王天哇、黄里哇取得联系，要王天哇作好夹河乡暴动的准备。三天以后，分水地区的暴动队参加了全县的第一次联合行动。这天夜里，我们烧了老庙和“品仙茶楼”，杀了两个敲诈勒索成性的所谓“禁烟局长”，接着由暴动队员罗礼哇、文银州作向导，赶到李家湾，镇压了大地主李皖生父子，连夜过河到杨林沟，烧了蒋兴发的榨房，镇压了三人，并把抄出的铜钱撒到街心，天一亮，都被街上的人拣去。
第二天夜晚，我们又到播义湖，抓了四个劣绅和三个流氓地痞，一次处决了。大流氓周家桂被我们拖进树林，我提起一鬼头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血溅得我满身，半夜回到家里，家里的人看我浑身是血，就问：“哪里来的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紧接着，我们又镇压了周家大桥的土豪劣绅李文庭，他有五兄弟，都与我们共产党为敌，李文庭更是死心塌地。那天晚上有人说他在周家大桥周海清家里打麻将，我们就叫李茂兴带队，先把周家一围，推门一看，李文庭正背门坐着，不知是谁把他的后衣领一揪，拉到附近的桑树林里，叫他跪倒，汪洋提起一枪，把他处决了。
我们探知反动透顶的黄凤保躲在屋里时，郭望林、李茂兴、汪洋和我几个人一起商量，决定把黄凤保全家干掉。当时，黄凤保住分水河边的“集贤”茶楼，茶楼后有一通道直通襄河，当我们把楼门捅开时，黄凤保已溜下襄河跑掉了，我们按原计划杀了他的老婆和他的儿子。这个坏蛋跑掉了，料定后患无穷，我们决心和他拚到底。
革命斗争的火焰，在人民胸中燃烧，汉川全县的秋收暴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们在深冬的夜晚，戴着“狗钻洞”的帽子，把六湖地区高敬香、廖协成、罗培源等土豪劣绅的房子都烧了。我记得烧罗培源四弟兄的房子那天，正是正月初三，那时候，土豪劣绅都吓跑了。罗培源弟兄共有四栋“四合头”的大房子，一字形摆开象条街，我们用大树把门撞开，先把衣物分给穷人，然后淋上几桶煤油，一根火柴，烧得一干二净。
我们对土豪劣绅的镇压，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伪县府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正规部队钟一怀的一营人与黄凤保的清乡团相互勾结，对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清乡大屠杀，敌人狂叫“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放过一人”。他们捉到虾集、韩集、横堤的人都拉到分水来集体屠杀，仅分水文昌阁一处就杀了好几百人。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分水大地。
建立苏维埃
尽管阶级敌人对我们实行残酷的镇压，但革命的武装斗争仍然如火如茶，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五月，汉川、分水分别成立了县、区苏维埃政府，周赤武任区苏主席。
一九三一年，汉川大水茫茫，南北相连。这一年阴历七月，我一家老小，架船从樊口长港的雷沙州回到汉川老家，刚到家里，同志们纷纷来看我。亲人久别重逢，格外亲热。晚上，我来到老支部书记郭望林家里，正碰上他们研究锄奸计划，要锄掉的对象都是些土豪劣绅的狗腿子，其中，有王己苟和他的两个儿子王元珍、王天喜，他们在黄凤保清乡时，专说共产党的坏话，向高、陈、廖、罗告密，说他们的房子，都是被我们带人浇煤油给烧掉的，并指名道姓地说那些人在烧房子中干了些什么，致使不少积极分子惨遭杀害。故此，我们决定把他们杀掉。第三天，我先杀了王元珍和王天喜，接着我们探知王已苟已乘船出门，刚出湾子，我们派两条划子追上了他，拿着杀猪的刀，把王己苟杀死了。以后，我们又杀了大流氓周忠新和他外号叫“南京老爷”的叔父。四天时间，一共镇压了十三个坏蛋。踢开了绊脚石，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
一九三一年阴历七月半，也就是我回家后的第五天，组织上调我到汉川县苏维埃工作。次日，我即到县苏维埃报了到，组织上分配我搞苏县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财委主任是张一，同我一道工作的还有苗月和周志同志。
我在县苏财委会工作期间，苏区财政经济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没收的地主财产；二是设税卡；三是经济案子的罚款。
在财经政策方面：第一，不许侵犯中小商人的利益，在农村不准损害中农的经济；第二，不许侵吞公物公款，收来的钱、粮、物一律归公，并把其中的大部分给群众；第三，各机关费用要有计划，要计账，不准超支挪用；第三，严格财经纪律，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准贪污盗窃，一经发现违犯纪律的行为，轻者要追回款子和财物，批评教育，重者要受纪律处分，甚至杀头。
分土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县苏维埃对土地改革抓得很紧，如何分土地按当时的土改法办事，土改法规定：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二、一切土地由各土地委员会分配，严禁买卖；三，分配土地采取两个标准：一是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强劳力多分，弱劳力少分。四，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进行；五，耕牛农具，按土地分配的多少，酌情分配。分土地在全县搞得轰轰烈烈，只是在清乡团猖獗的地方没有分田。
一九三二年三月，天汉县苏维埃成立，过了不久，张一接任县苏主席，我接任财委会主任的工作，以后张一被当作改组派杀了，我就代理天汉县苏主席。
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湖区，任命徐源泉为剿共总指挥。汀汊湖苏区遭到了残酷的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天汉县苏维埃，由田二河转移到天门蒋家场。这时，我仍代理县苏主席，刘英任县大队长。国民党军队逼近横堤时，我们领导苏区党、政、军、民进行转移。我们经过花台柳河、灰埠头，走渔薪河，过张截港的浮桥进入潜江，向洪湖前进。
我们到了洪湖以后，各县转移到洪湖的游击大队都统一编进了红三军警卫师，我把部队交编以后，就专门搞后勤工作，每天带人从监利往洪湖运粮食运子弹。十几天以后，敌人重兵压境，包围圈越来越小，我红军部队为了跳出包围转入外线作战，就开始后撤，我由于搞后勤工作，不知道前方情况，被敌军切断了同主力红军的联系，后勤部的人员全部被捕。穿军装的红军被押到汉口反省院。我们许多人身着便衣脚穿草鞋肩扛扁担，反动军队以为我们是抓来的“伕子”，对我们不在意。当时，我和孙里甫、陈贻茂三人都被敌人抓到了“伕子营”，敌人要我们抬电台，一直干了十七天。后来到了襄樊，我们打听红军部队已转移到巴东。我们正想找部队的时候，正遇敌人遣散“伕子”，可以各回各地。当时到处都有清乡团设的岗哨，我们赤手空拳，到四川找部队不可能，只好拿着“民伕遣散证”作护身符，返回汉川，一天夜晚我终于摸回老家。我轻轻敲打着后屋窗户，小声呼唤我的母亲。片刻，母亲打开后门，认出是我，她挥泪如雨，家里的人原先听说我在洪湖牺牲了，现在一家人会面，悲喜交集，思绪万千。革命的道路，艰难曲折，严酷的斗争，还在继续考验着我们，我和妈妈的眼泪都饱含着对反动派的无比仇恨。
转战鄂南
一九三二年秋天，洪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受到挫折。许多同志牺牲了，我幸存着回到家里，面临白色恐怖，只好先在自家的地洞里藏了些时，后来我的父亲通过亲戚关系把我送到汉阳沌口，我在那里以砍柴为生，混到一九三四年。这时我姐夫陈光庭来看望我，他认为久住此地不安全，又把我转移到武昌梁子湖，以捕鱼捞虾糊口。直到一九三八年尾的一天，我打听到汉川党组织正在恢复，真是喜出望外，精神格外振奋。于是，我离开梁子湖赶回汉川，找到了县委书记夏昌云，感到无比高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没过几天，鄂南特委书记何彬同志来到汉川找天汉工委，要求从武装上给予支援，天汉工委开始要程世杰去，他没有去。夏昌云找我谈话，决定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调我到鄂南，我表示同意，他又同我一起与何彬同志见面。何彬很高兴，当即写了一个小纸条给我，作为组织关系介绍信。我把介绍信缝在夹袄的衣角里，就起程了。来到鄂南，在武昌宝福祠找到李平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他分配我作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
到鄂南不久，我曾先后两次回汉川，想找一点武装，支援鄂南，但当时掌握武装的周干成已经变质，他抽鸦片，娶小老婆，根本不愿意到鄂南去。因此，两次都是空手而归。
我再次回到鄂南时，正逢何彬同志也回到了鄂南，李平同志告诉我们：武昌有个县大队，一直是倾向我们的，大队长叫邝公仆，有三百多人枪，伪军方步州要吃掉这个大队。要我们一定想办法，把武器搞些过来。我和王源同志通过关系从这个大队里，搞到一条轻机枪，两条驳壳，十条步枪。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我们把武器运到湖边，找到一条船，装上武器。我坐在桅杆下面，拿着一只上了膛的手枪，监视前方，王源坐在船上，也拿着一只手枪，掌握船舵，我们顶狂风，战恶浪，天不亮就到了湖对面的目的地青山咀。青山咀下面有一座古庙，庙前有棵大树，我们把枪搂上坡后，给船老板三块光洋，叫他走了。我们把枪埋在大树下的一个坑洼里，搞了伪装。此后，我就在青山咀定居下来，以待时机，准备用这些武器拉队伍。
一九四○年，抗日锋火燃遍鄂南，我们成立了鄂南干部挺进支队，我任队长，李平同志任政委，我们挖出埋藏的枪打游击，在一次伏击日寇的战斗中，我挂了花。我在养伤期间，任金水流域工委书记，兼作统战工作，国民党刘佐龙的部下丁南平是汉阳人，我用老乡关系同他接触，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动员他同我们一道团结抗日。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丁南平同意收编。一九四五年四月，我的伤已好，组织决定叫我带三十条长枪，两条短枪将丁南平部收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鄂南沿江第一挺进支队，丁南平任支队长，我任政委。在这期间，我们南征北战，打了很多漂亮仗。有一次，我们打了日本人的一百三十条盐船，消灭一个连，缴枪百余条，活捉四十八人。
到了一九四五年冬，党派我任鄂南工委书记，这时我的家住在咸宁宝塔下，地方偏僻，条件极好，汉川很多同志都到我这里隐藏过，孙锡章、孙国栋、熊映庭、王金辉、李知本、彭怀堂、张才保等二十多人先后都到我这里来住过，其中李知本、孙国栋住的时期最长，熊映庭等人，也是我通过鄂南党组织的努力，帮助转移的。
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血泪史。谨以此文献给死难烈士，以寄哀思，告慰忠魂。现在党中央领导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我们这些革命的幸存者，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要牢记艰苦岁月的腥风血雨，牢记创业的艰难，胸怀大志，为早日实现四化作出贡献，让那些为着我们今天的幸福而献身的烈士们哭眠九泉。
(汉川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