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才千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江汉军区独立旅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一举攻克安陆城。向东威胁敌交通干线平汉铁路，向南威胁政治、经济、军事重镇武汉，迫使敌人将其主力北调。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二、三分区军民的反“清剿”斗争，粉碎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大别山的反动军事计划，顺利地完成了以“迅速实行战略展开，重建江汉根据地”的军事任务。
一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序幕，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慌了手脚，赶紧拼凑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把刘邓大军清尽剿绝。为了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重点清剿”，建立巩固的中原根据地，进一步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刘邓首长果断决定：分兵两路，命南下十纵队向桐柏山区挺进；我桐柏军区，南下十二纵队与中原独立旅合并组建成江汉军区，向江汉地区挺进，实施战略再展开。
进入江汉地区前，刘邓首长亲临我纵队驻地，向连以上干部进行了战斗动员。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出：要迅速开辟桐柏、江汉地区，使其与大别山根据地形成三足鼎立，互为依托、相互策应。这三颗棋子一下，战争的主动权就稳操我手，整个中原战场就活了。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消灭敌人。
十二月六日，江汉军区组成。赵基梅任司令员（赵不久病世，由张才千继任)，刘建勋任政委，韩东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绍文任副政委，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前不久)，便组成江汉独立旅，旅长吴世安，政委齐勇。是月上旬，中原军区副司令李先念同志主持了江汉军区党委会议，达传了中原局的指示，研究了军区的任务和作战部署。
接着，江汉军区部队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江汉地区。江汉区党委、军区机关和警卫团，过赵家棚，经大、小鹤山，渡府河，进入白兆山之三里店、柳林店一带后，即以大小洪山、白兆山为中心，指挥江汉军区各部队实施战略再展开。
军区独立旅进入江汉地区后，在战术指导思想上力争主动。密切配合各分区部队，坚决以消灭土顽为主要任务，趁敌空虚之机，积极作战，大力消灭敌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摧毁敌人的基层政权，拔敌人的“根子”，挖敌人的耳目，掩护我地方工作的开展，并配合地方干部宣传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各级民主政权，建立与发展县、区乡武装，迅速实施战略展开，“拔掉钉子、铺开摊子、扎下根子”，以军事上的主动，对付敌人的“扫荡”。
随着江汉军区主力进入江汉，鄂中地委先后派黄民伟、傅成贵和单一介等同志带领干部和地方武装重返京安，成立了京（山）安（陆）应（城）中心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军事指挥部。黄民伟任书记，单一介任县长，傅成贵任指挥长，领导和指挥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对主力部队作战作了有力的支援。
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江汉独立旅首战告捷，取得了京钟战役的胜利。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又克随县。在此连战皆捷的形势下，独立旅根据军区党委的指示，为防止部队骄傲情绪的蔓延，防止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滋生，于春节前后，在枣阳县城以南之吴家店地区休整半个月进行了以阶级教育为主，结合进行评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教育。为内容的半个月休整。通过诉苦教育，不断地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审查了新解放战士，补充了部队的成份，增添了新鲜血液。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纯洁和巩固了部队。通过军事训练，积累了攻坚战斗经验，提高了军事素质。通过评功贺功活动，行政管理教育，大大激发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和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和战斗力。
刀越磨越亮，兵越战越勇。我军士气高昂，精神振奋，人人磨拳擦掌，个个积极请战。在这种情况下，军区独立旅决心趁机向敌人的平汉铁路南段右翼发动攻势，直抵安陆，组织发起安陆战斗。
二
二月十二日，军区独立旅由枣阳以南吴家店出发，向敌人防守的平汉铁路南段右翼发动凌历攻击，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当日抵达唐镇，势如破竹。十三日抵历山，如猛虎添翼。十四日抵渐河，似蛟龙出水。十五日达应山县城外围之大邦店，风扫落叶，一举歼灭企图阻我前进的大邦店守敌一个区署及平林市、马坪、魏家店等四个乡公所的土顽一百余名。应山守敌闻风丧胆，不战而退，弃城而逃，应山随告解放。
十六日凌晨，天不作美，凛烈北风大作，夜幕降临，风雨交加。这时道路泥泞，行军异常困难，部队被迫宿营于应山以南二十多里之骆家店一带。
十七日大雨未停，狂风无减，全体指战员倍加焦虑。军区指示，风雨无阻，不顾一切奔赴安陆。独立旅命令，各部于下午三时前到达指定地域，完成对安陆守敌之包围。遵照上级命令，出发前，各部队进行了简短的政治动员。经过动员，全体干部战士纷纷表示决心，要坚决执行命令，克服重重困难，按时到达上级指定地域。行军途中，全体党员，干部模范带头，充分发扬了不怕艰苦，团结互助，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顶寒风，冒大雨，踏着泥泞道路，拚命向安陆进击。
下午三时前，部队均准时到达指定地域，将安陆守敌全部包围。一团指挥所位于东门外之杨家山，二团指挥所位于北门外之严家洲。进攻西门之二团二营，行军需走城北较远的地方，由府河东涉水河西，迂回城西南，再由府河西徒步至河东，而后才能进至城西关。几经周折，加之连日大雨，河水陡涨，给渡河涉水增加了相当的困难。但，二团未被困难所阻，而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力争不误战机，完成上级交给的攻城任务。
此时，京安应指挥长傅成贵率京安应支前指挥部和兵站、县武装、担架队、运输队、及带着大批支前物资，按时到达河西之赵李家台子，同时派出部分武装及民工，从上游过河到河东，配合主力部队搞好战勤工作。在攻城前还派出一个排的地方武装化装打进了安陆县城，掌握了不少的可靠敌情；战斗中他们里外配合，给予了我们有力的支援。有一个区的区长亲自带领一百二十五副担架来支援战斗，抢救伤员。部队为了避免群众伤亡，没有同意他们进城，民工们苦苦请求说：我们是老根据的人民，五师北上后，国民党对我们烧杀抢劫，把我们害苦了，我们要支援你们，你们是为我们打仗的！我们不要说献上担架、粮食，就是献上生命也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将要结束时，才让他们进城了。
二月十七日的黄昏前，除南门凤凰台外，敌外围据点已被我全部肃清，我军控制了攻城要点，所属部队积极进行攻城准备工作。
三
安陆是中原的门户，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地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安陆县志》记载：“北控三关，南通江汉，居襄樊的左腋，为黄鄂之上游，水陆流通，山川环峙，春秋楚人用此以得志对中原者也。”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周朝，郧子国之都建都于此，继后，又改建为郡、州、府等机构，其诸候、都督、太守、知府等陆续坐镇于此。安陆自己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晋，就有一个叫张昌的农民在这里揭竿起义，半个月时间，发展到十三万人，攻陷荆、江、扬、豫五州，杀富济贫，镇压官匪，受到人民拥护。明时，李自成、张献忠，攻德安，夺山寨，义旗高举，烽火连天。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安陆人民也积极响应，反帝反封建，叱咤风云。一九二六年，安陆建立了第一个县委，从此有了党的组织，曙光初照人民有了希望。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又属七个暴动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先后南下敌后，是在这里会合的，五师的前身就在安陆的赵家棚诞生成长。
安陆县城墙周长共七里半，直径为二里半，高三丈有余，厚度达一丈二尺。城墙外围三面挖有护城河，河宽二丈，水深丈余。城西紧临府河，河面数丈，河水奔流不息，不易接近。北门外还有一条小河，城门有重兵把守，火力布置严密，成为该城的屏障。城南门外约一里许之凤凰台为全成的制高点，山顶面积为一百多平方米，并筑有可容数十名兵力的坚固碉堡，周围设有壕沟、鹿砦、铁丝网等障碍，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这时安陆敌伪县保安大队，约六百余人。此外，还有逃到县城的十余个乡公所的武装共千余人。胡受谦任安陆县长以后，还组织了所谓国民兵，凡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壮年，统统接受军事训练，参加守城行列。
胡受谦，安陆县会家岩胡家月塘人，是一个“效忠党国”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的老手。他毕业于湖北陆军学堂。初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之刘佐龙部。其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员，官任连长、营长。一九三○年升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中校参谋、参谋长等职，深受胡宗南赏识，被称为“军人才子”。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受谦又担任西安军事训练班主任，后又调往甘肃省任保安处副处长，天水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及警备司令。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曾发出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胡受谦认为“戡乱建国”指日可待，于是辞去天水专员职务，携带搜刮的钱财回到湖北，并购置房产、地产，积极筹划经营商业，以实现其“建国”、“建家”的理想。但是，内战的第二年，我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使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彻底破产，也使胡受谦的“理想”化为泡影。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中将参军“剿共”委员、湖北省参议耿伯钊（安陆人）力劝胡受谦“服务桑梓”，“保卫父母之邦”，出任安陆县长。胡受谦得到耿之大力保荐与信赖，便满口应诺，四七年十月“以福任之，俾长安陆”而来。
胡受谦一到安陆就凶相毕露，大耍伪君子的两面派手法，蒙蔽欺骗群众，用人血和酷刑来建立自己的淫威。他曾扬言：“本人回到安陆，是为了效忠党国”、“要把共产党剿尽杀绝、斩草除根、胡某只喝安陆的水，没吃安陆的饭，但要保卫父母之邦”。用以欺骗人民群众。他设计诱捕了他的侄女婿，原我五师十三旅警卫营长周福安同志，并予以公开枪杀，借以杀一儆百。并把其侄女也逮捕入狱，后也将其杀害。以表明其“戡平共产党叛乱”而六亲不顾的死硬态度。随后，又在全县进行大规模的“清乡”大肆搜捕我军突围后留下来坚持斗争与突围掉队回归的同志。将他们或投入监狱，严刑拷打，百般摧残；或敲榨勒索，罚款具保，逼其自首变节。
与此同时，胡受谦以构筑城防工事为名，大肆摊派“戡乱建国捐”，搜刮民脂民膏。谁不按期如数付捐，轻者罚款，重者以破坏戡乱”、“通匪”的罪名，抓入牢房，弄得商户百姓苦不堪言。城关有一小商，因一时拿不出三百万元的捐款，被胡受谦骂为“刁民”而将户主投进了监牢。此户无法，只好托亲求友，总算凑足了钱数，交付了捐款。那知胡受谦仍然不肯放人，硬是多关押了一个月。他常常训告部属，不惩治“刁民”，，“戡乱建国”也将付诸东流。
胡受谦以“保卫父母之邦，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无钱无粮的出力”为名，驱使民工民夫日夜施工，巩固加高了原有城墙，增设了城头堡，沟通和加宽了旧有的护城河，还在城的西南地段，新开了两百公尺的护城河，他凭借着护城河、府河护城。除此之外还在城南的凤凰台制高点，开挖环山壕沟，修筑了围寨和碉堡。
胡受谦还对人事安排和兵力部署作了重要调整，选派得力干将带兵扼守重要阵地。
在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准备之后，胡受谦带领文武官员一一视察，在视察中，他洋洋自得地说：“我胡某放心了！”县参议长彭炳文也乘机奉承：“此城可谓固若金汤，全仗县座之加。
一九四八年阴历年关，胡受谦为收买和拢络手下士卒，亲提酒壶绕城一周，到主要碉堡给士卒们敬酒、慰劳，使其为之效劳，卖命。为表示对蒋帮的忠心，他还亲书对联贴在县府大门上，上联书：“为政不在多言，以身作则，”下联书：“戡乱亦非难事，自我牺牲！”以激励士卒，可见反共立场之坚决，用心之毒辣。其实，这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决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
四
一九四八年一天的下午三时，独立旅所属部队，抵达安陆县城郊，对安陆守敌实施包围。并利用战前有利时机，认真组织部队为攻城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据侦察得知，安陆县城守敌设防情况是：东门有敌一个中队防守，兵力比较薄弱，便于我军进攻。南门至凤凰台有两个中队扼守，是敌人重点防御地段。西门守敌约一个中队，但西门面临府河，不易接近。北门有两个中队，是敌人重点防御之一。城内文昌阁、报恩寺分别派兵严加防守。据此情况，我决心以东门为突破口，南门、北门同时助攻，齐头并进，给敌一个出其不意。
鉴于安陆县守敌胡受谦是反共老手，并有雄厚的兵力装备，又有坚固的城防工事赖以对抗的情况，包围安陆后，我们又在城北郊召开了一个有旅部及各团负责人参加的战地会议，进一步研究了攻城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以及详尽的作战方案。会议决定：一团主攻东门，一营二营攻破城后向城中迅速发展，实施掏心战术。二团一营三营于北门组织攻城，给敌以迎头痛击。二团一营一部绕道西门，断敌退路，见机助攻。一团三营一部攻打南门，歼灭凤凰台之敌，然后向城内发展，实施釜底抽薪。三团位于城东蔡家湾之八里岔地域，监视东面敌之援兵，组织准备打援。部署妥当，并规定于下午五时半以山炮打响为号，发起总攻。
面临我大军压境，城池生命危在旦夕的胡受谦，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恐慌不安。他抓起电话，要与武汉通话，怎奈电话线早已被我攻城部队切断。胡受谦狠狠地骂了句，摆下电话耳机，气急败坏地跑进机要室命令报务员向伪省政府发报，呼求解围之兵。果然伪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复电胡受谦，要他固守，援兵即日可到。胡受谦得到此复电，心情总算平静了一些。他又连忙命令秘书草拟了一个“七杀的布告，张贴于市。诸如：“通匪者杀”、“畏敌不前者杀”、“煽惑人心者杀”等，想以此防止军变民反，维持残局。垂死挣扎，与我对抗到底。
五时半，部队总攻打响了。我攻城部队组织猛烈的火力向敌人阵地发射。顿时，军号声、山炮声机枪声、响彻云霄，震撼四域，在我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各部队组成的突击组、爆破组、尖刀组，携带武器，利用地形地物，向城墙运动靠近、。然而，敌人也不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居高临下，并有坚固的城墙为依。有部署得当的火力配备。我前进部队相继受阻，时有伤亡，不能近城墙。
城内，守敌胡受谦在我炮火、轻重机枪的呼啸声中，更加坐卧不安，便带领贴身的保安副大队长涂延安巡城督战，一会儿窜到东城、北城督战，一会儿奔到南城、西城指挥。突然，胡受谦站住脚对涂延安说：“北门枪声不对呀？”“怎么不对？”涂延安反问。“北门机枪不是在伏射，而是仰射，你快到北门叫唐队长校正过来！”胡受谦不愧为行伍出身，仅从枪声便能辨别出伏射与仰射来。然而，尽管他军事素质再好，也不能掩饰他们一伙贪生怕死的本质，更不能挽救覆灭的命运。涂延安从北门复转回来后，机枪仍在仰射，胡受谦暴跳如雷，杀机即起，便窜到北门，没等守敌唐队长回他的话，就击毙了不愿为其卖命的分队长唐厚成。唐厚成尸体倒地，胡受谦操起机枪对准城下进行一阵疯狂扫射，以发泄他心中的仇恨。
城外，攻城的一团一营突击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时而跃过公路，时而滚下壕沟，时而匍匐在水田内，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的开阔地，艰难而英勇地向城墙运动，逐渐接近城墙。主攻北门的二团以密集火力掩护工兵接近北门，并组织突击队，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为掩护，借敌火力的间隙通过北门外的护城小河，向北门城墙外的小街运动。接近街道后，借房子为隐蔽，迅速贴房墙向北门运动。主攻南门的一团三营一部也勇猛地向南门外凤凰山守敌发起凌厉攻势，迫敌无喘息之机，无还手之力。整个安陆县城淹没在枪炮、冲杀声浪之中。
此时，胡受谦苦心经营的“固若金汤”的安陆城池已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丧魂落魄的胡受谦不得不再次向其上司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然而，胡受谦得到的却是“坚持到天亮”的一纸送终符；他气急败坏地把“坚持到天亮”的电报稿一甩，一面指挥副大队长涂延安继续上城督战，一面叫来刘副官，叫他通知士卒把城内监狱内关押的人统统杀掉。并指令不准用枪杀，要用绳子偷偷勒死，把尸体拖往城北倒神坡河沟里。
城内敌人在残酷地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城外，我军在猛烈地攻城。一秒钟便是一滴血，一分钟便是一条命。为营救我们的同志，为歼灭守城之敌，我攻城部队，浴血奋战，分秒必争。六点半钟，主攻东门之一团一营的突击队攀梯登上城墙。随之工兵爆破东门成功。该营各连及二营一部从爆破口搭云梯突入城内，由东往西发展，追击溃退之敌，歼灭敌人一个中队，击溃一个中队。与此同时，二团掩护工兵爆破北门成功，该团一营及三营一部迅速突入城内，由北往南往西进攻，歼灭敌一个中队，并攻占了伪县政府。一团二营九连八班火速攻至监狱，将敌人尚未来得及杀害的我京安县副县长危福汉等四十六名中原突围时复员、掉队被俘的同志营救出狱。此时，敌尚有二个中队坚守着城东南角之文昌阁，城外之凤凰台。我入城部队，穿插迂回，合击包围，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对企图顽抗挣扎之敌发动猛攻，迫使文昌阁守敌纷纷投降。伪县长胡受谦只身逃到城西南之报恩寺，妄图纠集西南城上守敌作最后挣扎。不料那里的敌人已被我消灭。“缴枪不杀”之声四起，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胡受谦自知末日来临，无可奈何地拨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壳，自毙于报恩寺旁的藕塘边上。这个作恶多端的反共老手终于得到了应得的下场，向他的主子蒋介石报恩去了。此时我进攻凤凰台之部队已越过外围的障碍，接近了敌人的核心碉堡，守敌县保安大队长邓文山见大势已去，便仓惶率残部突围，被我追击时毙伤大部，小部从城西南角落荒而逃。战斗至夜十一点钟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计毙伤敌县长胡受谦以下六百余人，俘敌七百余人，缴获迫击炮四门，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十九挺，投弹筒四具，步马枪一千一百三十三支，手枪八支，迫击炮弹一百四十七发，投弹筒弹二百八十发，子弹十万零九千发，手榴弹一千零四十一枚，电台一部，电话机二十五部，炸药库一所。
安陆战斗，全歼守敌。国民党湖北省党政军首脑大为惊恐，对他们失去安陆这个武汉北门口深为焦虑。对他们的忠实走狗胡受谦之死，犹如当头挨了一棒。但是，他们仍想借助胡受谦这个“效忠党国”、“城亡我亡”的亡灵，给其部属打气，鼓励其部属效法之。于是，一面向主子蒋介石呈“从优褒恤”；一面在武汉组成以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省主席万耀煌为首的“高级治丧委员会”，大吹大擂胡受谦的生平“业绩”。这只不过是兔死狐悲罢了。我攻占安陆县城后见其府大门上胡受谦写的对联，根据胡受谦的罪恶与下场随机改联为“为人罪大恶极，千古唾骂；撼共实属难事，自食其果。”这不仅是对胡受谦，而且也是对其主子的最好鉴定。
五
十八日清晨，京安应县委、政府、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带领县武装、地方干部及民工进入县城。他们向攻克县城的我军指战员进行亲切的慰问，协助主力部队把伤员送到后方医治；掩埋了牺牲的同志；安置了从监牢里救出的同志。他们送来了粮草、供给部队给养，带来驴、马二百多匹，支援部队运输。当地妇女组织主动做好了军鞋约七百多双，送到了部队。他们协助部队打扫了三天三夜的战场。其中有一个民工家里爱人有病卧床不起，他也同样坚持了三天三夜而没有回家。他说：“我们要翻身了，不受压迫了，有什么比这更要紧的，我要在这里干。”这位民工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我们从战利品中，赠给他手枪一支，表示纪念。有这样人民支援我们，我们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呢？！
战斗结束后，部队一面积极打扫战场，一面认真检查群众纪律，群众反映：安陆战斗中，城市纪律尚好。部队宣传队马上编写标语，向群众宣传。同时，开仓济民，分粮分物，欢天喜地，热闹非常，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感激涕泣。
我军一举攻克安陆城，极大地鼓舞了战土们士气和人民群众的情绪，更加坚定了我们坚持江汉地区斗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