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榜(1907-1964)
（一）
何耀杨原名何耀忠，字瑞周，1907年4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王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何耀榜的父亲何明善，靠佃耕维持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母亲赵氏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父母早逝，何耀榜靠三位兄长抚养。他5岁上山拾柴，6岁讨饭，8岁到地主家当放牛伢。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常常躲在学堂后面听先生讲课，有时还找来《三字经》、《百家姓》等书，边放牛边读。私塾先生见他用功，破例免费让他读了两年书。
1922年夏，15岁的何耀榜随家乡青年到信阳市一家缝店当学徒。他在这里既接触到了现代物质文明，也看到了贪官污吏乘兵荒马乱之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罪行，激起了他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
1925年春，何耀榜因遭店老板毒打，一气之下从信阳跑回了家，又跟随哥哥种地、打柴。这时，他的大哥何耀勤、三哥何耀主在宣化店参加了共产党员郑新民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兄长的影响下，何耀榜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第二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在革命洪流的推动下，宣化店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何耀榜参加办农会、打土豪等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参加了郑新民领导的革命组织“穷人会”，受到了锻炼。
1927年，黄麻起义受挫，刘敬丹、刘少丹等共产党员从黄安县转移到宣化店活动，在何耀榜的家乡秘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第二年的一个夏夜，刘敬丹、刘少丹吸收何耀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对他说:“入党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就是你的亲人也不能讲。＂从这时起，何耀榜始终牢记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这期间，宣化店周围的农民普遍发动起来，有2000多人参加党领导的“穷人会”。1929年8月13日，中共罗山县委发动和领导了罗山农民起义。起义后，“穷人会”改名赤卫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何耀榜任茶坳村苏维埃执行委员兼赤卫军连长。
1930年春，他当选罗山县宣化区严畈乡苏维埃武装委员兼赤卫军营长。3月16日，一架敌机因汽油耗尽降落在严畈乡苏维埃所辖的宜化店西南陈家河。何耀榜带领赤卫军赶到现场监护飞机，并立即向鄂豫皖边区军委报告。这架飞机经过维修后，飞往鄂豫皖首府新集，被命名为《列宁号》。
这年，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很大发展，红军不断扩大。10月，何耀榜带领乡苏维埃赤卫军参加了鄂豫皖红色野战军第八师，配合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师攻破丰家店地区的陈家燕窝、傅家堂、观音寨三个反动据点，使宣化店和汪洋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1年1月，红色野战军第八师改编成罗山县独立团，转战于宣化店、四姑墩、夏店、河口等地。3月，罗山独立团配合红四军在双桥镇活捉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俘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5月，独立团改编成红四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何耀榜任该团连长。8月，成立罗山独立第五团，何耀榜调任该团营长，后升任副团长。他同团长陈家洲一起，带领独五团参加了11月10日开始的黄安战役。战后，独五团战士编入主力红军。此时，中共罗山县委又建立罗山独立十六团，何耀榜任副团长。不久，又改任团长，率部在宣化店、丰家店等地打游击。
1932年春，中共罗山县委积极领导群众发展地方武装，拔除反动据点，实行土地革命，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起来。这期间，土豪劣绅一部进入城市，一部逃入赤白交界的大山区。在光山、罗山两县的大山区九里十八寨就盘踞着不少土豪劣绅，继续组织民团顽抗，有时还瞅空子下山袭击宣化店，杀人放火，抢劫财物。从4月开始，何耀榜以独立十六团为主力，发动3000多名赤卫军参战，经过42天的围攻，打下了九里十八寨中最坚固的杜家寨、银山寨、大山寨，全歼寨内的民团和红枪会，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平毁了寨墙工事，重挫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此后，部队继续在罗山南部游击，又接连获得了一些胜利。
(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地区。11月29日，鄂豫皖地区重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徐海东任七十四师师长，何耀榜任七十四师二二二团团长。此时，敌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1933年3月上旬，敌三十五师一O四旅两个团孤军深入到红军根据地郭家河。何耀榜参加了郭家河战斗，指挥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进犯之敌。随后，他又率部在罗山、陂孝北等地与敌人“清剿”部队兜圈子，接连获胜，追使深入宣化店地区的敌人后撤。
5月初，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命令红二十五军立即发动七里坪战役。这一决定是一个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目行动。当时，七里坪驻有国民党主力十三师的三个团约6000人，而且筑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红军虽有1万之众，却既无攻坚条件，又无围城打援的余力;加之根据地经过国民党反复“清剿”洗劫，人民生活困难，红军给养毫无保证。初战10天之后，红军便断了粮草，不得不以野菜、树皮充饥。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何耀榜率部到罗山县、河口县等地筹粮。时值青黄不接，虽然许多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把粮食献给红军，但数量甚微，而且运输困难，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反映这场消耗仗打下去不妥，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干部建议撤围，何耀榜也曾找政委戴季英提出撤围的建议。师政委对何耀榜说:“根据省委《第一O七号通告》的精神，现在不是撤围的问题，而是肃反。”
七里坪久攻不克，中共鄂豫皖省委不从战略指导思想上找原因，反而认为是“改组派”、“第三党”、“AB团”捣乱的结果，错误地把指战员对战役指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与反革命破坏联系起来，因而，使红二十五军的“肃反”进一步扩大化，何耀榜亦被作为“动摇围攻七里坪”的“政治罪人”抓进了保卫局，罚以坐牢做苦工。坐完牢后，又被下放到伙夫班。何耀榜在伙夫班任劳任怨，常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军锅，随部队在光裕山、杨真山、紫云山、鸡笼山行军作战。尽管政治上受委屈，生活上异常限苦，他仍然满怀豪情，常常唱着当地的流行歌谣:“山沟野洼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哟，照样打胜仗。”徐海东很爱惜这位有勇有谋的团长，每到战斗紧急时刻，就叫他参加作战或指挥战斗。何耀榜虽屡立战功，但“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却说:何耀榜害怕劳改，企图以勇敢杀敌来换取党的信任。他对于这些不白之冤、诬蔑之词，始终泰然处之。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主力转移皖西后，省委在鄂东北成立罗孝陂特委，何耀榜留任特委委员、军事部长，活动于国民党礼山县政府管辖的宣化店一带。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迅速在礼山、经扶两县交界的黑沟寨组成一支20余人的便衣队，并兼任指导员。当时，宣化店一带的保长、民团极为器张，不仅烧、杀、抢，而且捕捉红军战士，迫害便衣队员的妻子儿女，给便衣队的活动造成各种困难。为了使便衣队能在群众中扎根，何耀榜带队首先枪杀了宣化店何家湾的保长何晏卿，接着又镇压了信南民团团总丁应昆和罗山县自称“老天爷”的刘子石、阮义伯两个反革命头子。从此，一些保长再也不敢胡作非为，有的还暗中给共产党帮忙。反动民团如惊弓之鸟，害怕遭到便衣队的袭击。便衣队趁机狠狠打击小股、分散的敌人，并大力筹集军需物资，改善供给状况，以便坚持长期斗争。
（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前タ，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留下部分武装部队和干部重组红二十八军。何耀榜亦被留下，维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的第二天，鄂东北党组织在罗山四区金竹林召开会议，传达省委指示，重新组织中共鄂东北道委，由王福明、徐成基、何耀榜、吴光陆、罗厚福五人为常委，王福明任书记。会议组织了直属便衣队，何耀榜任指导员;调整罗孝陂特委，徐成基任书记，何耀榜任副书记。新的道委、特委以黄安、礼山、罗山、光山、经扶交界的高山岗、老君山、天台山和宣化店地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国民党集中了1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东北地区进行地毯式搜查。何耀榜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多，不宣与敌主力作战，要粉碎其进攻，必须时而在内线与敌人兜圈子;时而组成战斗小组，摸到敌人外线据点附近或交通要道旁，白天隐蔽起来，夜晚袭扰敌人。一次，何耀榜带领便衣队破坏了罗汉公路上的发模墩公路桥，击毁敌人12辆汽车，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次战斗，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便衣队的声威。
当时的斗争是异常艰苦复杂的。在敌人的屠刀下，许多共产党员坚贞不屈，但也有少数人变节投降、叛变投敌。便衣队员刘庆梦害怕严酷的斗争，叛逃投敌，供出了许多与便衣队有联系的革命群众，致使200多人被敌人逮捕，关押在宣化店监狱中。何耀榜受道委指派，化装成农民，只身进入宣化店，营救被捕群众。他首先到开明士绅、联保主任家，要他们设法保释群众。随后，又与打入民团的共产党员联系，要他们联络联保主任、保长、士绅出面请客作保。在取保的宴会上，何耀榜又化装成何家山新任保长何再洲出席。饭后，地下党员、打入民团任队长的刘达诚拿出保状，首先签名保刘姓群众:何耀榜签上何再洲的名字，保何姓群众;地下党员甘允吉签名保甘姓群众；郑远刚签名保郑姓群众;联保主任甘青山也只好顺水推舟地签了名。紧接着，何耀榜又以何再洲的口气，同甘允吉互相呼应，讲了刘庆梦枪杀保长何晏卿、吊打孕妇何明月的经过，激起了保长们的“义愤”，都要求到区里控告刘庆梦。第二天，在国民党宣化店区署礼堂内，何荣芝控告刘庆梦杀死她父亲何晏卿，董刘氏控告刘庆梦带人杀死她丈夫董文朗，其他群众也列举了刘庆梦反共是“假”的许多事实，使国民党区长疑窦丛生，当场扣押叛徒刘庆梦，释放了被关押的200多名群众。这场斗争的胜利，使何耀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1935年2月，国民党为消灭红军便衣队，又增调云贵一O二和一O三师分驻宣化店、河口、七里坪等地，将中共鄂东北道委和罗孝陂特委围困于高庙山。为了摆脱困境，何耀榜主持召开特委会议，将便衣队员、轻伤员和革命群众80余人组编成鄂东北特务二营，并命令营长易元鳌、政委冯益万率领部队突围。特务二营从高庙山突出重围后，打进大、小鸡笼山，与鄂东北独立团会合。不久，围攻高庙山的国民党军尾追到鸡笼山，红军特务营与独立团分别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直插三里城，歼灭何斌如民团一部，旋即转战到新城、夏店、河口一带。在甩开眼踪的敌人后，何耀榜和易元鳌又率特务二营越过平汉铁路，攻克信南谭家河，见到红二十军派来的交通员，收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指示信。这封信要求鄂豫皖军民继续坚持老区斗争，以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和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何耀榜接信后，立即返回罗(山)礼(山)边界，将信交给了鄂东北道委。道委又迅速将信转交给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根据省委指示精神，道委整顿了罗孝陂特委机关，充实了领导力量，由何耀榜担任特委书记。
这年夏秋之间，国民党改用碉堡、地捕哨、倒林(即砍掉树林)“三位一体”的办法，继续对鄂东北的红军和便衣队进行“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何耀榜认真总结和运用过去反“围剿”斗争的成功经验，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采用游击战术、昼伏夜动、两面政策和挖墙脚“四位一体”的策略对付敌人。按照何耀榜的部署，便衣队和特务营采取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战术，首先进攻九里十八寨主寨香炉寺，乘敌不备全歼陈治忠的民团。接着，又到宣化店西南的茶坳，智擒民团头目董治均、罗麻子，并令其带路喊开碾子湾的炮楼，俘敌30余人。以后，又相继平毁30多座碉堡。这些军事行动，既打击了国民党军，又争取了一些开明士绅，动摇了敌人的统治基础。一次，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强迫农民在宣化店北边的施家洼增修碉堡，企图断绝便衣队从东大山到西大山的通道。当地保长暗里找到何耀榜，询问怎么办。何耀榜说:“敌人要修碉堡，你们不敢不修，但要做到四条:第一，不准强迫群众修碉堡;第二，便衣队从碉堡附近经过，不准开枪射击;第三，要给便衣队送情报、弹药、医药;第四，要保护红军及便衣队的伤病人员。否则，你白天修筑，我晚上派人拆除。”后来，敌人虽然修筑了碉堡，但并未能妨碍便衣队的活动，有时还能为便衣队隐蔽伤员，提供情报。
9月，鄂东北独立团和便衣队在西大山一带活动。国民党军认为是倒林“搜剿”的好时机，便调集一个师和一个旅的人马，将大、小鸡笼山包围起来，胁迫1万多名群众砍树倒林。何糴榜根据道委的指示，迅速疏散特委机关人员，转移伤病人员，留少数便衣队员坚持当地斗争，组织群众破坏敌人的“倒林计划”，其余部队都转移到外线去作战。不久，敌人发觉红军主力和便衣队不在西大山，遂中止了“倒林计划”，转而到东大山追寻红军主力。
此时，蒋介石军事顾问团人员正在鸡公山避暑。何耀榜按道委的决定，派黄云先便衣队上鸡公山捉“洋人”，以“调动”敌人，解东大山根据地之围。黄云先带10余名便衣队员，在各方面的配合下，夜袭鸡公山，抓住了蒋介石的3名外国顾问。国民党南京政府闻讯后慌了手脚，急忙下令让其地方政府与便衣队接触，设法“救出盟友”。经过谈判，国民党地方当局被迫接受何耀榜提出的停止“围歼”红军便衣队和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不几天，国民党武汉行营也给便衣队送来了现款和物资，并给其部队发出了“为救出盟友，一星期不出击”的命令。
1935年秋末，蒋介石派程汝怀为鄂东北“剿匪”总司令，代行武汉行营主任职权，并调其嫡系三十三师到鄂东，配合一O二、一O三师发动所谓秋冬攻势。程汝怀上任后，一面组织民团和红、黄学武装，配合正规军搜山抢粮;一面指令政府强制实行移民并村，把山区农民赶到指定的移民点居住，并派特务暗探加以监视，防止老百姓与便衣队联系，扬言要在这年冬季“断绝共产党在大别山的根苗”。这时，何耀榜和便衣队员基本上不能和移民点的群众联系，只得隐入深山住在石洞里。时值寒冬，战士们没有棉衣、棉被，几个人背靠背坐着，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夜。尽管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何耀榜和便衣队员送饭，但战士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苦，有的伤病员已被拖得骨瘦如柴。何耀榜说:“我们不能在山洞里蹲着等死，要冲下山去，打击最顽固的敌人，解放被禁锢的群众。”他率领便衣队下山，在仰天窝伏击罗申华的民团，活捉了敌中队长刘树生；在王家庄枪杀了侵占群众财产、迫害红军家属的联保主任董化之；在徐家寨捕杀了在移民点中干尽坏事的保长何练青。这样，他们抓到人质，迫使敌人很快送来了粮食、衣服;杀了坏家伙，既使其他的敌人有所收敛，也给便衣队和广大群众壮了胆。当地群众说:“何耀榜名声大，坏人知道他下了山，也就不敢再干坏事了。”随着春天的到来，移民点瓦解了，便衣队又活跃在大别山区。
开春不久，鄂东北道委根据高敬亭的指示，组建了光麻特委，并以光麻地区原有武装组织为基础，扩编组建三路游击师，道委任命何耀榜担任光麻特委书记、三路游击师师长兼政委。何耀榜到任后，调整了所属各区的党组织，充实了便衣队，使这个地区的游击战争走向新的高潮。
(四)
1936年9月，何耀榜率领光麻特委机关人员和三路游击师武装，先后推毁敌人碉堡30多个，歼灭一批民团，缴获100多支枪。国民党忙调一个团“追剿”。何耀榜甩掉敌人后，又转战到了经扶县境的扎家湾。此时，林维先率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来到扎家湾，向何耀榜传达高敬亭的命令:调何燿榜接任皖西特委书记、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兼政委。他接到命令后经过三天三夜的征战，力挫国民党二十五路军的追击和十一路军的堵截，在商城辛店与高敬亭会合。他们又经过艰苦的转战，到达岳西县的鹞落坪。11月，皖西特委在英山桃花冲召开会议。会上，高敬亭作政治报告，总结了红二十八军的游击战争经验，并对皖西特委会的管辖区域作了调整，成立皖鄂边特委会，何耀榜改任皖鄂边特委书记，其机关设在鹞落坪。
会议结束后，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到鄂东北根据地活动，何耀榜和特委几个干部，分头把已经痊愈的伤病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特委警卫队。接着，何耀榜在岳西县小河南召开了特委会议，传达了桃花冲会议精神，正式宣布中共皖鄂边区特委会成立。会议经过两天讨论，详细分析了皖鄂边的形势，通过了关于《支援红军主力部队》、《上下内外保持正常联系》等问题的决议。会后，各地代表满怀信心地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开展工作。
此时，敌人主力被迫从山区撤到各集镇据点，建筑在根据地内的碉堡都由民团驻守。何耀榜乘势加紧反击，在皖西大山区广泛向敌人出击，先后毁敌碉堡数十座，歼灭民团多股。特委武装在斗争中迅速壮大，由开始的50余人发展到200余人，各地便衣队也有很大发展。以鹞落坪、大岗岭为中心纵横二三百里的地区，红军和便衣队的对敌斗争十分活跃。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皖鄂边的群众工作也有很大起色。1937年初，何耀榜和皖鄂边特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大岗岭一带打游击。他们住在临时搭成的草棚子里，借着一盏小油灯光，反复看着国民党刚出版的《扫荡报》，研究“西安事变”以后的形势。为了彻底弄清“西安事变”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何耀榜派出三个交通员，分别到潜山、九江、西安去了解情况，并且通知便衣队暂时停止对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各回原地守备待命。
过了两个多月，我交通员姜术堂才在西安七贤庄找到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汇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王稼祥给了几份党中央的文件，并对姜术堂说:“你回去告诉何耀榜同志，要尽量设法同国民党谈判，谈判的条件文件上已有规定。在谈判中，首先要停战，把部队散在外围，不要集中，防止国民党歼灭我们。谈判时，我们的部队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和任务;谈判后，一定要找群众基础好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作为部队的集合地点。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中央最后决定。”姜术堂很快回到皖西，将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交给了何耀榜。不久，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来到鹞落坪。何耀榜将党中央的文件交给了高敬亭。他们认真学习了党的文件，领会到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战”，并根据鄂豫皖地区的情况作出决定:发动革命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为实现全面抗战作准备。
此时，党中央对于鄂豫皖地区的国共合作谈判已有布置。在“七七事变”前夕，毛泽东派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等到红二十八军参加改编整训的工作。毛泽东说:“红二十八军有位同志派人找到红二十五军，向党中央转交了一个报告。郑位三插话说:“是的，那位同志叫何耀榜，是鄂皖边特委书记。”毛泽东又接着说:“从报告看，他们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党中央高度赞扬红二十八军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问候!”郑位三等五人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启程前往鄂豫皖地区。
7月中旬，鄂豫皖地区的国共合作谈判开始进行。高敬亭派何耀榜出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谈判代表，鄂皖边特委会的工作由徐文初代理，军事方面由周奇云负责。何耀榜进驻岳西县三区蓝田村后，立即派人把我方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公函送到区公所，委托他们转交给国民党“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两天后，何耀榜接到“卫督办岳西办事处”送来的回信，表示愿意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为了摸清国民党的底细，何耀榜又以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何师长警卫队吴队长的名义，到蛇形岗炮楼附近同国民党当局交涉有关事宜。在接洽时，国民党方面一再以官衔和金钱向红军诱降，企图达到几年来一直梦想消灭红军的目的。何耀榜当即驳斥说:“我是来交涉谈判的，而不是做买卖。你回去问卫立煌，他是真心谈判，还是假谈判，是想当亡国奴，还是想团结抗日?你们打了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今天想叫共产党投降，那是你们白日做梦!老实告诉你，我们出来谈判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奉我党中央的指令来的。”
7月16日，卫立煌派他的少将高级参谋刘纲夫为代表，来到岳西衙前，同鄂豫皖共产党代表何耀榜及化名红二十八军政治部“李主任”的高敬亭商讨有关谈判议程。经过双方协商，组成停战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并决定从7月22日开始，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在青天畈汪氏祠堂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中，何耀榜根据党中央的精神，结合鄂豫皖的具体情况，代表我方提出了如下的条款:“一，我军在鄂豫皖的集合点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至礼山县宣化店一带的村镇。二，我军在鄂豫皖三省共设三个办事处，分驻河南省确山县、湖北省黄安县和安徽省立煌县。三，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我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要与国军相同。六，我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工具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一律由国民政府负责。七，我军驻地如有土匪扰乱和违反社会秩序者，有权予以镇压。八，我军进驻七里坪途中，友军不得堵击、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政府负责。九，我军最后集合时间在年关以前…”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款是:“一，不打土豪。二，不破坏交通。三，不得在国军中发展中共党员。四，不经国民政府许可，不能扩兵。五，军队行动要有护照，否则不负责任。六，友军集合后，不能在各地保留便衣队，否则按土匪处理。七，鄂豫皖的红军在三个月内集合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就以上条款，双方经过充分协商，终于正式达成停战协议。7月28日上午8时，双方代表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式。
谈判后，红军即执行协议，高敬亭、何耀榜将鄂皖边的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向七里坪及宣化店集中，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正当红军向该地集中时，国民党又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先指派一O二师在麻城地区进行挑衅，后又由鄂东行署专员程汝怀出面，大摆“鸿门宴”，妄图捕杀何耀榜。由于何耀榜及其部队英勇而机智的斗争，才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8月，毛泽东派来的全权代表郑位三等到达七里坪、他们向高敬亭、何耀榜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按照郑位三的安排，何耀榜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董必武汇报谈判情况，后被留在办事处工作。至此，何耀榜光荣地完成了他在鄂豫皖地区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五)
1938年3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何耀榜、刘名榜、易元鳌、黄宏儒等18人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们在中央党校学习了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文章，从而明确了党在新阶段的总任务和基本原则。
1939年1月，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由河南竹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3月，独立大队南下到大悟山地区。此时，何耀榜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以鄂豫皖省委代表团副团长的名义回到大别山，在李先念的领导下参加开辟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活动于礼山县的宣化店、丰家店、黄陂站、四姑墩等地。4月，鄂东地委成立，何耀榜任地委军事部长。他一方面找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老党员联系，恢复他们的党籍，组织他们起来抗日;同时还利用统战关系，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统战工作，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何耀榜与国民党宣化区区长曾伯龙有点远亲关系，他首先去做曾伯龙的工作，进而做礼山县县长王子法的工作，使他们相继与我党建立统战关系。何耀榜利用这一合法关系，在宣化店徐家赛办抗日医院，在黑山冲办党员培训班，并顺利地组织起30多人的抗日武装。这支部队，白天生产，夜晚袭扰敌人，坚持敌后斗争，不到3个月的时间，发展到300余人。
随着鄂豫边区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1940年1月成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下辖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鄂东地方武装编为鄂东游击总队，何耀榜任副总队长，活动于东、西大山抗日民主根据地。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与敌伪顽统治区“犬牙交错”，斗争极其尖锐复杂。何耀榜在边区党委领导下，正确执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当时，光、麻、经(光山、麻城、经扶三县交界地区)县委书记田东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被国民党顽固派拉过去了。何耀榜同鄂东地委书记程坦一起，在卡房召开了整风会议，采取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方法，批评了田东的错误思想，积极消除了王明右倾错误在鄂东地区的影响。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驻鄂东的顽军也积极制造反共摩擦。为粉碎这次反共高潮，何耀榜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孤立最顽固的反动分子。他公开对开明士绅、中小地主讲:“只要你们不反动，愿意给我们筹集粮食，掩护抗日战士，不向敌人和顽固派通风报信，我们就既往不咎。若是要当汉奸或反共顽固派，我们就不讲客气了。”这样，讲明政策，区别对待，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不敢配合顽军制造反共摩擦，有的区长、乡长、保长还找上门来保证不干坏事。何耀榜还利用这些统战关系，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去进行“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宣传。驻在宣化店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在春节期间向新四军进攻。何耀榜派人趁春节玩花灯的机会，混入宣化店国民党驻军营房内贴标语，有的贴在他们的床上，压在办公桌上，有的贴在看花灯的官兵的背上。第二天，顽军见到处有标语，惊慌失措，好似兵临城下，紧闭宣化店的城门，不敢轻举妄动。
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成立，李先念任师长。鄂东地方武装改编为第三纵队，何耀榜任司令员兼政委。11月30日，新四军第五师组建特务旅，罗厚福任旅长，何耀榜任政治委员，活动于陂安南地区，10余次进攻日军据点，给敌人以重创。一次，何耀榜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夜袭花桥日军据点，毙敌10余名，缴枪10多支，摧毁了碉堡。次年2月15日，何耀榜又率领特务旅配合十三旅在麻城乘马岗区还击顽军保一旅的进攻，俘其参谋长以下官兵200多人，缴枪150余支。敌伪顽从此不敢贸然侵犯陂安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2年2月底，鄂豫边区党委调整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撤销特务旅，成立三个军分区，何耀榜任第一军分区(即鄂东军分区)副司令员，下辖四十ー团、四十二团和自卫第一团、第二团，以及罗礼经光、陂孝、安南、安麻、安礼、礼南县大队，共1800余人。一军分区管辖到豫东南地区，何耀榜兼任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在此阶段，他和军分区司令员一起，数次率部还击顽军的反共摩擦，粉碎了敌伪军的大规模“扫荡”。7月间，国民党军鄂东保安第一旅和保安第八团向我安麻边根据地进犯，何耀榜率自卫一团，在两道桥，叶家河一带配合十三旅歼灭顽军一个营，缴枪200多支。8月31日，国民党军保安第四旅又企图配合五战区李宗仁的部队，向新四军第五师司今部驻地大悟山进攻。何耀榜率自卫一团、二团，在礼山县丰家店、王家店一带配合十三旅歼灭保四旅，活捉旅长蒋少媛，缴枪1500余支，轻机枪95挺，重机枪8挺，迫击炮4门。12月28日，武汉周围日军集结了第三、六、四十、五十八师团各一部，分路“扫荡”大别山，何耀榜率自卫二团、三团，在罗礼经光地区活动，配合十三旅和第五军分区特务团，拔除敌人据点，切断公路、电线，截击运输车辆，使其腹背受击。这些战斗不仅保卫了以大悟山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使部队越打越壮大，军事素质大为提高。
为了对付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一军分区划分出豫东南地区，并在1943年6月组成豫东南三路游击师，何耀榜任司令员，下辖五个团，约6000名战士，主要在罗礼经光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44年2月4日，边区党委在大悟山八角门楼开办干部整风班，集中县团级以上干部进行整风学习。6月，整风班第二期开学，何耀榜调任整风班大队长，参加学委领导，负责军训、警戒、伙食等项工作。他说:“我参加整风班的工作，同各地来的干部朝夕相处，是十分有意义和经久难忘的一段经历。”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耀榜调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任第六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1月，任豫东南军分区司令员。6月，任中原军区部队独二旅副旅长。
中原部队突围前夕，他突然接到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和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通知，要他马上赶到中原军区司令部。何耀榜一到司令部，李先念就说:“为了牵制敌人，决定把你留在大别山。”郑位三接着说:“中央要求留下部队坚持鄂豫皖地区的游击战斗。你熟悉大别山的情况，你留下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今后的斗争就是异常艰苦，也要坚持下去，战斗到一人一枪也要坚持下去。”何耀榜明知任务的艰难和形势的险恶，但他以大局为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定地回答说:“坚决服从命令，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6月26日夜晚，中原部队主力开始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6月29日，独二旅6000余人由宣化店向东突围，以策应主力部队向西突围。7月17日至20日，独二旅各团和旅部直属队在太湖西北的玉珠畈会合。这时，独二旅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中央又指示他们回头向西，重返大别山，继续坚持鄂豫边境的游击战争。西返途中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到8月底，独二旅转移到黄梅县张家塝。旅党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坚持。旅长吴承忠、政委张体学、副旅长何耀榜各率一支部队，白天隐蔽于高山密林，夜晚继续行军作战，使大别山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又蓬勃兴起。他们一部分在蕲春、黄梅、广济、英山;一部分在黄冈、罗田、浠水、麻城；一部分在罗山、礼北、光山、经扶;一部分在礼南、孝感、黄陂、黄安等县，分别开展游击战争。10月，何耀榜同五团团长彭超、四团政委肖德明和副政委张岱松、六团一营副营长谭振彪一起转移到东大山，与刘名榜、肖前发、邱进敏会合。他们在宣化店东边刘家冲召开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会议，刘名榜推选何耀榜任中心县委书记，何耀榜却认为自己只能任副书记。“两榜”相互谦让，还是刘名榜任书记，何耀榜任副书记。在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游击武装虽然不到100人，但对敌人的威胁却很大。
中原部队突围后，国民党军队用烧光、杀光、抢光，打死、饿死、冻死，情报网、公路网、碉堡网的“三光”、“三死”、“三网”政策，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仅存的少数党员已转入地下隐蔽，勉强能够进行秘密活动的村庄寥寥无几。何耀榜秘密活动在东大山地区。他有时化装成农民，有时扮作风水先生，到各地去秘密联系地下党员，从下而上地重建各级党组织，并且组成了一些精干的便衣队，使罗礼经光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条件极端艰苦。何耀榜和同志们一起住石洞，盖树叶，吃野菜。由于长时间住在石洞里，何耀榜的关节炎发作了，加之天寒地冻，脚趾被冻坏了，但他还是让警卫员扶着指挥作战。同志们考虑到何耀榜的健康状况，劝他和部队一起转移到华北去。何耀榜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说:“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留下独二旅在大别山打游击，是为了保持鄂豫皖苏区的红旗不倒。我们一走，就是放弃大别山这个通向武汉的桥头堡。自黄麻暴动起，鲜艳的革命红旗一直在鄂豫皖地区飘扬。这面红旗不能在我们的阵地上倒下，就是付出最大的牺牲，战斗到一人一枪也要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他的话，增强了同志们的信心和力量。12月底，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重新组成中共大别山工作委员会，何耀榜任书记，刘名榜任副书记，彭超、肖德明、邱进敏等为委员。
为了恢复同上级党委的联系，何耀榜又主持召开军事工作会议，决定扩大武装斗争，寻机打击敌人，并迫使敌台广播，以使党中央和中原局知道大别山还有游击队在坚持斗争。他们首先出击国民党民团林朗山的部队。在激战中，国民党七十二师一部赶来救援民团，从外线包围了何耀榜的游击队，何耀榜率部且战且走，退到老君山。敌人紧追不舍，包围了游击队。何耀榜指挥部队奋战突围，警卫连长陈义德负伤，警卫员罗杰英勇牺牲。敌人搜山时，见到已经牺牲的罗杰，误以为是何耀榜，将头割下带回去邀功请赏。敌人借此大肆宣扬，并在黄陂站街口城门上悬头示众，胡说什么“大别山的共产党已被斩根除苗”。敌人还组织宣化店的群众到黄陂站去“参观”，但认识何耀榜的人都暗自好笑，他们说:“何耀榜当红军时悬过一次假头，现在又悬第二个假头，他真是一个三头六臂的人。”
这次打民团，没有达到目的，何耀榜总结经验，寻找时机，准备再战。1947年春节，国民党地方武装“大别山联防指挥部”的副主任杜玉成，准备在他的老窝杜家寨召开“庆祝反共胜利大会”。何耀榜认为这又是一个好时机，于是作了部署，派出身边的游击队员配合地方便衣队，化装成农民，混进会场。当杜玉成宣布开会时，便衣队员一齐掏出盒子枪向主席台射击，一下子打死杜玉成等23名匪首。国民党反动派惊呼大别山共军势力不可低估，并由电台和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党中央得知大别山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在坚持斗争，立即派郑志惠前来联系，传达指示。当何耀榜见到郑志惠时，反复说着一句话:“你来就好了!你来就好了!”郑志惠向何耀榜讲了自己接受任务的经过。他说，20天前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主席来到郑位三的窑洞里，一坐下来就说:“今早两点，我听到国民党的广播又在骂何耀榜是惯匪，说他包围了“庆功＇会场，还打死了好多人。这说明鄂豫皖地区的游击战争仍在坚持，那里的武装还有力量，要派交通员去联系。”这样，当晚大哥郑位三就叫我挑一担木耳回来找你们联系。说着，郑志惠从木耳中抽出写着密码信的草纸交给何耀榜。信的内容是:“一定要坚持，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中央就要派大部队南下。”党中央的指示给大别山的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从此，活动在大别山罗礼经光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更加坚定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
(七)
由于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形势开始好转。当何耀榜得知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消息时，对同志们讲:“刘邓大军快到大别山了，我们再不能在山里周旋，而要下山去袭扰敌人，准备迎接南下的刘邓大军。”为了迎接大军的到来，何耀榜迅速建立各级支前委员会，发动和组织群众筹集粮食，购买柴草，征集民工，成立农民协会，并动员农民参加游击队、便衣队，扩大革命武装。他从实际出发，及时地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组织部队以便衣队为作战单位，依靠群众，灵活作战，分散对付敌人，积极扩大根据地。
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到达大别山区。8月28日夜，何耀榜终于在七里坪街北头木桥上同刘邓大军的李德生旅会合了。刘伯承、邓小平留何耀榜任随军参谋。
1948年2月，根据整个战略的需要，刘邓大军离开大别山，转移到了淮河以北地区作战。这时，何耀榜仍留在大别山区，随第六纵队留下的同志们一起坚持战斗。当部队转战到罗田县韭菜河时，何耀榜的左腿伤口恶化。该部卫生所王所长说:“这只腿保不住了，要马上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医生就在石堆上搭块门板给何耀榜做截肢手术。当钢锯锯开他的左腿时，敌人的两个团包围了韭菜河。战士们一边同敌人战斗，一边帮助医生做手术，与敌人持续了5个小时的战斗，才把手术做完，身上的麻药未醒，同志们又抬着他转移。何耀榜经过野外手术，因流血过多，身体很虚弱。养伤没有好环境，敌人到处搜查，今天把他抬到这里，明天又抬到那里，他总是说:“这给组织增加负担，还是把我送到天台山那个石洞里去吧!”同志们哪能忍心丢下这位久经磨炼的战友呢，不管战斗多么艰苦，仍然拾着他转战在大别山区。
4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派人将何耀榜接到苏皖解放区。随后又派人把他送到华北。何耀榜在邢台县城见到了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此时，他身体更虚弱，高烧一直不退。郑位三、李先念请钱信忠医生给何耀榜看病。经检查，才知道是第一次手术锯少了，左腿腐烂的肌肉在继续向上波及，必须动第二次手术，否则生命危在且タ。这样，钱信忠在邢台天主教堂里给何耀榜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
解放后，何耀榜屡次当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和湖北省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副主席。他虽然疾病缠身，长期住院治疗，但革命意志不衰。国家给他的生活待遇是实报实销，但他从来不多花国家一分钱，经常穿着有补丁的旧衣服，经过劝说即使同意做了一件新衣服，也常常放着不穿。他说:“现在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能丢，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不能要。”即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家里有时只能喝粥，他也从不伸手向国家要求增加供应指标。
1964年10月20日，何耀榜因病在武昌逝世，终年57岁。生前他著有《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这本回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书，通过何耀榜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党所领导的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事业，全面地歌颂了烈士们不朽的英雄事迹，完整地记载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坚贞不屈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是一本教育干部和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的优秀著作。(陈光旭)
何耀榜长期开屐革命活动的地方
——大小鸡笼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