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千里寻亲人

朱道平


突 围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原军区大部队突围后,鄂予边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狼狈为奸,对人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大搞清乡,到处搜捕中原突围掉队人员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一时间,整个中原地区乌云笼罩,狼烟四起。我当时担任汉孝陂县工委书记。由于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没有随大部队一起突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地委指示我们汉孝陂地区,除留副县长饶明太带一支部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外,其余人员全部化装分散突围。接到上级指示后,我真舍不得离开这儿。汉孝陂根据地是我的故乡,我和故乡的人民在这里抗击过日寇的侵略,打过土匪和顽军;敬爱的党在这里把我引上革命道路;我的亲人和许多战友流尽鲜血,埋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我不愿离开这里的人民和土地,不愿离开自己的部队和战友,更舍不得离开与我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战斗过多年的饶明太同志。老饶是一个知识分子,从华东来到鄂豫边区参加抗日,很会做群众工作,善于团结同志,特别关心工农干部,帮助我们学文化,深入浅出地讲解革命道理,受到大家的爱戴和好评。

临行前夕,我去辞别他和爱人杨铮同志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深有感触地说:“老朱呀!抗战八年牺牲了不少同志,我们是幸存者,也是胜利者。鄂豫边区的范围扩大了几十倍。汉孝陂县也发展到东西湖、吴家山、姑嫂树,逼近武汉了。残暴的日本鬼子,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败了,投降了!现在,蒋介石幻想依靠美国佬来围攻解放区,消灭中原部队,他们是白日做梦。”他停顿了一会,振作精神,继续说:“这次上级决定你化装突围北上,是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在这里坚持打游击,等你回来,希望你们能早点打回来!”

杨铮在一边也叮嘱着:“现在你就要离开你的家乡,你的战友了,一个人在外,要多多保重身体。”

我拍着胸脯兴奋地说:“我的身子骨好的很,日本鬼子的炮弹都没有把我打垮。”

这天晚上,我们激动得都不想睡觉,回忆起打日本鬼子的情景,记得有一年开展“捉个鬼子再过年”的运动,用鸡子,鸡蛋诱惑鬼子,把鬼子一个个捉住送往边区。我们谈笑风生,还谈了许多许多!高兴得哈哈大笑!一直谈到鸡子叫。最后,老饶十分关切地对我说:“杨铮在芜湖有个亲戚,让她送你到芜湖,然后绕道到华东解放区,再北上。”我认为他的这个方案比较好,就同意了。

 

  

七月的一天,我从汉孝陂根据地起程,天气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树上的蝉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叫着,好象是催人赶路。我身带三十多万元伪币(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三十多元),化装成小贩和杨铮一起来到汉口。这座被国民党“接收”过来的华中重镇,跟敌伪时期并无两样,仅仅只是把膏药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触目所及的是:肮脏的街道;沿门乞讨的饥民和挥汗如雨的人力车夫,时而有酒气熏天的美国水兵,驾驶着吉普车;时而有满载着囚犯的警车。它们的屁股冒着一股浓烟,从马路上飞驰而过。紧接着,搅起一条黄龙般的尘土,把大街小巷笼罩在尘埃里。这里大概是国统区的缩影吧!来到这群魔乱舞的鬼地方,我真一刻也过不习惯,恨不得插翅飞向解放区。当天,我俩就在江汉关乘上一只从四川开往南京的民船,顺江东去。

这条船上,约有七十多位乘客,由于没有舱位,各人在甲板上找一块空间,铺垫着点东西坐下来。上船后不久,我突然在人群中发现叛徒魏东泉。这个家伙原是我汉孝陂县手枪队队长,后来叛变当了汉奸,任过伪乡长。他曾多次带领日伪军围捕我汉孝陂县的领导机关,我们早就想干掉他,一直没有机会。现在偏偏在这里遇到他,真是冤家路窄!他为什么要到这条船上来呢?是不是又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来跟踪我们呢?由于是在敌占区,船上有国民党的水上警察。怎样对付这复杂的局面呢?怎样闯过这一险关呢?我把发现的情况低声地告诉了身旁的杨铮,她听后不免有些紧张。这时,魏东泉已发现了我们,嘻皮笑脸地朝我走来,我正目怒视着他,习惯地将右手插进口袋里,装出要拿枪的架式(其实枪已留给在敌后的同志了),不等他开口,我主动进攻地问他:“魏东泉!现在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还到哪里去?”他一听我揭了他的老底,连忙乞怜地小声说:“目前,我在家乡站不住脚了,想到安徽宣城沈陈铺舅父家里去避避风,我是有罪的人,请你多多包函。”我看他这个狼狈样子便教训了他一顿,暂把仇恨埋在心里。我想:你逃吧逃过了今天,可逃不过明天。

船一路顺风开到芜湖,由于魏东泉已成丧家之犬,始终未敢轻举妄动。我们下船后,杨铮先把我安置在她姨妈家里歇脚,然后去接关系。芜湖本来是江南的一座美丽的城市,却被日寇和国民党糟塌得不像样子,到处是废墟,人们都挂着一副憔悴的面孔,用惊慌的目光注视着一切。大家都疾步趋走,街上只有几家铺店开着门,店堂老板愁眉苦脸坐在柜台里,没精打彩望着街上的行人。我在家里等到天黑,杨铮还没有回来,心里有点着急了。过一会她回来了,很失望地对我说:“这里的关系已被敌人破坏了,联络站的房子也烧毁了,我向附近群众打听时,都说不知道。后来找了几条街,还是没有头绪。”怎么办呢?我俩商量了一下,就找了一所僻静的小店住了下来。当时,敌人戒备森严,便衣侦探到处都是,天天都有警车在抓人。我们初来这里,人生地不熟,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在芜湖半个月的时间里,四出寻找“关系”,都毫无结果。为了再不给杨铮增添危险,也免得老饶耽心,我就叫她回湖北去了。杨铮走后,我在这里更是一抹黑。当我正感到进退两难的时候,忽然想起李先念司令员在鄂豫边区党校给我们讲的一段话:“在对敌斗争中,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坚定不移地跟党走。”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是啊!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党需要我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解放区接受新的战斗任务。目前,虽遇到暂时困难,但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困难,迅速到解放区去。

一天,我化名姚某某,扮作小生意的,在客店附近结识了一位从湖北汉川来这里落户的裁缝龚光荣,他住在沈家祠堂里,经过一段时间同他接触谈家常,攀同乡,观察到他为人老实,可靠。于是,我就从客店搬到他这里来住,经常帮他家做点力气活,深得龚裁缝的喜欢。我站稳脚跟后,就以从沈家铺贩米到芜湖卖作掩护,处处留心打听苏北的消息。这时已是腊月底,快到旧历年的时候,我以到远处亲戚拜年为名,通过龚裁缝的关系,弄到了一张“五家联座”的路条,于正月初三,从芜湖动身经江苏的漂水、天王寺、直溪桥镇过南京往常州方向走去。

到了常州,同样是人生地疏,但这里离苏北更近了,我的信心也更足了。一天,我试探地问客栈老板:“我在上海卖了米,现在想到江北盐城贩盐,不知这笔生意能不能做?”老板听说我要到江北去,眼睛向两边瞄了瞄,见没旁人,连连摇手说:“不行,不行,盐城有新四军。”我一听盐城有新四军,真是喜出望外,决心要闯过江去。行人过江,要有路条。我在芜湖弄的路条过了期,怎么办呢?第二天清早,我混在拜年人的行列中来到长江边的英沙咀察看地形。英沙咀是个小镇,离常州不到二十华里,由于前些时下了一场大雪,现在还是冰封大地,寒气袭人。过江的地方只有两只木船来往摆渡,上下船时都要经过蒋兵严格盘问检查。

我在码头上观察了两天,觉得从这儿是难得过去的,必须另打主意。我决定另找渡口,沿江往下走,准备多花点钱雇条小船,偷渡过江。谁知找了半天,连船的影子都没看见。原来,敌人为了封锁江面,把沿江的大小船只全部抢走了。我就在路边小店买饭吃。店里冷冷清清,没有客人,边吃饭边跟店里一位大嫂聊天。大嫂是个爽快人,她小声地说:“新四军第六师是从这里过江的。”这时,大嫂两眼朝门外看了看,见没有生人,便兴致勃勃地对我讲:那天夜里,鸡子刚叫头遍,街心响起一阵马蹄声,和叽叽嚓嚓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紧,身上起了鸡疙瘩,想是“刮”民党又来了。他们来不是抓夫,就是抢东西。我赶快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塞到马桶角里,人就坐在床上静静地等着。过了一会,没有动静,好像屋檐下有人小声在说话,我好奇地打开半边门,伸出头来。只见门边站着个毕挺的兵,双脚紧打着绑腿,手里提着盒子枪。我赶快缩进头来,他却轻声地凑到我耳边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能进屋歇一歇吗?”我连忙答应:“行!行!”听起来像个十几岁的童子音,他进屋用手电照了一圈说,能让首长到堂屋来休息一下吗?我点头答应了。接着,进来了一位中年人,身上披件旧大衣,随后有人提来一捆稻草铺在堂屋里,这位首长就在稻草里睡了一夜。第二天麻麻亮,他们不声不响地走了,堂屋的稻草也没有了,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这真是天上来的神兵。队伍走了,街上的人都出来了,站在门口你问我,我问你,不晓得几高兴。杂货铺老板说,从日本人到中央军,吃东西从来不给钱,今天新四军吃了我的饼子,照价给钱,兵吃老百姓的东西给钱这是第一回。大人小孩争相传颂这些新闻,大家都乐得笑呵呵的……。

这位大嫂象讲故事一样,说出了这里的人民对我新四军的深厚感情。末了,她告诉我:“现在敌人封锁很紧,你吃了饭赶紧离开这里,呆久了就有人来盘查的。”我望着滚滚流去的江水,思念着自己的部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江边。

 

  

 

我从江边转来,就到英沙咀客栈住下。客栈很小,往来人多,把客栈挤得满满的。天漆黑时,又来了一个客人,客栈老板见没有铺位正要打发他走时。我就上前留住了那位客人,表示愿意与他同睡一个床位,那客人很感激。你道为什么?因为我听他是江北口音,有心留住他探听江北情况。夜晚,我与他由远而近地低声闲聊,偶尔有意地扯一下所需要打听的消息。言谈中,知道他有四兄弟,这时心里一动,便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四兄弟得抽两个壮丁。”他忙把四个指头一伸,意思是说那里有新四军。并补充了一句:“国民党不敢到那里去抓丁。”接着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泰县东北十八里,那儿是新四军的天下。我听了这个消息后,顿时,心里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深夜,我还在床上辗转反辙,久久不能入睡,怎么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渡过长江呢?这时,我记起来了前几天看的一出地方戏《伍子胥混昭关》。伍子胥当时如果混不出昭关,就有被楚王捉去杀害的危险。那时,他的思想压力很大,一个晚上把头发胡子急白了,这样就帮忙他改变了相貌,最后终于混出了昭关。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伍子胥能混出昭关,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一定能混过长江的。

第二天,北风夹着细雨,刮得呼呼地叫,树枝上又裹上了一层冰凌。我挑着一担罗筐扮成贩卖猪娃的小贩,混在人群中往渡口走去。码头上,已经有很多行人被岗哨搜查过了,只等船到就可以过江。不知是什么原因?对岸的渡船很久没有过来,码头上的人越来越多。码头上乱哄哄的,哭的哭,骂的骂。有的被蒋兵搜查时抢走了东西,有的挨了蒋兵的打。我们一行人到码头时,两个蒋兵便开始检查起来。我在人群中注视着蒋兵的行动。发现蒋兵在查看路条时有两种情形:一是对携带行李少的人看得仔细,问得详细;二是对行李物品多的人,只要把路条一晃,就去打行李。蒋兵对行人的包袱最感兴趣,无非是想敲诈几个。于是,我便挤到一位携带包袱行李最多的旅客身后。当轮到我前面的旅客被检查时,我就把担子挑起来。当这人打开行李,蒋兵去翻包袱时,我便放轻脚步悄悄地从蒋兵的身后绕过去,挤到已被检查的人群中去了。这时,我紧张的心情暂时平静下来,看来,混过长江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事不凑巧,这一行人被检查后,渡船还没来。听说对岸有情况,要封江,明天早晨才准通行。顿时,码头上的人们怨声载道。这夜,我们一行人住在码头上的一间大屋里。吃过晚饭后,一个伪保长跑来给我们“训话”:说对岸不远的乡下有“共匪”,大家过去后,很快就转来,不要往别处跑,被“共匪”抓住了就要杀头的,等等。大家都懒得听。不过,我倒听得很认真,因为,我想从他口里知道一些对岸的情况。敌保长走后,大家都睡了,唯有我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想到今天虽然混过了敌人的检查哨,但没有过江,明天会不会再遇到意外呢?……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就到码头上去了,准备混过江。到码头上一看,又是昨天那两个蒋兵。这时,那两个蒋兵用两对贼眼向我们打量了一番,认为没“油水”可捞,挥着手大声叫喊:“昨天已检查过了的,赶快上船。”我听了,心里就象掉下块大石头,紧跟着人群上船了。

渡船离岸后,抢上水往江心划去。船快要靠岸时,对岸有一个蒋兵拿起话筒喊:“过江的船还要检查,没有检查完,不准靠岸,不准靠岸!”江水流得很急,船在江中停不住,一股劲地顺流直下。船工停住桨,用两片桨叶子向内侧起,象掌舵一样,使船徐徐往岸边流去。蒋兵见渡船靠岸了,又高声喊,“不准下船,不准下船。”

船一靠岸,人群里就纷纷议论:许多主张上岸,胆小的人怕蒋兵找麻烦,不敢上岸。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箭步跳上岸,借着堤埂的掩护,从岔路上走进街巷里去了。就这样,我终于闯过了敌人严密的封锁,混过了长江。

 

  

混过长江后,困难和险情等于过了一半,我长长地嘘了口气。但这里正是敌我激战前线,远处的枪声象炒豆子似的响着,预计要通过这块地方也是不容易的。这里是苏北地区,我是湖北人,口音差别很大,因此不敢随便问话。我钻进那个镇上后,从街上张贴的布告,招贴来了解情况。从这些文告中,得知距这个镇四、五十里路的乡下,就有我们的部队。于是,我观察了一下方向,连夜往东北方向赶去。这天,是正月初五,路上还可以看到稀稀落落几个拜年的人。我便改换装束,扮成一个拜年人的模样,手提个四角包袱,一个劲的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已到黄昏的时候了,我想打听一下路程,只见前面山坡上有一间茅棚子,进去一看,里面有两老正坐着谈话。当我向老人问路时,老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接着,问我这么晚来这里做什么?我说是到新四军里找儿子的,因为我找不到部队,来请教问路。那位婆婆便起身接待我,经过和我谈话后,就不怀疑我了。还告诉我:她家是烈属,儿子原在县大队当指导员,打泰县时牺牲了。并留我在她家住宿,做饭我吃,弄被子我睡。第二天早上,天刚麻麻亮,婆婆就起床给我做早饭。吃饭时,两位老人说:敌人有两个旅经常来这里扫荡,到处杀人烧房子,这里的桥梁要道都被敌人封锁起来了。老大爷主动提出送我一段路。饭后,老大爷就领着我往东北方向走,走了十多里弯弯曲曲的路,躲过了许多被敌人封锁的据点和要道。然后,他又为我指点了寻找新四军的方向,才转回去。我望着老人远处的身影,感到两位老人多么可敬可爱啊!心里非常感激,不禁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听到北边枪声激烈,我站在田畈里侧耳静听,估计是我们的部队在和敌人作战。但不了解战斗的位置和情况,怎么好去接近他们呢?不能错过机会,便加快步伐往北走去。

我刚刚走上一个小山岗,见一群队伍走过来了,仔细一看,都是穿的灰色土布衣服,武器也不整齐,象是我们的队伍。便向路边的群众打听,得知是新四军。我便接近部队,说明了情况,他们同意我留在部队里。这个部队是泰县指挥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比较好,有四挺机枪,大约有八十多人,指挥长姓朱,驻在这个村里,战士们个个都象小老虎,在当地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深受群众的爱戴。我跟随这个部队不久,就转到华东局,经华东局再到晋冀鲁豫的山西叶台,与一部分中原突围的同志们会合了。当时很多中原突围来的领导同志,如刘子厚、徐觉非等都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同志和领导,就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同志们热情地拥抱我,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我心情激动,鼻腔发酸,喉头哽咽,热泪盈眶,一时讲不出话来,我想我离开部队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好象过了几年。现在又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了,象孩儿回到了亲娘的怀抱,真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云梦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供稿 郑安发、尹驰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