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作盛
抗战时期，我党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地区，创建了纵横千余华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这里诞生的新四军第五师，成长壮大为五万雄师，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这里是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正因为这样，从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八月十五日起，蒋介石就纠集了国民党第一、五、六、九、十等五个战区二十多个师及九个游击纵队，从四面八方向中原地区扑过来，先后侵占我鄂皖边、豫南、豫西、鄂东、鄂中、襄南、襄西、鄂南广大地区。大军压境，我新四军第五师主力不得不撤退到桐柏山区。
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党中央令王树声等同志率领嵩岳军区部队和冀鲁豫水东八团，从豫北南下。王震、王首道等同志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十月二十四日，这三支部队在桐柏山区胜利会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统一指挥这个地区的斗争。中原军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和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组成了六万余人的中原解放军。
中原军区成立后，蒋介石眼看我军直接威胁着他们出川的大门，便急急忙忙调集大批人马，赶赴桐柏山区，叫嚷要“肃清”中原解放军。我军为争取主动，决定向平汉铁路以东挺进。在行进中，国共两党下达了停战令。我军以礼山县（今大悟）的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停战”，咋听起来，这是一个多好的消息。然而从停战令下达那天起，国民党军从未停止向我军的进攻。当时，我在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工作。敌人进犯的情报一个接一个地送到参谋处，快把人的心气炸了。这样，我们在宣化店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最后又毅然地突破国民党部队的包围，胜利地转移到其他解放区。
我所要讲的，就是从一月十日起至六月二十九日止，中原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的情况。
真和平还是假和平
和平，是人民日夜盼望的。我们希望和平，敌人却要战争。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下午下达了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零点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
中原解放军恪守停战协定，主力部队在罗山、礼山、光山一带停下来。而国民党蒋介石却以停战令作为缓兵之计，用秘密的作战令加紧内战部署。他们在下达停战令后的第二天，抢占我息县县城；在停战令生效后的第二天，又攻占我光县县城。随后又调集十几万军队将我重重包围，把我陷在方圆仅两百华里的狭小地区，大搞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幻想将我困死、饿死。
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主子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他的特使马歇尔来到中国。马歇尔扮着白脸，蒋介石扮着花脸，两个人演“双簧”。马歇尔一面勒令蒋介石调兵遣将，对我加紧军事包围；一面又扮成“和平特使”的模样，装腔作势地组织所谓“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许多执行小组到各地进行军事调处。这些小组，有蒋介石的代表，有美国的代表，也有我方的代表。可是我们的意见，不能得到尊重。
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晃子，一种缓兵之计。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还未成熟，必须借所谓“调处”作掩护，拖延内战爆发的时间，以便美国从各方面去加强蒋介石，好让蒋介石消灭中国人民的力量，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使中国变为美国的附庸。
尽管美蒋合作，企图在中原地区实现其消灭中原解放军的阴谋。我党为避免内战，在坚持自卫的基础上，仍然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继停战协定之后，又于一月二十三日，通过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汉口的第九执行小组与国民党在平汉线上的部队和中共中原军区部队协商，在河南的罗山，签订了“罗山协议”。
这个协议规定：双方军队，均应停止于现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中原军区不带武器的运输队伍，可以到国民党部队占领区内进行运输，国民党部队不得阻拦干涉。
结果，局势不但没有得到缓和，国民党军队反而在我主力边缘区不断地进击，并声称我留河南、江汉、鄂东地区的地方武装均系“土匪”，要定期于以“肃清”。我不带武装的运输队，也多方受其刁难，甚至在半路上车辆被扣押、人员被杀害。此间，国民党十八军一一八师还血洗黄冈，屠杀我抗日军人家属及地方工作人员二百余人。
在我党我军的强烈要求下，于一月二十九日，第九执行小组，由汉口乘车到中原军区，与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同志会见于礼山的吕王城。我军到处张贴标语，欢迎执行小组监督国民党军队遵守停战命令，停止对中原解放军的进攻，表达了中原人民的诚意。这样在二月八日军调部又发布了一道命令（和字第三号），国共双方军队，均应遵守停战令，维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的位置。
表面上高喊“和平”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协议”、“命令”置若罔闻，军事进攻并无稍息。他们妄图摧毁我河南、江汉、鄂东三个军区地方武装之后，进而“围歼”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一个多月来，他们无理侵占了我黄陂、黄安以南地区，还侵占了我应山以南的张扬店、吉阳山等地。为了解决该地区的军事冲突，于三月二十八日，国共双方又签订了“应山协议”。
这个协议的内容，又规定得“堂堂皇皇”，限令国民党军侵占至我应山以南的部队，应于四月一日以前，撤至应山以北地区。然而，国民党军队仍在继续向我进攻。
我党中央根据这种形势，即指示中原军区；把部队进一步精悍，迅速复员老弱残废两万人，力争主力“合法”转移到皖东去，靠近新四军的主力。当我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这一问题时，遭到国民党的断然拒绝。
而后，因为我部队活动地区范围狭小，缺粮少盐，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允许我们派人去皖东运粮，去淮北运盐，并要求开一部分部队到皖东就食。问题一再提出，又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
到三月底，我们部队实在是囊空粮尽了。三月三十日，党中央派董必武携款三亿元，由重庆到汉口，又从汉口乘车到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宣化店，慰问被围困的中原军民。
董必武同志，是我党的革命元老。全体中原军民听说董老到了我们边区，莫不欢欣鼓舞。特别是宣化店附近的军民，在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中，能够亲眼见到他老人家，心里该是多么高兴啊！
董老告诉我们：“党中央很关怀你们，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华北、华东，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军民都在支持你们，支援你们，为你们输捐粮食，输捐用款……”我们听了非常感动，又受到很大的鼓舞！
董老还嘱咐我们：“你们虽暂时被围困，须尽量争取‘合法’转移。但是，必须要有革命的两手，积极准备突围……。”我们听了，个个振臂高呼：一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去工作！去战斗！
可是董老在返汉途中，竟遭到国民党新编十五旅驻河口部队的刁难，借口董老不应在汽车内挟带所谓“奸党”、“奸匪”的党报《七七日报》，并认为任意私藏“禁物品”是一种停战协定条款的“非法”行为，不予放行董老当时是我党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我们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国民党军队用如此的态度，足见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猖狂野蛮到了什么程度！
“应山协议”后，蒋军破坏和平的行为变本加厉。自一月十日起，至四月十三日止，在这三个月的“停战”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队对中原部队的大小进攻，竟达七百余次之多，蚕食侵占我城镇及较大乡村一千一百七十五处，抢走我活动区的粮食三千余石，构筑碉堡六千余座。与此同时，蒋介石调集十一个正规军，二十六个师，三十余万人的兵力，将我中原部队重重包围，并在驻马店、花园、潢川、商城等地设立高级将领指挥所。其第一线部队，已完成作战准备。如在罗山前线与我对峙的部队，向我发出横蛮无理的通知，胁迫我撤离宣化以北的左家店、涩港店、朱堂店等重要集镇，企图以此制造进攻我军的借口。据确切消息：国民党当局已向他的部队暗下战斗指令，准备五月四日至九日，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向中原部队全面出击，一举“歼灭”，然后向我华北、华东、西北、东北等其他解放区大举进攻。
如此一来，中原局势异常紧张。
就在这严重时刻，我党中央和我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均先后发表了声明，一致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罪恶阴谋，指出中原内战爆发，必将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如果国民党不力谋制止，而敢于向中原地区发动进攻，挑起全国大规模内战，其一切严重后果，均由国民党负其全责。
我中原军区首长，也随即发出了严正声明，呼吁全国制止内战，反动派如甘当祸首，必将玩火自焚。并严正地告诉他们，要他们不要幻想我们是睡在鼓里的蠢汉，是一条“引颈就戮”的绵羊，当我们还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来保卫和平与争取生存的时候，我们决不想动用武器，倘一旦反动派要把刀子架在我们的头上，那我们就需要毫不犹豫地拿起自己的自卫武器来保卫和平与争取自己的生存了。而且向他们提出了要求：要求国民党顾全大局，悬崖勒马；要求国民党官兵拒绝参加内战，努力制止这一内战的爆发……。
国民党的这一阴谋被我党揭露后，为掩盖其罪行，逃避国内外人士的谴责，他们又不得不缓和，暂时放弃了五月四日至九日的“围歼”计划。
五月六日，我党代表周恩来，即偕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方代表白鲁德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王天鸣代行）以及随员、随行中外记者共四十余人，由汉口启程来中原地区视察。八日，他们抵达宣化店。
宣化店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小镇，四周青山环抱，竹竿河从中流过。中原部队到达前，此地很萧条。我军去了以后，这里变成了中原地区政治、军事中心，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中原解放区行署机关设在这里，街上增设了接待外宾的国际招待所，开设了和平饭店、和平宾馆，开办了利群铁木工厂，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围在我们的周围，两军对峙的地方却是杀气腾腾。
为了欢迎调处执行部的代表，我们沿路贴标语，组织盛大的欢迎会。自己喝稀饭，吃野菜，无油无盐，却给客人准备了丰盛的中餐和西餐。我们怀着一颗诚挚的心，希望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周副主席风尘仆仆，日夜忙碌，四处奔波，目的也是为了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
在宣化店河西岸的“湖北会馆”里，周副主席、白鲁德、王天鸣和我中原军区的负责人举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将国民党军队四个月来向我边区进攻的情况，历历悉数，而国民党与美国代表，竟置若罔闻。
五月九日，周副主席、白鲁德、王天鸣及一群随行人员，由宣化店回到汉口。五月十日，他们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汉口协议”。
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之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二）凡违反原停战协定的部队移动，均应立即停止；（三）立即停止新碉堡及永久性工事的构筑；（四）双方对峙部队可相互派遣必要的联络军官；(五)同意中原军区伤病员与眷属及照顾伤病员的医护人员共一千名，由广水乘火车北上，运送至安阳转晋冀鲁豫解放区；（六）同意双方交换被拘人员名册，凡确定为政治犯或战俘者，均应于六月一日以前释放；（七）同意保证中原军区为整军而复员人员之安全。
为了维护这个协议的贯彻执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增派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以监督双方的军事行动。
从“汉口协议”与增添三十二执行小组来看，似乎国民党当局较前稍有一些转变。其实不然，白纸黑字的协议，并不算数。“汉口协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又悍然违约，继续向我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的部队进行“清剿”，并在各处严密保甲组织，实行十家连保，五家连坐，明令规定，凡“窝匪”、“藏匪”者与“匪”同罪，杀无赦！
这说明，“汉口协议”不但没有缓和局势，相反，国民党变本加厉，对我军的包围圈日渐紧缩。一月以后，他们又策划了新的“围歼”计划。蒋介石认为他的部署已经就绪，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密令部队从六月二十六日起开始行动，务于七月一日向我发起总攻，限“四十八小时全歼我中原部队”。
这是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梦想。我们希望和平，敌人却需要战争。那未真正的和平，就需要通过战争去争取。所以，我们不得不突围，实行战略转移，保存有生力量。
在艰苦的日子里
中原解放区，过去是鄂豫皖、湘鄂西和湘鄂赣苏区的主要部分。这里的数千万人民，在战争年代受尽了人间的种种苦难。仅抗战期间不完全的统计，人民被敌、伪、顽惨杀者就有三十万零一千人，受伤者十一万五千人，房屋被拆毁三十余万间，被烧毁一百五十余万间，耕牛被抢走五十七万九千头，粮食被抢走四百九十四亿斤，加之历年水旱虫灾，死亡群众五万七千人，孤儿寡母竟达二十四万，这一鲜血凝成的数字，谁听了也会寒心。
抗战胜利了，人民都希望和平，不希望战争。谁知日本鬼子一投降，反动派的军队就发动内战，把战争和灾难强加在人民的头上。
当时有一种人，对美国人和蒋介石抱有幻想：认为美国人是世界上的“和平天使”，中国的内战，有美国人在中间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结果是蒋介石的行动使人们丢掉了幻想，他们的军队一来，到处搞得乌烟瘴气，惨杀，抢劫、奸淫、勒索，无恶不作。大别山中，冤尸累累；汉淮两岸，路断人稀。凡是原来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只要与我们稍有联系，便统统给加上一顶“帽子”——“通匪”，不是遭杀害，就是烧房子，罚款。罗山邹家大湾三个农民到商城做生意，被国民党指为“匪探”，惨遭杀害。卫家集一位豆腐店老板邱永祥，因卖了豆腐给我军，也惨遭杀害。抢劫之事，随处都可发生。二月五日的早晨，光山殷家棚乡，突然来了国民党的便衣队，封锁殷家湾的大路，行人客商来一个捆一个，带到偏够的山沟里，除将一百多人身上的钱财洗劫一空外，还将三人毒打毙命。
国民党统治区的捐税名目繁多，有什么农业税、商业税、田赋税、人丁税、门牌税、草鞋捐、户口捐等几十种税和捐。人民所负担的捐税，比敌伪统治时期要加重一倍以上，每户平均负担要达其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围困我军，在我们周围大修碉堡，借此搜刮民财，每保要派粮食三万斤，修筑费三万元，石灰五万斤，大树三株，一丈五尺宽的石板三块，人民群众叫苦连天。
国民党军队除对人民实行惨杀、抢劫、捆绑、奸淫、敲诈、勒索外，还潜入我解放区放毒，以杀害我军民。春节期间，在泼皮河的白雀园和光山县城附近的杨家湾、莲花寺等地，有国民党特务投毒，不少居民，误食了有毒的泉水和食品，当即毙命。四月十七日，我军区政治部全体人员中毒，幸经急救，才免于死亡。
我们为了遵守“停战协议”，在三、四月间，前后复员了大批老弱病残人员回乡生产。这一行动也遭到国民党的阻扰和破坏，复员走到路上，复员证被撕，路费被抢，衣服被剥，有的还被捉去严刑吊打或关进监狱。复员人员郑玉怀、余长生一行八人，路经黄陂长轩岭，被国民党十八师部队捉去，当场将郑、余二人杀害。安陆新民乡农建会主席刘秀玉（女）被捕后，先割耳、鼻、手，然后再杀害。其罪行，令人发指。
这样残酷的镇压屠杀和严密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自然给中原军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但是，不管怎样的困难，只能吓倒那些软骨头、怕死鬼，却吓不倒中原人民子弟兵。
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及时地、详尽地给我们指示过：你们的对手，是有经验而且狡猾的反动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他们对你们要消灭的企图；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分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独立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上……。
我们遵照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指示，想尽了一切办法，度过了一道道难关，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为了生存，我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开展“节约开支，生产自救”的运动，发动大家拣野菜、砍柴、捕鱼、打猎、开荒、种菜。粮食不够吃，就拣野菜充饥；没钱买油盐，就上山打柴卖换钱；晚上没灯，便上山取松节油照明；办公没纸张，便用破书破纸代替，规定一张纸要用三次；没新军服，就把旧军服补了穿，穿了又补；没鞋子，上山采葛藤，将它捶烂、浸湿打草鞋；没有笔，砍根小竹竿，剪块小铁皮当笔尖，照样写字；没有乐器，自己动手做笛子，做胡琴。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比赛。有次还召开了一个野菜展览会，总结了三十多种野菜，既有营养，又能充饥。我们能上山打来兔子、山羊、野猪、飞鸟；能下水摸到蚌壳、团鱼、鳝鱼、泥鳅。我们的身上长了两支手，两条腿，只要劳动，谁也不能把我们困死、饿死。
我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困难，还帮助群众解决了许多困难。农忙时，我们每个机关、每个连队，都组织有“应工队”，规定有“爱民劳动日”，每天轮流出勤。帮助群众割麦、插秧、拔碗豆、挑粪、车水……。这样，通过生产自救，军民更加团结，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困死我们的阴谋。
不明了情况的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手里拿着枪杆子，为什么不早些打出去呢？
这里面，是有文章的。一方面，因为中原地区是中国整个解放战场的前哨，在军事上它担负着牵制国民党军队，不使其大规模迅速进击华北、华东解放区的任务。另一方面，因为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许多人还不明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真相，如果我们不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就不能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反动派不大动，我们就不能大动。反动派一大动，他们就在全世界人民和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所以，不到时机，我们就不能突围。
突围开始了
当国民党密令他的部队，要在四十八小时内全歼我军时，我们毅然决定突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国民党估计我们决不会向西、向南突围。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向西突围，近有平汉铁路，远有武当山；向南突围，南有波涛滚滚的长江，插翅难飞。只有向东或向北突围，东为苏皖解放区，是新四军主力所在地；北为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八路军的主力所在地。因此，他们特别在我们的北边和东边加强了兵力，置重兵于东北方向的潢川县，并有意给我们留下一个缺口，布置一个老虎笼子，让我们往里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我们进入了他的笼子，就把笼门一关，中原部队就成了他们的网中之鱼，可手到擒拿了。
谁知，我军领导人早已料算如神。突围前的三、四天，派皮定均所率领的一纵一旅向东佯攻，向国民党反动派所布置的老虎笼子扑去。这支部队却不进入老虎笼子，只在笼子旁徘徊奔走，虚张声势，大做工事。还有意抽出一部分部队，黑夜悄悄地西移，白天又川流不息地东进。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看到他们为笼子旁边来了这么多的队伍，而且后面还有后续部队前进，以为我们中计了。与此同时，我们军区首长又派了张体学所率领的独立旅，浩浩荡荡，伸入到了鄂东地区活动。于是，敌人以为我真的是要向北、向东突围了，便进一步加强北线与东线的兵力做着全歼我军的美梦。趁我们把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北线与东线的时候，我中原部队主力出敌不意地开始西移了。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平汉铁路上枪声四起。在苍茫的夜色里，我们的部队沿着峡谷继续向西行进。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原突围开始了！至此，全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也被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