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正谟

应城国防剧团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冬，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由应城旅省同学会中的部分成员发起，联合一部分在应城本地读书，而热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同学组建起来的。

国防剧团从成立到应城沦陷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们深入到矿区、乡村、集镇巡回演出近百场，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极大地唤起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有力地促进了应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早在一九三六年寒假期间，我们这些在汉口读书的学生，一回到家乡应城，就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最先，由应城旅省学生会组织和主持，我们在城东东岳庙剧场表演了独幕话剧《汉奸的子孙》。剧情生动地描述了沦陷区一个绅士顺从了日寇，当了维持会长（程德麟饰），他的儿子（樊作楷饰）携同学友（彭正谟饰）回家，向他宣传中国人应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谁知这个汉奸执迷不悟，他的儿子大义灭亲，开枪打死了他。我们几人虽然是初次登台，但表演朴实而自然，使这个演出很成功。这种宣传形式群众喜闻乐见，效果明显，既鼓励了民众，也教育了上层绅士。如矿商韩信廷，绅士黄元吉、向朗宇等人积极为抗战出钱出力，只有少数的反动绅士继续与人民为敌。

这次演出后，应城旅省同学内部出现了急剧的分化。多数同学倾向革命、追求进步，都先后投入到党的怀胞，我和樊作楷等人在一九三七年前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青年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有的则陷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泥坑。应城旅省同学会负责人刘云阁，就是一个复兴社分子。他曾经在旅省同学中以“大学生每月津贴五元，中学生每月津贴三元”来招募复兴社成员，企图把持应城旅省同学会。因此，他的言行经常受到我和樊作楷等人的抵制。由于同学会内部的分歧日益加剧，已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所以应城旅省学生会也就不宣而散了。

时隔不久，我和作楷经与程德麟、陈振球、龙作云等同志商议，决定另立国防剧团，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我们之所以用“国防”二字命名，乃暗与我党“国防文学”的口号相呼应，国防剧团团徽是一枚戒指，上有一颗五星和“国防”二字。剧团在一九三八年编印了一期刊物叫《我们》，封面是李必达画的，扉页上有我的题字：“以诗代序，”其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

国防剧团成立之初，进步学生踊跃参加。程德麟、陈振球、彭正源、熊耀先、李必达、韩文杰、彭正训、胡昌荣、彭瑞仁等都先后参加了剧团的活动，我和樊作楷具体负责。为了以“合法”作掩护，曾由程德麟起草一份呈文报县府备案。因为我们举的是抗日救亡的旗帜，县府不得不予以认可。国防剧团正式成立后，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十分活跃。

首先，我们在应城城关开辟了多处新闻壁报。当时应城消息闭塞，要隔两天才能看到武汉出版的报纸，一座县城仅有两部收音机，一部放在十字街民众教育馆里，另一部在北街矿商韩诚记家里的我们为了打开闭塞的局面，由程德麟、熊耀先每天晚上记录广播新闻，用大字抄写在印有红报头纸上，张贴到城关中心繁华地点。如有要画漫画的版面，就由韩文杰（韩家坝人)执笔绘画。由于壁报通俗易懂、消息及时，阅读壁报的人很多，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使得国防剧团的声誉为之大振！

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国防剧团又演出了田汉写的——话剧《回春之曲》。地点仍在东岳庙剧场。由龙作云、陈振球、彭正训饰主要角色。这次演出宣扬了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事迹，激发了应城人民的抗日热情。演出结束后，我们把所得票款全部捐寄给在前方抗日的战士。与此同时，国防剧团还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演剧队在应城的宣传演出，其中有由周德佑（民先队员，中国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周苍柏先生之子)领衔的救亡演剧第三队。

“七七”事变后，国防剧团接受樊作栋（后参加新四军五师，在作战中牺牲)的建议，以“应城抗敌后援会”的名义，下乡巡回演出。我们北到巡检司，东到长江埠、隔蒲潭，南到黄家滩，西到陈家河、汤池。沿途的村镇我们都去开展宣传活动，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及其它短小剧目。每次演出结束后，大家再轮番上台演讲。这次下乡，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共经历了四十多天。

为了发动工农抗战，一九三七年冬，国防剧团在龙王集和北山矿区先后举办了矿工抗日训练班，给矿工宣讲抗日形势，帮助矿工开展军事训练。剧团成员在与工农的接触中，受到影响和教育，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下乡宣传时，大雪天，我们睡地铺，垫稻草。一九三八年春，樊作楷和我在季家畈小学教书，举办农民夜校，宣传抗日。应城沦陷后，樊作楷等人，为了解救民族危亡，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有一天季家畈的一位农民拾到一支步枪，捆在一担柴草中送到他的住处，作楷便请这位农民吃了顿蒸肉，以示谢意。

国防剧团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复兴社的注意，把我们看成它的眼中钉，要尽阴谋，妄想搞垮国防剧团。当时复兴社在应城的头子是王理安（云南人，国民党军少校），他的公开身份是应城社会军训总队部付总队长。他先是用每月六十元津贴收买国防剧团。在遭到了我们的拒绝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我们。他威胁地对我们说：“你们共产党在哪里开会，我都知道”。

一九三八年七月，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国防剧团公演阳翰笙创作的话剧《塞上风云》。王理安听说国防剧团又演出，便扬言要用炸弹对付我们。当时，樊作栋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把县长请到台前观看演出，这样才使王理安的“炸弹计划”破产。

当晚，王理安无计可施。便在演出的第二天，指派他手下的“壮丁队”以查户口为名，将我们从汉口请来的救亡演剧第七队的王虹梓和爱人汪丽，以及李世民（流亡女学生）抓到县政府。为了蒙蔽视听、嫁祸于人，同时把有汉奸嫌疑的陈志远一同抓去。王理安声称陈志远曾和王虹梓在县城十字街鸦片馆相会，企图给这次演出抹黑。开始，县长对王理安的话信以为真，可是一经他亲自审理，方知这俩人毫不相识，自己受了王理安的愚弄。县长无可奈何，只好无理宣判：限王虹梓等三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应城，从此，国防剧团也停止了演出。这时的应城己临近沦陷，许多团员纷纷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人民抗战的革命洪流！

国防剧团的抗日救亡活动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但对当年斗争情景和许多感人事迹，仍记忆犹新。

当时的斗争虽然十分复杂，但国防剧团始终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团员们斗争精神强，团结很紧。记得在我得知王虹梓、汪丽、李世民被捕的消息后，就派胡昌荣、彭瑞仁分途去通知所有团员到县政府门口抗议，对他们施加压力，同时龙作云到上层士绅中去活动，要求他们出面支持我们。大家接到通知后，行动都很积极。当时，我和樊作楷等人商议，如判决王虹梓等入狱，我们也随即赴狱，大家立即响应，没有丝毫的动摇。现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大家的团结和群众的支持，县府决不会只限定王虹梓等三人离境了事的。

当年团员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十分可贵的。记得国防剧团刚成立时，最小的成员不到十六岁，还在读小学，最大的三十几岁，有家有业。可是，他们为了宣传抗日，不留恋城市的舒适生活，一同下乡睡地铺。有一位年纪最大的团员，是城关一家石印铺的“老板”，他参加剧团的情景，十分感人。那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剧团正在火神庙集合队伍，他从火神庙路过，听说我们要下乡宣传，急忙回去背一个包袱，就跟着我们出发，以后，成为我们剧团的成员。他的爱人常常骂他不务正业，他却全然不顾，仍然积极地参加各项活动。

一九三七年发生的一件事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当我们剧团到郎君桥时，村中农民正在蒸糯米、晒蔫米，随同剧团下乡的樊作栋便当众演讲：“乡亲们，你们在晒蔫米准备过年吧？可是万恶的东洋强盗已经占领华北，离我们这里不远了。东洋人一来，他就要杀我们的人，烧我们的房子，强奸我们的姐妹。我们要起来抗日……”他的一席话，使在场的农民群众激动不已，纷纷要求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剧团到隔蒲潭时，我们在公路边的一个独屋里见到一位老太太。我们问她，这一带来过什么军队？她说红军、绿军（指国民党军队）都到过。我们又问她，是红军好还是绿军好？她说红军好。老太太的朴实言语，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无比信赖和无限期望。印证了《西行漫记》中美国记者斯诺报道的真实性，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这些往事，想到当时虽然我们都很年轻、幼稚，斗争的方法也简单，但她毕竟是我们踏上革命征途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