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化遗址
孝感地区地处湖北省东北部，北倚桐柏山、大别山与河南接壤，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早在五千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过辛勤的开发，留下了丰富的遗迹遗物。解放后，陆续发现各类古文化遗址300余处，从原始社会到商周秦汉，各个时期都有，以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为最多。遗址出土文物既有浓厚的中原地区的色彩，也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遗址的发现，说明孝感地区同黄河流域一样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这里重点介绍三个古文化遗址。
夏家寨遗址
夏家寨遗址在安陆市东部的李店镇杨棚村境内鹿河与汉河交界处，1978年发现，暴露面积约303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1981年北京大学考古系部分学生来此作过断崖调查，证明此地为一重要古遗址。先后发现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凿、石，以及陶纺轮等器物，生活用具种类较多，有杯、盆、缸、豆、碟、尊、鼎、碗、澄滤器等，以夹砂灰陶为最多，器物大多饰有绳文、网文、印文，同时还发现有鼎陶、蛋壳陶和朱绘四组直线纹纺轮，装饰品有陶环、陶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遗址里发现大块红烧土中夹杂着稻谷壳，说明当时的人们是以从事农业经济为主。遗址距“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京山屈家岭约80公里，有鲜明的相似性，应为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址，距今约5500年左右。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长江中下游及江汉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湖北省人民政府已于1981年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王城遗址
禹王城遗址在大悟县禹王镇街区东南面的禹王河、仙居河中间的台地上，发现总面积70万平方米，文化层最厚达4米。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地表和断面暴露出较多的器物残片，有大片红烧土和许多古井遗迹，采集到大量不同类型和不同时期的遗物。
屈家岭文化类型有泥质橙黄色蛋壳彩陶片、夹砂红陶鸭咀形鼎足。
龙山文化类型遗物最多，采集标本有鼎、豆、罐、壶、盆、纺轮、石斧、石凿、石铲、石刀、石镰。器物多为夹砂灰陶，黑陶次之，少量红陶，多饰兰纹。
西周时期遗物标本有兽蹄形鼎足、鬲、甑盆、盂、陶壁等多夹砂红陶，饰绳纹。
春秋战国时期遗物标本有罐、瓮、碟、豆以及板瓦、筒瓦，多夹砂灰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发现有楚国的蚁鼻钱和铜剑。
汉代遗物，有夹砂灰陶井圈、三铢钱和铜镜(残片)、铁斧铁锛。
禹王城遗址地处滠水上游河谷平原，四面为高山丘陵，形势险要，地处豫鄂边界，扼南北交通要冲。该遗址范围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内涵之丰富是不多见的，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原地区与江汉平原以及南方古文化的交往和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板瓦筒瓦的使用，表示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城郭和军事重镇，蚁鼻钱的发现，说明了楚国的势力已进入这一地区，这是与史书的记载相吻合的。
楚王城遗址
楚王城遗址位于云梦县城东郊，城址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周长7700米，古城由大小城组成，现存夯土城墙高2.7米，底宽35米，上宽4～7米，内城、外城各有宽43米的护城河，有城门四座，按东西南北开设。在古城周围大约160万平方米地面上分布有新石器时代到汉代以后的居住遗址。古城南面的珍珠坡为战国墓地，西面为睡虎地战国至秦汉墓地，大坟头有西汉墓地，西北面为木匠坟秦汉墓地和周田东汉墓地古城东则为东汉时期墓地。
自1958年以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地理研究所及湖北省博物馆的专家对这座古城进行过调查勘探，在城内距地表一米左右的文化层中采集了以下时期的遗物: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铲;商代的鼎足、鬲足和大口尊;西周时期的平底鬲;春秋时的柱足平挡鬲，灰陶豆;战国至秦汉时期文物较多，有双系罐、小口瓮、板瓦、筒瓦、瓦当，另外在小城内的夯土台基发现三个红砂石柱础。土城东段城垣为灰褐色土层，夯层厚度18～22厘米，夹杂有西周以前遗物，城垣西边为五花土，夹杂大量战国泥灰陶和红陶残片，主要器形为瓮、豆、板瓦、筒瓦等。
《云梦志略》记载，此城为春秋时楚昭王避吴难“涉睢济江入云中”所筑。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考证，此说是不足为信的，当时此地为娜国，自然早已有城防，决不会等待楚昭王来筑何况楚昭王正在逃难中，仓促之间是不可能筑起这么大的一座城池的，毫无疑问这是一座春秋战国时的古城，但不是“楚王城”。
云梦秦代竹简
1975年12月，在云梦县城关睡虎地发现了大批秦代竹简文书，这一条新闻轰动了中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竹简是在11号墓中发现的，共有1100多枚，保存基本完好，简文均用隶体墨书，工整端秀。
竹简文书内容有十种，其中四种有标题:《语书》、《效书》、《封诊式》和《日书》乙种。其余六种经整理定为《编年记》、《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其中最珍贵的是法律方面的竹简。
秦始皇统一中国，主张法治，秦律在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完整的秦律，历史上并未留传下来，竹简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空白。秦律反映了秦代封建法律制度已初步定型。不仅有刑法，还有农业、森林、粮仓、货币、贸易、徭役、军爵等很多方面的律令。有的法令制定得十分详尽、具体、严密。如森林保护法的竹简写道:二月至七月，除死人需要棺木外，不许砍伐山林。在《工律》和《效律》中则规定:度量衡要合乎统一标准，大小、长短、宽窄必须相等，小于标准就要受罚。又如《军爵律》对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后勤供应等都有明确规定。如:“佐居守者…不从令……貲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赀二甲”;“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可谓赏罚分明。秦律竹简的出土对研究秦代刑法、农业、军事、贸易、度量衡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编年记》的记载，墓主人是一个名叫“喜”的“令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县的法官，这些竹简文书就是他生前为官执法的文件资料。
两千多年前的家信一一木牍
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套棺内，发现两块制作精美的木片，长不到一尺，宽约一寸，厚一分左右。正反面均有规整的秦隶墨书文字，共527字。这原来是写于两千多年前的家书，因写在木板上，故称木牍。
这是两封从军到淮阳一带的“黑夫”与“惊”二人写给安陆家里的信，信中分别记有“直佐淮阳，攻反城”，“以惊居反城中故”。准阳即今河南省淮阳市。据《史记》有关记载，家信所述战争，当为秦灭楚之战。
家信中记有“二月辛已………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按秦简《日书》记载的秦楚历法“秦二月，楚夏屎(chǐ音齿)”对照，家信的主人应为秦人。
“…钱衣，愿母幸遗钱五、六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黑夫和惊急需家里寄钱和布，反映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军需给养靠士兵自备。
木牍家信是首次发现，它为我们研究战国晚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秦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秦代的笔、墨、砚
人们常称的“文房四宝”，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目前还没有很准确的解释。
1975年12月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三支毛笔，一块烟墨和一方石砚。
毛笔的笔杆为竹质，上端削尖，下端略粗，缕空为毛腔，笔杆长21厘米，径0.4厘米，毛长2.5厘米，园聚饱满，近似现今的紫狼毫。笔套为细竹管制成，长27厘米，径1.5厘米，中部两侧缕空，便于取笔，实用美观。
烟墨一块，圆径2.1厘米，残长1.2厘米，是目前考古界发现最早和体积最大的墨。墨色如漆，质地细腻，表泛紫光，可称墨中上品，这种墨为松烟制成，这充分说明我国早在两干多年前已经成功地用松烟制墨了。
石砚，是磨墨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件石砚，是利用天然鹅卵石加工制成。长6.7～7厘米，宽5.3～6厘米，厚2厘米。另有研墨石一件，亦为鹅卵石，高2.2厘米。砚与研墨石的磨面平整，尚存墨迹，这块石砚是已发现的最早的石砚。
秦墓中出土的笔墨砚，经历了二千多年，重见天日，充分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精美绝伦的秦汉漆器
云梦县发掘的70多座秦代和汉代基葬中，大多随葬有精美的漆木器，这些器物为死者生前生活用品，共计约500余件，制作精细，色泽鲜艳如新，堪称稀世珍品。
秦代漆木器花纹装饰，有写实的马、牛、鱼、鸟纹和曲卷水波纹，翻腾的云龙纹。还有艳丽的花草纹和变形几何纹等20多种。11号墓出土的一件漆盂，底部用朱、褐两色描绘双鱼鹭鸟图。鹭鸟单足佇立，头顶一竿，竿尖又顶一承盘。鹭鸟重心稳健，形象优美。双鱼游动自如，从嘴到尾，一线描成，腹背只用两根线，就勾勒出了准确真实的鱼形象，具有很强的装饰趣味。盂内外壁及口沿配以流动水纹，鱼游水中，栩栩如生。
这些漆器造型也独具匠心，其中的一件兽头风形勺可称代表，身躯似风鸟，却是兽头、鹰嘴、猫耳，头颈弯曲构成勺柄，挖凤背而成勺。雕工精细，借助点纹、圆涡纹突出了凤的尾部花纹。这件风形勺，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秦代漆器工艺有很大发展，薄木胎增多，夹胎和竹胎也开始使用。木胎有卷制、斫制和挖制，并开始采用了旋制技术秦代有专门的漆器作坊，采用“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这批漆器每道工序都烙有工名戳记。
东汉陶楼
这是一件精巧的古代建筑模型工艺品，曾参加1984年全国出土文物精品展览”。它出土于云梦县周田村的一座东汉墓中，陶楼模型长0.66米，宽0.5米，高0.33米，是一件为死者陪葬的冥器，是仿死者生前居室制作的。
这座陶楼为庑殿式，后面建有三层宝塔式望楼，旁有厨房、厕所、猪圈，圈里还有一头肥猪。陶楼外形起伏错落，每视角自成画面。它将层数参差，尺度不一的许多空间，组织在一个不对称的平面中，设计十分巧妙。
陶楼上层四壁均有窗扇，状似百叶，说明百叶窗并非外来品，早在我国古代1600多年前就有了。
陶楼似砖木结构。在立体建筑之上悬建的三个神龛下所施的撑拱，是我国建筑史上出现斗拱的锥形。它不仅具有力学作用，还以其优美的曲线补充了建筑形体的不足。
这件陶楼模型，不仅是一座华丽的地主庄园，还是一栋“重楼高阁”的堡全。大地主为了防止农民造反，都把庄园建成碉堡。陶楼下部西侧有一岗亭，它和高三层的望楼相呼应，组成了戒备森严的防卫工事。我国古代的匠师用写实手法塑造了这座建筑，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大悟出土的编钟
1979年，在大悟县丰店乡龙潭村的雷家山南坡一巨石下，发现了一批周代青铜器，其中最为珍贵的是7件编钟。
编钟是古代宫庭乐器，这7件编钾属于甬钟，按大小轻重排列，一、二、三、五、七号钟为同式模铸成，形制纹饰一样，只是体积重量递减。音律经测试，与古代的官、商、角、徵、羽五音相符，应为一组。四六号钟纹饰、形制稍有差别，年代略早。
这批青铜器藏在山南巨石之下，编钟均平置土内，3件小钟装在3件较大的钟内，摆置的形式别致。似是有意识按某种仪式放置的。
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在大悟县东部仙居山附近，曾经有过一个西周时期的小方国弦子国在这里，后为楚人消灭，这批青铜文物，或许就是古弦国的遗物。
商代青铜鸮卣
青铜自，是一件商代的盛酒器，器物铸成为一只鸮鸟（似猫头鹰）形状。
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世所罕见。鹗卣通高40厘米，遍体莹碧，色泽鲜艳，纹饰潸晰，风格粗犷奔放。全器为两部分，直身上小下大，口径25厘米，腹深30厘米，腹下有三柱足，中有提梁。卣盖呈园顶形，有凸起环形纹饰。精巧别致，充分显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1984年，鹗卣被调往北京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全国出土文物展览”。
春秋铜簠
1976年，在应山县(今广水市)王子山大块地四号墓发掘中，出土了两件青簠铜。
簠，是一种古代贵族饮食盛器。这两件铜簠，形状相同，均为长方形，底盖均为复斗式，大小一致，扣合无隙，各附四个矩形足，两个兽首耳，口沿外折，方唇，腹部和底部均饰蟠虺纹口沿外围饰三角纹一周。
据专家考证，这对青铜簠为春秋早期器物。制作精巧，造型别致，纹饰繁缛，规范匀称，工艺精美，堪称珍品。
元代铜印
1981年秋，大悟县阳平口刘湾农民刘理奎，在村西五百米处的山坡放牛时，发现这方古印埋在草丛沙泥中。不久将古印送给县博物馆。
铜印外型侧视为“凸”字，印面为方形，边宽7厘米，厚2厘米，柄长方形，上窄下宽。铸连印的背部，厚2厘米，宽5厘米，高6厘米。印面3行直书“八思巴”，文字为“应城县等处千户所印”;印柄左侧刻汉字“至正十八年造”，印重800克。“八思巴”文为元代官方文字，即蒙古文，“千户所”是元代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这颗印的出土对研究元代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元代建政时间短，遗留下的文物是十分珍贵的。
王妃墓无尸之谜
1979年4月，安陆县木梓乡曾毛大队的几位农民在王子山打并，发现一座古墓。经省、地考古部门发掘，该墓长34.6米，宽8米，深4.5米，是一座有左右耳室的砖石墓。墓圹早被破坏，清理出一方墓誌石，阴刻篆书”大唐吴王妃杨氏之基”显然这是一座唐代墓。
墓中填土内清出了一批珍贵文物，有金银头饰、珠玉器陶瓷器，铜铁器等数百件。其中两枚金笄全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织绕而成，上下三层，上层有一对小鸟在六瓣金花中嬸戏，中层为梅花图形，下层为一桃形。虽然在土中埋藏了一千多年，仍金光闪闪，光灿夺目，制作十分精巧别致。出土物中还有15枚波斯银币，经专家鉴定是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的货币，这说明早在唐代我国和中亚一些国家交往是十分密切的。这座墓虽然出土了这些贵重文物，却没有发现棺木和任何尸骨毛发痕迹。这确是一个谜?
经查史书《新唐书》，得知所谓吴王，原来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名叫李恪，封为吴王，贞观十二年，授安州(安陆)都督之职。显然这个吴王妃杨氏就是他的妃子。李恪在安陆大约住了两年多，后调回京城长安，不久唐太宗死去，第九子李治即位为皇帝，就是唐高宗。当时有个附马都尉薜万徹对李治做皇帝不满，阴谋推翻，李恪也参与其中，后事发株连许多人，好几个王子、附马被杀，李恪也被赐死。谋反是封建王朝的十恶不放之罪，是要诛九族的，就是死了的人也要挖出暴尸扬骨的。李恪死后;四个儿子被充军到岭南，即今广东。他死去的妃子，应就是此时被朝庭派人去开棺抛尸的，从而造成空棺破墓。
车盖亭
车盖亭，是安陆八景之一，又名车盖云亭，俗称“凉拿石”在安陆市西15公里处的湖水边，有一块突起的红沙石岩，经人工凿成为两层园形石亭，四周刻有佛像和鸟兽纹饰，下大雨会被河水上涨淹没。这里原是一条由白兆山通往寿山的古道，亦为游览胜地。车盖亭名称的来历，据说是取魏文帝曹丕的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之诗意而来。历代文人到此游览者甚多，写了不少诗歌，赞美它的秀丽别致的自然风光，这一名胜大约建于元明之际，它对研究安陆地方历史经济文化有一定的意义。
元代建筑一一泗洲寺
云梦县下辛店有一座泗洲寺。《云梦县志略》记载，泗洲寺属梁建唐修，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重建。泗洲寺大殿门前有一上圆下方的石碑，碑额刻有篆书“重建圣寿泗洲寺碑”纪年为“元泰定四年菊月”。
该寺属重檐歇山顶式，早年有大殿、钟楼、鼓楼，形成“品”字形式，四周筑有围墙。1954年洪水冲毁了鼓楼和围墙，大殿和钟楼幸存下来。
泗洲寺之所以能保存数百年，要归功于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它采用木构件组合而成的框架体系，柱网平面布置，均衡对称。柱子是主要承重构件，墙体一般只起围护作用。木材是柔性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比较容易变形，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恢复变形的能力。构架中所使用的组斗拱好似一个个大弹簧，在剧烈震动中能消除掉一部分震能。此外，房屋转角部位使用双层额枋，转角斗拱采用连拱，内转角使用抹角梁，都大大加强了四角的结构强度。泗洲寺的建筑是典型的元代风格，据专家鉴定是湖北境内仅存的元代建筑。
当地还有关于泗洲寺的许多神奇传说。相传这里有一个白龙潭，常年冒着温水。在修建古刹时，因该地四面环水，很难找到木材。人们求神拜佛，感动了天神，指点他们夜晚到白龙潭取树木一百根。人们当晚聚守在白龙潭边，眼看着一根根木材从潭中冒出，高兴极了，大声欢呼，惊动了雄鸡，它提前啼叫了，天也提前亮了，这时木料已冒出九十九根就不冒了。这样鼓楼上就少了一根柱子。
早年这里常有迁客骚人往来，题写诗赋。明代德安府推官黄巩曾题诗一首《正德己已春过泗洲寺》:“孤村风雨掩柴扉，道松算拥翠微。地僻时闻山鸟语，江空暮卷野云飞。断碑岁久无文字，废圃春深老蕨薇。又得浮生闲半日，红尘回首几人非
凌云塔
凌云塔，亦名文峰塔。它位于应城城南沙岗村，距城关5华里。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成丰四年(公元1854年)毁于兵乱。现存之塔，为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重修。此塔高30余米，为六面七层，青砖横铺垒砌而成。塔面层层交错，均有青石为槛的半圆券门。还用迭涩砖层和菱角牙子砖，在塔身壁外，砌出腰檐，线条柔和，结构精美。塔西南面辟门，门楣上镌“青云直上”四个大字。整个塔体，立面纤巧，造型均衡。塔内可循梯而上，凭高远眺，周围风光，一览无余。大富水波光粼粼，白帆点点。远近田陌村落，楚楚有致，令人心旷神怡。
塔端铜顶高约丈余，系黄铜所铸，成宝葫芦状。百十年来历经风雨雷电，安然无恙。据传铜顶铸成后，因重达数吨，无法安装上去。当地群众以土垒台，用木杠顺坡慢慢上，历时数月，感动了鲁班。他乘一个风雨之夜，施神力将铜顶提了上去。自此，鲁班在文峰塔带香火不绝，极受尊敬。
日寇入侵应城时，对铜顶垂诞三尺，企图拆下熔化，作军火原料。鬼子工兵将钢丝绳套住塔顶，准备用汽车拉毁。当地人民群起反抗，他们一面由士绅名流出面请愿，用鲁班护塔的神话吓唬信迷信的日本鬼子;一面给维持会长施加压力，要其进行疏通。日寇为了维持所谓“王道乐土，歌舞升平”的假象，慑于民愤，才改变计划。塔得以幸存。如今，凌云塔巍然屹立，直插云端，它既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捍卫民族文化的见证。
白兆寺的“李翰林像”石碑
1983年4月，安陆县考证李白办公室，对李白的故居白兆山一带进行了调查，发现各类整、残石碑14块。其中有:明万历年间安陆文人何宇度书写的李白诗《安陆白兆山桃花崖寄刘侍御绾碑》;清康煕年间德安知府许廷试撰写的《重修白兆寺碑》。特别是《李翰林像》碑，为清道光年间刻制，残长36厘米，宽43厘米，厚17厘米。上端直书阴刻隶体字，笔迹十分清晰，残存15行，每行7字;下端残余阴刻李白头像;文字为:“白兆寺为李青莲旧游处…“，山麓有通慧寺(即白兆寺原名)，唐释志圆开山旧祀”等，与《安陆县志》上记载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