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当忙军的时候
廖 盛 敬
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参加红军，到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时，在红军部队里生活、战斗了四年。我经历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曾先后三次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跨越了八千余里的艰难历程……
我要当红军
一九三三年十月，红四方面军涉汉水，过秦岭，翻越大巴山，来到了我的家乡——四川省万源县白羊庙区。
天高云淡，秋实累累，川东北大地普照着一片金灿灿的阳光。山水沸腾了！根据地的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创建红色政权，欢送亲人参军…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到处充满了胜利的欢笑。
一天中午，我作为一名裁缝学徒参加了乡里的工农代表大会。会上，我找到了来区里扩红的干部。我再三请求他，说：“我也要当红军”。他见我身个矮小，瘦弱，就笑了笑，问我说：“你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我叫廖盛敬，已经十八岁了。”
“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
“给我爸、叔叔和哥哥报仇！”
“家里还有人吗？”
“我孤身一人。”
“家住哪里？”
“家……没有了，我没有家。收下我吧……”
不等他再问，我满肚子的苦水早已翻腾开了，鼻根一阵酸，憋了半天的泪水再也忍不住，簌簌地直往下淌。
石塘坝是白羊庙东南的一个小集镇，我家离石塘坝不远。打从我生下来，家里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亩把水田、二亩旱地和两间小茅屋，全是租赁外村一个王姓地主的。在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之下，一家人终年辛勤劳作，结果还是丰年难保半年粮。碰上歉收年，那日子就更加凄惨、辛酸了。从六岁起，我就给地主放牛，十二、三岁开始打短工、背矿石、砍柴糊口，小小年纪便已经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了十几个春秋。
我祖父去世很早，五岁那年又死去了母亲。父亲和叔父务农为业，一生勤劳朴实，品性刚强，为人正直。一九三〇年，他们在王维舟、李家俊等人的带领下，参加了党领导的川东北第一次农民起义。叔父在战斗中饮弹身亡，父亲于起义失败后惨遭军阀杀害。我和胞兄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反动派关进了石塘坝监狱。哥哥未能在反动派的屠刀下逃生，我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我好不容易逃脱虎口，可回家一看，年逾古稀的祖母因经受不住家破人亡的打击，披着满头白发，也颤巍巍地流落去他乡。从此，我便孤身一人，无家可归了……
“好，红军欢迎你。”那位红军干部听我诉说了苦难的家世，忍不住伸出一双热乎乎的大手，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转战川东北
到部队以后，经过一个月简单训练，我被分配到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三营七连九班当战士。这时，四川大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空全省之兵，集二十余万人马，分为六路，气势汹汹地对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围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扛起一支汉阳造步枪，背着小竹笠，同战友们一道投入了艰苦的反击“六路围攻”的战斗。
平生第一次参战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被一名老战士带着，跟着他趴在战壕边。开始，还觉得十分新奇，可是一听到子弹的呼啸声，紧贴着壕壁的心就突然蹦蹦跳个不停。待到后来敌人的迫击炮打响时，情绪就更紧张了。然而，首长和老战士们的那种镇定自若的神态又深深地感染着我。我看到他们都把八角帽掀到脑后，手握钢枪、红缨刀，随时准备跃出战壕，冲向敌人。渐渐地，我也感到不那么害怕了。
打了两仗以后，我的胆子也壮了。第三次战斗是在长坝剿匪。那一带有二、三千名匪徒披红挂绿，自称“神兵”。他们被军阀收买了，与敌人沆瀣一气，经常与红军作对。在我们反击六路围攻的紧急时刻，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捣乱。一九三四年二月间，三十六团奉命去长坝地区剿匪。我这时已调到连部当传令兵。夜间，队伍从罗文坝出发，溯河北上，走了一整夜，拂晓以前到了长坝外围。匪徒们就住在长坝街上。团长派了一排战士在街口打了一阵枪。枪声响过，二千多匪徒就不分队列，不讲战术，象马蜂一般，嗡地一声冲出街口。他们挥舞着铁刀、木片，口中念念有词：“打不烂，杀不进，观音老母来救命！……”来势凶猛，有的竟冲到了我们的阵地前沿。匪徒们乱蹦乱跳，乱喊乱叫，步枪不好瞄准，我们就用机枪扫，用刺刀捅。他们见人被打倒，血流满地，知道符咒不灵了，这才往后撤。嘴里连连嚷道：“不好了，不好了，红军有了破神法！”从此，这伙匪徒就再也不敢与红军为敌了。
长坝战斗结束后，我被调到十二师师部交通队当传达兵。刚去师部报了到，著名的“万源防御战”就打响了。师部迁到万源城东大面山附近的悬主殿，张才千时任十二师师长。
大面山海拔一千五百米，山高谷深，坡陡壁峭。山上布满原始森林，白沙河从山下流过，是红军保卫万源县城的天然屏障。防御战历时七十余天，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罕见的，也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少有的。战斗最紧张的时刻，是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
刘湘出动一百四十多个团，花销上千万元经费，还请了一个毫不知兵的江湖术士刘从云，充任高级顾问攻打万源，其中用于直接围攻大面山的兵力五十多个团。而红军部队，总共不过十多个团的人枪。
敌众我寡，武器也不如敌人。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吓倒。战友们把一片片的大树砍倒，把园木和石块堆放在险陡地带，在山上构筑了十几道堑壕，吃在阵地上，睡在堑壕里，居高临下，严阵以待。
七月十六日上午，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地向大面山发起了五、六次冲锋，黑压压一片，猫着腰，缩着脖子，一个紧跟一个，一直冲到红军阵地前沿的山坡上。突然，堑壕里轻重武器一齐怒吼，滚木礌石倾泻而下，打得敌人抱头鼠窜，鬼哭狼嚎。红军勇士们跃出堑壕，挥动大刀，猛追猛打，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染山林。
八月的川北，盛暑高温，阴雨连绵。腐败敌尸的臭味和刺鼻的火药硝烟混合在一起，在阵地上空弥漫飘浮。八月六日，天刚放晓，敌人发动了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猛攻。战士们早饭都来不及吃就投入战斗。一连打了两天，一个偌大的山头，几乎没有一块未炸翻的土地，没有一株不焦枯的树木。师指挥所转移到离阵地只有一、二百米的前沿，军、师长上了火线，团长带着连队冲锋。堑壕打垮了，来不及垒石筑土，就拖来敌人的尸体，堵住堑壕豁口，盖上浮土，架上枪支，等待着敌人冲锋。七日下午，敌人开始溃退了，战士们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肉搏，大刀刃口砍卷了，刺刀捅弯了，一直把敌人赶过了白沙河
“万源防御战”胜利了！从此，四川军阀魁首刘湘便一蹶不振，我们也从防御转为反攻。一九三四年九月，反“六路围攻”战役以红军的胜利而载入了史册。作为一名战士，我在红军队伍里恰好度过了第一个年头。
在我军民欢庆胜利的凯歌声中，许世友同志从九军调来红四军担任军长。全军移驻到万源县东南的白沙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编训练。
在此以前，我不认识许世友军长，但是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传说他身怀绝技，能飞檐走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只要他站在阵前吼三声，对面的敌人就吓得拉不开枪栓，迈不动双腿。我终于见到了这位传奇式的红军将领。每次召开军人大会的时候，他总喜欢双脚蹬在一个方桌上，横腰紧紧地扎一条宽布带，一只手插在布带上，一只手不停地挥动。他就这样给大家讲话。话虽不多，但听起来字字千钧，铿锵有力，几句话就能把战士们的劲头鼓得足足的。
整训期间，我奉调到军部电话队学习了一段时间，就回十一师改做电话员，负责师首长与军部的通讯联系，也就是在白沙场，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白沙场一直住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月上旬，我军奉令撤离万源，向西转移。下旬抵达嘉陵江边。嘉陵江是四川境内四大河流之一，水深流急，江上没有桥，所有船只都被敌人或劫持到西岸，或就地被击沉烧毁。红军要渡江西去，嘉陵江确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天险。
西渡嘉陵江
方面军所属五个军陆续开到嘉陵江边。总部决定于拂晓渡江。因为四川军阀久以“双枪将”驰名中外；一支烟枪，一支钢枪。敌人彻夜抽大烟，拂晓睡大觉，正是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妙机良辰。三月二十八日拂晓，渡江开始了。方面军第一梯队三个军，分批乘坐三十余只自制木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江去，犹如无数把锋利的钢刀直插西岸。我们军是第二梯队，在塔子山渡口过江时，方面军总部工兵连已为我们在江上扎起了座竹制浮桥。十几架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扫射，炸弹在浮桥两侧掀起一股又一股水柱。军、师首长屹立在桥头，挥手招呼部队过江。先头部队正在西岸与敌人激战，火网映红了嘉陵江上空。我们在枪声、火光、水柱中间迅速而有秩序地冲向西岸。强渡嘉陵江成功了！
部队继续西进。这时，我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回转头来，想在朦胧的晨曦中再看一看江东的大地，看一看我的家乡，看一看我们为之奋斗了两年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渡江前夕我在苍溪县看到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房屋烧毁了，粮食烧焦了，水源被破坏，满城乌烟瘴气，遍地狼藉。难道我们再不回去了？以后我才知道，张国焘恶习难改，这一次又重演了放弃鄂豫皖苏区的故伎，轻易地葬送了川陕边革命根据地，使我军又一次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过江以后，各路劲旅迅猛地向敌纵深及其两翼进攻发展，先头部队扫除了西进的障碍，开进了剑阁县。十师师部住在剑阁境内一个名叫金县场的小镇上。刚住下来，就传来了先头部队在王树声、李先念的率领下，夺下了剑门关的消息。
敌人一触即溃，不战而逃，一直退到盐亭、梓潼、江油一带，企图构筑新的防线，阻止红军西进。战士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了攻打江油城的准备。江油城在涪江西岸，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是川西北的富庶之地，也是成都的北方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二十九团渡过了涪江，在离江油几十里路的地方阻击援敌。
由于缺乏攻城武器，江油城久围不克。我军主动撤离了江油、中坝地区，继续西行，渡过岷江，攻占了松藩、茂县和理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住在松藩南部的山沟里，沟壁上有明显的地震折皱痕迹。
队伍很快就离开了松藩，来到了沙坝。这时，我从二十九团回到十师师部。沙坝地区汉人少，藏胞多，住房奇缺。沙坝镇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寨子，估计不下二百户人家。我们离开沙坝时，寨主扬言要扣留红军的武器，否则不让通过。几经谈判，达不成协议，逼着我们打了一仗。他们打仗很勇敢，开始还一窝蜂地围上来抢我们扔过去的手榴弹。炸死了他们的人以后，才感到害怕，不敢再抢了，并给手榴弹取了个别名叫“生人炸。”意思说红军是手榴弹的熟人，红军背上它不炸，专门炸他们那些与手榴弹不熟的“生人”。还把我们攻打寨子的迫击炮叫“找人炮”，专找寨子里人多的地方轰。
打开了寨子，李发义政委带领十师师部和二十九团，折向西北，向黑水、芦花进军，黑水、芦花是藏胞聚居的地区，生活习惯更原始，喜欢吃生牛羊肉。他们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司的煽动，天天找我们纠缠，经常武装袭击红军。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土司武装异常骠勇强悍，武艺高强。据说他们夜间用打香火的方法练习射击，三枪打不灭香火，即被土司视为废物，装进麻袋投入河中。因此，多数人练就了一身弹无虚发的硬功夫。战斗受伤了，只要他不倒地，就扯把青草塞进流着血的伤口，继续向前冲。红军大部队经过时，他们不敢妄动；一旦发现了红军零散部队，他们就会躲在丛密的树林里袭击，用枪射，用马刀砍。我们一边动员当地懂藏话的汉族通司向他们喊话，避免双方流血；一边十分警惕地提防，回击土司武装的袭击。
这段时期，我们不仅要同被反动派煽动起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作斗争，还要克服粮食匮乏，医药奇缺的困难。部队减员逐渐增多了，沿途都有因饥饿、病残而掉队的战友。他们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向北行进。八月初，我们到达了毛儿盖附近，茫茫无际的大草地，仿佛是一个猜不透的谜，莽苍苍的，横卧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了。
往返过草地
两河口会议以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松藩战役计划》，准备迅速、机动、坚定地消灭盘踞松藩地区的胡宗南部队，继而经松藩以北绕过大草地进入甘南。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拖延了向毛儿盖集结的时间，使胡宗南的主力趁机调集松藩。红军丧失了进军甘南的良机，不得不改道北上。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进入了大草地。四军是右路军的后卫，十师师部和二十九团又在四军尾部担任“收容队”。所以，我们从黑水、芦花折向西径直踏上了纵横百里的沼泽草地。走了一段，来到了马塘山脚下。马塘山顶终年积雪，气候寒冷。
翻越了马塘山，草地的“庐山真面目”便呈现在红军战士们的面前了：茫茫无际，一望无涯。蒲团似的杂草东一丛西一蓬，好象在污水烂泥中浮动，渺无人烟，毫无生气，也没有道路，只有一道道被踏倒的草丛可以依稀辨认出先头部队留下的零散的、时隐时现的脚印。
前进的道路无比艰险。但是，听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我们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就走在我们队伍的前面，红军指战员们便勇气倍增，精神抖擞，谁也没有在草地上畏葸。
翻过马塘山后的第二、三天，忽然传来了停止前进的命令，限我们立即回头，再次翻过马塘山，南下打回四川，建立川康边根据地。当时，我们不可能知道南下的真实意图，更不知道这是张国焘又一次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径。张国焘一伙为了欺骗和蒙蔽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一方面利用了四川籍战士的家乡观念，一方面在部队中公开散布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不满情绪，恶意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污蔑党中央带领一方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他们指使人写了一支歌，歌词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右倾逃跑……”在四方面军战士中普遍教唱，并扬言要对抵制南下的同志“给予纪律制裁”。但是，尽管张国焘一伙耍尽了花招，滥施淫威，还是有许多同志想不通，有意见：为什么要回头南下？为什么要与党中央分开？南下往何处去？几万红军战士垂着脑袋闷着头，一边思索，一边跟着往南走。
秋风萧瑟、百草凋零，天上布满阴霾。我们由“收容队”变成了“打前站”。在李发义的带领下，我们重新翻越了马塘山，退出草地，直奔西南。九月下旬，我们到了卓克基。
从克光基往南，经过盛产卷烟的金川，我们到丹巴与四军军部汇合了。不久，我从十师被调回军部。
在松岗，张国焘这个阴谋家再也按捺不住他的分裂野心，彻底地撕掉了伪装，暴露了他的狰狞嘴脸。他悍然宣布成立了所谓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少共中央”等机构，并恬不知耻地自封为中共中央主席，公布了由他指定的中共中央委员名单及其各项任职，串演了一场丑恶的历史闹剧。为了在川康边境建立他的“独立王国”，先后发起了绥()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秋冬之交，冷风瑟瑟，寒气逼人。战士们缺衣少食，加之两过草地，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而敌人枪多兵足，以逸待劳，形势对我们愈来愈不利。纵然依靠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些战役性的胜利，但红军难以摆脱被动碰壁的窘境，伤亡惨重，元气大损，无法再战。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红军只有撤出战斗，被迫西移。
我在丹巴调到军部以后，就一直与另一个电话员跟着军政委王建安，来回两次渡过大金川，先后翻越了两座著名的大雪山夹金山和党岭山。大金川是大渡河的上游，两岸悬崖陡峭，河床石多水急。在这样的水情下渡河，木船无济于事。否则，撞上礁石，船破人亡，连尸首都会被旋涡激流卷走。我们找来一些牛皮筏子，状如半截鸡蛋壳，浮力大，有弹性，碰上礁石打个旋，还可以继续划。
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莽苍苍地横亘于金汤和天全之间。坡陡路险，半山坡荆棘丛生，无路可走。山顶冰雪堆积，白皑皑一片，令人目眩胆寒，望而生畏。头天傍晚上山，第二天抹黑下山。经过草地的两次折腾，战友们大都体力虚弱，平地行走都十分困难，何况爬雪山？不少同志就在夹金山上与战友们永别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撤离了天全、芦山，经达维、懋功被迫向西康，甘孜一带转移。南下以来连连碰壁的事实，使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同志认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出路”，“还是党中央的方针正确”。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呼声日益高涨。
转移去西康
西移途中，我们再次回到了丹巴，再向西，“万年积雪”的党岭山宛如一头白色巨兽拦在我们前面了。党岭山，主峰高五千四百米，山顶终年积雪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端，常有暴风雪的袭击，翻山是异常危险的。
一天下午，我们在雪山脚下吃了一餐为数甚少的土豆、青稞和野菜，整装上山了。吃饭的时候，军部传达了总部规定的翻山纪律：一，不准途中坐下休息；二，不准随便说话、唱歌、更不准放枪。长龙般的队伍沿着蜿蜒崎岖的山径，无声无息地向上攀登。树木渐渐稀疏，过了半山腰，就再也难见到一株草木，队伍钻进了白雪遍地，烟云缭绕的境地。厚厚的冰雪复盖在望不到边的山地，反射着刺眼的白光。队伍在雪地上艰难的行进，头上被阴湿的白雾笼罩着，窒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大家一个挨着一个走，静悄悄的，一手拄着木棍，另一只手互相搀扶着。走不了多远，就被迫停下来喘一阵子气，一百步、五十步……到后来每走三、四步都得停一停。停下时，也只能站着。倘若一坐下去，就有可能永远站不起来。单军衣汗湿了，被山顶的冷风一吹，很快结了冰，硬硬的，贴着身子，磨得生疼，冻得揪心；双脚几乎失去了知觉，多数人的脚趾冻裂了，鲜血渗透了裹着脚的破布和草鞋，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印。
我背着电话机，拽着一匹骡子的尾巴往山上爬，这样省力多了。后来骡子也走不动了，闹不好还有可能滚下来压住我。我只有离开它自己走。越走越吃力，有许多地方竟是爬过去的。
爬山途中，我亲眼看到许多同志拖着虚弱疲惫的身子在雪地上挣扎着前进，突然“扑通”一声倒下地，等到战友们过去搀扶他时，他却已经紧紧地闭上了双眼。眼睁睁地看见这些朝夕与共的同志默默地离开了我们，我和战友们的心情是多么沉痛啊！我们无声无息地从这些长眠在雪山上的同志身旁走过，低着头，默默地用双眼向他们告别。没有泪水，没有哀词，连最简单的悼念仪式也不能举行，甚至要在遗体旁多静默一刻也不行。然而，这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捐躯的英雄们的形象却永远没有离开我们，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经过一夜的生死拼搏，破晓时分，我们终于爬上了顶峰，党岭山被红军健儿踩在脚下了！此刻，触目寒胆的大雪山在战士的心目中似乎变幻成另一番可爱的模样：片片白云，飘飘渺渺，绕着山头轻轻掠过，满山银装素裹，晶莹剔透，犹如琼玉世界。在晨曦熹光下闪烁，显得分外巍峨妖娆。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然而，我们在翻越大雪山时，体会正好与此相反，下山省力多了。不少人就坐在平滑的雪地上往下溜。有时，后边的同志滑快了，蹬到了前边同志后背，立刻就会爆发出一阵哄笑。我见到一位炊事员，坐在平底锅上往下滑，不小心撞翻了锅，一下被甩出了一、二丈远，吓得我们直吐舌头。
翻过了党岭山，我们经道孚、炉霍向西南疾进。三月中旬，红四军攻占了瞻化县城（今新龙县）。这时，部队减员过半，总部命令我们在这里整编、训练和筹集粮草。这次整编，总部组建了骑兵部队，许世友调任骑兵司令，王建安调任独立师师长兼政委。陈再道、王宏坤二人分别担任了四军军长和军政委。
瞻化有个喇嘛，姓罗。国民党西康政府为了收买他，给了他一个机炮连和一个步兵连的武器装备。罗喇嘛拉起了这支地方武装以后，在当地飞横跋扈，欺压藏胞，并扬言要与红军作对。我们进驻瞻化时，他挟持着当地藏胞躲进瞻化城后的大山里，给我们留下了一座阴森森的空城。红军的民运部门找到几名通司，请通司用藏语向藏胞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过了几天，少数躲进山里的瞻化居民开始陆续回城了，不抓住罗喇嘛，仍然不能彻底消除藏胞的顾虑，我们的群众工作便无法开展，筹粮也势必成为一句空话。我当时曾经几次目睹过这样的情景：红军忽然发现了一堆粮食，但因为无法找到粮食的主人，所以，尽管战士们饥肠辘转，饿得头昏目弦，却不能违犯红军的纪律，动用一颗粮食。一天深夜里，红军派部队包围了罗喇嘛的住地，抓住了罗喇嘛。军部首长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并让他骑着牲口，派人护送到甘孜总部。
罗喇嘛的武装被打散后，步兵连的武器几乎全被藏民弄走了。红军为了照顾与当地群众的关系，也没有清缴枪支，只保留了机炮连的武器装备。
我们与当地的群众关系十分融洽。红军战士们向藏胞学会了打稓粑、煮酥油茶和捻毛线，同时用洗澡、洗脸的卫生习惯去影响他们。当时，瞻化的藏胞吃饭用手抓，睡觉不用床，席地而卧，也不脱衣服。一身藏袍，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兼作被盖。而且，一妻多夫制的习俗在这里还颇为普遍。
我们在瞻化住了三个多月，体力稍有恢复。六月下旬，红六军团从湘鄂西辗转北上，到达了瞻化地区。四军的全体指战员热烈地欢迎来自湘鄂西的战友，捧出了最好的粘粑，端上最香的酥油茶招待他们，并把我们亲手打的草鞋系在战友们的背包上，把我们亲手捻的毛线塞进了战友们的背包里。他们在瞻化稍作停留后，立即奔向甘孜。随后，我们也奉命撤离瞻化，驻进了甘孜东边的朱倭镇。
北上寻真理
甘孜会师之后，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使张国焘被迫同意从甘孜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各部队开始筹集粮食、草鞋和衣物，为第三次穿过草地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甘孜地区土地贫瘠，居民稀少。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又突然云集了五、六万大军，粮食困难是可想而知了。因此，能筹集到一点青稞面就很不错了，衣物则根本无法筹备，甚至连打一双草鞋都十分困难。没有麻绳，有人就忍痛脱下缀满补钉的破衣，撕成一条条的布巾来编制草鞋，而大多数同志为了过草地时多一件御寒的衣服，连一片布襟都不忍“割爱”，所以只得穿上仅有的一双草鞋上路了。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然而，此时的红军却是处在粮草无法先行的困难条件下，踏上了北上的征程。部队分为三个纵队。我们十师编在左纵队，此时我在师部担任电话班长。七月三日，左纵队跟着总司令朱德同志从甘孜等地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渡过葛曲河，开始进入了草地。
部队在草地上蜿蜒前进。远望，草地无边无际，似茫茫大海；近看，一洼洼的污泥浊水，泛着暗褐色；一团团的杂草、繁芜蔓生；草团在污水中间，好象污水在流动，又仿佛草团在水中游弋。没有道路，也不知道哪一块水草下面隐藏着淤泥陷坑。战士们三五成群地结伴而行，一忽儿向左拐，一忽儿朝右摆，一忽儿又往前跳。行走非常困难，精神极度紧张，一开始就把人整得精疲力竭。
草地上，电话用不着了，但电话机还得带上。一部电话机、两枚大电池，再加上武器弹药、粮食被服，每个电话员都要负重三、四十斤。背上这么些东西在草地上行走，每迈进一步，都得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晚上，要宿营了。渺无人迹的草地中根本不可能出现村舍，就连一块大一点的露营地都不易找到。好在出发时，我们通讯队每排都带了一个小帐蓬，有时就占据一个小土包，就着土包上的几株小树扯起帐蓬；有时方园几里都见不着一个土包的影子，只得在潮湿的草地上用木棍把帐蓬支起来，从身上脱下外衣垫在地上，倒头就睡。第二天清早爬起来，从地下揭起衣服，湿漉漉地挂满了小水珠。
进入草地的时候，正是七月中旬。但是在草地中的十几天里，我们又好象一次又一次轮番地渡过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天气说变就变。一天之间，时而烈日炎炎、酷暑蒸人，犹如三伏光景；时而冰雹骤下，寒风刺骨，好似数九严冬；时而彩霞满天；时而暴雨倾盆。战士们身上的二、三件单衣，难以抵御凛冽的寒风。有天宿营时，骤然下起了鹅毛大雪，狂风撕掀着帐蓬。战友们在料峭刺骨的寒流中，用冻得僵直的双手紧紧地扯住蓬布，背靠背地偎挤在一团，相互靠体温取暖。我们班有位年轻的战士，病了好几天了。此刻冻得嘴唇乌黑，牙齿磕得嘣响，大家让他偎在人群中间，用身体替他抵御寒风。翌日黎明，风平云静，朝霞满天。当部队动身出发，战友们过去搀扶他时，却发现疾病和寒冷已经夺去了这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越往前走，困难越多，最突出的困难还是吃饭问题。在朱倭镇出发前夕，我们仅筹集到有限的一点青稞，沿途又得不到补充。进入草地时就已经所剩无几了。二、三天之后，几乎所有战士的粮袋子都是瘪瘪的，有的已经将粮袋翻过来，把粘在粮袋上的粮屑都抖落在野菜锅里了。为了胜利到达陕北，战土们在草地上挖野菜、刨树根，猎取野物度日了。起初还能在一锅野菜汤里撒一小把青稞麦，不久便只能清水熬野菜了。没有油星，也没有盐味，除了野菜就只有散发着臭味的水，真难以下咽。
后来，连野菜、树根都难以弄到，我们不得不含泪杀掉与战士们相依为命的战马。望着一匹匹倒下去的战马，听着战马临终前的嘶呜，不少战士都忍不住淌下了热泪。战马杀死以后，除了肠肚里的粪便、啃不动的骨头和吃不得的鬃毛以外，连皮带肉，一律吃光嚼尽。战马杀光了，最后连皮带、马鞍子也煮来充饥。强烈刺鼻的苦涩，闻着都使人沤心。但是，为了北上，红军战士们就是喝着臭水，嚼着皮带，坚持在草地上拼搏，前进。
部队休息和宿营时，我常常带领本班的战士四周去寻找野菜。但是，有的战士因为刚学会辨认，加上饿得头昏目眩，免不了把草丛中一些含毒汁的野菜拔回来。因此，时有中毒现象发生。有一次，班里采回来一大堆蘑菇，战士们格外高兴，边吃边喝，说说笑笑。谁知过了一刻之后，就有位战士开始大吐大泻，紧接着全班同志都捧着肚子蹲在地下了，我们这才知道吃进了毒蘑菇。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跋涉，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八月初，我们终于第三次走出了被称之为“绝境”的大草地，到达了巴西、班估地区。
陕北会亲人
穿草地，去甘南，天险腊子口是必经之地。腊子口两边是山，中间夹着一条狭窄的隘口。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蛊惑煽动下，当地的少数民族武装盘踞山头，日夜监守着隘口。他们把滚木系扎在隘口两边的半山坡，上面堆满石头。一旦砍断绳索，石块和园木就会从山上倾泻下来，砸死隘口中的过路行人。为了顺利通过隘口，我们一边请通司向山上喊话，一边调集轻重武器，枪口对着山上，以防不测。
一枪未发，队伍顺利通过了腊子口，进入甘南地区，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到了岷州城下。
绕过岷州城，按原定路线应该跨过陕陇公路，继续北上，去陕甘宁边区与中央红军汇合。但是，张国焘秉性难改，旧病复发，坚持分裂主义路线。他突然命令四方面军部队向西行动，妄图经青海而后去甘北，继续做他的独立王国之梦。部队行至洮州(今临潭)，全军断粮，再走下去，将有遭致覆灭的危险。于是，不得不在洮州停止西进。
洮州有新、老两个城。军部住新城，我们师部和一个战斗团，由师长余家寿率领住在老城。老城外西边有一个小山，我们在山上筑起了防御工事，并布置了一个连队驻守。在城内刚住下三、四天，马中义就率领马鸿奎、马鸿宾等甘肃五马匪徒包围了我们。五马是训练有素的骑兵，地形熟，行动快，气焰嚣张。他们把城西的小山围得铁桶一般，轮番向驻守山头的红军攻击。红军战士们毫无惧色，英勇顽强，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马匪的冲锋。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山上弹尽粮绝，人员伤亡过半，敌人开始突破红军的防御工事了。战友们视死如归，毅然摔断手中的枪支，举起枪托向冲上来的敌人砸去，还有的战士一把抱住匪徒，赤手空拳，用手脚和牙齿与敌人搏斗。阵地上的枪声渐稀落，喊杀声越来越小……第二天凌晨，灭绝人性的匪兵把伤残被俘的红军战士五花大绑，押到老城墙脚下，逼着红军伤员对城内喊话，企图以此动摇城内红军战士的意志。但是，愚蠢的匪徒根本不可能理解红军战士的信念和宁死不屈的情操。他们万万想不到，在他们锋利森寒的马刀下，得到的不是高声斥骂，就是怒目而视。嗜杀成性的匪徒们狞笑着，一次又一次挥起了马刀……
我们用电报向新城军部求援。然而，此时的四军主力已经离开那里，进入陇西一带活动了。军部把老城被困的情况迅速报告了总部，总部即派离洮州不远的九军火速驰援。九军一到，我们便打开城门、里应外合，老城解围了。当撤离洮州时，在西山的尸堆里找到了伤势很重的号兵，他是守卫西山的红军连队中唯一死里逃生的人。洮州突围出来，我们的队伍逼近了渭源城。渭源城内驻有敌军，四周城门被沙包堵死，城墙上堆满着又粗又长的园木，墙垛口架着一排排的枪支。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夺下渭源，这是一场激烈、残酷的攻坚战斗。一天拂晓，一队队的红军健儿背着云梯和火器，从东、南、北三方一齐扑向渭源城墙。急骤的脚步声，惊飞了城外树巢中夜栖的鸟儿。攻城开始了！守城的敌人揉着惺忪睡眼，趴在墙垛边向攻城的红军扫射。一排排的园木从城墙上滚下来，云梯被砸断了，一批攻城的战士被迫退下来。在我方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又一批战士上去了。又被打下来，再次冲上去！经过几小时的激战，红军终于冒着枪林弹雨、滚木礌石，冲上了城头，守敌全部被歼。
部队在渭源休整了一段，随后便跨过陕陇公路，一连几昼夜的急行军，开到了甘南会宁地区。四方面军总部住在会宁城，我们住在会宁东南方的华家岭。十月十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一、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了。至此，我们结束了伟大而艰苦的长征，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消息传到华家岭，红军战士个个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兴奋得流下了热泪。此时，恰好是我参加红军三周年的时刻。回忆我三年来的战斗生活，悲喜交加，感慨万千。喜的是，我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南北转战，征途万里，爬过了雪山，趟过了草地，终于来到了全国人民瞩目向往的地方。但是，想起三年中为革命献身的成千上万名战友，我的心又感到格外沉重悲痛。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会师以后的作战布署第一步是击溃追敌，第二步是集中向北。给我们四军的具体任务是向打拉池挺进，准备围歼敌人。我们离开华家岭北进，昼夜行军，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一连几次，饭刚煮熟，还没端上碗，追兵就赶上来了。炊事员只得把锅一掀，饭倒在地上，挑起担子就走。
离黄河边不远了。忽然，传来了命令，要我们四军不去打拉池，转向靖远上游三角渡口挺进。
由于追兵甚紧，而且渡口已被胡宗南部队控制了，因此，我们红四军和三十一军未能渡过黄河，而是向陕北方向行进。不多久，与党中央派来迎接我们的红十五军团汇合了。此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渡河计划，是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路线的又一次罪恶行径。他继续反对与中央红军会合，企图在河西建立他的独立王国。几个月以后，传来了过河部队惨遭覆灭的消息，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每当我们思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就更增添了对张国焘及其同伙的憎恨。
在中央红军的接应下，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黄雾弥漫、飞沙走石的陕甘边界，到达了甘肃东北部的山城堡，并且参加了山城堡战斗，歼灭了胡匪二万余人，甩掉了这条邪恶的“尾巴”。
十一月底，我们在陕北的定边、盐边一带住下了。这时，党中央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我们四军隶归“前敌总指挥部”。军首长还是陈再道和王宏坤，另派了耿飙同志到我军担任参谋长。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第二天，军首长便带领我们南下了。
三原县整编
我们离开定边和盐边，经甘肃环县、庆阳和陕西的淳化，来到了陕西省三原县北部的口头镇。一进驻地，军首长就进行了战前动员，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在我党政治主张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民族义愤，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亲日派何应钦，立即对西安采取了军事压力，在潼关驻扎了大量的中央军，国民党的轰炸机也在洛阳待命起飞，随时准备攻打西安城。我们这次奉命南下三原，其目的就是为了准备反击何应钦的进攻。
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我党和张、杨商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对于中央这一正确决定，当时我们有很多人思想不通：我们天天喊着要活捉蒋介石，现在蒋介石已被我们捉住了，为什么又要释放他？有的人主张杀掉蒋介石，为死难烈士报仇。经过党中央的耐心说服教育，部队情绪才安定下来。不久，在我们驻地的墙壁上，刷上了“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的宣传口号。
我们在三原住了大半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四军奉命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王宏坤和王维舟分别担任了正、副旅长，耿飙任旅参谋长。三八五旅下辖七六九、七七○两个团，我分配到七七○团通讯队，团长是张才千。
改编工作是在三原县云阳镇进行的。改编前还开了誓师大会。开会那天，下着大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同志亲自到云阳主持了大会。台上的首长和台下的指战员都神情肃穆地站在雨中，没有一个人戴竹笠，雨水把大家淋得浑身透湿。
改编完毕。要换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很多人不愿戴那顶青天白日的大檐帽，还有人把大檐帽系在枪杆上甩来甩去。为了打通战士们的思想，部队首长给我们打了个比方：说红军穿上国民党的服装叫做“里红外白”。譬如一个西瓜，皮（指衣服)是白的，瓤子（指战士对革命的赤胆忠心）是红的，着装国民党部队的制服，这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
在整编过程中，红军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同时宣布取消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中的优秀分子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就是这次入党的。那时候，战士之间，很少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但是，你可以从战斗中看出来，那些每次都冲在最前面的人，肯定就是共产党员。因此，我打入党的那一刻起，既感到了无比荣幸，同时又感到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时刻压在我的肩上。
改编以后，八路军大部队开往同蒲路东，奔赴抗日前线。我旅作为留守部队，北上进驻陇东庆阳一带，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我近四年的红军生活到此结束，八年的艰苦抗战开始了。
(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郭金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