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觉非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向应城以后，这里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他们揭竿而起，奋起抵抗。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四○年春，在大小数十余次战斗中，“应抗”从十三个人、八条枪发展到数千人枪之众，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三个主力团队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事隔四十年后，当我们想起抗战初期的应城，想起应城抗日游击队走过的道路，那血火交织的历史仍然使我们为之热血沸腾，无限神往。
一、沸腾的矿区
“应抗”，是中共鄂中特委在鄂中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先行，而应城矿区，又是我们党在应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策源地。
应城矿区，位于应城县城西北，包括龙王集、棉花田、丁家岗、潘家集、卧虎岗、王家庙、戴李家河、陡河坡、肖家坟等大小集镇，绵延达三十余华里，聚集着近万名工人。早在一九二七年，当地党组织就在这一带组织过工人运动。一九三二年一月，贺龙同志在龙王集亲自指挥我红二军团和汉川独立团歼灭国民党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第四师十二旅共四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革命先烈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一直激励着矿区工人们的斗志。
一九三七年底，陶铸同志遵照中共湖北省（工）委和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带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一批干部来到应城，在汤池举办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一九三八年春，中共鄂中特委和应城中心区委相继成立以后，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经济资源富裕的膏盐矿区，又是我们党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准备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重点。我和邓先柱、张荣昌、戴惕安等几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蔡松云等大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先后加入我党。应城中心区委委员沈少华同志参加了应城抗日动员委员会。这样，就为我们在国民党政府中取得了领导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合法地位。
一九三八年武汉和应城沦陷之前，矿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如星火燎原。这时，鄂中特委和应城中心区委派遣的干部，汤池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以及武汉回乡的爱国学生，同当地的共产党员、工人骨干结合在一起，白天，活跃在大小集镇，街头巷尾，进行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那激动人心的演说，那琳琅满目的墙报和标语，那召唤中国人民觉醒的街头剧，扣紧了人们的心弦。夜晚，在卧虎岗和潘家集的工人夜校里，矿工们聚集在油灯下，听我们党的干部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讲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知识……。
为了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潘家集，矿商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蔡松云同志，用他的家财买了八条枪。他和潘家集党小组的同志们利用国民党当局默许矿商可以买枪、打靶的有利条件，学习瞄准、射击和夜行军等各种本领。在其他地方，矿工们也三五成群地聚合拢来，请人教授武艺，学习军事知识。
大家的信念只有一条；如果日本侵略者来了！就拿起枪来打游击，一直战斗到底！
二、争取汉流
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半秘密的封建帮会组织汉流会（红帮），在鄂中很流行，不但矿区存在，农村也有。人们暗里互相叮嘱“汉流兄弟厉害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不能得罪他们！“
应当怎样对待汉流？这问题被提到我们的面前。
一部分同志只看到这个帮会组织的封建落后的一面，主张取缔、镇压，或是同他们“河水不犯井水”。以陶铸和鄂中特委杨学诚为代表的同志们却认为：汉流骨干，多系流氓无产阶级，成员大都是工人，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引导他们走上抗日之路，否则将来有可能被封建顽固势力或敌伪所利用。陶铸同志更明确指出：“汉流有群众，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应当到那里做工作。”特委派沈少华组成了汉流工作委员会。鉴于这一封建帮会组织有强烈的排他性，决定派一部分同志加入汉流，对他们进行争取和改造工作。
工作的重点放在鄂中势力最大的“双龙头寨主”郭仁泰身上。
郭仁泰原是矿上童工出身，后来当了把头，在矿区的集镇棉花田开茶馆。他虽然在国民党上层没什么地位，但各“码头”、“寨主”和汉流弟兄都拥护他。当时，陶铸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领导汤池训练班，应城人都尊称为“陶先生”。特委派汪心一同志，到棉花田一带作汉流工作，就作为“陶先生”派来的人，他去后同郭仁泰手下的“红旗老五”接近。他向这位“红旗老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参加汉流，与汉流弟兄们一起抗日。
一九三八年夏季的一天，“红旗老五”陪着汪心一同志来到了郭仁泰的家里。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兄弟虽然没有见过陶先生，却一向钦佩他的为人，请，请……”郭仁泰指点着床铺上的鸦片烟盘，递过烟枪来表示欢迎。
“谢谢，我不会。”汪心一同志客气地推却了。一阵礼节性的寒喧之后，汪心一同志根据事先同“红旗老五”商定的条件，要求郭仁泰在吸收他加入汉流之前，向他亮“海底”。
郭仁泰慷慨地亮出了“海底”。原来，他们的宗旨是劫富济贫，兄弟间平等相待，不准“同穿绣花鞋”等等。
汪心一同志看了“海底”，根据特委指示，向郭仁泰转达了“陶先生”要求他们积极抗日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修改宗旨。这些意见，郭仁泰都接受了。并和我们签订了三条协议：1、汉流必须坚决抗日；2、整顿汉流秩序，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3、由郭仁泰出面组织，我们派人领导，开办汉流训练班，吸收各“码头”骨干，“当家三爷”和“红旗老五”参加，接受抗日游击战争的训练。
但是，国民党应城县反动政府为了阻挠我党争取这一帮会组织，逮捕了郭仁泰，并在全县张贴布告取缔汉流。郭仁泰被捕后，陶铸同志立即同沈少华等同志一起，走访了其他“码头”的“寨主”，筹备组织鄂中汉流大同盟。他还亲自为大同盟起草了抗日宣言；并通过国民党进步人士李范一先生等的营救，迫使国民党当局将郭仁泰交保释放。
和许多帮会头目一样，郭仁泰这人讲江湖义气，重个人恩怨。他出狱后，到处打听他的救命恩人。当蔡松云同志摆下筵席，把他请到家中作客，讲到陶铸同志营救他的经过时，他感激涕零地说：“兄弟，请转告陶先生，他这样仁义待我，我一切都听他的。你说，陶先生要我干什么吧？”
“陶先生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你带领汉流弟兄真心实意地坚决抗日！”蔡松云同志接着说，“你目下必须动员力量，收集枪支弹药，组织武装，将来兄弟和你一起跟陶先生上山打游击，好不好？”
“好！”郭仁泰一拍大腿，满口应承了。
三、上山前后
应城少数丘陵，大部是平原地带。为了选择将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陶铸带着几位同志，冒着炎炎烈日，深入到京山北部山区。他观测了大洪山脉的密密丛林，品尝了清澈的山溪流水，爽朗地笑着说道：“啊，好地方，一旦鄂中沦陷，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里就是我们的依托。”然而，正当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蓬勃开展之际，王明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撒销了陶铸同志的一切职务，迫使他离开鄂中。
一九三八年九月（即武汉沦陷前一个月)，同志们无限惋惜地送别陶铸同志。那天，在汤池临时学校的欢送大会上，陶铸同志置个人委屈于度外，一再勉励我们拿起枪来，准备战斗。他激动地斩钉截铁般说道：“将来只要你们拿起枪来，我一定回来同大家一起打日本鬼子。如果需要，将我的血洒在鄂中！”沈少华同志指着陶铸同志和大家临别合影的照片，激愤地说：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拿起枪来打日本鬼子，谁要是当逃兵，我们就把他从照片上挖掉！”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六架日寇飞机轰炸应城。
一连几天，汉宜公路上，国民党军队好似决堤的洪水，向西溃退着。
“老总，辛苦了，请喝茶！”在溃军行经的路口，乡亲们设了茶水站，招待过往官乓。
“奶奶的，辛苦啥，没碰到一个日本鬼子，官长就命令咱们跑了！”国民党的士兵发牢骚。
这些茶水站都是鄂中特委组织的。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接近溃军，防止他们骚扰地方，同时购买和收捡枪支。在陈家河，特委派出的同志和汉流弟兄，收集了国民党散兵三十余人；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弄到了一批武器。
二十三日，应城沦陷这天，在西撤的溃兵人流里，穿过了一支十三个人八条枪的队伍。他们高举着一面“应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旗帜，一个个目光坚定，精神抖擞，步履轻捷，从应城走向京北山区，那面旗帜上的字是临时凑合写上的。这支部队是蔡松云等同志按照特委指示，组织起来的第一支应城人民抗日武装，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作“应城八条枪”的队伍。
京山北部山区山岭连绵，树多林密。西北沿大洪山脉，与随县、安陆、钟祥连成一片，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东南俯瞰鄂中平原地带，扼制富水河和汉宜公路，宋应公路，对武汉、应城的日寇占领军形成钳制态势。
“应城八条枪”在丁家冲落脚，住在赵家祠堂。几天后，应城中心区委在矿区用国民党溃军丢弃的一挺轻机枪和十来支步枪组织的一支矿工、农民队伍，也开到了这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旬，陶铸同志从沙市来了。
秋去冬来，游击队开始买不到盐和粮食，常常用萝卜缨子当饭；夜间，凄厉的北风卷起林涛，同志们没有被子，就挤在地上，下面垫着稻草，身上盖着稻草。陶铸同志和大家同吃同住，他总是讲红军长征，讲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同敌人斗争的故事，以及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胜利消息……。
陶铸同志一来到这里，在鄂中特委分管武装工作。他首先帮助游击队选出领导班子，成立了党支部，然后领导学习、训练。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却充满革命朝气。军训的刺杀声震荡山谷；抗日歌曲响彻云霄。群众赞叹：“中国军队如果都是这样，日本鬼子可不敢期负我们了！”
在鄂中特委和陶铸同志号召下，应城各地的抗日武装一齐涌向丁家冲，我党在矿区陆续组织的工人和农民队伍，由邓先柱、陈瑞云带领上了山；还有汤池党组织购买的二十四条驳壳枪组织起来的队伍和应城县保安队第三中队，在许子威、鲁尔英同志的指挥下，组成游击大队，经过一番曲折，上了丁家冲；原国民党应城县保安队李又唐带领的两个中队和郭仁泰的汉流武装，先后上山；只有开明士绅盛兰芳在巡检组织的几条人枪的队伍，上山途中在王家松林遇害失散。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还存在着正统观念，为了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我们通过国共合作的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推荐了接受我党领导的进步人士孙耀华任应城县长。沈少华同志任县政府秘书。十二月上旬，孙耀华到职后，成立了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筒称“应抗”司令部），由他兼任司令，张文津同志任参谋长。在应城抗日游击队的旗帜下，把应城抗日武装整编为三个大队：李又唐的原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队的两个中队为第一大队；我党组织的武装为第二大队，鲁尔英同志任大队长，蔡松云同志任副大队长，蔡承组同志任政治指导员；郭仁泰的汉流武装为第三大队。我们党主要通过应城县政府的合法名义，对“应抗”进行领导，同时派陈秀山同志任第三大队政治指导员，带了一批政工干部去对汉流武装进行改造，但一大队由于李又唐拒绝，我们未能派干部去。这时的“应抗”一共拥有五百余人枪。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应抗”正式成立不久，有一股日本侵略军数十人，为探索进攻京山县城的路线，窜入天王寺、丁家冲一带侦察、搜索，被我侦察员发现，一、二大队迅即抢占高地，向正在休息的鬼子兵猛烈射击，敌被击伤数人后仓惶逃窜。过了几天，我军又在天王寺附近袭击了进攻京山县城的日寇一部。
这只是“应抗”成立后对敌作战的初战，但即使是规模如此之小的战斗，也给人们带来了兴奋和鼓舞。原来，自从骄横的日本侵略军窜进鄂中以来，虽然国民党重兵屯集在大洪山区和大别山区，大小游击司令多于牛毛，但还没有那支部队真正同敌人打过仗哩。
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鄂中区党委成立。钱瑛同志任书记（后由杨学诚同志代理)，陶铸同志在区党委内负责统战、军事方面的工作。区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制订的工作总方针是：加强统一战线，发动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在总方针下确定了三项任务：一、建立基干部队，发展抗日武装；二、健全现有政权，恢复沦陷区政权；三、加强党的工作，积极发展党员。按照区党委决定，“应抗”派人回矿区，和邓先柱、陈瑞云等同志一起，把余天运和胡元兴同志两部各七八十人枪的队伍动员来了。郭仁泰联络收集的几小股分散的汉流队伍也开来了，京山板石河地区黄定陆同志的乡武装，发展到了几十人枪。为了适应部队大发展的形势，“应抗”进行了第二次整编：郭仁泰的汉流武装（原三大队）为第一支队；李又唐的县保安队（原一大队）为第二支队；我党武装（原二大队），扩编为特务大队和挺进大队。特务大队由原汤池二十四条驳壳枪和应城保安队第三中队合并组成，鲁尔英同志任大队长；挺进大队由原二大队五中队和余天运、胡元兴两部合并组成，蔡松云同志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陈一震同志任政治指导员。石板河乡武装编为京应独立中队，黄定陆同志任中队长，庄果同志任政治指导员。
这时候，应城抗日游击队已经发展到两个支队、两个大队和一个独立中队，共一千余人了。
四、幽明店风波
挺进大队一经成立，鄂中区党委就指示我们向敌后矿区挺进。任务是：打击敌伪，发展武装，募集抗日经费。出发时，挺进大队共有三个中队，二百多人枪。
我们经石板河回到应城矿区。巡检司有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如地下党员雷震春、钱复善、熊树杞等，原是我的学生，他们在应城沦陷时，捡到溃军的二十多支步枪、两挺机关枪和几支手枪，原准备上山打游击，但被大革命时期的叛徒周明钦以保护乡亲生命财产为由挽留下来。应城沦陷后，周明钦投敌当上巡检司维持会长，又利用乡土关系，使这支武装继续为他控制。
我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写信给雷震春和钱复善、熊树杞等，并派罗来远去，要他们率部归来，他们回信同意，并约定同我们里应外合袭击维持会。我们派胡元兴的中队执行这项任务。那天夜晚，胡元兴同志带着部队包围了维持会，一枪未发，雷震春等同志就带队伍过来，一起捣毁了维持会，仅周明钦只身逃脱。这支部队共四十多人枪，被编为挺进大队的特务中队。
挺进大队驰聘矿区，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受群众拥护，不久就发展到了四百多人。
但是，正当我们在矿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时，一九三九年二月，京山、应城两县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倾巢出动，分几路向北山区我“应抗”根据地王家松林、石板河、丁家冲、熊家滩、八字门一线扫荡。
面对敌人的进攻，我党武装特务大队奋起抗击，大队长鲁尔英同志英勇牺牲，但郭仁泰的第一支队和李又唐的第二支队却惊慌失措，全部哗散，县政府在特务大队一支小步枪队的掩护下突出重围。
那天，陶铸同志带着杨焕民同志刚刚来到矿区，我们是在截住溃散下来的游击队员后，才知道北山区情况的。陶铸同志决定集合部队进山，从背后打击日寇，为被包围的应城县政府和“应抗”部队解围。我们当即向各中队下达命令，集合地点：幽明店；时间：当天傍晚，并派中队政治指导员分头动员。
这时己是阴历腊月二十四、五，乡亲们都忙着准备过年了。日暮时分，我带着特务中队来到幽明店的一片洼地上，和三中队的一部分同志汇合，二中队却全部没来。一、三中队来的同志当中，有些人又要求请假回家过春节，取棉衣。陶铸同志和大队几位干部，分头下去作工作，结果是这个同意随部队走，那个又要请假，甚至成排坐在地上。特务中队的同志们都不是矿区人，他们很恼火，立即爬上高地，架起了两挺机枪，向蔡松云同志喊道：
“大队长，你下命令吧，打！”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许多同志，参加革命队伍不久，组织纪律性还很差，如果采取任何压服的方式蛮干，必然导致部队自相火并，面临覆灭的危险。陶铸同志当机立断，马上大声制止：“不能打，你们赶快撤下来！”蔡松云同志说：“都是自己人，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作工作。”
乍遇到这样严重的情况，我们不免束手无策，陶铸同志要我们坐下来，冷静地分析情况。原来，我们这个挺进大队，除特务中队，其余战士是本地人，都想全家团圆过一个春节。其次，上山时大家都穿的夹衣，如今天寒地冻，确实需要棉衣。三是从山里溃散下来的人，夸大其词地形容日本人如何厉害，这也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恐惧心理。
“我看这样吧！”在分析情况以后，陶铸同志说道：“我们干脆顺水推舟，凡是家在矿区的，都让他们回去过春节。”
“什么，散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陶铸同志接着说：“同志们学过游击战术，都知道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吧！这次日本人扫荡山区，回头可能来对付我们，战士们回家过春节，这就化整为零了。我建议让大家回去，正月初三以后，以中队为单位集合回山。这样，既可以减少目标，避免日寇袭击，又能稳定部队情绪，继续团结抗日，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分头传达后，当地的战士立即各自回家了。
一切安排就绪了，陶铸同志这才带杨焕民同志星夜奔赴京山了解敌人扫荡情况，我们带着特务中队到敌据点潘家集北部的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子，在敌人鼻子底下隐蔽下来。第三天得到情报，扫荡的敌人已经撤退，于是我们连夜开回丁家冲。
劫后的山村一片凄凉景象。日寇在这次扫荡期间，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破坏。仅在丁家冲一带，就烧毁了三十六个村庄，使几百人无家可归。我们一面安抚受害群众，一面等待后续部队。春节后，一部分同志从矿区回来了，但原先四百多人的部队却只剩下二百多人，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五、疾风知劲草
一九三九年二、三月之交，挺进大队随应城县政府转移到钟祥县的赵新河。
赵新河在大洪山东南，钟祥和京山的交界处，四面是大洪山脉的山梁，河水清澈，山溪奔流。站在连绵的山梁上，可以看到号称“楚北天空第一峰”的大洪山主峰。部队刚到这里的时候，村民们跑得一干二净，后来听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应抗”部队，他们都回来了，主动向我们提供情报。原来，在敌人扫荡丁家冲期间，溃退到应城西部湖区的原一支队汉流武装郭仁泰部，已经叛变投敌当了伪军，二支队李又唐部全部溃散，我党武装特务大队在反扫荡中损失很大。眼看“应抗”的大旗帜就只有挺进大队和京应独立中队扛起来了。
正在这时，陶铸同志来了。他一来到这里，就同我们商量，为了准备挺进敌后，首先把部队集中整训。
春天，大洪山区春意盎然。一天早上，陶铸同志在赵新河畔的柳荫下，向我们作整训动员报告。他在分析了当前的严重形势，回顾了“应抗”走过的道路之后说：“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同志曾经勉励我们，要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反对中途妥协投降，反对消极应付，反对个人主义，疾风知劲草，要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陶铸同志接着说：“我们当前的处境是恶劣的。但是，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能锻炼我们的意志。我们决不屈服于恶劣环境，一定要不畏艰难险阻，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必须挺进敌后，打出一个新局面。”
这次动员之后，紧张的整训生活开始了。按照陶铸同志的安排，整训的重点是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他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练习紧急集合、夜行军、瞄准射击和识别方向地形等。
赵新河整训是“应抗”的新起点。陶铸同志除了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军事以外，还亲自给党员上党课，讲“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前途”。有的同志通过学习以后，自觉地联系“幽明店事件”，检查了乡土观念和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决心在战斗中接受组织考验。在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后，陶铸同志根据鄂中区党委规定的总方针，及时领导我们采取了挺进敌后的重大战略行动。他对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守在山里，我们必须挺进敌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我们应该组织一支精悍的小手枪队，到敌后去继续进行游击活动。”于是，我们集中了全部手枪，从挺进大队抽调出二十几位同志组成手枪队，由陶铸同志和蔡松云同志带领着，往来于丁家冲和矿区之间，了解敌扫荡后的情况，向矿商筹集抗日乐捐。其余同志由陈一震同志和我带领，继续就地整训。
手枪队挺进敌后初战告捷。三月三十日，他们在富水河畔的京山公安寨，同京应独立中队并肩作战，伏击日寇差船，毙伤敌二十余名，缴获两支三八式步枪和部分劳军物资，敌劳军团长（日本皇族）被我击毙。这次战斗使鄂中人心振奋。
公安寨伏击战后，根据鄂中区党委指示，应城县政府和挺进大队都回到了丁家冲。这时候，因为李又唐在应城杨家河集中了溃散的国民党县保安队，陶铸同志指示我以“应抗”一支队长兼四区区长名义，带了七、八位同志共五条短枪到那里去开辟工作。
原来，李又唐在部队全部溃散以后，曾经只身跑到随县长岗店投靠国民党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石毓灵。那时，“有枪便是草头王”，石毓灵见他光杆一人，非常冷淡，他遇到了陶铸同志，表明走投无路，准备到后方去。陶铸同志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认为利用他可以集中溃散部队，就写了封信叫他找我。李又唐到赵新河见到我以后，对我表示，今后一定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抗战，并且要我们派政治干部。我们派了七、八位同志同他回到应城杨家河，帮助他把溃散的原国民党县保安队集中，还收编了一些地主豪绅的游杂武装，他的部队扩大到了八个大队，号称三千人枪之众。这时，李又唐自认为羽翼己丰，与国民党的顽固派的特务勾结，竟自食其言，不要我们的政治干部，公开与我为敌。
我到杨家河地区以后，立即同地下党员何国发、雷振民等同志联系，组织起一支二十多人枪的队伍，建立了应城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四月底，陶铸同志带着应城县政府和挺进大队进驻这里，宣布对“应抗”进行第三次整编。当时，鉴于原第一支队郭仁泰部己经叛变投敌，就以我的部队为第一支队，我任支队长；李又唐部仍为二支队；原挺进大队编为三支队，蔡松云同志任支队长，钟祥党的武装为四支队，张文津同志任支队长；黄定陆同志的京应独立中队仍维持原来番号。
通过赵新河整训后，这时，我党领导的部队，士气正旺，都想寻找战机，打击敌人。陶铸同志要我了解一下云梦县城内的敌人情况。我调查到，云梦城只有日寇一个宣抚班，外加几十名伪军，枪支很少，没有什么战斗力。我向陶铸同志汇报以后，他就把孙耀华、蔡松云同志和我找去，决定第二天夜袭云梦城。他说，打云梦城不是为了搞几条枪扩大队伍，这一仗可能缴获不了什么，但这是一次政治宣传战，也是夜袭敌人县城的一次军事演习。打好这一仗，第一，可以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振奋人民群众和友军的抗日信心；第二可以锻炼我们的队伍。
四月三十日，陶铸同志亲自率领我们“应抗”第一和第三支队，进行了夜袭云梦城的战斗。我们夜行急进，一举攻入县城，毙伤敌伪守军，烧毁了敌弹药库，次日清晨撤出了战斗，在鄂中创造了首次攻占日伪控制下的县城的战例。这一仗不仅锻炼了我们部队，也使敌伪大为震惊。汪伪中央社曾经发消息：“×月×日，不明番号的一支部队，攻占云梦城。”要各敌伪据点加强戒备。国民党五战区的《阵中日报》趁机吹嘘：“我五战区指派精锐部队，占领云梦城。”但人民群众却争相传颂：“陶先生带队打进了云梦城，共产党的军队真行呵！”
公安寨伏击战和夜袭云梦城两战皆捷，“应抗”声震鄂中。韩家坝爱国商人韩其大率领六十多人枪投奔革命，加入我“应抗一支队，韩任一支队大队长。鄂中抗日武装日益发展壮大。县、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普遍建立了抗日十人团，以及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组织。在“积极抗日，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农民自卫队都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应城矿区的爱国资本家们提供抗日乐捐更踊跃了。
在各级党组织动员下，鄂中各地再一次出现了参军热潮。有一首当年广为流传的民歌《送郎》，生动地表达了群众的激情：
送郎送到大门外，
出门看见张灯又结彩。
心想挽手把郎会，
军号声声吹起来，
说不了知心话咿呀嗨。
送郎送到十里亭，
抬头看见应城抗日军。
他们人马多威武，
你去跟他们打胜仗，
切莫放过日本鬼子兵！
......
六、会师养马畈
我们的胜利使爱国军民人心振奋，也使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惴惴不安。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石毓灵悍然单方宣布解散了国共合作成立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五月，他们又密谋策划撤销了接受我党领导的孙耀华应城县长职务，并一度扣押陶铸同志。正当敌伪互相勾结，阴谋消灭我鄂中地区抗日人民武装的时候，从延安经竹沟南下的李先念同志，即将同陈少敏同志带部队来到这里，同我们会师了！
我们的心情分外激动。“应抗”的干部，有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有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革命的同志。现在，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期间，能够见到从延安南下的同志，听到他们带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该是何等高兴呵！时当初夏，群山环抱中的养马畈田野上，和风卷起层层麦波，山坡上，红色的杜鹃花和许多不知名的花朵，送来阵阵幽香。李先念和陈少敏同志带了新四军鄂豫挺进团的两个连来到这里。那天，他们都身穿灰棉布军服，英姿飒爽。鄂中党组织的领导带领“应抗”三、四支队的同志们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交谈，同志们高兴得热烈地欢呼起来……
李先念和陈少敏同志一到这里，就同在这里坚持斗争的陶铸和杨学诚等同志重新组成了鄂中区党委，由陈少敏同志任书记。
六月中旬，区党委在养马畈召开会议。那时，对于鄂中部队打新四军旗号的问题，有的同志对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不够理解。会议期间，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六月十九日专门发来电报指示：
“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抗’，‘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免蹈杨威部队之覆辙。只有统一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才能增加战斗力量……。”
根据养马畈会议决定，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成立，李先念同志任司令，陶铸同志任政委，郑绍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应抗”四支队即编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团队的序列，张文津同志任团长；三支队和京应独立中队编为三团队，蔡松云同志任团长；“应抗”司令部改为抗日游击总队，许子威同志任总队长，王海山同志任参谋长，我任副总队长兼一支队长，李又唐仍保持工支队番号。
“应抗”三、四支队整编为主力部队的决定，是在军人大会上宣布的。那天，养马畈阳光普照，三、四支队的同志和主力部队南下的同志们都聚集在村庄旁的广场上。杨学诚同志首先讲话，他代表在鄂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同志们，向南下同志表示欢迎，同时传达了区党委决定。李先念和陈少敏同志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在鄂中打新四军旗号的重大意义，他们要求我们积极打击日伪，扩大部队，严格遵守纪律，继承和发扬我军传统。他们的讲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参加大会的同志们都沉浸在一片欢乐和激动的气氛中。
七、湖区策反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成立，“应抗”一部分主力编入新四军后，我们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行动，就是争取郭仁泰部队反正。
郭仁泰自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带着汉流武装原“应抗”一支队叛变投敌，当上伪鄂西保安副司令，就一直盘踞在应城矿区和陈家河湖区，陆续收编了一些分散的汉流武装，扩充实力，已拥有一千余人和七八百件武器。区党委决定争取郭仁泰率部反正，如果争取不了，则一举歼灭之。
从各方面条件分析，郭仁泰部反正是可能的。第一，他的部队基本成员都是矿区工人，过去受我党影响较深，许多人虽然被裹胁当了伪军，但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心向我们，愿意抗日。第二，郭仁泰本人虽然接受了日伪委任，但他只一味扩充自己实力，从未勾结日寇，也未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我们派人到他的防地向矿商征收抗日乐捐，搜集日寇情报，他都不闻不问，甚至负责掩护。第三，郭仁泰讲江湖义气，重个人恩怨，一直把陶铸同志看作他的救命恩人，这也是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
区党委决定由陶铸和蔡松云等同志执行这项任务。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陶铸同志带着一支小部队，从京山出发，绕过敌伪据点，悄悄插入应城湖区的余家嘴。
余家嘴是龙赛湖上的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隔一道湖汊，与郭仁泰盘踞的集镇陈家河遥遥相望。陶铸同志一行，凌晨到达这里以后，立即派安琳生和蔡松云同志乘船渡湖，先把郭仁泰手下的左右手“红旗老五”找来。
这位“红旗老五”一直受到郭仁泰的信任。过去我们作争取汉流工作，就是通过他联系的，鄂中重新建党时，我们曾经吸收他入党。当天上午，当他奉召来到后，蔡松云同志语意深长地对他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吗？”
“红旗老五”的脸顿时象泼血一样红，连忙申辩说：“我们的事情都是郭大哥当家，我……我实在没有办法。”
“不，不，郭仁泰是听你的话的。”陶铸同志用炯炯目光，紧紧逼视着“红旗老五”说：“你对他的叛变行为，不仅不加制止，不向党组织汇报，居然跟着他一起当了伪军，你背叛了党，丧失了民族气节，你对得起党，对得起民族吗？”
面对着陶铸同志的质问，“红旗老五”羞愧地低下头来说：“我错了，我对不起……”
陶铸同志接着向“红旗老五”交代，要他回去说服郭仁泰反正归来，重新上山。
蔡松云同志还转达了李先念司令员的话：“只要弃暗投明，可以不咎既往。”并要求他们第二天答复。
“红旗老五”回陈家河去了。
陈家河是膏盐的集贸市场，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敌伪炮楼戒备森严。第二天下午，一位身材高大穿着长袍的商人，带了几个人乘船来到这里，上岸以后，直奔郭仁泰的住处。
这位商人打扮的人，就是蔡松云同志。他同郭仁泰一见面，就单刀直入，斥责了郭仁泰背信弃义，背叛民族、背叛祖国的可耻行径。蔡松云同志说：“自你当上了双龙头寨主’，你这个汉流大哥，自以为很重‘仁义’，但目下当了伪军，充当日寇帮凶，对祖国、对同胞，这算什么‘仁’？过去，你答应同我们在陶先生领导下共同抗日，如今自食其言，对朋友又有何‘义’？你出身工人，如今有了几条枪，敌人利用你，叫你几声‘郭司令'你就心甘情愿卖命。将来打垮了日本鬼子，杀你的头，你的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过去陶政委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是第一次救你，现在是第二次救你。李先念司令员已来了，他在红军当过军首长，很能打仗，我们力量很强，你己处于包围之中，北有李司令员带来的两个正规团队和‘应抗'三支队整编的第三团队，南有李人林同志的第四团队，要消灭你很容易。但是。陶政委说，挽救你就要挽救到底，所以亲自来动员你重新上山。”这一席话对郭仁泰震动很大。他再三要求蔡松云同志向陶铸同志汇报，对不起陶政委，对不起朋友，愿意起义重新上山。
蔡松云同志当即同他商定：第一，这次行动必须完全保密；第二，上山时必须全体部队一致行动；第三，部队上山不能带家属。还告诉郭仁泰，鄂中区党委还派干部来帮助你作好准备，争取一九四○年元旦后开始行动。
谈判就绪，蔡松云同志向陶铸同志汇报了同郭仁泰谈判的结果，当天夜晚，他们带着队伍，悄悄绕过敌据点回到京北山区。
十月中旬，区党委把谢威和杨子仿等同志派到了郭仁泰那里。
自从陶铸和蔡松云同志到湖区规劝郭仁泰反正之后，他一直恪守诺言，严守机密。但这时，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仍在派人拉他，他手下的几个汉流骨干又互相倾轧，各行其是。谢威等同志去后，再次转达的李先念司令员和陈少敏、陶铸同志对他们的期望，对他的部队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坚定他们的反正决心。
有一天，郭仁泰把手下的弟兄、汉流骨干“当家三爷”、“红旗老五”等找到一起，拿出李先念司令员发给他的委任状，还有国民党顽军和日本鬼子的委任状以及军官服、肩章和皮带等物，一起摆在桌上，郭仁泰对他的弟兄们说道：
“哥们，委任状都在这里，你们说，到底要哪个？”过了好大一会，他继续说：“我们再不能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去当秦桧，遭万人痛骂，子孙后代不得翻身，受国民党的委任，虽是正牌，可是老百姓不喜欢；我看还是这个好。”他拿起李先念司令员发给的委任状。就这样，郭仁泰带着他的一千人的部队反正了。
一九四○年一月的一天，郭仁泰按照我们指定的期限，把部队全部集中在矿区以西的郭家围子，并自动重新打起“应抗”一支队的旗号，每人佩戴着“应抗”一支队的袖章向京北山区进发，重新走上了抗日的光明之路。
陶铸同志带着蔡松云等同志，星夜来到石板河对郭仁泰表示欢迎，同时告诉他，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已经成立，蔡松云同志的第三团队已改为第五团队，他的部队编为第六团队，由他任团长，郑绍文同志任政委。
郭仁泰部队接受整编以后，立即开赴襄河西部地区，由郑绍文同志和吴若岩同志负责，一面开辟工作，一面对部队进行改造。他们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矿工出身的士兵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营、连级单位建立起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支部队很快被改造为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主力团，即后来新四军第五师的四十三团。但郭仁泰等汉流骨干，终因经受不了艰苦生活的考验，最后脱离革命，为革命洪流所淘汰。
八、乘胜前进
若是把“应抗”比作一位健壮青年，那末，李又唐就是长在这青年身上的毒瘤。到了一九三九年秋天，这颗毒瘤已是非拔掉不可的时候了。
李又唐原是山西阎锡山的军官学校出来的，在山西时，他追随阎锡山一贯反共。“应抗”成立后，虽然陶铸同志和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他采取团结态度，但此人反动成性，一直拒绝我党向他的部队派政工人员，他的部队从不抗日，碰到日本鬼子就溃散奔逃。到了杨家河以后，部队扩大到了两千多人枪，李又唐更是仗势独霸一方，残害百姓。他的部队经常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强奸民妇，群众称他们为黑匪，纷纷向我们告发。八月间，我带着“应抗”一支队攻打一股伪军，事前把我们的行动通知了他的手下的雷镜若部，希望他们配合，但当我们接近伪军碉堡，战斗正激烈时，雷镜若部却帮助伪军打我们，迫使我们不得不撤出战斗。
我们把这一情况紧急报告了区党委。
鄂中区党委鉴于李又唐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又明目张胆地勾结敌伪，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决定歼灭他的反共武装。
临战之前，陈少敏、李先念和陶铸同志召集我们研究作战部署。
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叫我首先介绍情况。我说，李又唐部号称三千人众，其实只有二千人枪，他们的装备虽然好，但是没有战斗力，估计一接触就会溃散。我们必须先打，打了之后，就地驻下来，一面进剿，一面从政治上瓦解，才能彻底消灭他的部队。区党委同意我们的建议，决定调一、三团队，由“应抗”一支队配合，完成歼灭李又唐部的任务。
九月二十一日，区党委命令我们从京山大山头出发，猛扑应城杨家河、两河口李又唐巢穴。
那天上午，大雾弥漫，我军一面进攻，一面喊话，李又唐部队中一些受过我们教育的人，投降了一部分，但大部分都溃逃了。经过两天一夜追击，李又唐逃进了云梦县义堂镇敌伪据点。于是，按照事前的计划，我们留驻在伍家山一带，就地争取分化和包围消灭其残部。原来，李又唐手下共有八个大队，他手下的大、中队长如赵明义、叶学善、聂森等，过去由于许子威同志和我们作过争取工作，已表示愿意归附我们。我们的部队驻下来以后，又对其他大队作政治瓦解工作，向他们指出只有弃暗投明，才有出路，否则我们将把他们彻底歼灭。李又唐手下的一些大队长们，慑于我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的声威，不得不俯首就范。于是，我们利用一个机会，把李又唐手下的大、中队长的武器全部缴械，“应抗”一支队和主力部队配合，又把暂时归顺的部队所有武器缴械。我军无一伤亡，就取得了完全胜利，李又唐部除一个大队逃走外，其余全部瓦解。这次战斗缴获了大量的轻重武器，各主力团队除把一部分武器装备自己，其余给了“应抗”。一支队很快发展为一千多人枪的队伍，还重新成立了七、八百人枪的三支队，由许子威同志兼任支队长，各区乡也建立了人枪不等的基干武装。
消灭李又唐部和争取郭仁泰部反正，是鄂中区党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指示所采取的两项重大的战略行动。消灭了鄂中李又唐这股顽伪合流的武装后，接着“应抗”部队又消灭了盘踞在安陆、云梦交界的高家店地区的一股土顽武装胡安烈部。这样就把应城、安陆、云梦的游击活动区联成一片。郭仁泰反正后，伪鄂西保安司令部成了空架子，应城境内除县城和外围几个日伪据点外，再没有伪军据点和日伪活动。应城除县城外，都公开建立了区乡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在矿区向矿商筹集抗日乐捐更方便了。
“应抗”一支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八团。“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五师成立时，蔡松云同志的第五团队为十三旅三十九团。八团和二团合编后，改为十三旅三十七团。六团改为十五旅四十三团。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应抗”输送到主力部队的这三支武装力量，一直转战在鄂豫边区，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应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