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久经考验的共产主又战士郭述申
郭述申(1904-1994)，原名郭树勋，1904年12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城关小东门外万福庵郭家潭一贫苦教师家庭，上有两哥两姐。父亲郭秀夫是前清秀オ，在当地教私塾，母亲郑氏，性情善良，相夫教子。郭家夫妇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虽然家里不宽裕，不论男女都送去多读一点书，为子女们热爱中华、报效社会扎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郭述申1918年考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不仅勤奋好学，品学兼优，而且讲文明、懂礼貌、不迷信。1922年5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天，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享有公费待遇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他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民的教育，在武昌高师读书期间，与胡锡奎、屠义田等热血青年，在家乡孝感创办暑期补习学校，除设国文、算术等基础课程外，还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风气，从1923年至1925年，连续办了三期，在孝感革命史和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1927年2月，郭述申担任湖北省农民协会教育部长，创办湖北省农民协会合作社训练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办起乡村师范学校，自兼校长，为培养农村革命力量做出重大贡献。
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影响下，麻城县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县的反动地主武装约1万人，窜回麻城疯狂反攻倒算，在乘马岗等地捣毁农民协会，捕杀农民群众和农会干部，制造了“麻城惨案”。麻城县农民协会自卫队长王树声向省农民协会求援，董必武立即商讨对策，成立“麻城惨案调査委员会”，派郭述申等3人全权处理这一事件。与王树声赶到麻城，郭述申等采取果断措施，以调查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调动农民自卫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群众守城，敌人一连6、7天乘夜色攻城，郭述申和王树声在城内日夜巡逻，鼓舞士气，指挥战斗，坚守城池，由于全城群众奋勇守城，打死会匪首领丁九聋子，敌人被迫撤走，但形势依然严峻。郭述申返回武昌求援，董必武同有关方面联系，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调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军和省警卫团一个营的兵力开赴麻城，一举歼灭了反动的地主武装解除了麻城的危难。
郭述申在“麻城惨案”的处理中，感受到工农群众的奋勇，只要共产党把他们组织起来，将发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6月下旬回到武汉后，立即向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陈潭秋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3天后党组织通知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大别山区 统一鄂豫皖红军
黄麻起义的胜利，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大别山为依托，东临江准平源，南接武汉，西抵平汉铁路，北倚豫中。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革命形势的需要，由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分散领导已不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必须把三块根据地统一起来，才有利于根据地的巩固的扩大。1929年2月，郭述申以中央巡视员巡视豫南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他在报告中说:“鄂东北特委在与豫东南特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在皖西北召开三特委联席会议，组织联合办事处”;“豫东南特委赞同召集三特委联席会议，讨论三特委在横的关系上所有的问题。”党中央也考虑到鄂豫皖边区的特殊战略地位，统一起来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1929年底，郭述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巡视豫东南工作，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接待他时，热情的与他握手，工作汇报后，周恩来告诉他等向中央报告后再同他联系。1930年2月，郭述申被召到一秘密机关开会，出席会议的还有许继慎、熊受暄等。周恩来讲了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界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别委员会，统一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红一军军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的任命，郭述申为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政治委员曹大骏，政治部主任熊受喧。特委归属湖北省委领导，辖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商城、光山、潢川、六安、霍山等18个县的党组织，特委的主要任务是统一三省边界党的领导，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郭述申接受任务后，离开上海，于3月到达黄安箭河厂。20日，主持召开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宣布成立边区特别委员会，特委委员由9人组成，书记郭述申，郭述申随即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特委成立后，红一军军部也随之建立，将原红军三十ー、三十二、三十三师分别改编为红一军所辖第一、二、三师，全军共2100人。
郭述中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尽管鄂豫皖三省边界下辖18个县的党组织，但县、区、乡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都不健全。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党员退党，有的失去了组织关系，支部也不健全，有的名存实亡，区乡的党组织也是残缺不全。必须把党的组织恢复和健全起来，才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经过整顿、充实和发展，到9月，已有县委委员43人，区委委员112人，支部281个，中心支部29个，党员已发展到4500人，党员人数比1月份增加了两倍多。
为了稳定和扩展根据地，必须不断地打击进犯的敌人，特委在郭述申的领导下，把工作重心放在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军事斗争。6-8月间，红一军抓住新军阀混战之机，以东西两线展开了积极的进攻作战，特委全力配合，地方党委大力支援，取得了霍山、英山、两河口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3000余人，红二、三师由原来不到900人，发展到1800人，仅两个月人员就增加了一倍多。红一师向平汉路南段突击作战，郭述申代表特委先后两次到红一师师部，参加特委和师部党委的联席会议，为作战方案、行动计划以及后勤支援倾注了大量心血。主力红军埋伏在阳平口东北，特委安排孝感游击队配合，令红色补充师等地方武装协助，还组织工作队随红军行动，由于地方的有力配合，红军打了大胜仗，击毙和俘虏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800余支，受到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的称赞。
在军事斗争节节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建立鄂豫皖边区统一政权刻不容缓。特委着手领导建立地方统政权，先后成立了霍山、黄冈、孝感、潢川以及陂孝北、陂安南等县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委员会，又开辟了英霍边、六霍、黄土岗等新区。在商城、固始边界建立了区苏维埃政权，仅光山一个县就新成立了6个区级政权。经过酝酿和等备，6月在光山县王家湾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的苏维埃代表和平汉铁路的工人代表，共200多人，选举产生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当选为主席。统一政权的建立，向边区人民宜告，在鄂豫皖边区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垮台，人民民主政权将主宰边区。党政军统一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着鄂豫皖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从此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鄂豫皖根据地总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
1929年12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派曾中生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黄安，在七里坪召开了紧急会议，撤销了“平汉特区行动委员会”，将鄂豫皖特委改为鄂豫皖临时特委，曾中生任临时特委书记，郭述申为特委委员。1931年2月，鄂豫皖临时特委在黄安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建鄂豫皖特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郭述申任特委组织部长。5月中句，鄂豫皖中央分局正式成立，分局书记由张国焘担任，郭述申任分局和省委委员，担任分局和省委的组织部长职务，不久，又任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8月，郭述申调到陂孝北县任县委书记，9月，又调到陂安南县任县委书记。
1932年1月，郭述申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到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任书记。郭述申到达皖西北，正值红四方面军发起商(城)潢(川)战役，为保证主力红军的作战需要，道委在郭述申的领导下，全力组织皖西北的群众筹粮、运粮，收集和运送作战物资。在红四方面军发起苏家埠战役期间，道委把迎接南下作为中心任务。苏家埠位于六安县西南方，西临淠河，居民过万，是敌人盘踞在皖西北的重要据点，红军为向东扩大根据地，从3月22日对苏家埠发起进攻到5月8日结束，历时48天，歼敌3万余人，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是鄂豫皖红军建立以来的第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当道委得知红四方面军要打苏家埠时，专门发出《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群众支援和配合红军行动。战役打响后，组织群众建立大批担架队、运输队，以粮食、鸡蛋等食品慰问红军。仅六安一县，就组织了2000名地方赤卫队，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经过正阳关一战的胜利，红军又攻占了霍丘，使皖西北根据地扩展到淮河边，进入鼎盛时期，建立了8个县级政权，形成了3000余平方公里的根据地。
主力转移 坚守根据地斗争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由轻敌到惊慌失措，导致我反“围剿”失败，鄂豫皖根据地损失过半，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在这危机时刻，10月1日，郭述申在英山土门潭，召开皖西北道委会议，宣读了中央分局的来信，撤销皖西北道委，成立鄂皖工委，书记郭述申，领导鄂皖地区的武装斗争。工委组建后，认为皖西北形势险恶，为了挽救危局，决定组建新的红军，将地方零散部队和徐海东所率领的一个团合编，成立二十七军，4500人，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由郭述申兼任，徐海东任七十九师师长。11月，红二十七军副军长员吴保オ率二团留守皖西，一、三团和二二四团开赴鄂东北，由湖北省委组建红ニ十八军，1933年4月，红二十八军奉省委之命、编入红二十五军，郭述申将二二四团的一个营，同皖西的地方部队合编，组建红八十二师，下设两个团，共1000余人。红八十二师担负着繁重的战斗任务，在边区内外同敌人周旋，寻机歼敌，使敌人疲于奔命。7月初，郭述申率领八十二师转战鄂东北，在麻城的莲花山一带，将敌人的“钢三团”、“铁四团”全部击溃，击毙敌旅长郭子权。在主力红军的积极作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皖西北边区又逐渐恢复，边区除赤南、赤城两个县，又扩展到六安、霍山、固始等县的部分区域。鄂皖工委机关设在赤南县汤家汇集镇，成为皖西北的中心区域，工委下设赤城、赤南、六霍3个县委，相继建立了工、青、妇等群众组织。4月，在汤家汇召开了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3县各界人士和红军代表300余人，郭述申在大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选举产生了边区苏维埃。
红二十五军离开皖西北返回鄂东北途中，过潢(川)麻(城)公路时遭遇敌人的阻击，大部队夺路而走，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的后续部队被隔在路西，只好返回皖西北，在南溪的吕家大院找到郭述申，两人商量，决定再组建一支部队。10月11日，红二十八军正式组建，军长由徐海东担任，政委由郭述申兼任，全军2300余人。在5个月的时间里，采取不打消耗战、不硬拼、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的行动方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这一时期郭述申与徐海东共同合作，在领导皖西北根据地斗争中，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相互支持，尽管条件艰苦，敌情险恶，但他们的心情都十分愉快。郭述申得了重病，全部的领导重担都压在徐海东身上。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有时爬山越岭，尤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需要宿营时，根据地的房屋全被敌人烧毁，徐海东总要为郭找一处断墙残壁，搭一个草棚子为他遮风挡雨。郭述申怕拖累大家，多次要求把他放在老百姓家中养病，徐海东坚决不同意，他知道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把战友放在老百姓家中凶多吉少，坚持要战士轮流抬着郭述申跟随部队转移，直到两个多月后，郭述申才痊愈，他们的深厚友谊在战斗中结成。其实他们的经历和性格完全不同，一个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沉稳，温文尔雅，做事深思熟虑;一个是烧窑工人，为人耿直，做事雷厉风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和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作风把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1933年6月下旬，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省委一位负责人对他说，在鄂东北道开展肃反时，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干部胡明指控为“反革命”，已被枪杀，胡的妻子夏玉华正在皖西北道工作，夏也是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也是反革命，你们迅速将夏就地处决。夏玉华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第三路游击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对省委的指示心存怀疑，回到皖西北道后，根据省委指示立即展开调查，了解夏在皖西北工作表现良好，没有发现任何反革命的迹象。郭述申冒着杀头的危险抵制了省委的指示，使夏幸免遇难。郭述申个人为此受到省委的严厉指责，说他思想严重右倾，犯了“极恶劣的自由主义”和“不容许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撤销其省委常委和皖西北道委书记职务，并责令郭述申向全党“申明自己的错误”，降级使用，调到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不久又调到二二四团任政治处主任。
长征旅途 政治工作显声威
1934年11月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25日，红二十五军向伏牛山进军，作为前梯队的二二四团进行到方域县的独树镇，郭述申初来乍到，还不了解情况就跟随部队转战。二二四团准备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同敌人的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突然遭遇，敌人抢先占据有利地形。这天气候恶劣，风雪交加，红军指战员衣衫单薄，又被雨雪浸透，有的战士的草鞋陷在淤泥之中，只能赤脚行军。当敌人的枪声大作时，战士冻得连枪拴都拉不开，一时处于被动，加上团长惊惶失措，抵抗不及，准备带领部队后撤。敌人趁势猛烈攻击，情况十分危机。军政委吴焕先赶到，大声疾呼:坚决顶住，决不能后退，指挥先头部队就地抵抗。在军首长的英勇带动下，终于顶住了敌人的冲击，在后续部队的增援下，打开了敌人严防的缺口，才突出了重围，这是红军转移途中一场最为惊险的战斗。部队到独树镇附近宿营时，省委常委戴季英向副军长徐海东说:“郭述申是反革命，是第三党的首领，他要对独树镇战斗时部队后撤负责，应该干掉他。“徐海东一听，怒火冲天，拍着桌子争辩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由于徐海东的坚决反对，才保全了郭述申的性命。
1935年1月，鄂豫陕省委任命郭述申为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全军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他又百尺竿头，作了很多工作。9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政治部随即起草和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农劳苦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30日，印发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布告，告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和土兵“不要替国民党当侦探”，“要为红军做事”，对“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对“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2月上旬，发《告国民党土兵书》的传单，号召国民党的士兵要反抗其上级领导，回到工农一边来等。这些布告和传单，申明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及其政治主张、经济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新区群众中的影响，起到了安定社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和政权则是一种震慑和分化，为开辟鄂豫陕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郭述申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每到一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以“五抗”作为发动群众的口号，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配给农民为行动，启发农民的觉悟，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消灭地方的反动势力，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同时加强对红军的自身教育，有些新战士没有想到参军还要过苦日子，牢骚多起来了。吴焕先、郭述申懂得越是在困难时期越是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使新战士明白了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没有特权，更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在开创鄂豫陕根据地的初期，正是省委书记徐宝珊身染重病，红二十五军军长、副军长身负重伤之际，郭述申主动承担了很多工作。在打下镇安县后，郭述申带领指战员张贴布告，趁机扫除地主民团，发动群众镇压土豪劣绅，建立自己的政权。就在该县的白塔、茅坪、大小米粮川，郧西县的一、二、三天门和丁家坪等地，建立起第一批区、乡、村基层政权。红军也得以充实，扩充了400多名新战士，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在陕东南一带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开辟了根据地。2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后，主动配合西进，连克两城，在华阳地区取得胜利，乘胜建立起7个乡的政权。
4月18日，红军攻克洛南县城，这是继镇安、柞水、宁陕、佛坪之后，攻占的第五座县城。洛南县靠近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较为发达。郭述申在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这个地区开展了强大的政治工作，进城第一件事是张贴布告和标语，尤其是贴出关于商业政策的布告，吸引了很多商人，效果非常显著。由于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不惊扰群众，进城的第一天晚上，只有军直机关住在祠堂古庙里，大部队都驻扎在城外和城内的道旁和屋檐下，群众奔走相告，称赞红军纪律严明。郭述申带领军政治部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民团头目，将他们开办的货栈、粮行、钱庄等商号查封没收，开仓放粮，向贫苦群众分发财物。対于正当经商的商家采取保护措施，对于不了解红军政策的一些商家，弃店而逃的，政治部派人代其看管店铺，这些做法得到群众的赞许。宣传队在街头演出小型文艺节目《纺线》、《抓兵》等，也使群众耳目一新，老百姓个个眉开眼笑说:红军好，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正当商人，得到了保护，红军没有动他们的财产，心存感激。这些商家联合起来，带上慰问品慰劳红军。外逃的商人听到消息也陆续返回来。几天时间，参加红军的青年人多达200人。
5月初，省委派郭述申带领一支小部队到鄂豫、鄂陕一带执行临时任务，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同东北军接触，分化瓦解敌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先后在蓝田、柞水、镇安、山阳、旬阳、郧西、洛南、商南、商县、卢氏和洋县、华阳地区，创建了4块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形成规模。同时成立了鄂陕、鄂豫2个特委，5个县工委，还有几十个区、乡政权。地方游击部队2000余人，正规红军发展到4000余人。
1935年9月7日，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合水县东北的豹子川，这是第一支长征到陕北的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从鄂豫皖出发，以不足300人的兵力，击破了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7月16日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4000余里，攻克3座县城，进行大小战斗10多次，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长征。郭述申在两军会师之前把整顿军容、加强纪律、注意团结、讲究礼貌、学习友军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内容。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西省延川县的永坪镇，受到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三支红军会师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加强和巩固陕北的抗日根据地，也为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
直罗一战 迎接中央奠基礼
1935年10月19日，郭述申正在前线，听到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兴奋得睡不着觉。月底的一天，郭述申和徐海东等人正在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时，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首长要来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大家，心情十分激动。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和彭德怀来到了军团部，大家亲切握手。他在握着毛泽东手时的瞬间，竟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只听毛泽东向彭德怀介绍说，这个大个子就是郭述申，在湖北搞农民运动时我就认识他。11月初，中央召开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会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由毛泽东兼任，郭述申为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为了打下张村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鄘县张村驿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召集干部会议，研究作战计划。会后，毛泽东把徐海东和郭述申留下，了解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和攻打直罗镇的后勤准备。毛泽东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们的粮食准备得怎么样?怎么运送?一直听到徐海东和郭述申的满意答复才罢体。军团领导明确了当前任务和今后发展，情绪高昂，信心倍增，提出了“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打下张树驿，迎接毛主席”的口号。结果一鼓作气拿下张树驿及其周边的据点，这一仗，打掉了敌人在中部、洛川、甘泉、富县以西地区的耳目，为直罗镇战役作了战前准备。直罗镇是一个小镇，只有百户人家，三面环山，一条小路贯穿全镇，其地形便于打伏击，战役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两个军区共同作战，紧密配合，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胜利，迫使国民党的增援部队纷纷退回原驻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解除了陕甘根据地周围的险情，使陕甘根据地有一个稳定的新局面。毛泽东因此称赞这次战役:“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郭述申作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十分重视新环境下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据方面军首长的指示，提出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要部队尊重和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要求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和党员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强调这是党性的表现，也是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表现。在教育中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工作和思想结合起来，防止空谈。他还经常以自己为例，联系过去也曾犯过不少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回到正确方面上来，オ是减少错误的良方，才会有真正的进步。又明确指出，我们部队现在有党中央的直接领导，这是我们部队走向健康发展的保证，一定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特别强调要向红一军团学习，因为红一军团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部队，有优良的传统，有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政治中很强的一支部队。只有两支部队互助友爱，团结战斗，才能夺取新的胜利。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将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的内容编写成歌词，填入鄂豫皖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郭述申极为赞赏，并批准在军团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使这首歌在部队中广泛传播开来。
抗战伊始 主持湖北省委工作
1937年10月初，博古代表长江局通知郭述申组建湖北省党的领导机构，由郭述申任书记，陶铸任副书记，钱瑛为委员。湖北省有着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闻名全国，仅汉阳兵工厂就有工会会员3500余人，党员800人，团员700人，革命实力雄厚。蒋介石“四・一二”屠杀、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改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工农运动处于低潮。抗战开始后，群众抗日热情极高，湖北又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重要基地。
湖北省工委建立以后，由郭述申兼管组织和职工委工作，陶铸分管宣传和文委工作，钱瑛管农委和妇委工作。能够联系到的党员只有30余人，工作难度很大，经过工委的共同努力，才逐步有些眉目。武汉大学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0人;汉阳兵工厂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32人;几个纱厂也建立了党小组。至1938年5月底，全省党员发展到1040入，武汉每一个工厂都有党支部，每个支部10至20人不等，还有20多个学校有党组织。10月，郭述申根据省工委的决定“扩大和巩固武汉的组织，创立重要部门的新基础”的精神，到产业工人中建党。经过地下党的介绍，了解到汉阳兵工厂有个读书会，他决定从这个读书会入手。一天，他乔装打扮成工人模样，来到汉阳泉隆苍2号，汉阳兵工厂工人黄致祥家中，同读书会成员黄致祥、吴永裕、陈昌茂等人多次深谈，宣扬抗战的意义，启发他们的觉悟。于次年1月底，发展他们为党员，同时成立了汉阳兵工厂党支部。武汉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先后在武汉市区建立了3个城区区委，在青年救国团等6个群众团体中建立了党团组织，省委对铁路、邮电、海员等大企业的党员和党组织也予以直接领导。
由于省委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到1938年5月，仅武汉党员发展至720人，是1937年9月的20倍。到6月，又相继建立了鄂东、鄂中、鄂南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至10月，湖北全省有党员3730人。湖北省委利用合法形式，公开发动农民运动，湖北省政府教育厅组织乡村巡回宣传队，大批流亡到武汉的学生被吸收到宣传队里来，借此机会，省委派一些党员进去进行工作，组成20个宣传队，深入到20个县进行宣传。出发前，省委把党员集中起来进行培训，交给他们除作好宣传以外，必须完成两项秘密任务，一是下到农村后要发展党员，二是要与群众紧密联系，做好群众工作。当宣传队返回武汉，派去的党员有很大收获，他们向广大农民进行了抗日宣传，团结了一部分农村进步青年，发展部分党员。国民党建设厅厅长提出，要共产党员帮助他们创办一个合作人员训练班，从此改造旧式合作社，发展新式合作社。省委立即派出得力干部帮助他们共办3期训练班，培训250余名学员，把这些学员分到各县合作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省委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也意识到必须建立在工农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这个统一战线才能牢固。抗战后，在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工人抗日热情高涨。省委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工人的觉悟上，利用国民党在各个工厂的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形式，派很多干部到工人中去进行工作，一面提高他们的觉悟，一面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即正确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抗日运动中去，又妥善处理与资本家的关系。还输送了一批工人到延安、到农村、到需要技术力量的部门工作。特别是在国民党借口查封汉阳兵工厂的抗战工作团时，正副团长和积极分子被捕，工人的抗日活动被迫禁止时，由于省委早有防备，通过舆论的遣责和找到有力的合法关系，进行多方营救，使被捕者平安出狱，省委决定将这些工人和另外的工人、干部70余人，编成新四军教导队，穿上军装，稳妥地输送到延安，后来成为党在各条战线的骨干。
省委在郭述申的领导下，抓住抗日的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同各阶层人士接触，共同合作抗日。1937年冬，湖北知名人士石瑛，曾经任过“武高”的校长，是郭述甲的师长。这时石瑛正担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他和原建设厅长李范一向董必武提出，共同开办一个合作人员训练班的建议。省委抓住这个机会同他们建立了统战关系。民主人士孔庚、邓初民等共同发起成立湖北省乡村工作促进会，省委利用这种合法的群众组织到湖北各地开展农村工作，党派出一批干部到促进会，为该组织起草宣言和章程，还帮助办刊物，到各县建立分支机构，既发动了群众，也扩大了党的影响。此外，省委极为重视群众团体的工作，支持各界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基督教汉口女青年会的抗日救国活动，使这些团体也作了大量的救亡工作。当武汉知名人士筹办抗战教育研究会时，省委派得力干部进行帮助，办了讲座和讲演室，在武汉大学还办了游击战术研究班。总之，不管是国民党主办的，还是民主人士主办的，只要是有群众的地方，省委都派出干部参加进去，既是接触各界群众的极好机会，也使我们的干部得到了锻炼。对于抗日的文化团体，省委输送了不少的宣传和演艺人オ，打通了与上层文化工作者的关系，对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皖东抗战 功勋卓著威名扬
1939年4月，郭述申来到皖东，参加皖东工委的扩大会议，讨论皖东的工作方针。中原局决定将皖东工委改编为苏皖省委，增补郭述申为省委委员。东南局书记项英致电党中央，提议将郭述申留在皖东，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6月，郭述申接到党中央电令，奉命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五支队由四支队的第八团为基础，还有挺进团、第三游击纵队共同组成，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和中共五支队军政委员会书记。7月1日，第五支队在皖东定远县的安子集宜告成立，全队下辖八团、十团、十五团，共3000人。皖东地处江淮之间，有津浦、淮南铁路贯穿其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皖东地区的来安、盱眙被国民党顽固派韩徳勤部队和桂系军阀李品仙部队控制，周围城镇均被日军占领，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困难很多。
为了尽快在皖东建立根据地，郭述申根据五支队的实际情况，以政治工作的视角，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认真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说明五支队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是党中央的要求，建立皖东根据地是党中央赋予五支队的中心任务，思想统一后，要求把建立皖东根据地的思想贯彻到支队的一切工作之中。二是抓好支队的自身建设，尤其是抓好支队内部的团结，五支队是由分散在各地的小部队组成的，战士来自各地，干部也来自五湖四海，只有相互尊重，紧密团结，才能完成党的任务。作为政委的郭述申抓住这个关键问题，带头作团结的模范，尊重司令员的决定，全力支持司令员的工作。三是对路东地区进行了实地侦察，广泛的社会调查，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东进军事部署方案。8月，支队领导决定，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划分5个区域，分兵5路开展游击战争，一面伺机打击日伪军的势力，一面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扩大武装力量，创建苏皖抗日根据地，展开对日伪作战。支队领导把八团一分为二，老八团布置在来安县城一带，打击日寇，曾两次收复来安县城;新八团在天长、仪征之间骚扰敌人，三次打退敌人的进犯;十团在嘉山北、盱眙西地区活动，三次粉碎日伪军的骚扰;十五团在六合县境活动，打垮日伪军的奔袭。这些战斗规模不大，歼敌最多的一次不过300人，但在这没有抗日行动的地区，影响极大。
郭述申深深懂得，争取群众是创建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他抓住机会，细致工作。支队专门成立服务团、民运科专门从事发动群众工作，各团的政工队负责群众工作，各营建立了临时工作组投身到群众工作中去。省委把干部分配到支队活动的五个活动区，随同支队的政工组织一起工作。这批力量深入基层，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兴办起各类群众抗日团体。到1940年2月，已先后组织了7个游击大队，13个游击中队，经过训练和战斗锻炼，大部分补充到主力部队，五支队由3000人很快就发展到6000人，路东地区抗日形势呈现出一派蓬勃景象。来安县社会名流郑百川同郭述申有师生关系，郭主动拜见他，郑百川很高兴，他为五支队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请他当了来安县县长，为稳定来安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9年12月，刘少奇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经过了解情况，于是年12月到1940年2月初，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围绕抗日战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项英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着重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批判了“华中特殊论”的论调，强调处理好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分析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皖东地区以及整个华中地区带来的危害。经过刘少奇通俗易懂而又富于哲理的讲话，五支队领导头脑清醒了，明确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自己的枪支和士兵，反对“招兵买马”是错误的，没有自己的兵马，就没有支柱和靠山，因此必须贯彻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武装力量的方针。为了扭转局势，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郭述申立即在半塔集召开五支队政工会议，从2月7日开到16日，整整开了10天。发动指战员畅所欲言，侧重在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和巩固根据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开展阶级教育，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进攻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会议结束时，郭述申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他在战争中的体会，总结军队发展的三要素。一是军队要同党结合。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手中的枪，是和党结合的，也就是说要服从党的指导，枪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不会重复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道路。二是装备要同科技结合。军队的装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步。要使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军队的武器、装备必须同科技结合起来，走正规化的路子。三是军队要同群众结合。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枪杆子要为群众服务，军队要遵守群众纪律。军人不仅仅是一个战斗员，而且要做宣传员、组织员。“二 · 七”政工会议的召开，是五支队发展的转折点。
2月下旬，国民党安微省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带领2000余人的队伍从淮北南下，突然闯入半塔附近的大田郢，盛子瑾原来活动地区在泗县一带，同我淮北部队有过统战关系。这次他来到大田郢时，正巧天长县南区又出现了汪精卫的忠义救国军，韩德勤的第五旅也调到马坝以南，有情报说路西的桂军准备向我发起进攻。这时五支队在半塔的武装只有教导大队和一个特务营，如果盛子瑾率部队趁虚而入，如有不测，内外夹击，五支队则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郭述申当机立断，以特务营为主，教导大队协同，迅速将盛部包围，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对盛子瑾本人则以礼相待，给他留下一支数十人的卫队，派人护送出境，在当时复杂而又急迫的情况下，这种果断的处置是完全必要的。
半塔集保卫战，是郭述申在新四军五支队期间，亲自指挥的一次闻名远近的军事行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侦察到韩德勤部和桂军有联合进攻我军的迹象，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先打广西桂军，后破韩军，以保卫皖东根据地。五支队由司令员罗炳辉率领，于3月初，隐蔽开赴路西，动向被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得知，于20日前后，集合10个团的兵力1万余人，向五支队的后方半塔集发起进攻。五支队留守人员在政委郭述申领导下，把留守部队和机关人员集中起来，有战斗能力的只有1400余人，同敌人的兵力十分悬殊，郭述申沉着应战，拉开了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帷幕。他一面组织部队对顽固派强行阻击，一面电告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请求支援，支队领导在援兵未到之际，经过研究决定坚守半塔集。顾固派猖狂占领我四十里桥后，又向我西高庙发起攻击。指战员英勇战斗，顽强抵抗，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使顽固派的进攻受挫。支队领导再次调整部署，深入动员，要求部队发扬吃苦耐劳的连续作战的精神，动员所有的群众抗日自卫队参战;要求每个连队都要节省弹药，由优秀射手组成射击小组，有效地杀伤敌人，同时准备大刀、长矛同敌人拼杀。奋力苦战7个昼夜，以少胜多，击退了韩军的多次进攻，我军阵地巍然屹立，从而保证了路西主力部队打击顽军作战的顺利进行。这次战斗历时10天，共歼顽军3000余人，不仅彻底摧毁了韩德勤、李品仙顽军妄图把我军赶出华中的阴谋，而且使津浦路东苏皖的8个县连成一片，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五支队对周边的日伪军据点，接连实施打击，极大的挫伤了日伪军的实力，使津浦路东的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把原为日伪军所占领的广大农村、集镇连成一片，南抵长江，北至淮河，西接津浦路，东临运河，包括来安、盱眙、仪征、六合、扬州、嘉山、宝应等，建成了一块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到5月，路东区的8个县都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五支队除支援大批基层干部外，还抽调支队骨干，为3个县配备了县委书记或县长，设立轮训班，帮助轮训地方基层干部，使他们的素质明显提高。此时，路东根据地秩序井然，一派生机。
白山黑水 行色匆匆战犹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力量占领东北地区，开辟和建立东北根据地，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同时派出能组成100个团的排、连、营、团干部，并把准备派往新四军的干部全部转到东北，郭述申也在其中。他接到调令后，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党的七大开过了，你到东北去工作，一定要按七大方针办事。郭述申于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同张闻天、李富春、高岗等人赶赴沈阳，东北局决定郭到辽北省委工作，他又立即赶赴四平。11月3日，郭述申到四平后，在辽北省工委的基础上，组建辽北省委，郭述申任辽北省委书记兼辽北省军区政委。
组织机构刚刚建立，郭述申指示辽北各县、市，眼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清查敌伪资产。他说，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有条件扩大武装力量，开辟和建立根据地。11月下旬，四平将清查到的汽车、货车等大批敌伪物资送到军区司令部，又处理了一些汉奸的财产。在处理其中一个汉奸时，遇到一点麻烦，这个汉奸在敌伪时期，是专门经营“配给”物资的，日伪统治时期，日用必需品极端匮乏，采取定量供应，称“配给”。他克扣百姓的“配给”物资，侵吞百姓的钱财，民愤极大，在四平市政府准备没收他的财产时，遭到苏联红军的反对，苏联红军认为这个人不是汉奸，不同意逮捕他。郭述申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到苏军指挥部交涉，经过反复举证，证明这个商人确实是汉奸，苏联红军最后同意将其逮捕。省政府临时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公审、处决了这个汉奸，没收了他的财产，对日寇的走狗起到了震慑作用。
11月20日，中央向东北局发出出指示，要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决定，东北局重新部署力量，于12月15日发出(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提出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长春两侧广大地区，建设根据地”，“命令西满部队力争控制辽源、洮南，以便控制西满之广大地区”。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郭述申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将辽北省委、省政府和辽北军区改为吉江省委、吉江行署和吉江军区，吉江的行政区划包括，原属嫩江省白城子专署的洮南、开通、瞻榆、安广、大赉、郭前、扶余7个县(旗);原属松江省哈西专署的肇东、肇州、肇源3县;原属吉林省中长路以西的长春、德惠、农安、迁安4县，总共14个县。
东北局鉴于洮南地位的重要，决定部署三支部队把洮南的统治权拿到人民手中。于1月29日向洮南发起进攻，主力是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还有吉黑纵队、吉江军区的部队协同，很快就把“光复军”打垮，将洮南等地收复。洮南地区解放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匪患，因为土匪多数是本地的敌伪残余，乌合之众，在正规部队面前一打就散，在老百姓面前却残暴至极。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溃逃后在偏僻的农村隐蔽，伺机到处抢掠、烧杀，气焰十分嚣张，因此肃清匪患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吉江省委和军区向各县(旗)发出关于剿匪、防匪和武装建设的指示，一面组织部队积极匪，一面充实和加强地方武装，在一些县建立了县大队和保安大队，在郭前旗还建立了骑兵团。吉江军区组织了一次县级大队的联合围剿土匪的战斗，效果显著，歼灭了10余股土匪，约2000人，打击了土匪的猖狂气焰。
1946年，根据东北局3月20日发出的《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吉江省委决定将日伪的地产，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郭述申亲自同洮南县长魏兆麟到洮南的农村搞分地的试点，同时推广成功的经验，很快就在洮南开展了分地清算斗争。通过对汉奸、恶霸、伪官吏的清算斗争，达到政治上打击敌伪残余势力、经济上没收敌伪财产的目的。仅洮南县就分配了日伪土地2.7万垧，洮安县分了1.7万垧，镇东县分了3.4万垧，这些土地原属于日本为他的移民准备的“开拓地”。
郭述申等人正在忙于各项工作时，在洮南地区发生了死亡率极高的鼠疫疫情。洮南最早是一个人口稀少的蒙古游牧区，后来汉人逐渐迁移到这里，就成了蒙汉杂居的地区。在日伪统治的14年里，大多数人过着不得温饱的日子，根本没有条件讲究卫生，这就成了鼠疫传播的温床。日本帝国主义想长期统治东北，曾制造过生化武器，鼠疫疫苗就是其中的一种，一时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日军就拿出传播瘟疫这最后一招，发生鼠疫与此事也有关。由于鼠疫疫情一发现，就极为严重，仅洮南县城每天都要死7、8个人，疫情传播很快，并向周边各县蔓延。郭述申沉着冷静面对，在省委研究过后，决定把消灭鼠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省委各个机关停止办公，集中人力防疫灭疫。郭述申在动员时说，我们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是为人民排忧解难的，现在鼠疫流行，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危及根据地的存亡，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防疫和灭疫中去。疫区虽然危险，随时都有染上鼠疫的可能，但是为了彻底消灭疫情，我们只有不顾个人安危，帮助人民群众排除这一灾难。早一天消灭鼠疫，人民就早一天减少损失。我们每一个参加防疫的人，一定要遵守医生的嘱咐,既要积极投入灭疫，又要注意自身减少传染的机会。
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郭述申首先把部队调来实行戒严，对疫区采取隔离措施，将洮南县的各街区、各村落，根据疫情，划分为疫区和非疫区，在街头或村头都树立标牌，在疫区是绝对禁止出入的。其次组织医护人员想方设法抢救病人，对疫区采取消毒措施。由于医务人员短缺，药品不足，又缺乏控制鼠疫的经验，唯一的希望是求助于苏联红军。郭述申亲自到驻洮南的苏联红军指挥部，说明情况并请求支援;还亲自到药房拜访医药商，请他们协助购买有关药品，以保障药品供应。在苏联红军的大力支援和多方面的努力下，终于控制了鼠疫的蔓延。
东北气候寒冷，到3月份依然冰天雪地，从南方来的干部和战士不适应这种天气，极易患感冒、发高烧，而患鼠疫病人的症状一开始也是高烧，为了防止疫情，只要是高烧的病人一律进隔离室，凡是进隔离室的病人心情都有些紧张。郭述申多次到病区看望病人，医生叫他戴上防毒面具，他说，戴上它说话不方便，他对患病的干部、战士说:“同志们不要怕不要悲观，你们会好起来的，只要听从医务人员的话，按时吃药，遵守隔离室的制度，安心养病，你们很快就能回到工作岗位”。许多患者在郭述申看望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舒展了紧锁的双眉，高烧也很快退下来了，大多数人都离开了隔离室，回到了工作岗位。
1946年3月24日，东北局指示要夺取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市，吉江军区迅速根据上级的部署配备兵力，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原有的行政区划已不适应需要，必须相应改变，决定撤消吉江省委、行署、军区的建制，组建嫩南区党委。嫩南区党委、行署、军区的领导成员，只有行署主任一职由区党委副书记顾卓新兼任，其他主要领导成员未变。
在嫩南区党委时期，郭述申的重要工作就是解放齐齐哈尔市。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在昂昂溪成立了攻城指挥部，由嫩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为攻城指挥部的司令员，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为政治委员，嫩南区党委书记郭述申为副政治委员。部队对外统一称为嫩江人民自卫军，实行统一指挥，协同行动。郭述申为了使嫩南军区部队服从统一指挥，作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保证了部队之间密切配合。4月23日，在倪志亮指挥下，以嫩江人民自卫军的主力，向盘踞在齐齐哈尔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24日凌晨两点整，以锐不可挡之势，从南北两面同时发起总攻，很快冲进市区，守敌一边抵抗，一边向乌裕尔河的龙安桥方向逃窜。人民自卫军用炮火实施拦阻，一部分兵力冲上去，俘虏敌人700余人，活捉敌军旅长，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物资。逃窜到龙安桥的敌人也被自卫军的骑兵团一举歼灭，这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武装3000余人，收复了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解放后，郭述申在党组织安排下，到西满分局组织部任组织部长。西满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当时最大的矛盾就是任务繁重而领导于部极度缺乏，各地纷纷要求配备干部，郭述申当机立断，请求上级将从延安、山东、冀热辽、晋察冀、苏北等地陆续调来的干部输送到西满地区，分局组织部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根据轻重缓急，把他们输送和安排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去。郭述申在调配干部中，不仅能量才使用，而且预见到今后国家建设的需要，把一些从事过经济工作的管理人才或者是从事过财政、金融工作的人オ，都尽量放在合适的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为今后建设的需要作准备。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些干部滋生了享受思想，在分配工作时，爱挑三拣四，不愿去农村，不愿去前线，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郭述申亲自出马，耐心细致的作思想工作，多数人愉快接受了工作任务，对个别不服从分配的干部则进行严肃的批评。
郭述申在组织部工作期间，还参加两次土地改革工作。一次是1946年6月到富裕县，主要是发动农民，分配土地;一次是1947年2月到泰来县，主要是解决土地分配中不彻底的问题。1947年2月，郭述申率领西满分局土改工作队到达泰来县平洋区时，正是当地大地主刘鸣九拉起百余人的土匪武装，气焰十分器张之际，他们专门同当地的区、乡政权和农会作对，三天两头的骚扰。土改工作队正式的队员连同郭述申自己只有12个人，其中有9名高中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有土改工作经验的只有3个人。此外给郭述申配备了一个警卫排17人，全部人数不到30人。而郭述申面对的是:要完成土地改革的复查任务，要彻底摧垮恶霸地主的势力，要为这个地区的长久发展和巩固打好基础，还要同土匪的不断骚扰作斗争。有一次凌晨2、3点钟，警卫排在村头发现有土匪在活动、窥视，准备进村。警卫人员报告敌情后，在郭述申的指挥下作了安排，土匪发现戒备森严，绕开村子逃跑了，尽管是虚惊一场，也搞得人心惶惶。土改工作队经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使这9个无知的青年，有了起码的阶级觉悟和一定的政策水平，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纰漏。经过共同的努力，使农民消除了顾虑，打击了地主的威风，各方面工作都朝着有利而有序的方向发展，充分反映出一个领导者的智慧和水平。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东北战局也有极大的转机。9月，东北局撤消西满分局，郭述申调到东北局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文艺、广播宣传工作，领导东北新华书店和东北画报社等单位。1948年初，郭述申倡议并主编出版了农村刊物《翻身乐》(后在辽宁出版，曾经改名为《新农村》、《共产党员》)。这是受年轻时浏览杂志的启发，认识到一个健康的刊物所起的作用是意想不到的。他以编者的名义撰写了一些带指导性的通俗易懂文章，在《见面话》中他把这个杂志的宗旨说得明明白白:“这个《翻身乐》是和翻了身的农民、工人和战士站在一边的，专门替广大的劳动哥们办事”。在《纪念“七ー”怎样做一个好的区村干部》一文中讲到，怎样オ能做好干部工作?一是要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好事、不怕吃亏、不怕受埋怨;二是说话办事要老老实实，不吹牛、不装腔作势，饱含深情地给农村的基层干部作思想工作，并说明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基层干部。
郭述申花了极大的力气对东北地区的文艺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到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贯彻不够，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理解不深，在文艺创作上还存有不少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决定召开东北地区文艺工作会议。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1948年3月2日东北文艺工作大会胜利召开，郭述申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说文艺要同工农兵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斗争，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同工农兵结合到一起，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在报告中，他说:“文艺创作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在农村、在工厂、在部队里所了解、体验、搜集到生活素材，加工成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用来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并推动和指导现实斗争”。又说，要能够真正同工农兵结合，要创造出好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就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和郭述申的报告，为推动东北地区文艺工作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滨海旅大 风风雨雨十五年
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东北局任命郭述申为中共旅大党委副书记、常委，他在旅大市工作了将近15个年头。这些年里他的足迹遍及东北城市和乡村，有过辉煌的业绩，也卷入过流涡，有过屡受干扰、屡遭坎坷而无法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光，最后走到了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尽头。郭述申在旅大时期的工作情况分四个阶段。
(一)得心应手，业绩显著
旅大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是东北著名的港口和重要工业城市。郭述申初到旅大，正值百废待举，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他明确了建设一个城市要从发展生产力入手，发展生产力要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取得了念人瞩目的成绩。
1949年9月，郭进申在旅大党委分工主管工业，兼任党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在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工会主席，成立纪律检査委员会时，他又兼任纪委书记职务。抗日战争期间，旅大是日本统治最严密的地区，建立了一些工厂，有点基础，经过战争的推残，工业也十分凋敝。抗战胜利后，旅大由苏联红军接管，苏联红军把旅大地区的重要设备都拆除运回苏联，对旅大的工业是个极大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况，要把工业搞上去，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工人，调动积极性上，这是郭述申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他亲自到工业管理部门和工厂、码头，找干部、群众座谈，听取意见，探讨问题;他利用《旅大人民日报》社工业组的记者汇报会，在每个周末汇总情况时，只要他有时间，就一定来听记者汇报工业和工人的情况，每次来都从晚7点一直听到10点会议结束。在掌握工业方面的基本情况后，制定了“建立组织，树立典型，推动生产”的工作方案。1950年1月，他带领工作组到大连广和机械厂蹲点，深入到工人中，同工人同吃、同劳动，他虽然工作很多，只要一有时间也带头这样做。在节假日或晚饭后，他到工人家里访问，有时把工人请到家里，向他们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沟通思想。他在广和机械厂，发现机械车间的车工组组长王兆达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对小组管理极为严格，善于钻研，也善于和吸收他人的长处，在车工这个环节上解决了产品的精密度问题，是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和创造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一面旗帜。王兆达小组从1950年1月至9月，没有出现一件废品，到1951年上半年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9.96％，小组学习新技术，推广高速切削法，工作效率提高5倍，产品质量提高3倍。郭述申抓住王兆达小组这个先进典型，把他们的经验系统化、条理化，采取典型引路，向全市推广，到11月，全市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生产热潮。1951年1月5日，郭述申亲自为《旅大人民日报》撰写《为什么要从生产小组着手》的社论，社论指出:通过对典型的解剖，认识到生产小组是企业的细胞，是生产第一线的基层组织。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营管理和生产组织工作、技术革新，以及工人生活福利上的互助，都必须通过小组才能落实，做好小组工作是依靠工作阶级办好企业的重要环节。郭述申还在推广先进小组生产经验中总结了十大好处，为提高全市生产水平，提供了可行性的运作架构。十大好处是:可以提高质量，完成计划，加强制度，提高技术，节约原材料，坚持竞赛，培养干部，加强团结，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促进“管理民主化，经营企业化”。
到1952年8月，旅大工人阶级在旅大党组织所提出的“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培养干部，普及文化”的方针下，开展了创生产新纪录运动、生产责任制、推广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质量大检查以及增产节约运动。3年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23400多条，改进了4000余种工具，涌现出977个先进小组，2037名先进工作者，13个较好的车间，27个较好的科室，不仅保证了国家计划胜利完成，而且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为国家节约粮食274万吨。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郭述申除主管工作外，还担任着市抗美援朝分会的党组书记，负责领导和组织旅大地区的抗美援朝工作。旅大距离朝鲜较近，又是较为发达的工业城市，支持抗美援朝的任务要重一些。郭述申号召旅大工人阶级要以工厂当战场，以机器当武器，用奋不顾身的劳动支援抗美援朝。旅大工人阶级积极响应党中央增加生产，运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为完成东北人民政府提出的增产节约800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努力，仅1951年旅大人民就增产节约粮食274万吨，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旅大普遍而深入加强了对全体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使广大群众一方面提高了政治觉悟，克服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另一方面行动起来，慰问中朝军队，写慰问信11万封，寄慰问袋10万余个，有80万人在各种和平公约上签名，在街道、农村、学校、厂矿、家庭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各项工作面貌一新。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进一步掀起了人民参加国防建设的工作，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到军事干校学习，捐献22架战斗机。抗美援朝运动推动了旅大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许多工人开动脑筋，创造纪录，提出合理化建议;许多技术人员深入车间，发现问题，帮助解决技术上的难题，有较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高岗刁难，工作冗杂
1952年6月东北局决定，郭述申由主管工业改为主管统战，副书记兼任统战部长，解除其市总工会主席职务，突如其来的变化，念人费解，郭述申仍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郭述申、高岗在土地革命时期，属两个根据地的干部，直到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俩人オ在红十五军团共过事，高岗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不久高岗在陕北的错误肃反中被逮捕，这件事同郭述申毫无瓜葛，高岗却心生疑窦，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解除了陕北的肃反错误，高岗才得以解脱。当红二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时，郭述申被任命为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被安排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任司令员，他对这期间的遭遇一直怀有怨气，对郭述申误解很深。建国前后，高岗的地位直线上升，由北满分局书记到东北局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家副主席，个人野心开始膨胀，对“东北王”的称谓沾沾自喜，办事为所欲为，毫不顾忌。郭述申在他直接管辖之下，没有去迎合他，没有对他吹牛拍马，特别是在宣传工作中没有突出他，使他很不满意，加上历史上的误会，一度使郭述申工作开展十分困难。这时高岗又把陈伯村派到旅大市任第二书记，任意摆布郭述申。在陈伯村任职的两年时间里，郭述申的工作不仅变换多次，而且兼职十分冗杂。6月，主管统战工作，兼任统战部长;10月主管农村工作，兼任农委书记。1953年1月，兼任市贯彻婚烟法运动委员会主任;3月，市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任主任;4月，市成立人民代表选举委员会，任主席。郭述申是党性很强的干部，为了党的工作，顾全大局，分配什么工作就干好什么工作。
郭述申任统战部长时，他同民主人士广泛接触，同他们有目的谈话，了解他们的困难，了解他们的需求，及时给他们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为了使学习正规化、系统化，统战部制定了学习计划，结合形势，结合他们的思想实际，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布置他们的日常学习，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来识别问题和判断是非，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由于郭述申平等待人的态度，使很多统战人士把他视为知已，他也结交了一些朋友，给统战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郭述申分管农村工作时，旅大地区的农村正处于土改刚刚完成，农民还处于在少量的土地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阶段。经过实地了解情况和征询群众意见，并征求了有关领导的同意，郭述申确定旅大市的农业改造要走合作化的道路。在郭述申亲自领导下，办起了金县新月村友谊果树集体农庄，东北局有领导人认为旅大农村的合作化的步伐太快，搞“冒”了，并批示要撤销。郭述申在深入调査后，发现果农十分拥护集体化生产，因为果树产量有明显的提高，庄员的收入增加很多，郭述申决定先不急忙撤销，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后来朱德到旅大，郭述申陪同参观了这个集体农庄，朱德对农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个星期天，他到马栏村察看蔬菜生产情况，看到菜农把施肥、灌溉组合起来一次完成的办法，便仔细询问人粪尿是在充分发酵的情况下，肥效显著还有杀菌灭虫效果之后，他认为这个方法，既节省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又能发挥水肥效果，总结为”无害化水肥自流灌法”，在广大农村予以推广。
1954年2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高、饶反党分裂活动，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8月17日自杀身亡。旅大于5月19日，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精神，结合旅大地区的实际，揭发高岗及其代理人的间题。郭述申在会上发言，除了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外，竟用一定的篇幅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语重心长的指出:受高、饶反党集团影响的同志，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今后不犯类似的错误，没有受影响的同志，绝不能以此而骄做，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使他们尽快地认识和改正错误，共同进步才能搞好我们的工作。从而一方面解除了些干部的顾虑，一方面又为受委屈的于部平反，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党的团结，清除了高岗在旅大的影响。6月25日，陈伯村调离旅大，标志着高岗对旅大的统治落下了帷幕。
(三)当一把手，运动频繁
1954年7月27日，市委书记欧阳钦调离旅大，郭述申接任市委书记，1955年9月，他又兼任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56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组成旅大市委书记处，郭述申任第一书记。他本想把旅大市的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也有条件、有能力把工作搞更好，可是1955年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1956年主要抓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选，1957年整风及反右派斗争，1958年全国大跃进，频繁的政治运动，影响了他建设旅大的宏愿。
根据1954年10月中苏会谈会报的规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将于1955年5月3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离回国，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于2月5日，中央军委组成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郭述申任副主任委员。郭述申极为重视交接防务工作，2月24日，市委发出《关于做好中苏友谊活动并向人民群众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教育的指示》，组织了大量的欢送苏军回国的活动。4月15日，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举行了辽东半岛协议地区防务交接签字仪式，为了纪念苏联解放东北而牺牲的将土，苏军烈士纪念塔于5月7日建成，旅大人民举行落成典礼。26日苏军全部撤离，6月4日，举行了旅大人民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会。历时4个月的交接防务工作，在郭述申等领导的重视下，自始至终进行顺利，双方都很满意。
5月20日，郭述申为旅大市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举行召开了旅大市党代表大会，他代表市委作《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政策思想水平，为完成1955年国家计划而奋斗》的工作报告。6月8日又作会议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会议由于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这次会议对市委来说“是打开了窗子，透过了很多新鲜空气。到会同志以很大的积极性，展开了批评，对市委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这些批评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我们表示欢迎，这对健全和加强市委的领导是有帮助的。”发言又强调指出，要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运动，要大力培养干部，关键要加强市委的领导和工作作风的改进，因此“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学习，对市委改进领导，改进工作，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改进领导作风中提到，要加强党的监察与人民群众的监督。到7月下旬，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市委召开全市干部会议，对前段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总结，确定今后任务，提出了全面增产节约的指示和相应措施。
全面贯彻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除切实抓好农业的合作化运动，郭述申把精力放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上。1955年底，市委连续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和私营资产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盘研究全市农渔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问题，研究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到1956年1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在报捷大会上，郭述申亲自接受私人工商业者申请公私合营的报捷信。
7月23日，市委召开工业政治工作会议，明确企业政治工作的中心，就是要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郭述申在会议上提出，要改善企业管理，使企业管理向科学化迈进，同时强调要开展一个以优良品种竟赛为中心的先进生产者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物质保证。1956年，旅大地区全年工业总产值为13亿元，农业产值为3.93亿元，比上一个年度有较大增长。
1957年5月6日，旅大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省委的部署，决定在市级机关党组织中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市委召开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郭述申亲自倾听各方面人土的意见，他说: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打消顾虑，帮助党整风。整风运动朝着正确轨道发展。6月8日，旅大市委接到党中央发出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旅大市原定的整风方案受阻，转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了。6月中旬，在市委召开的职工代表会议上开始批判鸣放出来的一些言论，接着《旅大人民日报》报导了工农兵及大学生对“右派言论”的批判活动。郭述申察觉到在批判中言词过激，上纲上线者甚多，一再提醒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考虑到在运动中往往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因此一再强调在定性和处理中一定要把好关。他在常委会和干部会上多次讲到，对右派的定性处理要持慎重态度，必须严格把关，严格审查，凡定右派者，一定要经三榜定案。
(四)核心分歧，工作掣肘
1958年3月，省委任命胡明为旅大市委书记处书记，省委派干部来旅大市固然是以加强市委的领导工作为由，实际上也反映了对郭述申工作的不够满意。省委认为旅大民主革命不彻底，反右派运动领导不力，市委主要领导人思想保守，同“大跃进”的形势很难合拍。省委派来的干部有省委撑腰，又以纠偏者自居，自然有喧宾夺主之势，全然不顾旅大的客观实际。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不是摆在桌面上，而是搞小圈子嘀嘀咕咕，领导人之间有意见不通过正常渠道解决，没有交流，没有沟通，没有相互协商，使郭述申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960年以后，接连不断地整治干部，郭述申的助手和身边的得力干部几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撤职，最后把郭述申孤立起来，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赶下台。
1958年底，省委派来的领导干部借口在旅大清理干部队伍，把矛头对准市长宋黎、副市长厉男、市委秘书长徐树贵等人。12月2日，市委召开第一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历时53天，因为是贯彻省委的意图，主要是揭发、批判宋黎等人，会上发言几乎是一边倒。郭述申不同意把宋黎等人打成反党宗派，他一再强调，宋黎是尊重第一书记的，没有反党活动。他实事求是的发言招来一片嘘声，大批他温情主义，同宋黎划不清界线，弄得他下不了台。1959年6月，旅大市开展了改造农村落后地区的运动，为了贯彻主观意图，证明旅大市的工作确有问题，在全市1042个生产大队中，被划为落后队和三类队需要改造的，竟高达539个，占50％以上。1961年3月，长海县召开四级干部紧急会议，当场逮捕了10余名各级党政干部，以后又陆续逮捕了23名干部，其中包括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2人冤死在狱中，对于这样的估计和作法，郭述申始终持怀疑态度。
1961年2月6日市委第二届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主要是根据东北局和省委的“旅大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遗留问题不小，大量坏人钻入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的错误指示，根据主观的判断，“落后生产大队占大队总数的55％，落后公社占公社总数的27％。”由于这些错误的估计造成了扩大打击面，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会议错误批判了一批局级干部，并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已分子，会议对市委2名常委进行了错误的揭发批判，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在八次扩大会议的开幕式上，郭述申就明确指示:“会议应本着整风精神进行，指导方针是揭发错误，提高认识，教育干部，总结经验教训。”企图使会议按照党内批评的轨道进行。会议进行中，他又指出，为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分清两类矛盾，重要的是搞好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他的这些话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拥护。但是不符合省委的意图，市委核心人物手持“尚方宝剑”，自然听不进第一书记的正确意见，仍然依敌我矛盾的性质、方法展开对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陈少景等人的批判，令人不能容忍的还动用了专政工具。在市委个别领导人的指使下，对认为有问题的负责干部，采取了不准回家，不准与外人接触，派人监视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特别是指使公安局，采用安装窃听器等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市委主要领导同志。郭述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下，回天无力，难以挽回会议的错误方向。
1958年进入“大跃进”年代，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凭他多年的工作经验，知道不顾实际只求速度的作法是要出乱子的，面对干部头脑发热，夸大其辞，弄虚作假的局面，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大连的局面扭转过来。1959年4月，郭述申出席《大连人民日报》创刊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强调要坚持和维护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要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后来在报社的座谈会上，当面提醒报社领导，注意总结报纸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倾向。6月30日，市委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大会，郭述申作了题为《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报告，第二天以社论形式，刊登在《大连人民日报》上。
这篇社论旗帜鲜明，以理服人。首先讲到正确的工作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正确的认识客观实际，并能正确地改造客观实际的方法，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做好每一件工作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实事求是，是绝对达不到预想的目的的。社论指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是能够发挥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但是“主观能动性必须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才不会变成不顾客观实际的蛮干。”“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理想是很远大的，我们的事业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应当是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ー口的吃”，一个早晨就把社会主义建成，这只是一个天真的愿望，但是这个原望却缺乏客观的可能性，因此就成了不能实现的主观空想。社论最后指出“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要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篇社论如同一把火炬照亮了大连，使大连地区干部的头脑清醒了许多，但想以此来扭转全局当然是不可能的。值得称赞的是郭述申的勇气，不怕挨批，不怕丢掉乌纱帽，敢于在一片虚假声中，挺身而出，传达真理的声音。
1960年1月，传来了辽宁省委常委会对他的批评，没有指名的说，旅大市委的主要领导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不积极。他没有过多的去理会省委对他的指责，更没有迎合省委加强斗争的要求，依然按照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为老百姓切身利益作些实事。为了解决旅大地区缺水的矛盾，曾亲自调查水源，走访专家、教授，征求工学院教授和水利局专家的意见，在市委会议上多次讨论研究，他提出引碧流河水，建立水库，以解决大连缺水的设想，得到了市委的认同，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也得到周的支持，随即建立起水库建设办公室，负责筹建工作。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又逢辽南大旱，旅大地区出现了大批灾民，郭述申亲自到灾情最严重的新金县的三个公社进行调查，多次同县委领导一起研究解决缺粮问题。在普兰店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时，他听取金县县委书记陈士明，庄河县委书记王金普介绍，把少量土地暂时分到重灾户手里，作为“救灾田”，栽种生产周期短的农作物以渡难关，对他们的作法非常感兴趣，当即肯定了这两个县的经验，提出要他们继续试验。他们这个决定解救了一批灾民，群众满含着热泪说，郭书记救了我们。
1960年，省委指责旅大地区主要领导人斗争不积极，8月，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大连检査重大案件的处理，认为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陈少景、长海县委书记马成山两人有问题，应停职反省。郭述申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同意问题还没有弄清就草率停职的作法，此后市委领导班子围绕这两个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郭述申态度十分明确，主张对待干部要慎重，不能轻易就搬掉，要区分矛盾的性质，避免把矛头对准好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以教育为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揭开矛盾，使他从根源上认识错误，由于郭述申的坚持，使陈少景、马成山的处理拖延了2、3年之久。随着北戴河会议精神的贯彻，又恢复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省委和市委的领导人，于1963年3、4月间，将马成山定为阶级异已分子，开除党籍(1978年平反)。陈少景则扣以“叛徒”、“特嫌”，开除党籍，由公安机关押了14年(1978年平反)。
1963年7月，免去了郭述申市委第一书记和辽宇省委委员的职务，指责他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错误”。1964年8月3日，市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郭述申对旅大市出现的一些案件不抓紧处理，听任坏人长期逍遥法外，支持和重用陈少景等“坏人”。根本错误在于阻挠对敌斗争，否认落后地区改造政策的必要性，带头为坏人翻案，进行宗派活动。性质是“政治上犯了立场性、方向性的严重右倾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郭述申成为东北闻名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物。年底离开大连，结東了风风雨雨的生涯。
步入纪检 焕发出革命青春
郭述申虽然遭遇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从没有后悔过，也没有埋怨过，更没有灰心丧气，尽管有过短暂的不解和迷茫，始终坚信真理的力量。他对子女们说:“在你们工作生活前进路上，可能遇到困难甚至挫折，一定要百折不挠的坚持奋斗下去，胜利总是属于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而勇往直前的人。在你们一生中，能做出一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的事业，无论成就的大小，只要诚心诚意地坚持干下去，那就是我们光荣的后代!”“四人帮”倒台后，郭述申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有了转机而欢欣不已，心情好转，埋头学习，系统阅读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和列宁的经典著作，还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积极参加中组部组织老干部到外地参观访问，东到南京、南至湖北、西达兰州、新疆、北抵黑龙江等地，为烈士扫墓，瞻仰烈士故居，看望老红军和烈士家属。1978年2月，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9年3月，旅大市委向辽宁省委作的《关于郭述申、傅忠海同志问题复查平反的请示报告》中指出，1964年8月3日中共旅大市委“对郭述申、傅忠海同志所作的结论和处分决定是错误的，乃是一起错案”。郭述申在主持旅大市委工作期间，“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旅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旅大市委在“大是大非斗争中，是坚持党的政策和党的原则的。”因此决定撤销原决定。4月16日，辽宁省委向党中央请示报告。10月4日，党中央为郭述申彻底平反，并任命为中纪委副书记，他顾不上平反，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了。
中纪委组建后，百废待举，任务极为繁重，一面要抓自身的建设和充实，一面要拨乱反正，消除“左”的流毒，进行广泛宣传，协助地方把纪检部门组建起来，把工作落到实处。郭述申到中纪委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地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宣传纪检工作的重要，把纪检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明确起来，把纪检机关建立起来。根据分工郭述申到一些省份，帮助把地方党委的纪检部门恢复起来，健全起来，巩固起来，动作起来。1979年4月，郭述申到合肥，参加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同时了解安徽省纪检工作情况。1980年2月，北京市委召开纪检工作会议，郭述中参加会议，一面了解纪检工作的进展，一面宣传纪检工作的重要性，以引起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10月初，他到达云南，了解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贯彻执行情况，以及省、地、县领导班子的团结情况。每到一地，他均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素材，以充实的内容，实事求是的态度，有针对性、有建设性，有目的的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促使纪检工作迅速步入正轨。他强调做好纪检工作要把着眼点放在党员教育上，他说:“检查和处理违犯党规党纪的案件，同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是我们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两项重要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应着眼于对党员的教育，”纪委的工作，首先是进行党纪党风教育，其次才是检查处理，不能“不教而诛”。检查处理，除清除混进党内的坏人，就大多数违纪党员来说，还是立足于教育，既教育犯错误者本人，又通过一些典型案件的处理，教育全党。“维护党规党纪，贯彻《准则》，搞好党风，严肃党纪，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要监督下级组织坚决执行。”我们做纪检工作的，既要学习革命理论，又要“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的最好方法是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要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因为客观事物，社会现象是复杂的，要弄清楚某一件事，某一问题，就要深入调查和细致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他说:“团结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关键是加强党的团结”，这是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搞好党的团结，领导核心的团结显得格外重要，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之间“要讲友谊，讲谅解，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商量，互相照顾，求大同，存小异。在原则问题上，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经过酝酿，讨论、商量、研究，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在非原则问题上，小是小非问题上，就要互相谅解，善于妥协、让步，不纠缠个人恩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维护团结，以大局为重，即使自己受些委屈，也是值得的。”
1981年，郭述申回到机关，全力以赴参与和领导平反重大的冤假错案的工作。认真阅读了刘少奇、瞿秋白等人的主要材料，并同有关检查室和审理室共同研究，为刘少奇、瞿秋白等人平反昭雪作了大量工作。参加了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以及骨干分了的审查、结论工作。在中纪委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郭述申十分珍惜难得的工作机会，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地操劳，总想把每一件工作尽可能做得完美无缺，尽管年事已高，仍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
(胡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