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经百战威震四方

——记开国将军刘震


刘震(1915-1992)


在大别山、桐柏山交会的湖北孝感小悟山(今属孝昌县小悟乡)下,有个叫刘家嘴的地方。1915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八),刘震在这里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出生,原名刘幼安,是家中的独生子,全家只有一斗半(7分)田。

1920年,刘震的母亲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オ5岁多点的他,与父亲相依为命。从此,他就成了父亲唯一的小助手,拣类、拾柴、放牛和一些家务劳动都压在他的身上了。

1922年,刘震7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去私塾读书。1925年,由于父亲病重,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父亲种田、砍柴。

1926年底,父亲要儿子去学木匠手艺。刘震常听人说,当徒弟不仅挣不到分文,还要挨打受骂,就向父亲表示,自己不愿去。但又确实没有别的出路,在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只好答应学木匠试试看。


革命路上雏凤初鸣


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孝感东北部的民主革命运动如火如茶,各区乡纷纷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相继扩大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刘震参加了儿童团,他和小伙伴们手持木枪,常在白羊岭、土地岭等高山路口站岗放哨,防止奸细,监视地主劣绅,干得挺带劲。1930年春,孝感赤卫队大发展,并改称赤卫军。刘震就在这时候参加了赤卫军,年仅15岁。

1931年3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配合红军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中,刘震所在的赤卫军协同陂孝北县游击队进至松林岗、小河溪地区,对敌人进行夜袭、阻击,一直打到小河镇以北,使敌人疲惫不堪,为红军歼灭该敌创造了条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刘震在赤卫军中受到更多的教育,在思想上萌发了参加红军的想法。1931年10月,刘震被分配到陂孝北县红军游击大队(后改为独立营)当战士,从此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

刘震到部队就参加了战斗。他虽然在赤卫军中参加过一些军事行动,但毕竟是配合红军主力袭扰敌人,如今真刀真枪同敌人打仗,一时心里没有底。班长对他进行了鼓励,刘震记住了班长的话,在这次战斗中抓了两个俘虏,缴了两支枪,高兴极了,当场受到上级的表扬。

1932年春,刘震从县独立营调到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特务四大队一分队一班当战士,和韩先楚同在一个班,班长是陈先瑞。这个大队共有120多人,都是从各区、县游击队作战勇敢的干部战士中选调出来的,装备比较好,主要任务是侦察敌人动向,筹备经费,并接送来往于党中央和鄂豫皖根据地之间的干部。

刘震在多次执行战斗任务中表现机智勇敢,经党组织考察,由傅家义、刘玉春介绍,1932年8月部队驻河南光山县柳林河时,被吸收入党。

一两天过后举行入党宣誓会,在当地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墙上挂着党旗,参加宣誓的同志站在党旗前面,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读入党哲词:“…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连续读了两遍,刘震的心情无比激动。


只身奋勇追歼逃敌


1935年夏,敌军调动了20多个团的主力,分三路向活动在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围攻而来。只有3000余人的红二十五军避实就虚,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在一个黑夜急行130公里,跳出了包围圈,直取荆紫关,端掉敌肖之楚部的留守处,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

红军路过漫川关附近时,正向荆紫关前进的敌陕军警备第一旅也赶到这里。红军虚晃一枪,又来了几天急行军,到达陕西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停下,布下“口袋阵”,单等敌人入网。部队住下的当天,刘震和营长参加了团里的会议,接受了率领全营在“口袋”中间拦腰切断敌人的任务。营长负责查看地形,刘震负责进行政治动员,检查武器弹药,准备干粮。战前准备工作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7月1日凌晨,盼望已久的战斗终于来临了,部队进入袁家沟口埋伏起来。10点钟左右,敌人果然来了,有的倒扛着枪,有的敞着怀,有的边走边扇扇子,有的累得东倒西歪。有几个看样子热得受不了,脱下裤子就在溪水里洗起澡来。人马渐渐都进入了“口袋阵”。

这时,我军指挥所的冲锋号响起来了。顿时,军号齐鸣,枪声怒吼,红旗猎猎,“杀”声震天。无数红军战土奋勇地向敌群扑去。敌人被这突然的打击惊呆了,混乱了,有的从马上滚到马下,有的东奔西逃找不到藏身之处,也有的拼命往山上冲,企图夺路而逃。

在激战中,刘震发现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拼命的往山下跑,他急忙紧追而去。那家伙发现有人追击,就躲到河沟边的大石头后面,回身射击顽抗。这样捉迷藏般地枪来弹去,相持不下。刘震的手枪里只剩下一发子弹了,他机警地观察动静,趁敌人向枪里压子弹的一刹那,“嗖,嗖”几个箭步窜上去,一下子把敌人抓住。两人扭打起来,一个拼死挣扎,一个则牢牢扭住不放。

刘震用尽全力把敌人摔倒,不料敌人慢慢别过枪来,一发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臂。正当他全身无力、难以支持的紧急关头,营里的掌旗兵赶到,把旗杆下的铁旗脚对准敌人的脑门猛戳下去。敌人嚎叫一声,手枪掉落了。后来才知道,被戳死的这个敌人是敌旅部的卫队长。

敌人1个旅被一举全歼。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战斗胜利结束。刘震只身奋勇追歼逃敌的故事也在部队中传开了。


战冀南三伐石友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从来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武汉沦陷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失败,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诱降,蒋介石对抗战更加消极,更加极力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于1939年末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盘踞在冀南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总司令石友三顽固不化,于1940年1月下旬伙同孙良诚部向冀南发动进攻,遭新四军反击,受到重大伤亡。石友三又发动了几次进攻均被粉碎。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打破其据守太南、连接冀南、鲁西,割断华北、华中联系的阴谋,保卫革命根据地,冀鲁豫支队在冀南部队配合下三次讨伐石友三部。

28日,刘震奉命指挥一大队和二、三大队一起突破石部防御,歼其一个营。3月6日,又突破黄河天堑,攻克高屯集、菜园集,并于桥口歼敌一部,石部逃到菏泽,在日军的庇护下休整。至此,第一次讨伐石部的战斗结束。

4月5日,石部与日军勾结,分三路进犯濮阳。其部署是:石部主力及菏泽专署10000多人由东明北上,日军1000人由菏泽经高庄集过黄河经胡状集,丁树本之保安旅8个团从两门取道韩集。

根据支队的决定,刘震令一大队一部和地方武装在黄河以北,以班为单位展开“麻雀战”,村村阻敌,牵制日军和石部两路;支队主力于濮阳西南先歼丁部,再攻石部之侧背。

新四军发动突然攻击,摧毁了伪县府,粉碎了石部的第二次进犯。石部遭打击后,大部南溃。刘震奉命率三四四旅追歼逃敌。石部一八一师一部退至东明集西之郝士廉,凭借预先构筑的坪壕工事顽抗,三三四旅六八八团三营连续攻击,几次未能奏效,伤亡较大。当夜,刘震赶到团指挥所,査明敌情后,重新组织战斗,令三营副营长郑本炎率领“奋勇队”发起攻击,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全歼石部一个加强营,毙伤俘虏200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装备。

经过三次对石友三的讨伐,基本肃清了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使这块根据地扩展到南北300多华里、东西160多华里,境内设有8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和几十个区政府,人民群众进一步发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扩大,主力军和游击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巧妙部署破淮阴


1945年1月,华中局调刘震兼任淮海地委书记。为了加紧建设淮海根据地,做好战胜日军的准备,刘震除继续抓分区主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外,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着重抓了整风运动、政权建设、发展生产、财政金融和文化教育等工作,为准海地区迎接大反攻做了全面的准备。

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北伪军接受国民党加委,拒绝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并构筑工事,企图顽抗。在新四军第三师发动两淮战役的统一部署下,刘震奉命组织指挥十旅、师特务团和地方武装攻打淮阴城。

刘震和副旅长钟伟及几位团长详细侦察地形,分析了淮阴守敌全部情况后,深深感到:攻取淮阴城将是一场非同以往的攻坚战。为了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刘震做了详细周密的部署。

经过反复思考,刘震最后下定决心:用6个团的兵力对敌实施多路攻击,以城东北角和东门为主攻方向,二十八团主力为第一梯队,该团三营和三十六团为第2、3梯队;南门为助攻方向,由师特务团负责,二十九团一部尾随特务团跟进;二十九团主力由城东南角攻击;射阳独立团和分区新二团由城西门和西北角担任佯攻。随即,各种攻城的准备工作日夜不停地进行着,强大的政治攻势更加猛烈地展开了。


9月6日拂晓,新四军隐蔽的大炮怒吼起来,淮涟民兵英雄王风山的土炮也在北门阵地发出隆隆巨响。刘震来到东门外炮兵阵地,只见二十八团的炮手们正用猛烈的炮火轰击着东门城楼。围城以来,敌人害怕新四军夜间攻城,所以防备森严,而在白天则有些松懈。针对这样的情况,刘震决定将总攻时间出敌不意地定在下午两点。在整个上午,我军炮火时紧时松,敌人紧张了,半天不见我军有什么动静,便慢慢松懈起来,恰在这个时刻,总攻就要开始了。

刘震从远望镜里看到,担任突击任务的指战员们一个个整装待发,跃跃欲试。这时刘震根据实际情况,同意了提前发起攻击。这时,南门守敌像野兽一样,疯狂叫喊、扫射,枪弹、手榴弹夹杂着石头、砖瓦一齐倾泻下来。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过了一会,总攻开始了。轰隆隆的巨响声震撼了全城,在东门担任主攻的二十八团发起了炮火急袭,各个阵地上机枪、大炮,像山洪暴发一样怒吼起来,战士们一个个龙腾虎跃冲锋向前。刘震在指挥所里,不停的听到各部队胜利前进的消息。在城东北角,战士们像箭一样射向城头,接着东门城头红旗高高飘扬,接着其他的战士也鱼贯而入,直插敌纵深。城东南角轰开了一段城墙,突击队像潮水般涌入城内。城西也发动了进攻。南门阵地上,敌人火力太猛。突击队队员徐佳标用身体堵住了敌机枪眼,为战士们登城开辟了道路。南门终于被突破了,特务团迅速向城内纵深急进。西门部队发起冲锋后,射阳独立团迅速扫清突破口残敌,冲入敌教导营营部,活捉了敌营长“赵老虎”,又抓了一个号兵,供出了敌号谱。曾经当过司号员的李云龙,夺过敌军号,吹起了敌人集合号,号声把七零八落的“老虎营”集合起来了,就这样敌教导营全部当了俘房。

经过激烈的战斗,15时13分,多处残敌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少数顽敌企图从西北方向突围,也被新二团和射阳独立团截歼。战斗胜利结束,共歼敌9000余人(其中俘敌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6000余支,汽车18辆,汽艇4艘,其他军用物资甚多。

准阴城解放了!新四军首长致电嘉奖:“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


战天津独啃硬骨


1948年12月28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三十九军接到攻打天津的命令后,部队从塘沽地区向天津西北开进。30日,各个师集结于天津。

1949年1月1日,天津前线指挥部于杨柳青召开作战会议。针对天津地形、守敌兵力(10个师13万人)和部署特点(北部兵力强,中部工事强,南部较平常),总指挥刘亚楼分析了作战形势并做了作战指挥。概括地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最后,这个难啃的骨头就交给刘震了。

刘震会后立即回到军部,紧接着召开军党委会,分析当时敌人的情况,做了具体的部署。会议结束后,各师抓紧进行政治动员和战前各项准备工作。

14日10时,总攻击开始。各种口径的火炮同时怒吼,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准确地命中在预定的目标上,“轰轰轰”的爆炸声震撼着大地。顷刻,敌阵地上火光闪闪,烟柱四起,硝烟弥漫,敌人多年苦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土崩瓦解。

炮火准备约1个小时,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三五O团在南运河南侧的第九号、十号碉堡之间与和平门南侧并肩突破。同时,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在南运河北侧第十九号与三十号碉堡间突破。

14时许,刘震命令二梯队一一六师、一五二师投入战斗。早就憋足了劲的指战员们,如猛虎下山猛冲向前。街道人多堵塞,就翻墙打洞,多路纵队一起向前,谁也不甘落后。此时,军指挥所移至三元村,部队进展情况频频传来: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夺取三星钮扣厂后,向东猛插,进至面粉公司大楼附近,遭该据点守敌六十七师1个多团的顽抗,两次进攻均未奏效。

刘震立即命令一五二师四五六团协助三四五团拔除这颗钉子。三四五团组织火炮掩护二营强行爆破,四连九班年仅17岁的战士鞠海清带领两名战士扛着3包炸药冲抵5层高楼楼下,不顾个人生死,放好炸药包,毫不犹豫地点燃仅4寸长的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响,大楼四分之一顷刻倒塌。残敌惊恐万状,弃楼逃命,被解放军部队俘歼。

夜幕降临,战斗继续进行,枪声、爆炸声此起彼伏,这正是发挥我军夜战近战优势的大好时机。

一一六师三四八团一营沿忠庙大街向东推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先后攻占大丰桥、金华桥、金钟桥、金刚桥。前卫三连副连长带领二排经火柴公司、转盘街,于15日5时许攻抵金汤桥。

桥头堡守敌的重机枪不停地疯狂射击,形成交叉火网。副连长见正面难以突破,就令五班长谢永林带8名战士迂回到南侧桥头堡侧后,二排长赵永发带9名战土迂回到北侧桥头堡侧后。副连长一声令下,两侧同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五班长带领战士乘胜猛追猛打,拿下了桥西端碉堡,并利用敌工事连续击退敌人两次反扑,牢牢控制住了金汤桥。四十四军突击部队抵达后,2军胜利会师,拦腰折断天津守敌的任务至此完成。

ー一七师和三五O团二营夺得自来水厂后,一鼓作气连续占领千佛寺、北洋火柴厂、铃铛中学。15日拂晓,协同三五一团攻下青年会大楼,随即转向南攻,沿罗斯福路向城南老城区推进时,遭敌3辆装甲车掩护1个步兵连的增援阻击。三五O团包围了盘据在耀华中学内的敌三二六师指挥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击双管齐下,敌迅速瓦解。与此同时,三五一团拿下了中国银行。

ー一五师三四五团和一五二师四五六团夺取酒精厂后,实施穿插包围,割断了敌一五一师各团之间的联系,集中兵力猛攻寿丰面粉公司内之敌师部,处于孤立无援之敌已陷入绝境之中,被迫从大楼窗口打出白旗,并要求与我三四五团团长颜文斌谈判,异想天开地要人民解放军承认他们起义。

颜文斌电话请示刘震,刘司令回答:“你告诉他们,现在他们没有权利谈判,更谈不上起义,只能是无条件投降。否则,全部消灭他们。”该敌无可奈何,师长陈恒只好乖乖地命令所属部队投降。中午,三四五团攻占了北洋大学。

16时,全城战斗结束,天津解放,共歼守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以下官兵13万人。其中三十九军歼敌28000余名(俘敌师长李学玉等5名将级军官),缴获各种炮277门、各种枪1万多支以及大批弹药器材。

天津的解放,切断了傅作义集团从海上南逃的通路,北平完全陷入孤立,使傅作义拖延谈判、企图南逃和待援的梦想彻底破灭。他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从而迅速推进了北平及华北其他地区的和平解放。


朝鲜战场实施大机群空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于27日出动大量陆海空军部队侵入朝鲜。到11月份,美国用于朝鲜战争的空中力量增至15个联队,连同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等国的空军部队,共有作战飞机1200余架。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鲜作战后,美国空军活动十分猖狂。为了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和掩护北朝鲜交通线,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部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志愿参加志愿军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同朝鲜人民空军一道狠狠打击美国侵略者。

刘震于1950年10月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随即于11月初又奉命调东北军区空军任司令员。

1951年3月15日,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在辽宁安东(今丹东)正式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刘震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并担任党委书记。领导机构成立后,即以战斗姿态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一方面,抓紧熟悉将要参战的志愿军空军部队的情况,了解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的活动,拟定作战方案;另一方面,将指挥系统的各类人员、各种电台、雷达迅速组织起来,科学分工,明确职责范围,进行图上作业和示范演练。

志愿军空军的指挥机关和部队,经过短期的突击训练,即开始参加实战锻炼,以便尽快在实战中摸索一套适合自己情况的空战战术原则和组织指挥的方法。

根据毛泽东1950年12月4日批示“采取稳当办法为好”的精神,决定在大批空军部队投入战斗之前,先由空四师以大队为单位开赴前线,在苏联空军部队带领下进行实战练习。该师从1950年12月21日至1951年3月2日,共出动飞机28批145架次,其中4批24架次与美国空军进行了实战。十团二十八大队大队长李汉首开纪录,创造了击落敌F-84战斗轰炸机1架、击伤2架的战绩,揭开了空战之“谜”。

1951年9月9日为了粉碎美军的“绞杀战”,掩护铁路运输,刘震分析朝鲜战场的情况,认为敌我空中斗争必将越来越激烈,必须充分动员参战部队,做好迎击敌大机群作战的思想准备,并利用战斗间隙加紧飞行技术战斗训练。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志愿军空军组织部队轮番作战,把朝鲜空中战场当作一个学校,不失时机地锻炼大批部队。

为了适应大机群空战指挥的需要,志愿军空军及时调整雷达部署和通讯网络,重新划定作战空域,进一步明确组织指挥的有关问题。根据指挥原则、指挥关系和空中战斗的特点,为便于集中指挥,每次战斗起飞的架次、兵力区分(攻击队、掩护队和第二梯队由哪个部队担任)、起飞时间等,统由志愿军空军指挥所决定;每个编队(从中队到师)从出航、接敌到投入战斗、退出战斗和返航,均由刘震通过空中指挥员实施指挥,特殊情况下他还指挥到师、团编队中的某个大队长。

志愿军空军于9月25日开始与敌进行激烈的大机群空战,首先参战的仍是经过初战锻炼的空四师。

25日15时许,敌机出动5批112架,其中战斗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102架,轰炸机10架,高度4000至8000米,活动于顺川、安州、平壤等地上空,企图对铁路、公路运输线进行轰炸破坏。

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起飞144架直奔战区。空四师十ニ团一大队长李永泰迅速发现敌机,率先冲向左下方,8架F-84战斗轰炸机,2号机、3号机、4号机紧紧相随,5号机、6号机掩护,向左下方4架敌机扑去。敌机见势不妙,急速四散摆脱。


这时,敌8架F-86分别从左右后方袭来,刘震指挥李永泰,立即爬高古位准备反击,但李机突然中弹,恰在此时敌机另4架F-86也从后上方俯冲过来,处境非常危急,幸好僚机权万太马上向敌猛冲,将敌机驱散。

在李永泰长机组与敌激烈混战过程中,僚机组陈恒、刘涌新奋不顾身进行掩护,激战中队形分散,刘涌新单机与敌4架F-86展开格斗,死死咬住一架敌机穷追不放,一阵猛射,将敌机击落,首创击落美国最先进的F-86飞机的战绩。他不幸随后被敌击中,壮烈牺牲。李永泰摆脱了困境,驾驶着负伤56处的飞机安全返回了基地,后来被同志们称为“空中坦克”。

26日和27日,敌我双方又连续两天进行了大机群空战。3天内共击落敌机26架、击伤8架。敌空军连日受挫,称“这3天战斗是历史上最长最大的喷气式飞机战斗”,不得不承认中方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活动”。10月2日,毛泽东主席看到战报后,当即写了“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的批语,给予志愿军空军极大鼓舞。

10月上、中旬又进行了6次大机群空战,其中5日、10日战斗打得最为出色。5日上午,刘震令空军四师先后起飞42架,飞至清川江上空迎击敌机,掩护地面部队渡江。空战中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基本保持双机、四机攻击,长僚机密切协同,击落敌3架F-80、击伤2架。

在这个月里,中方空军和高炮部积极配合,英勇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敌人不得不承认,这个月中方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陷入危险境地。”敌B-29轰炸机被迫改在夜间活动。

11月4日,敌F-84、F-80战斗轰炸机20架飞临价川上空,刘震指挥空三师起飞22架投入战斗。空战中,大队长牟敦康指挥果断,抓住有利战机穷追猛打,首先击伤敌机1架;副大队长赵宝桐连连开炮,先后击落敌机2架,余敌逃窜。

9日,空二师九团十八机出战,在镇南浦上空一大队4号机刘德林击落敌机1架。10日,敌机两批32架进犯平壤,三师七团起飞24架出击,一大队长刘玉堤连续击落击伤敌机各2架,6号机王昭明击落敌机1架。

敌遭几次打击后,遂回避与志愿军空军空战,因而出动虽多,但战机甚少。针对这一情况,刘震召集参战部队指挥员及各级干部研究,分析敌情指定对策,确定把陆军打游击的战法运用于空中。

11月18日下午,敌机数批侵入安州、清川江一带,袭击铁路目标。隐蔽于肃川上空8000米的空三师九团,发现敌20余架F-84正沿海岸线北进,刘震向空中部队发出命令,志愿军战机乘敌不备,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俯冲下来,一举冲乱了敌机队形,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有利局势。

志愿军空军部队越战越勇,越打越精,11月23日又取得了8:1的战果。侵朝美国空军改装F-86型战斗截击机后,妄图凭借装备优势,组织一二百架大型混合机群进行侵袭。刘震考虑,年轻的志愿军空军经过一年的空战锻炼,已迅速壮大,指挥机关和部队都取得了一些经验。在战术技术上,不仅能打敌F-84、F-80战斗轰炸机,也敢打敌最先进的F-86战斗截击机;不仅能打小机群,也敢和敌大机群交锋。空三师参战后,刘震指挥空军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11架的佳绩。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看到战报后,欣然写道:“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该师和志愿军空军深受鼓舞。

在空四师、空三师先后参加大机群空战取得初步经验后,志愿军空军确定由这2个师带领新部队参战,以加速各部队的轮战锻炼。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空十四师、空二师、空六师先后参战,均取得一定战果。随后,空十五师、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都相继投入战斗。

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共有歼击航空兵9个师18个团按计划进行了轮战。这些部队每次空战后,志愿军空军都要求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军事民主、技术民主,开展了战前“出情况、想办法、订方案”,战后“评指挥、评动作、评纪律”的活动,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吃一堑长一智。许许多多的战例反复说明:凡是能够保持编队作战,指挥协同得好的,几乎每次都取得了胜利;反之,就会失败。

随着志愿军空军部队的战斗力逐步加强,战术思想逐步提高,美国空军遭受的打击也越重,在清川江以北的空中优势受到很大削弱,被迫放弃对“三角地区”的封锁。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美方还承认“米格曾把战斗轰炸机逐回清川江以南”,“对铁路线进行历时10个多月的全面空中封锁,并没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接受联合国军方面停战条件的地步”,“绞杀战是失败的”。


击落美“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驾驶员”


1952年春,美帝侵朝空军为了加强其空战力量,增调了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校级飞行员和“王牌”飞行员到朝鲜作战。在经过一年实战锻炼的志愿军空军面前,敌人开始就遭到慘败。

2月9日晚,刘震在指挥所召集有关人员,一起研究作战指挥部署。他们分析敌机活动规律,发现敌每天早晨总要起飞30多架飞机到鸭绿江以南进行活动,侦察天气,而志愿军空军部队在前一段实战锻炼中,却没有在早晨和敌人打过空战。

因此,刘震决心出敌不意打一仗,遂令作战部队的飞行员第二天不吃早饭,只用些点心,于凌晨4点半以前做好一等战备,听令出动。他们完成作战预案的制定,到9日24时才结束。刘震休息了3个小时,10日凌晨3时又进入指挥所,检查了作战部队的战斗准备,了解了天气情况,并作了补充部署。

10日5时,空气清冷,薄云蔽日。雷达发现美机数批先后侵入平壤、沙里院和价川地区,其中16架F-84、F-80,在18架F-86的掩护下直向铁山半岛飞来,刘震判明企图后,令空四师起飞2个团,按作战预案出动,并令空三师作好二等准备。空四师依令起飞34架,十团16架为攻击队,十二团18架为掩护队,急速飞往战区。

当时气候条件比较复杂,刘震在指挥所不时向空中通报敌情,发出命令,飞行员们聚精会神,高度戒备,一双双犀利的眼睛严密地监视着四周。忽然,十二团三大队大队长张积慧隐约地发现远方海面上有一些黑点。“是敌机!”他一面报告刘震和空中指挥员,一面叫自己的僚机单子玉爬高。狡猾的敌机忽高忽低,时而贴近海面,时而钻入云层,鬼鬼祟祟地向我机群靠近。张积慧和僚机同时猛拉操纵杆,爬高占位,准备攻击敌人。当他们抢占到高度优势时,敌机却不见了,反而使自己脱离编队。一时找不到敌机,他们只好加大油门,追赶编队。

“敌人钻到哪里去了呢?”张积慧四处搜索着。突然,他从右侧后方云层间隙中发现8架敌机直窜下来,为首的两架敌机已经猛扑到尾后。原来,敌人发现我机群时,想先发制人,给我机群一个突然袭击;后来发现志愿军机群早已摆好威严的阵势,占据了有利的高度,便避开锋芒,来了个急转弯,绕到志愿军机群后面伺机偷袭。

敌我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张积慧提醒僚机:“注意保持双机!”并继续沉着地向前飞行。这时,气焰嚣张的美国飞行员得意忘形,断定我机已经逃不脱他们的毒手,又加大了油门,凶神恶煞地扑向前来。就在这千钩一发之际,张积慧带着僚机猛然一个右侧上升,敌双机冷不防扑了空。敌人见势不妙,连忙左转占位,我双机也向左急速反扣过来,紧紧咬住了敌带队长机。在张积慧和单子玉双机紧紧追赶下,敌人使出了浑身解数,拼命逃脱。

张积慧在单子玉的掩护下穷追不舍,在与敌600米的距离上瞄准射击,三炮齐发,敌机立即冒出一股浓烟,瞬即变成一团烈火,螺旋式向下掉去,坠毁在朝鲜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北的山坡上。

空战结束时,气象员突然向刘震报告:“司令员!海上云层急速向大陆上空飘移,再过15分钟,沿海各机场将被云层封闭,我机不能着陆。”此时,敌机第二梯队正向战区增援,情况紧急,如何处置?

刘震思考:如今空四师返航,敌人的第二梯队机群势必追击,我机可能会遭受损失;如空四师不及时退出战斗,又不能安全着陆。他当机立断,决心起飞第二梯队,在鸭绿江对岸上空阻挡敌机追击,以掩护四师返航;并令该师以大队为单位分别在青椅山、浪头等机场抢时间着陆。还有一部分不能着陆,油料够用,可以到辽阳、沈阳等二线机场着陆。刘震心想,万一有些飞机不能安全着陆,就只有让飞行员跳伞,由他向上级负责。在刘震沉着、细心的指挥下,飞机全部安全着陆。这一天紧张的空战指挥,让刘震疲劳不已。

这次空战后,从敌机残骸中找到了飞行包、机号和一枚印章,上面刻着:美国空军第四联队三三四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少校的名字。原来,这个是美国空军中有着约3000小时的飞行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战斗飞行266次,美国吹嘘为“百战不倦”的“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驾驶员”,他来到朝鲜后,异常疯狂,到被击落时为止已进行59次战斗飞行,两手沾满了朝鲜人民的鲜血,这次落下了个可耻可悲的下场。

打掉戴维斯,大大鼓舞了志愿军空军各部队的士气,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1952年2月12日,美帝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一项特别声明中,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戴维斯的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美国空军是在“和一个历害而熟练的敌人作战”。美国国会也因此大为震动,参议员、共和党头子勃里奇在国会会议上大发雷霆说:以目前这样方式进行的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绝望的战争”,“战场上的士兵们大为丧气”。


创办空军学院


空军学院是在以刘伯承为院长的军事学院空军系的基础上创办的。1957年10月,刘震奉命开始组建。当时空军系还在南京继续施训,而空军学院的院址定在北京,他就在南北往返中抓紧各项筹建工作。

12月,刘震率空军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着重参观学习了苏联空军院校的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建立空军学院的有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之后,1958年9月空军学院正式组成,刘震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并担任党委书记。


在建院初期的边建边训中,刘震着重抓教材编写,提出编写教材的方针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为依据,以空军的建军和作战训练经验为基础,参照苏联及其他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并研究敌人的战术和技术,从中国空军的实际出发,并照顾到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来编写自己的教材。这也是当时教学工作必须遵循的方针。

在编写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编写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编写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刘震对重要的学术问题,善于在群众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提炼。1959年5月以后相继提出空军在未来卫国战争中的3项任务、6条使用原则和各种情况下的各种打法,并经上级同意在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中试用。

但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尤其是林彪、吴法宪一伙的严重破坏,是非颠倒,使一场学术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的活跃空气室息了,正常的教学和其他的工作也受到种种刁难,直至“文革”初期学院竟被撤销。尽管如此,学院按计划培训了空军各级干部,锻炼了教员队伍,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继续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对于中顾委要求的学习和调研任务,尽管他晚年体弱多病,但总是尽力完成。

1992年8月20日凌晨4时20分,刘震将军因病逝世。(中共孝昌县委党史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