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刘志凌烈士一九四二年的回忆

朱康平

刘志凌烈士，原名刘少卿，是云梦县夹河陈家沟人。（现划归安陆县管辖)。一九一四年，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一九四○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六月，随军突围北上时不幸光荣牺牲，时年三十二岁。

刘志凌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机智勇敢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一年初，刘志凌同志不幸被捕，关押在云梦城的日伪监狱。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他和张鹏程、栾大勇等同志，在县委的支持下，机智勇敢地组织同狱难友胜利越狱。

当时，我在云梦县抗日民主政府田亩处工作。得知刘志凌同志安全越狱的消息后，决定立即去看望他。一天，我由县政府的一个通讯员带路，在魏店以东的一个小村里见到了他。由于我们曾一起在药铺当过学徒，后来又成为革命战友。见面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我询问越狱的情况时，他深有感慨地说：“提起越狱，话就长了。”接着便向我叙述了越狱斗争的整个经过，他说：“四一年二月的一天，我到第三区执行任务，不幸被敌人包围，我和三区区委书记李沙洲同志同时被捕。在押解云梦的途中，李沙洲同志趁敌不备，逃出了敌人的魔掌，我被押到了云梦城，敌人为了从我口中得到共产党游击队的情况，使用了各种酷刑，由于我宁死不招，敌人最后将我戴上了脚镣手铐，投进了监狱。不久县大队战士栾大勇和第三区区长张鹏程同志也先后被捕入狱。

为了营救我们，县委想了很多办法，但始终未能凑效。我们想，这样坐以待毙，不如想法越狱，兴许还有一线活着出去的希望，我们把这个想法转告县委，县委很支持，并决定由张鹏程同志负责越狱的组织领导工作。

越狱光我们几个人肯定不行，还必须发动难友。自此以后，我开始留心调查所有囚犯的来龙去脉。每次放风，我都主动地逐个接触。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摸底，得知监狱里共关押着二十一个人，其中除我们三名公开的政治犯外，被当作政治嫌疑犯捕捉来的农救会员、基干队员和商人共九人，属民事案子的五人，小偷和惯盗各一人，另有伪军一人，汉奸一人。在政治态度上，大多数是拥护抗日和同情我们的。其中两名汉奸和伪军主要是敌人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被关进监狱的，对这种人，我们必须加倍警惕。

我们摸清情况后，开始在犯人中秘密开展工作，宣传抗日，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路线，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没过多久，张鹏程同志又接到县委指示，要求我们抓紧时间，积极创造越狱条件，并还送来了活动经费。县委的这一指示使我们信心更足了。

云梦城墙有两丈多高，没有绳索之类的东西是翻越不过去的。牢房里哪来这些东西呢！探监的人出进要检查，不论是外面的想办法送，还是自己托人买都拿不进来。在为难之中，我猛然想起农村织的土布可以作为绳索代用，我找个理由托人买点土布兴许拿得进来，但首先必须把看守搞通。晚上我躺在铺上冥思着从看守身上打开缺口的办法，于是，我对他们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看守所长关达武，五十多岁，学过武术，会使几套拳脚，过去一直在县衙门当差。云梦沦陷后，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上了敌伪监狱的看守，汉奸吴锡卿担任日伪县长后，由于他们臭味相投，提拔他当了看守所长，此人心狠手毒。鸦片烟瘾也很大，本身又无钱财，为了弄钱抽烟，经常巧立名目刁难犯人和探监的家属，以便从中榨取钱财，大多数犯人对他非常痛恨。前不久，我地方党组织派人捎信予以警告，他才有所收敛。对我们政治犯的态度也改变了一些，探监的人准进了，查出的钱和物也不敢多打主意，有时候主动跟我搭腔，假惺惺地问问我的身体情况；另一名看守姓蔡，四十多岁，跟关达武是老同伙，此人专看关达武的脸色行事，也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最近，他见关达武变得小心了些，也收敛了不少；还有一名看守姓周，也是四十上下年纪，为人忠厚老实。他是由于家庭生活所迫，为了混一碗吃，才被迫干这项差事的，对犯人比较同情，经常帮助犯人办些事、给些方便，狱中的大多数犯人对他都有好感。前几次县委派人装扮成探监的亲属送钱送信给我们都是在他当班的时候办的。我想对于这三个人，一是要区别对待，二是要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心理状况，想办法打开缺口。

一天，关达武到我坐的牢房外假惺惺地问道：“刘先生，近来身体好些了吧？”我装做很感激的样子说：“承看守长的关照，现在好多了，不过我眼下有一个要求，不知能说不能说？”关达武说：“有话就讲吧，只要是不违反监狱规定的，就可以办。”我见他有点口气，就继续说：“牢房潮湿得很，我在狱中时间较长，现在已经得了关节炎，不仅疼痛，而且行走也不便，长此下去可能瘫痪，现在到了秋季，想托人买两匹土布做被单，天气冷了暖一暖身子。”关达武听后先是皱眉头，接着说：“你是云梦人，我们是同乡。既然同乡有病，理应尽力照顾。但是有规定，牢房一律不准有铺盖，况且你案情重大，皇军经常亲自查监，如果发现有铺盖，你我都吃罪不起。”我见他关了门，感到有些失望，这时我突然想起前些时暗地托人买的一两大烟土，这东西能打动关达武的心。于是从铺下面取出烟土，一边从栅栏缝中递过去，一边说：“看守长，这点烟土，不成敬意，请拿去抽吧！刚才我提出的事，能够方便更好，如确实有难处就不难为你。”关达武一听说有烟土，开始是一惊，因为烟土在监狱里是禁物，要是让日本人查出来，事情就麻烦了。他本想追问，但又怕把事情闹大了，况且自己也正缺它过瘾，便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接过烟土在手里掂了掂说：“事情还没有眉目，怎么能接受刘先生的礼物呢。”我见他动了心，就说：“同乡之间不分彼此，以后多多关照就是了。”关达武把烟土小心翼翼地装在上衣口袋里，一边走一边回头对我说：“你托咐的事，我回去商量后再回信。”说罢，跑去过烟瘾去了。

过了三天，周看守来牢房对我说：“听看守长讲，你想买两匹土布做被单，这本是不允许的，他看你得了关节炎，同意由我替你办。看守长还嘱咐我，以后日本人来查监，事先由他来将被单拿走，以免出问题。”我边听边想，还是烟土作用大。为了防止他把买的布真的做成被单，到时不好代替绳索用，我又说：“我案情重大，不知坐到何年何月，请你务必买好的。另外白布容易脏，买好之后，暂且放在你那里，等我有钱染上灰色再做。”对于我提的这个要求，周看守也都满口答应了。随即，我把买布的钱交给了他。

七月底，县委又派人带来指示，要我们把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好，确定在古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用请客的形式把看守们灌醉再行动，县大队在外面接应我们。县委的指示，我们三人利用放风的时间在一起进行研究，决定把越狱的事向可靠的难友漏底，让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研究完后，栾大勇同志提出对于整个监狱的结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应该尽快搞清楚，以便到时选择越狱的路线。他提的这个问题，我们俩人觉得很重要，但又感到很辣手，因为凭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不容易弄清楚的。老张建议立即与县委联系，由县委派地下工作人员将情况搞清楚后转告我们，但转念一想，这样往返几次恐怕时间来不及了。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前几天收进来的一个小偷，此人对云梦城里大街小巷非常熟悉，得想办法把他搞通。讨论的结果，由我去作小偷的工作；老张和老栾分别与比较可靠的难友谈话，向他们交越狱的底。

第二天放风时，我正准备与小偷接近，老栾走过来对我说：“看守长上午把我叫去，说伙房有个伙夫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见我身强力壮，要我去帮厨，我没答应。”我说，你应该听从他们的吩咐，一来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二来呢？通过帮厨，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老栾听我这样一讲，眉开眼笑地说：“我这就去找看守长。”第二天，栾大勇果然到伙房去了。

在监狱里，偷东西的人照样被人看不起，每到放风时，这样的人总是坐在角落里。为了从小偷嘴中了解云梦城的情况，几次放风我都主动和他答话。开始，他总是低头，经过几次接触，他见我没有恶意，就和我攀谈。原来这小偷过去是生意人。云梦沦陷后生意亏了本，生活所迫，不得已当了小偷，他干的是夜行活，不但对云梦城的大街小巷熟悉，就连敌人的分驻情况和夜晚巡逻的规律都很清楚。据他讲，日本人和伪军分别驻扎在北门、东门和西门的几条主要街道上。而白布街、儒学、南门都没有敌人驻防，这些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监狱里还有一名姓冷的惯盗是我们越狱的一个障碍，这人四十上下年纪，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也是个大烟鬼。由于他经常出入监狱，自称为牢头。为了弄钱抽烟，一面巴结着蔡看守，一面在监狱里敲诈其他犯人的钱财。有段时间敌人见此人可以利用，便每天给他几个烟泡，要他监视犯人的行动，尤其是政治犯。敌人还曾许愿，如果他能从政治犯口中套出有价值的东西，不仅给钱，还可提前放他出狱。为了给他的活动提供方便，他所住的牢房基本上未上锁，平时自由出进，还可以串号子，难友们吃了他不少苦头。我进狱时，敌人把我安在他住的那个牢房。对我，他不仅不刁难，还主动地向我靠拢。那天，我一进牢房，他就向我点头欠身，并用手把铺草扒了扒，让我躺下。开饭时，我因受刑过重，只能爬不能站，他便盛了满满一碗砂子饭放在我的铺边，然后轻轻地说：“刘先生，起来吃饭。”我睁眼一看，是他在叫我，心里不由一惊，我来后没有与他谈过话，他也未出牢门，怎么知道我姓刘呢？从此，对他产生了怀疑，我说：“不想吃，你吃吧！”他端起饭碗朝我铺边靠了靠又假惺惺地说：“坐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吃饭怎么行。”我再次睁开眼睛看了看，但始终没有动声色。

下午放风的时候，我没有出去，他出去了。收风时别的犯人都回了牢房，他却到开晚饭的时候才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当看守送饭到号子门口时，他盛了两大碗饭端到铺边，解开纸包用筷子夹出里面的炸鱼，递到我身边说：“刘先生，起来吃点饭吧。”这时，我也是实在饿了，心想吃就吃，看你能在我身上变什么把戏，接过饭碗就吃起来。他见我开始吃饭，又笑嘻嘻地说：“牢狱里伙食极坏，砂子糙米加烂菜，这炸鱼是我的一位朋友探监时带进来的，我见刘先生胃口不好，特地留给你开开胃。”饭后，他又向伙夫要了一碗开水递给我，等我把开水喝完，又抢着把我的空碗递出去。然后坐在我的铺边，两只贼眼在我的身上溜来溜去。我决定跟他谈谈，看他打的什么鬼主意。于是问道：“老哥贵姓？以前干什么行业？”他说：“鄙人姓冷，以前在衙门混事，是日本人来了后抓起来的。”（以后证实，他这是在撒谎。)我本想继续问下去，他接着说：“听说刘先生是从解放区来的，还是个抗日英雄，实在令人敬佩。我原先虽说在衙门供职，但那是被迫的，我是个穷人，早就向往解放区，想参加共产党，可惜无人引荐。今天遇着刘先生，真是三生有幸。”我见他用花言巧语来套我，就把话题突然一转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姓刘呢？”他对我突然提问搞懵了头，过了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辩解：“刘先生不要多心，我是看守……不，是别人讲的。”我见他前言不合后语，心里更有了底，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以后，每逢我受刑回监时，他都主动地拿出不知从那里弄来的红药水和烂棉絮给我擦血敷伤，并喃喃自语：“惨无人道，天理不容。”并说他出狱后去找共产党的部队来救刘先生，替刘先生报仇。”

过了些时，敌人见他没有掏出什么东西，就不再给钱他了，这样他抽鸦片烟就成了大问题，整天一坐下来就呵吹连天，鼻涕涎直流，一看那幅狼狈象，我就知道他的烟瘾发了。一天，我故意问道：“老冷，身体不舒服？”“嗯，肚子疼老毛病。”“那你怎么不去搞点药吃呢？”他叹了口气说：“哪来的钱呢？”我说：“听说你以前经常从难友身上搞几个钱花，怎么现在收手了？”他一听这话，感到很难堪，“嘿嘿”地干笑了两声后说：“真佛面前不烧假香，以前我肚子疼的毛病经常发作，无钱医治，实在没有办法，是向难友们要过几次钱，现在早就没干那种事了。”我顺水推舟地说：“对，是应该收手，你看看在这里坐牢的有几个不是穷人，如果真的有病，难友们也会同情你，援助你。”这时，他低着头小声说：“刘先生的金玉良言，我今后一定铭记在心。”说罢，眼泪鼻涕不住地往下掉。为了稳住他，我从组织上送来的经费中抽出一张储币递给他，并说：“这几个钱，拿去买药吃。”他一听说有钱，连忙把低得很下的头抬了起来，眼珠子睁得快要暴出来似的，慌忙地把钱抓了过去。我知道，他抽大烟去了。不久他调了牢房，有时没有钱抽烟，打鸣叫响地向我要，我也或多或少地应酬一点，从不空过。他见我这里有甜头可捞，因此我说的话他也不得不听点把。我想，不管怎样，只不让他跟敌人打小报告就行了。

然而，越狱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的时候，不料出了岔子，而且就出在这个家伙的身上。原来，他从我这个牢房调出后，与一个基干队员同住一个牢房，大概是手中的钱又花光了，不好意思再向我要，就跟同号子的人明要硬索，这个基干队员想，过去被你欺侮够了，现在快越狱还怕你不成，便和他吵起来，并警告他说：“你狠么事，狠得了初一，狠不过十五！”姓冷的家伙见同狱的犯人一下子变了，不但不借钱，反而跟他吵闹。就大吼大叫起来了，“怎么？老子狠不过十五，你们想造反？老子去报告皇军来收拾你们这些贱骨头。”正好这天是周看守当班，看到他们争吵，制止了后就走了。

放风的时候，有人谈起这件事，我不由大吃一惊，并及时跟张鹏程汇报了。他听了后也楞住了。随即布置了三条紧急应变措施：第一，首先得把那个姓冷的家伙稳住，不能让他再胡言乱语，这个工作由我去做；第二，加强对难友的保密教育，凡是知道这个计划的人，说话要绝对注意，即使被敌人抓住蛛丝马迹，严刑逼供，都要矢口否认，不许暴露半点真情；第三，必须提前行动，越快越好，不能再等到八月十五。我说：“县委确定的八月十五动手，是叫我们借中秋尝月的名义请客，在狱中将看守灌醉，然后内应外合进行越狱，现在外面的人不知里面的情况有变，一时又难以联系，单凭我们的力量能成功吗？另外，如果我们提前行动，找什么借口请客呢？”老张思考了一会说：近来关达武对你还可以，就说最近是你的生日，请他们的客以示谢意，如果他们同意就提前行动，否则，就只有按原计划行事，不过应尽量争取早动手。我想，这倒是个办法，决定试试看，我俩找栾大勇谈了谈，他也同意这个方案。
再说那个姓冷的小偷，白天与同号子的人口角之后，不但没有捞到油水，反而讨了个没趣，心里很是不乐，天快黑时串到我的号子里来，我不由暗暗高兴，这是一个稳住他的好机会，于是很客气地问起白天发生的事。这家伙余气未消，颠倒黑白地向我叙述事情的始末，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讲完后，我软中带硬地对他说：“我早就对你说过，如果有困难就来找我，不要向别人借。你知道，人家是乡巴佬，那有钱借给你！你先发火，他才说了一句气话，你就不依，听说还要去找皇军和看守长告状。如果这件事真的闹到看守长和皇军哪里，你的脸上也没有什么光彩，同时全狱的人也会更加痛恨你，俗话说，众怒难犯啦！姓冷的听我这么一说，觉得闹下去没有多大好处，连忙说：“只怪我一时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今后一定改。”说话的时候，鼻涕涎足足流了尺把长。我接着说：“这件事过去了就算了。”边说边从口袋里摸出两张储币递给他，他接过钱千恩万谢地跑去买鸦片烟去了。

姓冷的走了以后，我想，虽然暂时把他的嘴封住了，但危险仍然没有消除，这家伙早就与敌人有勾结，如果他以这件事向敌人告密讨功那就麻烦了。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但怎么跟关达武联系请客的事呢？

第二天晚上查监时，我听见关达武的声音，心想机会来了，当脚步声在我的牢门口停下来时，我忙走近栅栏边说：“哦！是看守长。”关达武嗯了一声接着说：“老周替你买的布送来了吗？天气快冷了，得赶快缝起来御风挡寒啦。”我说：“感谢看守长的关怀，土布买着了，我准备染个色再缝起来。”关达武点了点头接着说：“刘先生再没有什么困难吧？”我说：“困难倒没有，但有桩心事，不知看守长尝不尝脸？今年八月初八是我的三十岁生日，往年这个时候，我都要邀请一些亲朋好友畅饮一番。今年亲朋好友来不成了，我想托人办点酒菜，请你们一下，万望不要推辞。”关达武明白，囚犯给看守送礼的多，但公开请客的却少，即使请客，也都是由囚犯家属在外面办或请到家里去吃，至于囚犯在监狱里请看守的客这还是没有先例的，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惊讶地说：“后天是刘先生的生日，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既然知道了，理应由我们备齐寿酒寿面来庆贺一番才是！要刘先生请客，那就不敢当了，同时后天我有要紧事，实在不能领情。”当我与关达武谈请客的事时，蔡看守正站在他身后。这个见酒就喝，见便宜就沾的家伙，见关达武要把这样好的机会错过，连忙说：“既然刘先生有意，若不领受就太不尽人情了。如果看守长后天有急事，明天夜晚也行嘛！”我说：“那也可以，还是蔡看守爽快，请你转告周看守一声，我好托他去办。”我本想说叫栾大勇去办的，怕这样引起敌人怀疑，临时改变了主意。关达武这时不好再推辞，只得答应。

不一会周看守果然来了。他在号子外问我：“刘先生，蔡看守说你有事找我。”我说：“又要麻烦你了。”接着就把请客的事跟他讲了，请他帮忙买些东西，并说我在牢房里难得请一次客，叫他把席面办得丰盛一些，要尽量多买几瓶上等酒和几盒好烟。他都同意了，于是，我把买东西的钱交给了他。他临走时我说：“买卖的事我就托咐你了，做菜、饭的事打算叫帮厨的栾大勇去干。请你把栾大勇找来商量商量，并请你锁号子。”他点头同意后走了。

栾大勇来后我把明天请客的事告诉了他。他也向我谈了他近来所摸的情况，由于一时难得找到张鹏程，我们俩研究了明天的行动方案，一致认为越墙走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前门这一条路。特别是明天夜晚请客，厨房又在前面，第二、第三道门又不会上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特地嘱咐老栾，做菜时不要赶忙，尽量拖延时间，刀斧要磨快、火叉、扁担等东西放在顺手的地方。尤其是思想不要紧张，要沉住气，但不能麻痹大意。商量好后，我叫老栾赶紧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张鹏程同志，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就立即转告我，如果他同意就这样定下来。为了把翻越城墙用的白布拿到手，栾大勇走时我叫他通知周看守来锁号子时把那两匹土布也带来，就说我要看看。

老栾去后没有转来，这说明老张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一会周看守夹着两匹土布来了。我接过后，借口号子太黑，要求把布暂时放在这里，明天放风时再过细看看。周看守一边点头一边锁上号子门走了。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我跟老张见了面。这时我有很多问题要跟他商量，但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开晚饭的时候，我借机托伙夫把栾大勇找来碰了个头，大家就按原计划分别行动去了。

这天，时间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才熬到天黑。到晚上九点钟，我见没有动静，心里很有点不安，生怕发生意外，正在十分焦急的时候，周看守来了，他一边开锁一边说：“蔡看守见伙房的菜还没有弄好，坐得无聊，叫你去打牌。”我说：“既然这样看得起我，我一定奉陪。”

我跟在姓周的后面，跨过了平日放风的天井，穿过了三道门，进了第二层房子。只见左边厢房里面亮着灯，里面有人影晃动，我根据老栾提供的情况推断，这是关达武的办公室兼宿舍，酒席可能摆在这里。这时，关达武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忙走了出来，摊开两手说：“有请，有请。”把我让进了屋里。我刚坐下，蔡看守就从外面进来了，他一进门就说：“刘先生的生日，理应热闹热闹，今天是熬夜，酒席还没有办出来，我们先陪刘先生打几圈牌。”边说边把装麻将的小布袋甩得“哗啦”直响，关达武也连连点头称是，还顺手拿起抹布揩起桌子来。我想，打牌能拖延时间，又能把敌人系住，但困在这里就不能跟栾大勇、张鹏程联系，不知道他们准备得怎么样。于是，我站起来说：“我先到伙房看看再来！”姓蔡的连忙阻拦说：“刘先生不必去，我刚从伙房来，牛肉才下卤锅，还是先打几圈凑凑热闹。”我不好再坚持，便跟他们打起牌来了。打了两个圈后，我见写字台上的坐钟已经指向了十一点，再也坐不住了，就站起来对关达武说：“伙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去看看，催他们快点。”这时姓蔡的输了钱，连忙拉住我说：“时间还早，你慌什么？”我知道他输的钱不赢回来是不肯罢休的，只得耐着性子继续打下去。为了中途脱身，我有意将牌打错，让他们赢。等打满四圈，他们都赢了钱，我一看时间，十二点了，开了钱，起身朝伙房走去。姓蔡的这时只顾清钱，没有再阻拦。我径直走向监狱第一层的伙房。这时伙房里不断传出锅瓢碗勺和菜刀切肉的声音。我进去后，只见一名伙夫坐在灶下添柴，老栾在盛菜。我走到老栾背后问：“现在准备得怎么样？”老栾懂得我的意思，把刀重重的在砧板板上一剁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说罢，拿眼扫了一下周围，我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斧头、火叉、扁担都摆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我点了点头，满意地说：“客人都饿了，准备开席。”“是”，老栾边回答边站了起来。我刚走出伙房，关达武和蔡看守也来了。我迎上去说：“马上开席。你们多喝几杯，我身为囚犯，不便奉陪，实在对不起。”说罢，故意装出要回号子的样子。关达武见我要走，忙拉住说：“怎么，主人请客，又不相陪，恐怕于礼不周吧！”这时周看守已经摆好了筷子、酒杯、汤匙。老栾端着菜盘进来了，我想没有再推辞的必要，就落了座。关达武喜滋滋地望着丰盛的席面，拿起酒瓶在鼻子上闻了闻，说：“今天是刘先生的生日，我们一定开怀畅饮，以表心意。”另外两个看守也随声附和地说了一些客气话，我看他们一幅馋象，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心想“你们喝足吧，可能今后就喝不成了。”我启开一瓶白酒，给他们每人满满地倒了一杯后，也在自己的杯里倒了一点，然后举起杯来说：“为了感谢诸位对我的特别关照，先敬三杯。”说毕，遂一碰杯。三杯酒后，他们劲头更足了，争着要回敬，我忙站起来说：“诸位的心意我领了，酒确实不能喝，一来有病在身，二来伤口疼痛。不过为了使诸位喝得痛快，我想找个酒量大的来相陪，此时他们酒兴正浓，巴不得有人凑热闹，一听说我请人代酒，蔡看守忙说：“哪个酒量大，叫他跟看守长比试！”我说：“别人恐怕不方便，就叫帮厨的栾大勇行不行？”关达武一听，欣然同意了。我又给每人斟满，然后离席去找栾大勇。

伙房里，伙夫休息了，栾大勇正在切牛肉。他见我进去，忙停下手里的活计。我轻声说：“他们三人除周看守外都会喝酒，如果没有酒量大的人相陪，是不会喝醉的，所以特来找你去劝酒。栾大勇听我这么一说，就答应了，我便迅速地回到席前，对他们说：“栾大勇怕拼不过诸位，不敢来，我硬将他拉来了。”他们听后露出了得意的神色，把举到嘴边的酒杯又放下来。我一见忙说：“请！请！”蔡看守说：“等一等，”正说着，栾大勇一手端着一大盘热气腾腾的卤牛肉，一手拿着酒瓶进来了。他进门就说：“菜弄得不合口味，请各位多喝几杯。”说着把牛肉盘朝看守长面前一放。拿起酒瓶，满满地倒了一杯。我也拿酒瓶，给他们添酒，由于他们兴头来了，又有下酒菜，于是你一杯我一杯地干起来了。不一会儿，蔡看守说话已经开始啰嗦，手里的筷子挟菜时经常擢到桌面上，关达武虽然酒量大，但也快到八、九分了。我把最后一瓶酒打开说：“这是最后一瓶酒，喝完了作罢。”边说边朝他们杯子里倒酒。关达武接过酒杯说：“顶多三杯，剩下的归栾大勇。”当我给蔡看守斟酒时，他用手一推，把酒杯碰翻了，我又给关达武敬了两杯，就吩咐栾大勇去端面条。面条一端上桌，蔡看守伏在桌面上直摆手，关达武也只喝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唯独周看守吃了一大碗。大家散席后，老栾开始收拾碗筷，蔡看守扶着墙壁踉踉跄跄地走进了他的卧室，就仰面睡下了，关达武边打酒噎，边吩咐周看守去锁门，边向里面卧室走去。

我跟栾大勇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就跟在周看守身后，朝后面的牢房走去，当走到我的号子跟前时，我突然低声对周看守说：“有个紧急情况告诉你，今晚我们的部队已经进城，因为你没有什么罪恶，我们打算不伤害你的性命，但必须配合我们行动，否则性命难保。”周看守一听，顿时吓呆了。腿一软，“呼”地一声跪在地下求饶。我小声说：“钥匙在不在手里？”周看守在身上一摸，从腰带上取下钥匙串连声说：“都在、都在。”我命令他首先打开张鹏程同志的牢门，解除了张鹏程的手铐脚镣。张鹏程出来后，带领两名基干队员，立即投入了战斗；我挟持着周看守，继续沿着号子开门。周看守边打门边轻声对难友讲，共产党队伍来了，现在准备越狱，出去后不准做声，不准乱跑，在天井中央集合。难友都放出来了。我又命令周看守把所有难友身上的手铐脚镣全部打开。这时仍关在号子里的那个汉奸和姓冷的惯盗也慌了，向我们说好话，要求放出来一起走。我想，让他们一起走，还便于控制。便走近号子，严肃地对他们说：“出去可以，但必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如果不听指挥，擅自行动，别怪我们不客气。”他们两人连说：“是，是！”。

这时，栾大勇在前面已经干起来了。当我跟周看守从看守长办公室走后，他也随即出了门。跑到厨房拿了一把磨得发亮的菜刀，发现姓蔡的仰面朝天睡在床上，照着那家伙的脖子就是一刀。由于刀快力大，鲜血顿时溅出老高。他怕没杀死，又来了一刀。姓蔡的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接着栾大勇直奔关达武的卧室。这时，关达武鼾声如雷，侧着身子脸朝内睡得正香。栾大勇瞅准他的喉咙，举刀砍下去，只听“咔嚓”一声，一刀砍在关达武的喉结上，当栾大勇拔出刀来准备再砍时，关达武已经惊醒，躲过了砍来的刀锋。此时栾大勇见第二刀未砍着，心里有点紧张。当关达武象一头受伤的野兽，咆哮着向他扑来时，他从旁边闪了一下，不料脚撞翻了身后的凳子，向后跌了下去，关达武趁势扑上去，拼命抢夺菜刀，栾大勇也不示弱，紧紧握住菜刀不放。正当他们你争我夺扭成一团时，张鹏程和那两名基干队员赶到了，只见一名手持利斧的基干队员冲上去就是一斧头，关达武的秃头砍开了大半边，脑浆溅了栾大勇一身，等栾大勇爬起来时，关达武已经象一条死狗卷曲在地上。他们四人解决了前面的战斗。这时，我已经将难友全部集合在天井的空地上。

老张向全体难友讲话，在老张讲话的同时，我和一名基干队员走到周看守面前，只见他吓得浑身颤抖，卷缩在天井的一个角落里。我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为了便于你天亮后好向敌人交帐，现在暂时委曲你一下。”说罢，掏出从伙房拿出来的绳子，把周看守捆了个结结实实。并从他的衣服上撕了几块布，塞在他的嘴里，然后丢进了号子。我们赶到监狱大门附近时，难友们都已拿着棍棒之类的自卫武器聚集在这里。栾大勇带着那个熟悉云梦情况的小偷，探身门外观察情况，他们见哨棚无哨兵，把手一挥，难友们随即鱼贯而出。沿着白布街直插儒学西南面的小南门。到了城墙边，我和老张迅速地把两匹土布的结头扎紧，递给爬上城墙的栾大勇，栾大勇把布头捆在城墙垛子上，接着老张就指挥难友们顺往下溜，我负责监视敌人据点的情况。当下到第十七个人时，只剩下我和老张，老张吃惊地对我说：“怎么差两个人？”我一听忙说：“快下，可能是姓冷的和汉奸周东蒲中途溜了。”话音未落，城里响起了枪声。老张赶紧下去后，我也拉着白布往下溜，刚溜到半腰，白布断了，我一下从空中跌了下来，昏倒在城墙边。等我清醒过来时，张鹏程同志正俯在我身边，只见系白布的城墙垛子周围聚集着很多敌人，他们有的乱叫乱嚷，有的盲目地向四周射击。由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未发现我们，他们闹腾了一会，就回据点去了。这时，老张搀扶着我淌过护城壕，向根据地走去。天亮后，我们胜利地回到了党的怀抱。

我们越狱后，云梦城里的日伪军大为惊恐，驻云梦城的日军头目在盛怒之下，将那个中途跑回去报信的汉奸周东蒲也杀了。直到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敌人在城里仍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一般。

听完刘志凌同志的叙述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这简直是一部极其生动的小说。”刘志凌同志笑着说：“我当时也没有想能活到今天哩。”

四十年过去了，但刘志凌同志英勇事迹一直在我脑海的翻腾，它迫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撰写出来，以此来表示我对这些老战友的怀念和敬意。

(云梦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供稿邓安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