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彪

我爱孝感中和乡，这不单因为它是我的故乡，更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

中和乡地处大别山、桐柏山交界处。北与应山、大悟毗邻，南同花园接壤，东靠小河，西临全国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面积约六十平方公里；东通大小悟山，西连团山。境内丘陵起伏，丛林密布，路回岗转，是开展革命活动的理想之地。在各个革命时期，有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曾在这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

岁月如流，事隔已是四十五年了。但当年那烽火连天的战场，那艰苦紧张的生活，那战斗的艰辛，那胜利的喜悦，乃至中和乡人民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脑际。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同人民群众一道，在敌人眼皮底下艰苦创建中和乡抗日根据地的情景。

在敌伪夹缝里插“杨柳”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以平型关战役伤员的名义，从延安返回故乡。回乡时，除一张战斗伤员休养证书、一张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护照和一百元安家费外，别无它物。不久，徐州、信阳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豕突狼奔般地败退下来。在一片混乱中，孝感的豪绅地主，流氓地痞，以及国民党溃败官兵，纷纷另立山头，各自称王。在孝北，有反共老手刘亚卿、刘梅溪圈地为王，霸占北新街和小河溪；在孝东南，有伪顽赵光荣、尹昌彦落地为寇，抢占青石板和青山口；在平汉路东有土顽杨希超、曹省三自称“司令”，盘踞东阳岗和同兴店，在平汉路西，有伪化了的地主武装胡翼武，荼毒生灵，横行白沙铺；在西北，有厉德峻、何日知与豪绅地主沆瀣一气，统治季家店、厉家店；在南部湖区有土匪屠占庭，蝇营狗苛，称坝湖区。一时，“司令”多如牛毛，兵匪殃及城乡。这些家伙，名曰“抗日”，实则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把孝感搞得乌烟瘴气，把孝感人民推向痛苦的深渊！

中和乡人民，耳闻侵略者的横暴，目睹伪顽的横行，有人茫然，有人激愤，更多的人却在思考。我的回乡，似乎给了他们一线希望，于是我那小小的屋子里，一到晚上便宾客满堂。有的打听延安的消息，有的询问红军的行踪，更多的人则是担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不少人问我：

“听说东洋鬼子凶得很，我们对付得了吗？”

“怎么对付不了？俗话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土地革命时期，农会一成立，我们捏紧拳头，地主老财们不是个个象龟鳖一样到农会磕头求饶吗？”

我这么一说，乡亲们情绪顿时高涨了起来。

“那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又问我。

“办法总是有的，不过得大家一起想。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说真的，虽然我在启发大家，但到底如何抗击日寇，心里也确实无底。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当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我回家后还一直未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如何开展革命活动，一时还理不出个头绪来。正好，这时那些土顽天天在口头上大喊要“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我细细琢磨，觉得“组织群众”“抗日救国”这到还真是个好口号，我想我为什么就不能利用这个口号，在敌伪缝隙间插上一枝杨柳，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使它成为敌寇推不垮，土顽拔不动的一颗参天大树呢？对，就这么干。

主意拿定后，我便不顾负伤的腿痛，整天走东家，串西家，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讲“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动员和组织群众。中和乡人民不愧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一经发动，群众都积极拥护，有的为我出主意，有的协助作工作，有的将自己的亲人交给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带领大家狠揍日本鬼子。群众的支持、信赖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向大家表示：“我一定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抗日到底！”在群众的积极拥护热和情支持下，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将中和乡的三十几名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不脱产的“抗日防护团”。这个组的宗旨是：日本侵略者来了就抗日，日本侵略者没来，就维持社会治安。而且全乡议定：谁也不能卖国，谁也不能当伪军和汉奸！从此，中和乡群众的心贴得更紧了。

抗日防护团成立后，没有武器，就用大刀、长矛、铁棒代替，每天早上练刺杀，学战术，不过这支队伍毕竟是拿锄头的农民，背枪打仗，都是外行。为了增加骨干力量，我又找来了和我一起返乡红军的战友—一杨文忠、刘良壁、汪兆民、刘明榜和赵明英同志来到中和乡，一同并肩战斗。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弄到了两枚手榴弹，还从一名国民党逃兵那里换来了一枝长枪。从此，我们开始了一条长枪闹革命的战斗。是年八月，我们将“抗日防护团”改名“抗日自卫队”，三十余名青年完全脱产。十月底，孝感沦陷。我带着“抗日自卫队”队员，收集了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掉的武器，并再动员了一批爱国青年参加部队，改番号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就这样，在中和乡出现了一支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伪的夹缝中，我们终于牢牢地插上了一枝“杨柳”。

 

在统一战线中立稳脚

 

“杨柳”插上了，但要使它枝繁叶茂，还得花一番匠心。“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后，面对敌伪的层层包围，我们提出了在斗争中求生存的口号，决定将部队兵分两路：一路西跨平汉线，向安陆、云梦两县的敌后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活动；一路挥戈北上礼山、应山山区发展。大队经半年多的南北征战、东西游击，战果显著。烂泥冲首战汉奸地主武装胡翼武，缴枪百余；太平镇怒击地头蛇王旬兰、杨焕然，缴枪百余；同兴店激战两昼夜，击毙伪警卫师长曾大钧，大获全胜；陆家山伏击日寇，炸毁敌列车，打得鬼子狼嚎鬼叫；花园镇夜摸敌巢，夺战马两匹，长枪数枝；南新街保卫战痛打土伪刘亚卿，击退了伪顽对我根据地的侵犯。一时间，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名扬四方，威震鄂中。

湖北省抗日游击队接二连三的胜利，虽然震荡了四邻的敌、伪、顽，扩大了影响，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情绪。但是，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一是我们的行动引起了敌伪的注意，日寇曾数次出动，对我“清剿”；伪顽嫉我如仇，多次联合对我“围攻”。二是部队的给养越来越困难。面对如此困境，我鼓励大家说：“困难是锤炼英雄好汉的丹金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来就是不畏困难的。两军相遇，“勇者胜！”当然，“勇”是取胜的重要条件，却不是唯一条件，只有智勇双全，方能百战百胜。为了克服困难，经过大队的认真讨论，议定了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突破一点，各个击破，壮大自己，站稳脚跟。

意见商定之后，我们对周围土顽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首先选择了国民党地方游击“司令”曹省三为突破口。曹是后起的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有人枪六百余，势单力薄。我们利用他时常耽心杨希超、胡翼武吞并的心理，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终于达成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协议。之后我们又利用这种统战关系，实施了“联曹击钱（大钧)”“联曹打胡（翼武)”的联合军事行动，一一夺取了胜利。削弱了敌人力量，壮大了自己。我们在军事上统战工作的胜利，给敌伪以难言之苦。于是敌人也变换了策略。控制大悟山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九纵队司令蒋少多次围攻我不成，便换上了笑脸，妄图用金钱物资来收买，诱我就范。为了少树敌，改善部队的给养条件，我将计就计，接受改编，但受编不受调，久久不离我们的根据地中和乡。就这样，我们与周围的伪顽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有和有战，有硬有软，据理力争，针锋相对。谈以争取群众赢得时间，打以消灭敌顽保存自己。这种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使我们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最终打破了敌、伪、顽的包围夹击，在敌人的夹缝中站稳了脚跟。

军事上统战工作的胜利，给我们以很大启示。以后我们在解决给养困难的问题时，也充分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我们在中和乡一带曾多次召集当地社会名流、土绅富豪开会，对他们晓以抗日大义，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募集抗日捐。结果，仅在中和乡的第一次募捐会上，就收到了捐款二百多块银元。以后，我们又采取灵活多样的募捐方法，动员大家自动乐捐。钱多多捐，钱少少捐，多少不定，商量办事。我们的这些作法深得民心。这不仅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而且争取了更多的人站到抗日阵线上来。

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克服了困难，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不仅打破了敌伪顽的夹击包围，而且使“大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已发展成为拥有五个中队，五百余人枪的一支地区性的独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了。

 

在敌人鼻子底下安“家”

 

说中和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这句话确实不假。距中和乡北四、五里的北新街，就是伪顽刘亚卿的老巢；南下十七、八里的花园，是日寇的重要据点，西七、八里的王家店、卫家店车站，也是日寇的据点，东南三十里处的刘家河，是反共老手刘梅溪的大巢穴。中和乡抗日根据地就是在敌伪的这种层层包围之中建设起来的。

抓根据地的建设，我们开始在思想上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大队”创建之后，我们也曾想到过抓地方党政建设的问题。但由于当时战斗频繁，环境恶劣，精力都集中在打仗上，没有把根据地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付大队长陈楚金投敌叛变事件发生后，给我思想震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光抓枪杆子不行，必须着力抓好党组织的建设，解决谁指挥枪的问题；光抓物不行，还要抓人，解决干部战士为谁打仗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果断处理了陈楚金的投敌叛变事件后，首先注意了部队党的建设，把支部建在连上，任命了各中队指导员，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接着又整顿了中和乡党支部，并在乡党委的领导下，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调整了中和乡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班子。从而把根据地建设纳入了正轨。然后又以中和乡为中心，在我们发展的新区派出自己的乡、保长，借以巩固战斗成果，较好地解决了巩固与发展的关系。

由于战斗逐渐频繁，伤病员和枪枝损坏也越来越多，当时我们尚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又缺乏资金，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很大。不过办法往往是逼出来的。在这种形势下逼着我们建设了根据地的医院和修械所。我们因陋就简，先后派刘良壁等同志筹建了医院，派熊必良、陈朋两人筹建了修械所。开始医院和修械所是直接为部队服务的，后来军民结合，医院既为部队伤员治伤，又为老百姓看病；修械所既为部队修理枪枝，制造土炸弹，又为老百姓修理和制造农具。从而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部队的建设。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军事斗争与地方建设的关系问题。

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和地方行政人员的生活，一九三八年冬我们设立了钱粮处。在促进生产发展，保证群众生活逐渐有所提高的前提下，普遍地进行了田粮税和工商税的征收工作，把财政收入纳入了正常的轨道，使部队建设和地方政权建设，建立在扎实的物质基础上。

通过一年来的艰苦复杂的斗争，我们同人民群众一道，终于在敌伪的眼皮底下安了“家”。在今天看来，我们当时的一些作法是粗糙的和不成熟的，但它在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中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一九三九年五月，李先念同志在南下途中与我们“大队”会合时，他站在南新街的土墙上眺望中和乡全境，非常高兴地说：“在这样艰苦的敌后环境里，能独立自主地搞出这样一块小根据地，的确很不容易。”这话给了我们部队和人民群众很大鼓舞。

 

久旱逢雨展新颜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经过一年时间的奋战，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但因一直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始终孤悬敌后孤军奋战和四面临敌的恶劣环境之中。一九三九年春，蒋少瑗企图收买瓦解我军的阴谋破产之后，恼羞成怒，居然诬蔑中和乡为“匪区”，咒骂我抗日武装为“匪军”。并向他的喽罗们下达了“进剿”令，倾巢出动进犯我中和乡，妄图一口吞掉我抗日武装。这样，我们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正在十分困难的时刻，李先念同志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南下了。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如同久旱逢甘露，心情无比激动。于是我急忙派出侦察员，前往大悟山寻找战友和亲人。

很快我们与李先念同志取得了联系。当我听说首长身处敌境，便骑马直奔先念同志的住处——大小悟山的南大门青山口。下马后，我直奔先念同志住所向他报告：“首长，这里是汉奸的地盘，不可久留，快到我的根据地去！”

先念同志问：“你们的根据地在哪里？”

“紧靠铁路的孝感中和乡”。

部队连夜出发，很快抵达了中和乡。

稍作休息后，我便将一年来“大队”的成长壮大，根据地的建设及四周的敌情一一向首长汇报了。先念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站起身来握住我的手说：“你作得对，你是个好同志。”首长的鼓励，似一股暖流，倾刻流遍了我的全身。

汇报后，先念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布置了发展路西和整编部队的任务。接着他提出了利用敌伪、土顽之间的矛盾，进行一次“联曹打胡”战斗的意见。我极力赞同他的主张，并力主实施。很快我们与曹省三达成了协议。在先念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我们两支部队，兵分两路，南北夹击，一举歼灭了盘踞孝感白沙铺的伪顽胡翼武部。此次战斗，是先念同志南下途中公开以新四军的名义，第一次在鄂中具体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这一方针的生动体现。它不仅威震鄂中，鼓舞了敌后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而且扫除了我军发展路西的绊脚石，为开辟安（陆）应（山）孝（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联曹打胡”胜利之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主力，随先念同志抵安陆赵家棚，少数部队和后方机关仍留在中和乡继续斗争。为了统一指挥，提高战士力，抵赵家棚后，先念把两支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挺进团，我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委。从此“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正式扛起了新四军的战旗，在武汉外围的敌人后方，更加英勇地打击敌伪。中和乡这块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也越来越巩固。成为后来新四军五师横跨平汉铁路的立足点，和我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的联结站，成为鄂豫边区靠近敌人的一个巩固的小后方。它对新四军部队的建设和鄂豫边区根据地的建设，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斗争中，孝感中和乡人民为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我深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和乡人民，一定会在四化建设中，扬帆进击，把中和乡这块光荣的地方建设得更新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