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同志回乡探亲记
邓正文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述申同志在夫人和孩子的伴随下，参加了武汉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大庆后，回到了故乡—孝感城关。
这是他解放后的第三次回乡。头两次，他的心头笼罩着阴影——一九五九年，乡亲们正饿肚子，一九六六年，平地卷起了风暴，引起一场浩劫。他都是来去匆匆，忧心忡忡。现在举国上下，一派生机，老人的心情如春潮激荡，他要同亲朋老友一道，家乡同志一起，寻访旧迹，回首往事，缅怀先烈，温故知新。
老人一下车，刚到住地不久，就向孝感市的同志提出：“我老是惦念着几位亲人，你们能替我找到吗？”
“您老说吧，我们一定尽力。”市里同志回答。他陷入了片刻的沉思，竭力屏住自己的气息，象要朗颂一首深沉的诗，随即一字字、一句句说出了他梦萦魂牵的几位亲人。
汤七姑
汤七姑丈夫早逝，一个女儿前几年也去了世，身边只有一个外孙女。多少年来，寒冬一到，日落暮临，她就习惯地钻进了被窝。这天晚上当她正在朦朦胧胧打着盹时，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随后听到有人呼喊；“汤婆婆，郭述申同志回了，他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明天要来看您，您不要出去了。”那人未等七姑起床开门，便走了。
“郭述申，中央的郭述申多熟悉的名字，多亲切的名字！他回来了？他没有忘记我？！”七姑意想不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顿时，从头到脚感到有股暖流的冲撞，不知不觉流出了一滴滴热泪，如同在记忆的深井里溢出了闪闪发光的水花。这水花映出了五六十年前她哥哥汤经畲和郭述申亲如手足的往事……
“哥哥，有蛋吗？
“别急，我的手还扒不够哩。”
当经畲踏在身材修长的述申肩上，爬上了树干，手还掏不到鸟窝的时候，打着叉叉辫的七姑就急不可待地喊了起来。一会儿，他两脚猛地一蹬，身子一纵，头部靠近了那整天哇哇乱叫的老鸦窝边。可是，手刚伸进窝里时，一个软溜溜的东西滑了出来。
“我怕，怕……”七姑用手遮住湿糊糊的眼睛，一边大声哭嚷。
“小心！让他再伸出来点，抓它的尾巴……”述申提醒地说。
机警的经畲，一下抓住了那条蛇的尾巴，提着抖了几抖，“啪”地一声，正甩在地上的青石板上。那畜生还在抽搐，但已是奄奄一息了。
幼年时代，七姑参与哥哥和述申一起的许多有趣的游戏，都已淡忘了，唯独这次记忆犹新。
二十年代，经畲进入武昌一师就读，述申在武昌高等师范深造。他俩敢爱敢憎，组织家乡同学，成立了“旅鄂同学会”，创办了会刊《环铎》——取意家乡环水汹涌之声和巨大的铃声，并在创刊词中明确宣布，要“震憾社会，洗污涤垢，扶正纲常”。不过，七姑对这些舞文弄墨的事是不去关心的。
但在那时，有人说她哥哥吃了豹子胆，向她描述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故事，她却铭刻在心，至今难忘。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阀混战，穷苦人民倒毙街头，许多妇女遭到蹂躏。一次，经畲怒不可遏，拿起电话筒：“接省督军府！”
“你找谁？”
“我是北平来的。找肖督军——肖耀南。”
接话人不知何方大人物驾到，乖乖把肖耀南找来。肖握着电话，发出非常卑恭的语调：“大人贵姓？”
“我是天下第一姓。你是肖屠夫吗？你听着，你是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
肖耀南听到话语不对，暴跳如雷地追问：“你敢放肆！你是谁？快报姓名！”
经畲不予理会，仍然痛痛快快地骂下去：“你是死有余辜的罪人。我警告你，小心你的狗头……”
“砰”，肖耀南气急败坏，把电话筒摔断了。接着，命令爪牙：“紧急集合，全城戒严，搜查打电话的歹徒。”
于是，大批军警蜂拥而出，个个似凶神恶煞的魔王，四处搜查打电话的人。查了三天三夜，也查不出那个“天下第一姓”的“北平来客”……
“唉，快进土的人，还想这些干么。”七姑长长吁了口气，随即翻了个身，竭力排遣往事的缠绕，不再让累累创伤的心灵受到刺激。但是，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同决堤的河水一泻而下，哪能立即止住。她脑海里又浮现出一幅可怕的情景……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家里来了一位表叔。他进门后，神色凄凉，半天不说一句话。七姑的父亲汤小苟急切地问他：“云弟，你怎么了？有什么心思就告诉我。”
那位云弟吞吞吐吐地说：“表哥，我说出来，你可要忍痛啊！”
“你说吧。磬不敲不灵，话不说不明。”
云弟咬了咬牙，说出了实话：“经畲——因叛徒—告密被捕，他——他昨天——被国民党——干了……”他的话，好似晴天一声霹雳，经畲的母亲一下昏倒了，七姑三魂失去了两魄，她的父亲强忍悲痛，示意女儿不要放声大哭。接着，慌忙地把老伴扶掖上了床。以免招来满门抄斩。七姑也随同母亲钻进了被窝，蒙住头抽泣。
室内充满了极度悲惨的气氛。
汤小苟夫妇生育了七个儿女，只落得经畲和七姑一男一女。经畲犹如家里的太阳，使全家充满无限希望。现在，太阳没了，一片漆黑……
云弟找不出安慰的话语，掏出了一张纸条，是经畲通过别人辗转到他手的。他说：“表哥，事到如此，你要保重。我这里有经畲的遗书，我念给你听听。”
他打开一张发黄的、似纸烟盒般大小的纸条，念道：“父母亲大人，儿宁舍身就义，决不苟且偷生！不要为儿难过，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希望妹妹好好照顾老人，将来必有出头之日！”
七姑听了这遗书，掀开被子就冲下了床，红得似溢出了的血脸，和着滚动的泪珠，急促而又愤怒地对父亲说：“爹，我明天到武汉去！”
“你去干么？”
“我要把哥哥的尸体找回！”
“你能找得回？”
“那您不管，不能让哥哥的尸体任人糟塌！”
第二天一大早，七姑真的乘车到了汉口。可是，一个柔弱的年轻的姑娘，到哪里去找？她象着了魔，见人就问：“请问，哪里是枪人的地方？”别人被她这个可怕的问话，吓跑了，笑呆了，气走了。
七姑跑遍了汉口、汉阳、武昌，得不到一点点消息，却感到到处是郁闷得象要压到头顶上来的黑暗，所见到的建筑物也象怪物摆着吓人的阵势。她横下一条心，在黄昏的时侯，拖着僵硬的腿，跑到郊外的田野里，幻想那跳跃着的鬼火会为她引路，把哥哥的尸体找到。她来到一个坟包上，坐下来，一点也不怕，沉迷在痴心的狂想中：“我哥哥不是吃‘花生米’的人，为什么要杀他？‘四大金刚’，是你们这些坏蛋缠住了他。你们来！我和你们拚……”
同神话幻想一样，她的狂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她哥哥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后，党组织派他回孝感迎接北伐军北上，随后任命他为省党部赴孝感的特派员，指导孝感县党部的工作。这时，他主持公审枪决了当地人称“四大金刚”的屠寿增、汤子吉、钟子品、李长元。七姑小时听别人说，活着干尽坏事的人，死了也会作恶。她以为哥哥的被害是“四大金刚”在“阴曹”告了状……
七姑正在痴想时，来了一个路过的中年男子。那人开始吓了一跳，走拢来见是年轻的姑娘，又感到惊奇：“姑娘，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找人——找死了的人！”
那人觉得蹊跷，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七姑告诉他要找哥哥的尸体。他立刻随机应变：“啊！原来为这事。前几天，是枪毙了几个人，尸首运走了，我帮你打听。”
“我跟你一块儿去？”
“行。”这家伙满口答应。七姑莽撞地跟在后面。乘转了两次车后，步行到了一个朱漆门楼前：“姑娘，你在这石阶上坐坐，我进去找人。”
一会儿，一位太太出来了：“丫头，跟我来。”
七姑万万没有料到，那个披着人皮的豺狼，趁人之难把她给卖了....
七姑实在不愿回忆这些心碎肠断的凄苦。她坐了起来，披上了棉衣，用罩衣的袖口擦了擦饱含泪水的眼睛。这时，才意识到从窗口射进来满房的月光，照在她那床兰底缀着小黄花的被面上，象无数只萤火在蠕动。这个小小的发现，使她明白了今日正是农历十月十五。她又感到异常惊喜：“十五，不是象征着团聚、欢乐、愉快的日子吗？难怪今晚喜讯传来。”她联想到，一九五○年的农历四月十五，收到了郭述申寄来人民币拾万元（等于现在的十元)，并附上一封真挚感人的信，表达对烈士英灵的慰藉，对去世不久的烈士母亲的怀念，也是对七姑生活的接济。
七姑的脑海里掠过了一幕又一幕的电影镜头，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她清早就起了床，把不到十平方米的厅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门对壁的小长方桌上的什物收拾摆布得顺顺溜溜，把几个小茶杯和几条矮板凳擦洗得明明亮亮。她要用焕然一新的气象，迎接阔别多年的亲人。可是，时钟已过十点，还未见郭老来，她心里十分焦急，突然一个闪念：“是的，应该去找她，她一定知道情况！
汪福云
早上，天空布满阴霾，一直很暖和的天气突然变寒冷了。汪福云尽管只身一人，孤灯独影，也耽心下起雪来，没有菜吃。她上街买了点小菜，返回经过市政府的大门时，被一位年轻的同志叫住：“汪大婆，到您家去，门上一把锁。”
“是的。郭述申同志回了，本来他想去看望您的，但他要看的人多，市领导确定集体会见。”
“找我有事？”
“今天下午四点。您老提前点到。地点就在市委小会议室。”
“什么时候？”
汪福云一听这消息，心灵震荡之余，思绪起伏，如同大海的波涛、出峡的江水、滚滚的春潮，简直喜呆了。
回到家里，把刚卖的虾儿倒在桌上，让那些晶莹剔透的、活泼可爱的小生命乱蹦乱跳，有的跳得嗒嗒嗒地响，有的跳到地上、翻着筋斗还在跳。她坐在椅子上，也懒得收拾，似乎让这些爱好自由的小动物分享她的欣喜。
“云姐在家？”七姑一踏进她的院子门就张罗着，一面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屋。她看到桌上、地上的虾儿乱跳，不禁惊讶地说：“你怎么不捡一捡？”
“我就捡的。你坐吧。”
“不坐了。我是来问问你，有人通知我，说郭述申回了，要到我家看看，我等到现在未见他来，你知道是么回事？”
汪福云正为这喜讯发呆，不料七姑也同自己想到一起来了。但她是近水楼台后得月，是刚才听到的消息。她俨然以消息灵通的权威人士对七姑说：“你是太急了，还是听错了？会面的时间是下午，不是上午；是郭老在市委小礼堂里集体接见我们，不是一个个的走访！”接着，又把那青年同志的话向她复述了一遍，并要留她吃午饭，好一同赴会。
七姑推辞了。抬脚出门时，说了声：“你吃了饭到我家来。”七姑走后，汪福云将散乱的虾儿收捡拢来，放进一个小筲箕里。然后，戴上老光眼镜，走到她那阴暗、潮湿、狭小的卧室，去拿她视如珍宝的一包东西。
这包东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她打地洞、掏墙壁、钻树眼，象保护生命一样把它隐藏至今。
这包东西，在和平的日子里，她从来不愿向别人谈及，自己也很少打开过，只是把它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秤杆，生活道路的指针，借以自励的明镜，时时刻刻，朝朝暮暮，不让它离开自己的身边。
今天，是物以情牵？是睹物思情？她要打开这包东西。她看到郭述申在战争环境里给她的信件就沉迷其中，情不自禁地翻动着，重温起那些醉心的文字：
“云妹：天气好象要下雨的样子，我料定你们或者不会走，因为刚刚雨后，道路很泥滑……现在，战争逼近我们，需要万倍的努力来动员民众保卫武汉，已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承蒙你慷慨捐助抗日基金，无任铭感！特将收条寄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德民（述申的化名）于汉口。”
“福云：徐州失守后，战争已经深入到河南中部的平原，武汉今天同样受到威胁。我们要加紧努力，保卫全国军事、政治、文化、交通中心的武汉，保卫我们的家乡，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你来信表现英勇奋斗的意志，不愿毫无抵抗地牺牲在敌人的枪刀下面，不愿做敌人的奴隶，我赞同你的精神。我愿同你一同为争取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而奋斗。现在平汉线已经不能畅通郑州，你到某处求学的愿望，我想只有待诸他日，将来武汉有适合你学习的训练班，我当帮助你选择一个来学习。你二十七日的来信上有二字写错了，‘消幸’应该是‘侥倖’，以后盼望你尽情地写，错了的地方我告诉你。附：再次捐助的钱已收到。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
封封信件记录着汪福云慷慨捐款、支援抗日，向往革命、渴求光明的一片爱国深情。
封封信件镌刻着他俩肝胆相照、亲密无间、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同志加兄妹的深厚友谊。
这种友谊，要追溯到二十年代初期。那时，汪福云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在清末秀才、郭述申的父亲郭秀峰名下读书，就结识了郭述申。后来，郭述申进了武昌高师就读，暑期回孝感开办“暑期学校”，宣传进步，宣传文明，宣传救国，点燃了她青春的熊熊火焰。一九二六年她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到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耳提面命校长董必武的教导，结业后由团转党。一九二七年九月，郭述申受省委委派回孝感主持京汉铁路南段特委工作时，她在他的名下当地下交通员。由于“汪记”国民党孝感党部把她作为通缉“共匪”十三名对象中的第三名，党组织不得不掩护她转移到武汉，继续作地下交通工作。
那时的汪福云，短发齐耳，一身学生打扮，象只矫健的燕子，搏风击雨，穿云破雾，不知疲倦地飞呀飞，飞到如狼似虎的窝巢，一次又一次将准确情报传递给党组织。但是，她也遇到过凶残的老鹰，几乎被它吞噬。一九二八年春，由于叛徒出卖，一个联络点遭到破坏，敌人已在据点等候她陷网。当她在公共汽车上看出了危险信号时，未等车停就跳车狂跑，敌人在后面一边猛追，一边吹着警哨和着狼嚎似的叫嚷：“抓住她——穿短裙的——抓住她！”汪福云机警地绕过大街，穿进小巷，拐到僻静的胡同里，躲入一对善良的夫妇家里，被收留隐藏下来了……
汪福云正在大风大浪里搏斗的时候，她的父兄坚决不让她“当共匪”、“落草寇”，一封封家书谎称她母亲病重，要她速回。她毕竟是羽毛未丰的燕子，拍拍翅膀真的回来了。从此却进了牢笼，再也飞不出去。她的父兄把她锁在房里达一月之久，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硬要她同农村一个财主的儿子结婚才罢休。她对她以往素不相识的男人没有感情，如同豆腐渣贴年画，一点也粘不拢。不久，从乡下跑回城里，想方设法寻找革命队伍。但是，时局紧张，瞬息万变，找不到党组织。于是她单人生活，做起了油盐酱醋的小生意，兼织线袜，很快手头上积攒了一些钱。她不忘记党的培养教导，到了抗日初期，多次通过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的郭述申，捐款支援革命战争……
汪福云翻着翻着信件，似乎耳边响起了古怪的议论，“汪大婆，你是对革命有功劳的，应该找政府好好照顾照顾。“你呀，就是傻，做了那么多好事怎么不告诉人家？”
“扑——哧”，“扑——哧”……这时，她真的听到微弱的声音。原来是放进筲箕里的虾儿连连跳出几只，正好跳到旁边的一口小水缸里。她起身用篾撮把它们捞了起来。对着这些有着旺盛生命、水族世界弱小动物的英雄，颇有感触，自言自语地说：“我甘当一只无名的小虾，它浑身是明亮的。”
随后，回到桌旁，整理刚才翻乱的信件。谁知，她从这些信件中发现了“新大陆”一张模范教师的证书夹在里面。这张证书，刻画着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却干出了可歌可泣的一番事业……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孝感城解放了，她止不住一行行狂喜的热泪。五月一日她就把小店的固定资产连同货物，统统变卖，加上平日积攒的存款，一古脑儿拿出来，决定倾囊办学。她聘请了三位失业的知识分子当教师，选择了城关附近的一个破庙为校址，动员群众帮她把“老对头”——丈夫家中的楼板撬下来做桌椅，动员周围老百姓的孩子入学。
这时的汪福云，年已四十，但青春焕发，踌躇满志，她将兴办的学校，取了个雅号，名曰“之初小学”。她既是学校的当然校长，又是教员，也是后勤主任。除了供给聘请教师的吃穿，还供给学生的书本。她立志要按延安抗大的办学方式，教育新中国的一代青年，成为建国的栋梁之材。就在这所学校里，每当晨光熹微，学生入校后，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当红日西沉，快放学时，学生有一节劳作课，整地、种菜、浇水……这所学校，整整办了一年，才被国家接收列为公立小学（现已发展成为孝感市第八中学）。那张证书就是被继续任教时荣获的。
就是这样一位雪压坚贞一片心的善良妇女，一九六八年也被文化大革命的列车带到了泥坑，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她被当作叛徒，押送到一个偏僻的农村劳动改造。那时，她年近花甲，孤苦一人，油盐柴米、锅碗瓢盆、每天吃水，都得靠自己，一直在乡下改造了四年，才被收了回来，安排住在一间破乱不堪而又十分潮湿的屋里至今。但她没有空幻的忧郁，没有奇妙的奢想，而是忠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习惯于自己的艰苦生活。
这天上午，汪福云一直被历史的见证物陶醉得不思饥渴，反而觉得余香满口。她顾不得吃午饭，只是理了理花白的头发，在干干净净的、可以看出折叠皱纹的宝兰色棉罩衣上，套了一件黑色毛线领褂，下身穿藏青色的棉裤，那布面是买来白色丝绸的零头加色染了的，上面苍劲挺拔的翠竹图案历历可见。她的一身穿着，极好地衬托出一位洒脱、乐观、刚直而又颇有文化修养的老年妇女形象。
汪福云匆忙地来到汤七姑的家。七姑也换了一身节日的服装。她俩没有停留，径直来到市委小会议室。这时还不到下午三点。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会议室的大门对壁，在“振兴中华，群星争辉”的大条幅下面，坐着一排青年男女，拥簇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她，是谁呢？
胡梅芝
胡梅芝，七十八岁，前几年患风湿性关节炎，致使下肢瘫痪。她接到市里通知后，拼着老命要来与郭老见面，是由孝感车站乘三轮车到城关北门，再由儿子、媳妇、侄儿、侄媳艰难地轮换着背来的。她把在家移动身躯、全靠双手扶着那尺余高的板凳也带来了，到市委院里，高低不要儿子、媳妇再背，觉得“丢人”。她要显示自己生命力的强大，不依附别人，堂堂正正地“走”进会议室。
汤七姑和汪福云来后，肩并肩地坐在进门不远的藤椅上。她俩不认识胡梅芝，没有一句交言，但彼此不时用目光对视交流着期待的情绪。
下午接近四点，郭老在地委、行署和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满面笑容地来了。一进门，很快就认出了汪福云，连忙说道：“云妹，你好？”当她发现紧挨着汪福云的就是汤七姑时感到十分惊喜：“你俩的身体，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汪福云和汤七姑全神贯注凝望着景仰已久，盼望已久的亲人，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在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中，隐藏着弦外音：“您老的身体不也是很硬朗！”
郭老七十九岁，步履稳健，精神焕发，穿着一件黑色的毛哔叽大衣，袖挽的缝合处有几寸长脱了线，仍然不减当年儒将兼武将的丰姿。汤七姑和汪福云同龄，比郭老小四岁，都是耄耋之年，都是如此康健。生活的奥秘在哪里？正如古人所言：“人从虎豹丛中健。”他们是在荆棘丛中走过来的，是在暴风雨中闯过来的，是在险恶的环境里斗过来的。
郭老异常兴奋。倾刻之间，似乎忘记了一切。他问汤七姑：“生活过得怎样？”问汪福云：“有什么困难？”说着说着，突然想起一个人：“胡梅芝怎么没来？”
“来了，她在后面。”市里同志答。
郭老急忙起身向后面走去。胡梅芝见他走拢来，泪如雨下，哭泣着对他说：“兄弟，看到您，就象看到您哥哥。”
“我很想念您呀，嫂嫂。”郭老挨着她坐下来，安慰地对她说。
“我也想念您，身子不能动哟，要不，我要到北京去看您。”
短短的对话，饱含着金子般的真情，白玉般的实意。在座的同志无不被这个扣人心弦的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
“看到了您就象看到您哥哥。”胡梅芝的话，再现了当年的动人情景。郭述申在武昌读书时，每年暑期一半时间的晚上，是在胡梅芝家度过的。他和她的丈夫范立夫，形影不离，倾谈革命，攻读马列，琢磨良策，向往光明。有时甚至跟立夫同床共枕。胡梅芝清楚地记得，那时的郭述申，潇洒风趣，爱开玩笑，常对她说：“嫂嫂，我把哥哥‘拐'走，你不怕孤单吗？”每当梅芝听到这话，便抓住他的金牙取笑予以“回敬”：小心‘亮花虫’咬了你的舌头。”
郭老看到了胡梅芝，更是情不自禁地陷入了辛酸的沉思。他也清楚地记得，儿时与立夫嬉戏，一次受罚被他打了屁股。一九二三年，他考入建国豫年后援会临颖军官学校。那时，他酷爱书法，对汉魏碑贴很有研究。假期回到家乡，喜爱劳作，常常在田头向乡邻们讲《水浒》中劫富济贫的英雄故事。一九二七年初考入湖北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坚信革命最后必将胜利，写下了豪迈的诗篇：“杼轴频频付大东，许多猿鹏变沙虫，如何又把苍生血，染得河山一片红。”郭老对大家说：“我最后一次见到立夫，是一九三一年。那时我到红三十一师开会，他当了参谋主任。他英俊、勇敢。可惜被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葬送了宝贵的青春……”郭老竭力抑制自己悲痛的感情，语重心长地抚慰胡梅芝：“您到了这大的年纪，要保重身体，争取多活几年。”
胡梅芝连连点头。这个倔强的老人，虽说青春消逝在乱离中，却从来没有一缕的悔恨。她丈夫投身革命后，孤苦一人。白天出门，她要在脸上涂上锅烟灰，装扮似鬼脸；晚上进门，生怕绊动树枝掉下一片落叶。
一九二八年的端阳节这天，伪县长刘敏芝派爪牙来她家，要她交出她丈夫。胡梅芝说：“立夫有胳膀有腿，他到哪里去，我怎么知道？”敌人恼羞成怒，把她打得遍体鳞伤。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敌人再次到她家来抓人，胡梅芝逃脱了，结果抓走了立夫的弟弟范卓夫。
正值火红年华的胡梅芝，处污浊气氛之中，不为世俗所染；在深重的压迫之下，九鼎难移坚贞。罪恶的旧社会欺凌她，摧残她，打击她，她始终是一朵傲霜的红梅。“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她不仅挣扎着看到了祖国的解放，而且还能目睹举国上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她脑中蕴蓄着丰富的感情，内心贮藏看胜利的骄傲。这次来看郭老，还特地将徐向前元帅给她家的亲笔信带来，以备郭老询问。
那是一九八二年春天，她的弟弟范卓夫（梅芝的儿子是卓夫的儿子过继给她的)见哥哥立夫四月十一日（农历三月十八)八十诞辰的日子快到，他要举樽奠祭，自己准备了一篇祭文：
“吾兄范文杰，号立夫，又名范沱。青年壮志，曾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二十一条，走上街头，宣传爱国。一九二七年清明节前，‘走向人生新路’，投身革命洪流之中。自此以后，全家屡遭抄洗，饱受摧残，苦不堪言。嫂弟人等，日里夜里，醒里梦里，盼望苦去甜来，合家团聚，欢庆胜利。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解放后得知兄壮烈殉职，家人悲痛欲绝。时至今日，诚如兄诗中之言：染得河山一片红，英灵所知，必含笑九泉。值此兄八十诞辰之日，弟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特备薄酒，敬奉尚飨。吗呼哀哉！”
他想使祭礼增添庄严隆重的气氛，托郭老转给徐向前元帅一封信，盼望徐帅给他哥哥题词。他没有料到，徐帅看了信后，很快作了回复，信是这样写的：
“范卓夫同志：三月二十九日来信收到，特复如下。
范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细致踏实，对同志谦虚和气，坚持原则。不幸于一九三一年被张国焘的肃反错误路线与许多同志一起被杀害了，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在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五年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已予平反昭雪，载入烈士史册。范沱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不死！请你和嫂夫人等节哀，保重身体为要。
事此敬复，顺致
革命的敬礼
徐向前手启四月七日”
徐帅的这封信，对范立夫作了高度的评价，对烈士家属寄予了深切的关怀，郭老是知道的。因为这封信也是经他之手转寄给孝感县（当时未改为市）民政局，然后由民政局转交给胡梅芝的。同时，他也给胡梅芝写了一封信，深表对范立夫“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敬仰之情。现在，徐帅和他写的信再现眼前，感到异常的欣慰。以不屈不挠的牺牲赢来光明今天的烈士，就是值得永远怀念和颂扬，烈士家属就是应当受到敬重和关怀。他对市里的同志说：“孝感对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的。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就不少。你们要珍惜这个光荣啊！”
这是一次多么不寻常的相会！它是聚光镜，半个多世纪以来，相互的祸福、忧喜、悲欢、哭笑，展现于一时；它是放大镜，透过这一隅之地的窗口，看出我国人民自信、坚强、豪迈、追求，在血与火、汗与力的斗争中，把握时代前进的总趋向。
郭老参加革命时，彼此乌发红颜，今日相逢，均是白首脱齿。但是，我们的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民不聊生，山河破碎，如今云蒸霞蔚，鹏程万里。万千个深沉的寒夜换来黎明的欢聚，大家该有多少心里话要说，然而，时间是无情的，哪能抒尽胸中的无限情谊。古人说得好：“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饱经沧桑的老人，难舍难分的惜别情丝，淹没在大家欢送的热烈掌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