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威
在湖北省应城县城西五十华里的丘陵地带，有一块小小的盆地。盆地上，三股从地底涌出的清莹灼热的泉水，沸汤滚滚，白雾腾腾，远远望去，犹如白玉化云，飘逸多姿。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颂为：“神女没幽境，汤池流大川。”这就是古称“玉女温泉”的汤池。一九三七年冬季，由我党实际领导、以国共合作形式创办的一所抗大式的革命学校——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就建立在这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训练班为我党在鄂中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抗日武装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从此，党在汤池点燃了鄂中抗日的烽火！
一、迎候亲人
汤池训练班的主任是国民党进步人士李范一先生，陶铸同志实际主持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李范一先生和我是在汤池澡堂门前的草坪上，迎接陶铸同志和第一期学员到来的。
为了迎接他们，那些天，我们忙不迭地为训练班师生员工安排食、宿、课堂、操场……各项事务，如同过年一样忙碌和兴奋。李范一先生此时作为汤池训练班的主任，为将汤池这个地方提供给共产党人领导开办干部训练班，也感到十分快意。
陶铸同志和学员们终于来了。他身着布衣，脚穿布鞋，风尘仆仆。虽然四年的监狱生活使他身体瘦弱，但双眼却炯炯有神。他那显示着智慧、胆略与乐观、豁达的革命情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立即将陶铸同志安置在浴室左侧一间小房住下，同李范一先生毗邻。当晚，就在这间屋内，陶铸同志召集训练班学员中的党员开会，布置开学工作。会后，我找陶铸同志单独汇报，陶铸同志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热情地鼓励我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并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认真同李范一先生搞好团结；二、搞好合作社一应日常事务。
二、陶铸同志与训练班师生
训练班开学后的第一天黎明，在凛冽的寒风里，训练班学员驻地——筦子集李家庙的高岗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支队伍在晨雾中跑步，随着东方渐渐发白，九十多名学员组成的队列及人物的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轻人，头一夜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早已消除了旅途的疲劳。只见他们有的穿着大褂，有的是对襟短袄，也有的穿绒线衣，戴呢帽……，穿着虽然是形形色色，却精神振奋，步伐坚定，生龙活虎，就连排尾最小的女同学也不掉队。训练班紧张的学习生活，就从这里起步了。
跑步完毕，在初冬的寒风里，学员们整齐地排列在高岗上，凝神静听陶铸同志讲话。陶铸同志高亢激昂富有鼓动性的语言，鼓舞着青年学员的心。雄壮、激愤的口号响彻上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苦难的同胞们团结起来！”
“抗战胜利万岁！”
......
训练班的教员全部是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来的。他们中间有刘顺元、刘季平、李华、雍文涛、曾志、黄松年、陈辛人等同志。陶铸同志在汤池负责党内外的全面工作，十分繁忙和劳累，但他还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课。他讲课时，声音洪亮，含意深刻，引人深思，很受学员欢迎。
在为期一个月的训练中，学员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刻苦钻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战术、以及如何从事党的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等等。同时也兼学一点合作社章程业务。
陶铸同志要求大家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对于必须搞清楚的重大问题，经常组织学员们进行专题讨论。如“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什么是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最根本保证？“知识分子是否真比劳动人民优越？”等等，在讨论中，大家热烈地、自由地争论着，为探求真理，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军事课则注重实战要求，训练班曾多次举行夜行军和夜袭等军事演习。
经过一个月训练期满后，第一期毕业生就到应城各地实习。陶铸同志和曾志同志穿着草鞋，拄着木棍，冒着风雪到实习点去检查工作。学员们经过实习后，即分配到鄂中各地开展工作。在第一期毕业实习的同时，第二期随即开始。由于第一期训练班的影响，当地许多进步的青年也纷纷要求参加训练班学习。党考虑到当地青年对开展本地工作具有更便利条件，所以在后几期训练班中，除了外来学生外，还招收了一部分当地的革命青年。
训练班办了三期以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挠及种种原因而停办了。但我们党培训干部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以后在武昌办的一期，就称为汤池训练班第四期。此后，党在汤池继续办“临时学校”，一直坚持到武汉撤退。
这些学员一批批毕业后，都按当时计划分配到应城、京山、随县、应山、荆门、钟祥、安陆、云梦、孝感、天门、汉川、汉阳等县去工作，有的还到了鄂南、鄂西北。各县都成立了“合作事业办事处”，毕业的学员去后以“合作事业指导员”的名义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为进一步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同志深入到群众之中，在人民众中花，传播革命的，成为鄂中抗日的中坚；有的则在敌人面前临危不惧、坚页不屈，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训练班学员中有一名特殊的“旁听生”，名叫张谦光。他原是应城县的一个“督学”，是国民党派来“监督”训练班的。可是，他听了陶铸等同志的讲课，受到深刻的教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感到，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应该象“陶先生”那样的共产党人一样，铁骨铮铮，光明磊落，为着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艰苦奋斗，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
当时的张谦光三十开外，他感到以前迷了路，如今明白了，就必须重新开始。就这样，张谦光同志毅然投入革命的熔炉，锻炼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先后担任过应城县长、县委书记、鄂中专员及兴山地委书记等职。他竭尽忠诚，为党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同蒋匪军的一次激战中不幸壮烈牺牲。
三、训练班的经费来源及使用
当时，训练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建设厅拨款。工资按级别统一领来后，每人十五元平均分配，这样就可以扩大使用面。另一部分是周苍柏、杨显东、孙耀华等进步人士自己捐助和向外募来的捐款，据说石瑛也以朋友的名义捐了五千元。我们又向四省农民银行订了五十万元的农贷合同，作训练班的毕业生在农村发放贷款之用。我们发放贷款都以贫雇农为对象，而国民党的合作指导员则以地主富农为对象，群众欢迎我们，不欢迎他们。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法西斯残暴轰炸京山县城，炸死我同胞二千余人，炸伤三千余人，房屋建筑毁坏无数。此时，京山县政府自行瓦解，县太爷只顾自己逃命，丢下医院及大批伤员、难民，惨象目不忍睹。陶铸同志与李范一先生立即率领训练班师生和医务人员组成慰问队奔赴京山，进行亲切慰问。并从供销合作社拨出资金，筹集了许多医药、布匹、面粉、油、盐、炊具及各种日用品运往京山。又从农民银行放出贷款，支援受到轰炸的贫苦农民。京山人民对这种阶级的情谊、同胞的友爱感激在心，念念不忘，从而更增强了团结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一九三八年春，陶铸同志和李范一先生命我从汤池合作社的资金中拿出三千六百元，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香港购买枪支。武汉沦陷前夕，我们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龙飞虎同志（周总理当时的警卫员)那里领到了二十四支德国造驳壳枪，并由水路运回皂市米厂。这时应城即将沦陷，陶铸同志已离开汤池，汉宜公路上十分混乱，汤池合作社的米、油和其他物资很多，只能临时向湖区转移。我就和鲁尔英同志等商量，组成了汤池抗日游击大队，鲁尔英同志为大队长，领导一个短枪队和一部分由应城撤退出来的保安队。鲁尔英同志牺牲后，部队由蔡松云同志统一领导，后来都编入了新四军第五师。
四、斗争与联合
随着汤池训练班影响的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则对汤池越来越不放心，他们曾多次派官僚、特务来汤池进行所谓“调查”。但由于我们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坚决支持和掩护，由于我们在汤池充分利用了“国共合作”的合法地位，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抗日统一战线，使顽固派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可耻失败。
顽固派对汤池训练班大的干扰破坏有四次。第一次是石毓灵(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来汤池“视察，”他只看到我们上课的上课，劳动的劳动，什么“情况”也未弄到。
第二次是卫挺生（国民党立法委员）来，他除了到汤池，还到皂市米厂、书店等处乱转，看到我们一个司机的徒弟在看书，就大惊小怪地说我们这里连小孩子都看八路军的书，但也无可奈何。
第三次的背景很深，据说是宋美龄交给康泽（国民党反动特务头子)的“任务”，要他来汤池看看共产党在搞些什么，康泽便将这项“任务”转交给杨子福（国民党湖北省常委）。杨子福便打算亲自走一趟。他在武汉先向雷呜泽先生了解情况。雷呜泽是爱国的进步人士，他同李范一先生、沈德纯同志都很要好。当时，雷先生就对杨子福说：“这么远，你去做什么？打个电话叫他们派人来问问就行了。”雷先生马上给沈德纯同志通了话，告诉他这个情况，意思是叫他赶快通知汤池作好准备，主动派人来挡驾。得到这个情况后，李范一先生就立即派我去向杨“汇报”。我从汤池赶到汉口交通路翠云旅馆，同杨谈了半天。杨问：“李范一是否被利用和受共产党的包围？”我对他说：“李先生为人你比我清楚，他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辈，是信仰三民主义的老国民党员，为人耿直倔强，是不会接受别人的利用和包围的。李与陶确实合作得很好，这只能说他们都是忠于团结抗战而走到一起了。”杨无话可对，只好送我出了旅馆。
第四次是大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来汤池。他是同他的姘头女特务费霞一起来的。这次详情我不清楚，当时听李范一先生讲：此人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可是，这个家伙来，也没有找到什么借口，抓到什么把柄，就偷偷地蹓了。
对于顽固派一次次的破坏，我们都能够顺利地战胜，这是与党的坚决正确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分不开的，也是与我们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分不开的。此外，国民党的一些进步人士也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从陶铸同志来到汤池后，李范一先生与陶铸同志朝夕共处，共产党的一言一行，使他逐渐加深了对党的了解，他对陶铸同志十分敬重。他们在汤池确实合作得很好。在陶铸同志的卧室中，挂着一副条幅，上写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这个条幅就是李范一先生为陶铸同志亲笔题写的。
石瑛也是做过一些好事的，但由于顽固派和特务分子的压力太大，他有些动摇。一九三八年春，石瑛在建设厅曾当面批评陶铸在汤池是“专横跋扈”，陶就和石吵起来了，以后又写信向李范一先生表示抗议和不满。李先生看了此信，连连数落石瑛“老糊涂了”，并把信给我看。我便对李先生说：“光在这里说也不行，要去同石当面谈。”李就约我一同去找石瑛。我们坐上米厂的破汽车，来到武昌石瑛的家，三人便坐黄包车，一同来到草湖门外。时值春日，草湖边上芦苇初秀，微风拂面。我们叫了一个划子，待小船驶到湖心，李先生便同石瑛随意漫谈，二人把国民党的陈诚骂了一通，说他们不抗战，不讲团结，还是要陶铸同志在训练班主持工作。这样算是暂时消除了石瑛对陶铸的疑虑。但在训练班停办以后，石瑛给李范一先生写信说：“陶铸为共党健者，先生慎之慎之……”李先生又将此信给我看了，我们还是耐心地争取团结石瑛共同抗战。
这年夏天，有一次，李范一、李子宽（应城人，作过国民党省财政厅长)、杨少岩（曾作国民党省民政厅长）等人在场，有人同他们谈起外面对汤池的议论，说石瑛是“包庇”共产党，李范一是“训练”共产党，李子宽是“勾结”共产党。当时李子宽听了吓得一跳站了起来，李范一听了则哈哈大笑。
后来，有一次在长岗店，我同李范一先生散步，来到一所比较大的房子门口，陶铸同志的小通讯员守在那里。因为这里是鄂中省委的所在地，有一部电台，小通讯员看到李先生来，就客客气气地不让他进去，很机灵地说：“李先生，里边没有人。”李却硬要进去，说：“进去玩玩”。正在相持不下，杨学诚同志出来，才算打破了僵局。李先生笑嘻嘻地对我说：“共产党厉害呀，连小孩子都这么精明，你知道吗？这里有个电台！所以那小鬼不叫我进去。”
李范一先生对党不但是友好的，而且是信任和钦佩的。他曾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但要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国民党是不行的，只有艰苦奋斗的共产党才能做到。”有一次，在政治指导部召开的大会上，他曾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这句话，石毓灵竟把李范一先生也当作共产党了，因为他敏感到李先生所说的“北辰”即是指延安。
这一切都说明，鄂中党组织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坚持了原则性、斗争性与灵活性，使我们党不仅在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进步人士的眼里，共产党的威信也在不断提高。
五、惜别与重逢
陶铸同志来到汤池，认真执行了毛主席倡导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进步力量，培训党的抗日干部，发展党的组织，筹建革命武装，抗日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可是，当时王明在长江局主持工作，他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号，和国民党内的顽固派站在一起，打击排斥陶铸同志。一九三八年九月，王明撤了陶铸同志的职，不让陶铸同志在鄂中工作，要他到湖南长沙自行开辟工作。但周总理和董老看到鄂中快要沦陷，正需要陶铸同志这样的领导干部，便要他到沙市、宜昌待命。因此，陶铸同志不得不被迫暂时离开汤池了。
夏末秋初，太阳仍是火辣辣地晒人。在从严冬到酷暑的大半年中，陶铸同志与训练班的同志们风餐露宿，甘苦与共，今天，这个点燃汤池抗日火炬的领头人，竟要离开汤池了。临别前，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为陶铸同志饯行。那天，我们二人来到皂市街上一家小饭馆里，陶铸同志指示我，他走后，叫我同蔡承组同志联系，并对我说：“只要武汉一沦陷，我还会回来的。”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训练班（当时已是临时学校)的师生，听说陶铸同志要走，特为他在夏家祠堂举行了欢送大会。师生代表们在发言中，对逼走陶铸同志的人表示了愤怒和痛恨。陶铸同志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现在是暂时离开大家，我一定还要回来的。如果斗争需要，我将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血流在鄂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旬，武汉及鄂中相继沦陷后，陶铸同志马上就从沙市回来了。他先到京山的丁家冲，和杨学诚（鄂中特委书记)等同志见了面。在这个关键时刻，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陶铸同志的到来，对加强当地党的领导，是多么及时啊！
一九三八年年底，在大洪山上，我又见到了陶铸同志。他对这里并不陌生，还在汤池训练班的时候，我就见他同顾大椿等同志一起来到这里察看地形，以便为日后同日寇打游击作准备。现在他来到了他理想中的游击战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他的生活仍是那样艰苦朴素，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把牙刷，用一只小木勺坐在门槛上吃饭，别人问他为何吃得这样快，他说“是在敌人监狱里养成的”。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虽然陶铸同志离开我们只有几个月，可是见到他，却象久别重逢似的。我向陶铸同志详细汇报了他离开汤池后的一段情况。
一九三九年初，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在随县长岗店建立。原来汤池训练班的同志，很多都在委员会所属的政治指导部工作，李范一先生是政治指导部主任，陶铸同志名义上是政治指导部的顾问，实际上是代表党领导政治指导部的全盘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李先念、陈少敏和任质斌等同志已率部到达鄂中，与鄂中党组织及陶铸等同志创建的应城抗日人民武装会师。从此，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从汤池点燃的抗日火炬，同豫南、鄂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很快汇成抗日洪流，形成了席卷整个鄂豫边区的燎原烈火。
（应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