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达
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在罗礼应县工作了一段时间。罗礼应县主要包括罗山南部和礼山（今大悟县）一部分，应山东部只挂个边，原叫罗礼县（属罗礼经光中心县委领导），后来我们的游击区扩大到平汉铁路的广水附近，才改名罗礼应县。这块地方座落在千里大别山的西麓，横跨鄂豫两省边界，有九里、武胜两关之险，环水河自北向南贯穿县境，平汉铁路横互于西，这是日本侵略者赖以生存的华中交通命脉。汉潢公路逶迤于东，战前通车时，从汉口北上可直达我的老家河南潢川县。
(一)
我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从豫皖地委机关调罗礼县工作的，刚来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兼县大队教导员。这时罗礼县有两个区，所属范围：北起罗山定远店、潘新店，东到宣化店，西至九里关、铁铺一带，九里关以南可达东新店、大兴店，而与应山接壤。这年秋天，县大队改编为县游击支队（后改为县指挥部），原县委书记孙保元调部队任团长，我接任罗礼县委书记。
一九四二年冬，豫皖地委要我县跟信南（信应县）取得联系。我带一个班迎着暮色出发，沿平汉铁路绕着鸡公山转了一夜，到拂晓时还未找到信南的同志。大家只好停下来隐蔽在山沟独屋里，望着远处的报晓峰出神。雄奇秀丽的鸡公山是驰名中原的避暑胜地，自清末光绪年间铁路修通后，即被欧美帝国主义者长期霸占，在山上修西式别墅，建教堂、设巡捕房，任意践踏我国主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又变成日本人的天下，鬼子在山上安据点，筑炮楼、架铁丝网，昼夜巡逻。闹得一片乌烟瘴气。
我们这支小部队白天不能活动，俟至夜晚继续出发寻找，摸到中华山终于跟信南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在寒夜的星光下，我们遇到一位姓张的区委书记和一位姓万的区大队长，他俩正好带着游击队在路西沿线活动，经双方议定，今后路铁两边的工作加强联系。黎明前，我们与信南的同志匆匆握别，返回越过铁路时天已大亮，晨曦中见这武胜关、东篁店一带都是山区，层峦叠翠，沟深林密，很适应小部队活动。我们又找当地老乡打听，得知广水的日伪军常来此搜山打掳，总是早去晚归；路东三里城的国民党四游击纵队屠赞廷部害怕日本人，轻易不敢过这边来。于是，我们回来给豫皖地委作了汇报。地委指示就在这里开辟了一个新区：西至铁路，南到邓店、阳平口，东达汪洋店。从此，罗礼县即改名叫罗礼应县了。新开辟的这块地方大部在应山境内，叫第三区，由张厚文任区委书记兼大队长。
第三区成立了一个区中队和两支小便衣队，加起来人枪不满百，对外则号称一营人，区大队长也就是营长。其实呢，就那么点武装，为了抗日的需要，有些是虚张声势。那时，我们自己的区政府还没有正式建立，路东的保甲长也还是两面甚至三面的：我们来了，保甲长就帮我们办事；国民党来了，保甲长又干国民党的差；日伪军从广水下乡打掳，保甲长还得出面跟日本人跑腿。不过，他们往往将敌之“扫荡”路线及时地报告我们。当然，反动的保甲长也有，但只占少数，有被我们察觉经屡教不改而处决的。
(二)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夏之交吧，国民党四游击纵队忽然打起了所谓“联合抗日”的招牌，从三里城过来一股三十多人的顽便衣队，找张厚文拉关系，表面上说“在一块打鬼子汉奸”，骨子里却想搞我们的鬼。提起四游击纵队的罪恶历史，当地群众早已恨之入骨，它原是商城固始反共头子顾敬之，豢养的一伙士匪。到“七七事变”后它摇身一变，换上了现在的番号。他们反动成性，暗里勾结日伪军，明里与我闹磨擦，时刻变换手法打我们的主意。这次派遣便衣队来，其目的是妄图从内部瓦解我抗日武装。
张厚文跟顽便衣队敷衍了一阵，我去检查工作时看到苗头不对，从多种迹象分析，都觉得这是敌顽设下的圈套，迟早要出问题，群众也有反映，说让他们留在身边是个祸害。于是我们将计就计，利用地方士绅关系下贴子，请他们过来作客。这一次他们来了二十多个家伙在酒席上被我们灌得酩酊大醉，全被缴械并抓了起来，按罪行大小区别对待。将民愤很大的枪毙了几个，对不太杯的则约法三章予以释放，清除了国民党便衣特务，老百姓莫不拍手称快！
当时，在二郎店的日本人有一个班，鬼子们凭借泉水寨坚固碉堡作前哨，妄图伺机刺探我方情报。以后见我们常在这块打游击，鬼子兵不敢呆下去，跑回了广水。我们趁势一把火，把敌堡烧毁，拔掉了这个钉子。
我们还在邓店拔掉另一敌寇据点，消灭了一个班的日军。邓店是应山、孝感、礼山三县搭界的一个城。由于日寇“三光”政策的蹂躏，弄得市面冷落，街心长草。在邓店街北头敌人设有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工事里有一个班的日本人长期驻扎，鬼子害怕新四军打埋伏，躲在工事里不敢随便露头。某日邓店逢集，鬼子驱使一名朝鲜族人出来，借口买菜，来打探我新四军的活动。当那个朝鲜人刚走出工事不远，正在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时，突然被我便衣队抓获。经过我们对他宣传爱国思想，教育他不当亡国奴，那个朝鲜族人被教育过来了。于是我们要他回据点告诉日本人：“菜的买了大大地有，新四军的店上没有，太君找苦力的干活，外面的统统地开路！”并借口拉苦力挑运小菜，将鬼子引出工事。我们早已在此埋伏好一个连，待敌人走近时，就一拥而上，出其不意地将整个班的鬼子包围了。我们又叫那个朝鲜族人喊话，命令鬼子投降！这个班的日本老兵，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极深，特别顽固，吆喝着拼命往外冲杀。当场被打死七八个，活捉了五六个，鬼子的班长乖乖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了。我们发动群众，连夜将敌工事夷为平地。
过了数日，我去大悟山边区党委开会，顺便将日俘送交五师参谋长文建武，他见到很高兴，说：“你们罗礼应县的地方武装，能消灭日本人一个正规班，很不简单！”
(三)
一九四三年豫皖地委撤销，罗礼应县划属鄂东地委领导。盘踞中原的日伪主力，固守武汉和平汉线。在我军背后，又有国民党广西顽军及各色游杂土顽，时刻威胁着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安全。在路东，有广西顽军与我经常制造磨擦；先后还有顽鄂东保四旅、四游击纵队，以及罗山、礼山的国民党县大队与我周旋。敌顽势力合起来大于我十几倍，有时甚至几十倍。我们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是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长期游击于西大山之间，流动作战一日数迁，机关部队能在一地留住两天就算满不错了。在与顽固势力的反复较量中，双桥镇、二郎畈至广水南新店、冷棚岗之间，因靠近铁路，国民党不敢来，这一地带倒比较安全稳定，我们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开展生产渡荒、征收抗日公粮和税收，实行二五减租等工作。由于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掩护，在日伪鼻子底下活动，敌人却丝毫不知道。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们在双桥镇成立了罗礼应县委和县政府，吴纪刚任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兼县长。位于环水之滨的双桥镇，士地革命时早就出了名，一九三一年春红军双桥大捷，活捉国民党师长岳维峻，就发生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当时路东、路西有两个地委，路东为鄂东地委，路西为豫南地委。罗礼应县政府正式成立后，曾由鄂东划归豫南地委领导了一段时间，后因公事往来过铁路不便，只三四个月又划转来，仍属鄂东地委领导。但与路西的工作联系则一直未间断过，我们通过罗礼应第三区，与信南县保持联系，双方互相支援。
一次，我们在三里城附近过行商税，国民党顽军包抄来了，正在这紧急时刻，猛然间对面山上也开了火，原来是信南县中华山的万大队长，接到群众报信赶来掩护我们。老万是高个子，带一支游击队经常出没于铁路两侧活动，可惜年久，名字已记不清了。
在靠近铁路一带，国民党原有一支铁路破坏大队，以破路为名，行反共之实，因害怕日本人，他们跑得老远。破坏大队有个卷烟厂，出产火车头牌香烟很能行销。我们也办个烟厂，出同样牌子挤他的生意，以解决我抗日经费开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经济上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时钱搞得多了，还能上缴一点。我们同根据地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寇无条件投降了！为做好反内战准备，我五师主力开往路西四望山。路东成立了鄂东区党委和鄂东军区，罗礼应成立中心县委。九月底，国民党四游击纵队被我军打跑后，路东根据地扩大了，区党委决定将罗礼应重新划分为罗南、礼应两县，组织上调我到罗南任书记兼县长。由于时局动荡，中原战云密布，关于此后礼应县的斗争情况我不大清楚。然而，这里人民和我的战友们的光辉业绩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至今不能忘怀！
(应山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供稿曹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