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开国将军杨焕民
杨焕民(1912-1994)
杨焕民(1912-1994)，原名阳泰祥。出生于小悟乡青石阳家林村一个贫寒家庭，祖辈历代都靠种田为生。杨焕民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祖国和人民军队建设艰苦奋斗一生，特别是为空军部队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杨焕民6岁时进学堂读古书，参加革命前读过私塾6个月。就是这6个月也是从每年的3月间开始，仅学2个月，其余的时间都是放牛，帮父亲种田打柴。9岁时连这样的学堂门也不能进了，就在家放牛，拾柴禾。后来除放自己的耕牛以外，还帮人家放牛，另做一些农活。12岁时，因父亲身体很差，不能多做事，杨焕民弟兄三人，他是老大，家里无人劳动，就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种田的活他全部参加，轻活是他为主，重的活又和别人换工来做。在家闲时，就上山砍柴，这是主要的副业。自己担柴和赶毛驴驮柴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卖，以维持家计。由于劳累过度，他身体受到很大摧残。13岁时，因挑担过重，腰伤不能务农，又老吐血，生活上仍是入不敷出，就被父亲送去学木匠。每年除做木匠外，农忙时既要帮师傅做活，又要请假帮自家种田。
1929年杨焕民参加革命前，他不懂什么是革命，也谈不上什么思想准备。只是常常感到困惑:自己一年到头拚死拚活下苦力去劳动，为什么总是缺吃少穿?虽然杨焕民当时不懂什么是剥削，但他经历的事实，给他影响太深。例如:租种族人三伯父(苏维埃时期被划为富农)的田，因天旱谷子大都早死了，一年下来所收的全部谷子也不够还租子。在割谷时，杨焕民父亲东借西湊地办了一桌酒席，还请了很多陪客，请三伯父吃饭。饭快吃完时，父亲说:“今年天早谷子都早死了，实在交不出那么多的租子啊!请你看在我们兄弟面上，孩子们又小，就帮我一次吧!等来年我们一定把田种好，按数交租。”他三伯父一声也不吭。父亲又指着弟兄三人说:“还请你留一点米汤给我这几个孩子喝吧!”杨焕民当时忍不住哭了起来，两个弟弟也陪着哭了。三伯父还是无动于衷。于是那些陪客就开始不停地调解，最后，三伯父才允许对半分。然而在割谷和打谷的时候，三伯父派人来监视，生怕杨焕民家偷谷子。在分谷子时，用斗量分数，剩余不够两斗时，三伯父还要用升量分。他父亲借人家的债，开始是5钱，后来他母亲死了，借到30多串，利打滚几年后的结果，竟欠360串!他全家的财产也不够还。他家不管怎样出卖劳动力，家境还是一年不如一年。当时他听说“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为穷人办事的”，又看到红军便衣队打土豪，把东西分发给穷人，并告诉穷人，要想翻身过好日子，就得依靠共产党!于是，杨焕民便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
二
1929年10月，一个叫阳泰祥的17岁的小青年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问郭述申:“我能参加赤卫队吗?”郭述申是陂安南县的县委书记，他对小青年说:“当然可以!”于是那个前不久还因劳累过度，常吐血的小青年，忧郁的脸上终显出一抹红晕。能认得自己的名字，但不会写。这个阳泰祥，就是杨焕民。
1929年红军便衣队到杨焕民家乡附近活动。地方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少先队等。杨焕民参加了少先队(这时期他虽已17岁，但又矮又瘦，当红军不够条件)。杨焕民参加了赤卫军，后改为红色补充军。原说不脱离生产，实际上是脱离生产，属红军管辖的一种武装(没有枪，是刀、矛、土铳)。杨焕民在这个部队里当过队员、副班长、班长、副排长、事务长等，并在1929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由红色补充军调到区内当青济队队长，这是一种秘密组织，主要是到各乡村发展最贫苦最可靠的人为队员，其任务是监视地主富农的行为。在这期间还参加过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和赤色互济会。
1930年，陂孝县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杨焕民被选为青工代表，县青工委员，派到县总工会做收发工作。这时在工会秘书长的帮助下，杨焕民开始学习文化，这也是杨焕民识字的主要基础。后来杨焕民又调到少共县委做收发工作。
国民党对鄂豫皖第四次“围剿”时，边区工作人员撤退。杨焕民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和县委会任收发科长。当时一直是和红二十五军一块行动。于是杨焕民又调到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一营二连当文书，以后又到营部任书记，没多久又到团部当书记。但就在一次战斗中，因行军疲劳过度，夜晚杨焕民误了行动命令，领导关了杨焕民半天禁闭。杨焕民又被下到连里去当文书了。时间不长，杨焕民又调回团部当书记。
杨焕民是在贫苦家庭里长大的，是一个劳动者，知道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为穷人服务的，他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因此他革命意志坚定，对穷人有着极大的同情心。革命对他来说，除了阶级利益以外，其他很多问题都不懂。因此，他积极要求学一些革命知识，并很好地听从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与教育。除了自己坚决要求革命外，在道理上没有什么主观的意志同革命的理论相抵触，这一段时间他学会了很多东西。如文化方面，他离开家时，只认识自己的名字，还不会写，后来能写简单的信了。他在连、营、团里当书记，因天天行军打仗，总是跟指挥员在一起，自己亲身参加并看到无数大大小小的战斗及指挥员的实战指挥。尤其在团里当书记时，部队组织不健全，除团长政委外，部队既无参谋长，也无参谋。司令部的工作，如行军时的路线调査，找向导，分房子，派侦察部队询问居民收集情报，对部队人员武器弹药的清查和统计，对上作报告等，都成为他在团部当书记时的主要工作。而作战时他又总和首长在一起，也学得一些作战指挥方面的常识。这给他的各方面的锻炼非常大，使他学到了司令部的一般工作内容。他在工作中一贯很认真负责，这一点也多次受到上级的赞扬。在很多危险的时候，如数次被敌人包围、搜山，长征中又被敌人追堵，他都不怕。他有两个很简单的思想，一是这些领导人都不怕，自己还怕什么?二是革命也不是他一个人。因此，只要是革命工作，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坚决服从组织。
杨焕民自参加赤卫军起，就没有脱离过革命，也没有被俘。只是1931年在皖西北行动，因病不能随队，便和地方苏维埃政府行动，白天到山上，夜晚到没有敌人占驻或烧掉的村庄去要点饭吃，不到一个月，红军又打了回来，他也就归队了。他是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1931年在鄂东北游击司令部和道委会任收发科长，“肃反”时，说他是AB团，要他自首。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根本没有参加什么AB团，当时的他连自首是怎么一回事也搞不清，又亲眼见“肃反”工作，十分恐怖。他一害怕，也就把加入共青团的事当作是AB团了，把共青团开会当作是AB团开会。但组织上也没有逮捕他。这全靠自首的结果，只是把他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籍给开除了。但他原来的工作，如收发，党、团的很多重要机密文件没有任何变动，依然由他来做。开除团籍后，他并没有觉得很不安，认为只要还让革命就行了，有没有团籍也无所谓。后来别人又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他害怕又加入错了，就不干。他的想法很单纯，只要能革命，不是党团员也没有什么。因此，他直到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南时，经过一个他认为很忠诚于革命的张明山介绍，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与红ニ十六军会合后，原二十五军的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组成红七十三师。他当了该师的参谋主任。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司令部的工作，上级又派来了参谋长。他就做了该师的侦察科长。红军东征到山西时，他因兑九峪作战生病，就脱离了主力部队体息。同宋时轮、王首道领导的一支游击支队一起行动。后来并到一个新兵营当政委。红军西渡回到陕甘宁边区后，这个新兵营又编到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他就去了红军大学。在那里学习了8个月。红军东征回到陕甘宁边区后，他オ离开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去瓦窖堡。后因敌人进攻，又移到保安红大第一期二科第一队学习。“双一二”事变后，他学成毕业，就被派到红十五军团(当时在陕南商州)。他到军团后，在陕南一带活动的红军七十四师当参谋长。
回到延安后，他又要求去抗大学习，但当时抗大第三期快毕业了，他只好又跟着学了1个多月，在抗大的第四期第三大队第二队做了军事教员。的1个月以后，又到第六大队任队长兼军事教员。1938年10月三大队开往瓦窖堡时，他才调离出抗大。在红大半年的学习生活，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受到的比较系统的教育，也是他第一次得到的正规教育。他是学习中极努力的一个，在同学互相帮助中他总是被派帮助别人。不论军事政治学习还是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等方面，他都是一个好学员。
三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据守武汉及其外围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仓惶撤逃，中原广大地区变成了敌占区，人民群众处在深重的灾难中。为了阻止敌人正面继续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积极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及时从延安派出一批干部，到中原地区敌占区去开展工作。
1938年，杨焕民在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六队工作。前方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一方面是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害国害民，人民怨声载道，大片国土沦陷;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不断打胜仗，并大力向敌占区挺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的心情也一样久久不能平静，盼着早一天重返前线。
11月的一天，杨焕民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到中央组织部去下。他高兴地向组织部走去，边走边想:是不是决定到前方去的事?到了组织部以后，没谈什么，又让他到刘少奇那里去他虽然认识刘少奇，但不熟，有些拘束。他在北门的一个平房招待所里等着，没多久，刘少奇就出来了。他非常亲切地问是什么地方人，何时参军，何时入党，担任过什么职务等等。他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刘少奇说:“武汉失守，中原广大地区成了沦陷区，变成了敌后。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阻止敌人的继续进攻。”刘少奇还说:“你是鄂豫皖出来的，情况熟悉，郑位三已到高敬亭那里去了。他要求再派些干部去，并提出一些名单，其中提到程宗寿(即程理，也在抗大工作)，也提到了你。现在我们要派一批干部去中原，你也去…”这次谈话时间不长，但他深深感到，少奇同志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11月22日)黄昏时分，杨焕民奉命到延安城南三十里铺集中。这里早已集中了一大批去中原的干部。他们临时编为干部大队。谭希林任大队长，李先念任副大队长。一、二中队都是干部，其中多数是抗大毕业的学员，三中队是警卫中队。指定杨焕民为一中队的中队长，他们中队还有3名女同志，全大队共约200人。
大队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布置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除了进行形势教育和任务教育外，着重进行了行军中注意事项的教育。这次行动人数多，路程远，又是经过国民党统治区，他们对途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逐个做了研究和讨论，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防止出问题。
为了方便行动，他们带队干部佩戴了军衔。谭希林是中校，李先念是少校，杨焕民戴上尉军衔。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分乘几台汽车出发了。
到西安后，他们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为了做好下一步继续前进的准备工作，他们住了好几天，但不准上街，不准单独行动。因为日军的飞机随时都有可能轰炸西安。当时西安也很复杂，国民党的特务、托派在四处活动。为了防空，防止被特务暗害、绑架，他们每天天亮后就带上干粮，整队到东门外的农村去防空。黄昏时再回到城里。但所有人都很自觉，无一人有怨言。虽然在西安住了好几天，可是西安是个什么样子，他们都还不知道。对杨焕民来说，也是第二次了。他第一次来西安时，是在“西安事变”之后没多久。亲日派何应钦以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名义，调动大批军队向西安进逼，企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红十五军团奉命，进驻到秦岭南面的商洛地区。当时一部分在保安红大学习的同志奉命回部队，就是路经西安。那时的任务是制止内战，实现团结一致抗日。虽然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城内的气氛依然很紧张，因为和平随时随地都有被破坏的危险。东北军里主张和平的将领王以哲军长，不就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内部人暗杀的吗。所以杨焕民等是在秘密状态下，乘坐东北军的汽车，穿城而过，只是在西安小东门附近的一座没人住的破旧空房里休息了一会儿。在街上买了一些锅盔、咸菜，烧了点开水，吃了点食物，就继续向蓝田前进了。
1938年12月下旬，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确山县的竹沟镇。竹沟是确山以西丘陵地区的一个小镇。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以竹沟镇为中心，有一块小小的地盘。以前有苏维埃政权，有群众组织，是豫东、豫南敌占区前进中的立脚点。如今这里是新四军的支队八团队的后方留守处，也是中共河南省委的所在地。全镇有500多户人家，设立了人民政权和群众组织。随处所见的是墙上醒目的抗日大标语，街头上回荡着响亮的抗日歌声。
其实，自从离开延安以后，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大多是国民党的统治地盘。由于统一战线的局面，国民党对他们的行动也只能是限制、设卡，暗地里随时也有可能“下手”。但他们毕竟不敢公开破坏统一战线。如果是八路军、新四军有组织的人员过往，他们还不敢放肆。可是从延安一下子到国民党统治区，确实有天上地下两个世界的落差感，很不习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没有一点自由，灾民没人管，到处是土匪抢劫，散兵害民。
在这个镇里，公开出面的是留守处主任王国华，人称“王老汉”。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一路紧张的心，终于放松了。
武汉失守后，湖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分散到路东(平汉路)、路西地区活动。为了尽快地开展武汉外围敌占区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谭希林、李先念都先去了豫东，而杨焕民则去湖北，与省委取得联系。李先念告诉杨焕民先去襄樊找五战区的《阵中日报》社的胡绳，通过他找到湖北省委党的组织。并说“找到省委的同志后，就告诉他们，我已带一批干部到达竹沟，并准备继续南下，到鄂东鄂中地区去。”李先念再三叮瞩杨焕民:“要尽快和他们联系上。”并要杨焕民化装成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上尉连长，佩带谭志正用过的军阶符号(谭原是东北军的一名军官，后加入共产党)，以回家探亲的名义，由交通员扮成挑夫挑着小行李卷，就踏上了征程。
行李卷里面只有一床很旧的小被子，加上一些书。一个包袱皮里，有一套粗布军衣，一双布鞋。还分做两包，连一个箱子也没有，却还要一个人挑着。杨焕民这套行头同国民党的军官，其实是大不相配的。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假的。幸好当时处在统一战线时期，地方上也是兵荒马乱，没有人对杨焕民特别注意。杨焕民就按指定的路线，经泌阳、唐河，到达樊城。仔细一打听《阵中日报》社，并不在樊城，而在襄阳。只好又乘船去襄阳，住宿在一个小旅社里。因为杨焕民是第一次独自一人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没有经验，也没有人主动与他联系，所以不得不特别谨慎。
第二天早饭后，杨焕民正准备出门去关帝庙找胡绳时，全城发出了防空警报。街头戒严，不准行人随意走动。他人生地不熟，只好蹲在屋里。很快就听到敌机临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炸声。后来才知道那天日军炸死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他隐蔽在旅社后院的墙边处，炸弹掀起的泥土，落了他满头满胶。警报解除后，他起身才发现那天敌机投下很多炸弹。其中就有一颗落在他隐匿的那堵墙的另一侧，正是那院墙被炸了一个大洞，飞扬的尘土オ弄了他一身。他当时又气又急，担心自己还没和组织联系上，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党组织就是找他也都困难。空袭过后，他就到襄阳城外西北关帝庙(阵中报社地址)，找到了胡绳。
关帝庙坐落在几个村庄之间，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公路，庙不大，环境甚好，非常静谧。他到时已是上午11点前后。那小庙看来是工作的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各种报纸和杂物全堆在一块儿。杨焕民把一封介绍信交给了胡绳，并告诉他此行目的，以及现在的住所。胡绳看完信后，对杨焕民说:“你到随县专区政治指导部找陶剑寒(陶铸)先生吧，他会为你安排一切的。”随后，胡绳让杨焕民先住在襄阳城里的旅社等着，晚上会有一个少校军官来接。
城里情况依然很复杂。上午挨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满街都是倒塌的房屋，横七竖八的电线杆。杨焕民索性哪也不去，专在屋里等人来接。
当晚8点左右，来了一名身穿黄色制服、佩戴少校军衔、腰扎武装带的军官。军官自我介绍姓黄，其他什么也没有多说。在路上，他小声说:“是胡先生让我来接你的，我们要快走。”
因为是夜晚，军官帮杨焕民提着包袱，匆匆离开旅社，一同来到襄河边上。果然有一条小船靠在那里。他们上船渡河到了樊城。
上岸后在一条僻静的街上，叫开了一扇门。进去后弯弯曲曲不知走了多少个通道，才逐渐看到灯光。进到屋里面，发现早已有十几名青年男女。奇怪的是，杨焕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杨焕民，但都非常热情。杨焕民一下子就有一种回到自己家的感觉。送杨焕民的少校对这里的负责人交待了一下，转头就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杨焕民还有点遗憾，双方也没有介绍一下彼此的真实身份，就匆匆分手了。
后来杨焕民才知道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战区宣传队的队员。当他们知道杨焕民是从延安来的，顿时兴奋的尖叫起来。所有人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一会儿问毛主席身体可好?朱总司令身体可好?问八路军打了多少胜仗?还问延安人怎么样?等等。杨焕民尽量回答。他们都很愿意听，听了都非常高兴。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总有说不完的话。
第二天一早，杨焕民离开樊城，沿襄河又经过双沟向枣阳南面的黄龙塘前进。在黄龙塘以西不远处有一个住户，那是朱大山的家，他是党的“老交通”，也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杨焕民在他家休息两天以后，他送杨焕民去找随县行政公署政治指导部。他带杨焕民经过环潭、安居等地，到达在洪山脚下的长岗店，至此杨焕民才终于到达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政治指导部，杨焕民见到了在那里主持工作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厅长李范一先生。他是一位进步人士。他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同情共产党，主张国共团结一致抗日。而陶剑寒当时的公开身份就是这个政治指导部的顾问。
杨焕民到政治指导部后才知道，陶剑寒已去京山、应城一带，不知何时才回来。杨焕民急于同组织取得联系，当即决定去京山、应城找他。别人都劝他，说路途太远，要经过三阳店、宋河，这些地方都已被日军占领。要去只能翻越大洪山。大洪山是鄂中地区重要的山脉，它的主峰正好在随县京山之间。翻越大洪山到京、应地区去，是一个捷径。可大洪山上时有盗匪出没，杀人越货，非常不安全。杨焕民说，不能再等了。自己无钱可抢，无财可劫，怕什么呢?于是，杨焕民做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就独自翻越大洪山了。沿途杨焕民边走边问，一直走到京山县的丁家冲。在丁家冲祠堂(应城沦陷后，县政府就迁到这里)，他终于见到了陶剑寒。
杨焕民到达时，陶剑寒正抓紧组建武装队伍。他要杨焕民留下来协助他开展这项工作。数天后，杨焕民随陶剑寒到达应城幽冥店，在那里做游击队的工作。
1939年，杨焕民到应山县组建抗日武装。当时经费、给养是一个大难题。当时搞统战，又不能随便向地主要钱要粮。但部队要吃要穿，要发零用钱，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是带不住的。而县委还是无力解决。杨焕民就与县委商量，想了一些办法。余家店南边卢家畈有一个地主，名叫黄金堂。他是国民党党员，但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经常大骂国民党腐败、黑暗和卖国，同情共产党，主张积极抗日。杨焕民几次到他家里，讲中共抗日主张，激发他的爱国思想，提高他的认识和觉悟。杨焕民向他借了十几支“三八”步枪，两支手枪。同时到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日，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尽量多收集一些散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积极发展武装力量。
后来发现国民党每个乡政府都有一个乡自卫大队。杨焕民积极争取各乡乡长，并以各乡自卫大队的名义，组织部队。这就叫打他们的旗号，部队却不归各乡管，可借粮就方便多了。雍文涛还从李范一那里弄来2000元钱，如雪中送炭，为杨焕民解决了大问题。杨焕民一下子底气就足了，在此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没多久部队就发展到近100人。
在应山组织武装抗日部队的过程中，杨焕民深深体会到，发展武装队伍，必须同步建立抗日根据地。两者缺一不可。没有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没有根据地，连穿衣吃饭，伤病人员治疗问题都无法解决，如何生存?这种武装斗争，显然是不能持久的。杨焕民把部队拉起来后，主要在余家店一带活动。由于部队在国民党驻地，经费上又有困难，因而国民党总是趁机来拉拢。有一次日军进攻，杨焕民带着部队向西转移。晚上走到了国民党广西军附近。天亮后，广西军发现了杨焕民部队，就派人来问是哪个部分的，要杨焕民部队集合到他们那边去，并说可以给杨焕民部队补充一些枪支弹药。为了防止这支部队又被国民党吃掉，黄昏后，杨焕民赶快带着这个部队脱离广西军的范围，绕到日军后面去了。
春天到了，杨焕民部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感觉不到一点温暖的气息。那一年日军发动了襄阳、樊城战役。敌人沿襄阳、花园公路西进。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部队没有认真抵抗，就沿着襄、花公路慌忙西撤。日军西进成功，但他们兵力更加分散，杨焕民部队回旋作战空间更加广阔。他们毫不气馁，凭着抗战到底的勇气和意志，与敌周旋。
4月下旬，柴诗芳从安陆北面来，对杨焕民说，在王家店中和乡一带，从红四方面军回来的许金彪，拉起了一支队伍。还告诉杨焕民，李先念带了一支队伍已到安陆北面的赵家棚地区。杨焕民听后非常兴奋，就和县委的同志们商量，去安陆找李先念。杨焕民又组织在寿山地区活动的刘吉甫中队一起到赵家棚，在那里见到了李先念。李先念脸上挂了几缕疲惫，但精神状态很好，很有力量，洋溢着愉快自信的风采。李先念仔细地询问杨焕民部队的情况，让部队整合在一起。当时集合在赵家棚的队伍，有周志坚带的两个中队，有杨焕民带的两个中队，还有许金彪带的两个中队，合在一起一共有6个中队，近700人。李先念决定把所有部队编成一个团队，下属3个大队6个中队，正式打出新四军独立挺进支队的旗号。李先念任挺进支队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分散在各地的武装力量也迅速集合起来。几个月后，鄂东地区的部队，河南信阳地区的部队，鄂中地区安(陆)、应(城)、京(山)、钟祥、天门等地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大，最后统一编成6个团。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又扩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下辖十三、十四、十五共3个正规旅及大量的地方武装。区域也扩大到以武汉为中心的豫、鄂、皖、湘、赣五个省，武汉完全处于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1943年3月，杨焕民接任抗大第十分校副校长。杨焕民原是抗大第一期(红大)第二科学员，又曾在抗大第四期当过队长，有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而且当过作战部队的师参谋长和团政委，也有指挥作战的经验，这对分校在敌后战争环境下办学更为有利。
抗大主要是培训部队干部，每期约1000人，分3个支队，每支队300人左右。在3个支队中，第一支队培训连级和营级军事干部，第三支队培训排级干部，以上两个支队为军事队。第二支队为政治队，培训营、连级政工干部。分校校址在项庙村，课堂设在阳氏祠，学员分别驻在铁匠湾、八姓湾、七房湾、大阳湾、项家湾、阳家燕窝和胡家西冲，副校长杨焕民常驻西冲。学员们每天起床都要打好背包，随时准备战斗。除完成学习任务外，还帮助群众搞生产劳动，对军属、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关怀备至，忙时帮助耕种收割，闲时帮助挑水砍柴，坚持天天打扫全村的清洁卫生。学校纪律严明，学员们也严格遵守，从不损坏群众的一砖一瓦，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军爱民、民拥军的氛围十分浓厚。学员们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文娱活动，排演的戏剧经常公开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抗大十分校，在办学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抗大校史上放出了绚丽的光彩。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学校于应山吴家大店举行典礼，校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十四旅旅部，杨焕民就到十四旅工作。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意欲发动第三次国内战争，对鄂豫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侵犯。中原人民武装在自卫原则下，对进犯之敌进行了有力还击，发起了桐柏战役，组建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谈判，坚持战斗在中原地区，延缓了内战的爆发。1946年，中原部队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面对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不畏强暴，英勇不屈，毅然举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
6月20日，十三旅首长把杨焕民叫到住处严肃地说:“根据新的形势，我们要作最艰苦的战斗和行军准备。每人要带7至10斤干粮，将被子撕掉编草鞋，除武器弹药和换洗衣服外，其余东西一律不要。还要召集正副班长、党员开会，让大家有思想准备。如有不愿意干的让他回家，但不能做坏事，我们还会回来的。”会后，首长问杨焕民:“你这个排里，哪个地方的人多?”杨焕民答:“湖北、河南人多，还有少数安徽、四川的同志。”首长笑着说:“好啊，真是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
6月29日，中原军区部队向西进军，杨焕民随十三旅杨政委来到李家集东站附近，主力部队集结在距车站几华里的山坡上。下午5时左右，部队开始分几路向铁路线运动。连长向玉诚命令杨焕民排担任旅首长的警卫任务。车站有敌军一个营防守，ト副旅长指挥三十七团二营控制住贺家店车站东侧山上的制高点，然后向敌人猛烈进攻，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
越过平汉铁路，部队不分昼夜向西推进。沿途经河南省桐柏、唐河、南阳、邓县和湖北省的均县等地。一路上前有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阻截，后有敌战区刘峙部队尾追，白天敌机轰炸扫射，部队只好夜间行军。除战斗外，部队白天就在野地里休息。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旅首长也和大家一样靠双脚赶路，并且在战斗间隙中还看望战士，作战斗动员，讲形势，鼓舞斗志。尽管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大家战斗意志十分坚强。
进入丹江地区，二纵部队集结休整，准备抢渡丹江。杨焕民所在连召集正副排长、党支部委员开会，汇报分析这段时间行军作战的部队人员情况況。杨焕民排越过平汉铁路后，有2名战士开小差，路过唐河县境内扩充了4名新战士，但遭受敌机袭击，不幸牺牲2人。最后连里布置了任务，要求天亮前一定要抢渡丹江。
天刚下过暴雨，不等天转睛，趁天色还没亮透，部队以三十七团三营作前卫，向敌人发起猛攻。战斗打响后，敌保安团闻风乱逃。借此机会部队迅速徒涉过河，占领对岸山坡制高点。过河后杨政委就坐在河边点了一支烟，等候旅机关、纵队和中原局的部队一一过河。因水流太急，机关里几个女文化教员被旋涡冲走。杨焕民立即带领几个战士下河救人，但没有找到她们。杨政委在河边非常痛心地说:“这几个人都是从武汉、重庆大城市刚来参加革命的女学生。才开始革命，生命就结東了，真可惜!”
部队继续前进。当进入陕西境南化塘、赵川一带时，便遭受到敌人包围和袭击。途中由三十七团和三十八团担任前卫，突破胡宗南部队的堵截。行进间，敌保安团2000多人从左侧扑来，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杨政委拿着手枪指挥两个班阻击敌人。他的警卫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杨政委命令杨焕民排集中火力把敌人打下去，敌我双方相距不到200米。经过一阵猛烈射击，迫使前进的敌人缩了回去。杨焕民排也有两人牺牲。杨、ト首长命令迅速摆脱敌人，占领有利地形，继续阻止敌人进攻，等待三十九团上来。天黑后，三十九团因受敌阻截，仍未上来。杨政委说:“现在敌人已截断三十九团的前进道路，此地不宜久留，要尽快转移。”并命令侦察班长阮沛德和吴军德下山设法与三十九团取得联系，命其部第二天在赵川东北荆紫关西南交界处会合。
第二天杨焕民即与三十九团如约会合了。会合后的部队包括三十九团，部分旅机关干部，警卫连二排、三排，炊事班、司号班、侦察班、纵队通讯连，统归纵队周志坚副司令员及旅首长杨、ト指挥。几天后杨政委告诉杨焕民，三十九团由团长赵炳伦率领一个营西进，去寻找主力部队，要找1部电台来。数日后，一切查无音信，敌人却发现了突围部队，并从四面八方合击，企图一举歼灭突围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折回南化塘、赵川之间以及湖北省郧西县、陕西安康、白河一带与敌人周旋。部队在深山野林中行军、宿营，给养非常困难。于是三十九团二营由周志坚副司令员带领，杨、ト首长带领三营向西前进，进入秦岭山区。在一个山脚下宿营，但七连遭受敌保安团袭击后，只剩下一个班，其他人跳下山涧壮烈牺牲。
旅部和主力部队、上级领导完全失去联系。杨政委一直镇定自若。他说:“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最害怕我们主力部队在陕西南部开展游击战了。所以他们布重兵，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所有山隘、道路和渡口，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就是想把我们消灭在崇山峻岭中。我们偏要让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冲破敌人的天罗地网，坚决北上，寻找主力，闹他个天翻地覆!”
中原突围中，杨焕民他们生活极端艰苦，一天只能吃一餐饭，谈不上有什么营养。有时一天一顿饭也吃不上，只得采野菜野果充饥。部队到达秦岭山区。这里气候多变，有时暴雨如注，把他们淋得浑身湿透;有时下大冰雹，难以行走，只好在石缝中藏身；有时晴空万里，火辣辣的太阳把路面晒得滚烫，赤脚行军疼痛难忍。夜间寒气逼人，部队在深山中露宿，靠生火取暖和驱赶野兽侵扰。大家说这是大地做床，大树做屋，干柴做被，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生活如此艰苦，但大家情绪仍然高昂。
9月初，他们进入首阳山西北大山区与敌人周旋。每天翻过一山又一山，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待他们登上那个山顶时，看到前面要翻的山更高更远。有一天部队在山顶上休息，警卫员朱开清突然看到左侧山上有烟，杨政委立即让杨焕民和侦察班长带一个班前去侦察。结果，杨焕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木棚，棚里面有两只小狗，还有六七个老乡正在吃饭。杨焕民找来两位老乡。杨政委问老乡道:“你们是哪里人?”
老乡说:“我们是户县城里人。”
杨政委又问:“你们看到红军没有?”
老乡说:“我们上山前，听说县城东北边来了不少红军，他们同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后就朝北走了。国民党的军队就驻扎在县城一带，多得很呢!”
首长们向老乡道了谢后，亲自把两人送到门口。
经过几天爬山越岭，大家终于翻过了秦峻最高峰“二天门”，到达周至县境内马台镇西北的一个山坳里。部队集中隐匿后，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杨政委说:“根据掌握的情报，尾追我们和三五九旅的敌军有胡宗南正规部队五六个师，还有三四个师控制陇海铁路渭河北岸，各渡口都有敌军驻守，还有大量的保安团。我们要在这里准备二三天的干粮，找好向导，一定要抢渡渭河，冲过陇海铁路线，向西北方向进入山区。”杨政委在全体战士中公开动员，号召每一个人献计献策，并拿出最大的勇气和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他说，我们有战胜敌人的信心，完全能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回到毛主席的身边。杨政委还引用了朱老总的一句话“腹中天地阔，常有渡船人”。
第二天拂晓，首长让杨焕民带着五班和侦察班及向导走在前面。等部队到达渭河岸边时，所有人都悄悄隐蔽待命。只有九连副指导员万志敏带了1个班，1挺机枪先从右侧过河。一切很正常，敌人没有发现。于是杨、ト首长才让大部队开始过河。就在后续部队入河时，突然雷电交加，敌人在闪电的瞬间发现了部队。顿时，河对岸出现一片火把，一阵狂叫。而部队此时正在河水最深处，只能拉成一个人排向河对面疾进。敌人的步枪、机枪一齐射击，子弹雨点般的扫来。许多战士中弹后就被河水无情地冲走了。然而没有一个人畏惧。面对敌人的机枪，大家越发加快了速度，向河对岸冲去。到了岸边，杨焕民端起机枪向敌群一阵猛扫，很快就冲开了一个口子。四班长组织全班机、步枪火力阻止敌人。六班随杨、ト首长也向面前的敌人一阵猛扫，大家以跑步的速度越过了陇海铁路进入路旁的包谷地。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大家迅速占领了一个小土坡，在那里集中火力阻击两侧的敌人。这时候雨越下越大，杨政委灵机一动，示意部队悄悄撤下。于是大家趁着瓢泼大雨，急速地向西北方移去。两侧的敌人始终没发现。敌人相互射击，机枪和步枪声响成一片。当他们对射停止，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时，悔之已晚。因为部队早已冲出包围，前进好几里地了，听着敌人互射的枪声，大家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强渡河后，部队最大的困难是指战员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几乎每天行军都遭遇到敌人保安团的阻击。部队尽量避免同敌人打消耗战，而采取隐蔽行动，减少战斗减员。
9月底，杨焕民从庆阳到延安，归延安联防司令部直接领导，担负中原局机关的警卫工作。在此期间杨焕民还接受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检阅。
1949年5月，随着武汉的解放，江汉军区撤销，杨焕民调任湖北军区大治军分区任司令员。
五
1949年7月，杨焕民被调到一个国民党起义部队所组成的第五十一军任副军长，改造这个军队。1950年10月，该军编入湖北军区，杨焕民又被调往同样是一个国民党起义部队所组成的第二十一兵团任参谋长。这个部队一面进行改造，一面进行剿匪工作。杨焕民在起义部队工作近3年，主要是按照党的政策去做争取团结工作，改造一个旧的军队站到人民的方面来，使之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艰苦而又复杂的过程。在团结改造的过程中，杨焕民遇到种种阻碍和危险。工作方法也和自己部队内大不相同。他意识到这是党给予的任务，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在和其他干部一块开会时，有人说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远不如干其他部队工作光荣。特别是1951年在华南军区开会时，一些基层的同志在工作上对起义部队来的同志，态度怠慢。于是有人劝杨焕民在部队整编后，改行到地方工作。但杨焕民从1929年参加红军以来已有20余年，对军队感情深厚，对在军队继续工作决心也很大。最后他还是选择在军队，并为自己能到空军工作而高兴。虽然杨焕民对这个军种一时不太熟悉，但他有一个观念，就是只要虚心学习，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那一年杨焕民被授予少将军衔。紧接着国庆节之后，也就是在10月11日，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9月23日发布的第一号授勋命令发出通知，杨焕民在那次授勋中，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的第二批授勋命令中，杨焕民荣获一级八一勋章。
1962年3月，杨焕民被任命为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当年，兰州军区空军就增加了两个指挥所，一个是新疆和田指挥所，一个是西藏拉萨指挥所。这两个指挥所虽然都是师级单位，但负责统一领导空军当地的场站、航空兵、高炮、雷达等部队，受兰州军区空军和当地陆军的双层领导。
空军在成立后的头10余年中，空军国防工程的重点机场网的建设是各军区空军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每个时期国防重点不同，侧重点也不一样。50年代是东南沿海，60年代是西藏和甘肃。但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机场，其困难之大不言而喻。
选址、修建和验收机场是当时兰州军区空军工作中的主要内容。一年中，他们只有3个月在机关，9个月在部队。西藏的贡嘎机场，新疆的哈密机场、和田机场，青海的共和机场等，都是那时期的“作品”。13年里，杨焕民的足迹遍布大西北的高原和戈壁滩。有些地方没有名字，杨焕民就为它取名，如贡嘎机场。为那些很小的不起眼的高炮阵地和雷达站命名，更不计其数。由于高原缺氧，杨焕民的脚趾甲常年累月都是黑的。在陕西、甘肃、宁厦、青海、新疆这五个省区工作那么多年，凡是有空军机场，有部队，有雷达站的地方，都会留下杨焕民步履沉重的脚印，都有他作为军人无怨无悔的奉献。大西北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敦煌。杨焕民在大西北工作10余年，与敦煌咫尺之遥，却一次也没去过。因为那地方没有空军机场，没有空军部队。
人们还记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了保障那次核试验成功，兰空在新疆马兰专门组建了雷达营、指挥所、效应组和飞行大队。这些通信、气象和机务保障机构人员，以及参试的航空兵部队，都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作为兰空司令员的杨焕民和他所在的领导班子，为中国核试验的成功也付出了太多的艰辛。
1975年9月，毛泽东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杨焕民被调到南京军区空军任司令员。1994年1月10日1时25分杨焕民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83岁。(周桂请、彭式根据杨峥《天籁之音》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