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事変后鄂中地区的形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全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团结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同日，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就合作抗战问题进行了谈判。蒋介石集团这时对抗战动摇不定，直到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战争迅速扩大，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并已严重地危害到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直接侵犯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利益的时候，在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集团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的主张。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全文。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响应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宣言，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成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鄂中周围地区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鄂豫皖边省委与红28军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统战工作。7月28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中共鄂豫边省委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夕，通过地下党与国民党“围剿”部队东北军的129师官兵进行统战工作，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达成了停战协议。9月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的决定，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武汉，在武汉及其外围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9月25日，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郭述申(化名李振寰)奉中共中央调令到达武汉，从事恢复和重建湖北党的工作。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在汉口安仁里2号正式成立。湖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正式形成。

在鄂中地区，有一批在红军长征后留下隐蔽的共产党员和被营救出狱的红军干部，他们经历了复杂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仍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信仰与理想。还有一批在外地求学的热血青年，他们热血沸腾，忧国忧民。当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民族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他们在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鄂中地区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残酷压迫和统治深恶痛绝。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主力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共民团复辟，土豪劣绅横行乡里，妇女儿童被贩卖，群众财物被抢夺，村庄焚毁，田园荒芜，人民生活凄苦。国民党政府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捐税繁多，徭役奇重，摊派五花八门。他们对苏区施行“五户联结”的保甲制度，人民毫无民主自由的权利。湖区山地，官匪勾结，打家劫舍，鸡犬不宁。致使“鱼米之乡”的鄂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百姓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

但是，鄂中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洗礼，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对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阶级残杀和丧权辱国的行径，蕴藏着极大的愤懑;对日寇步步深入，民族危亡濒于旦夕的形势，怀着极大的忧虑和焦急。他们渴望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合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民动员抗击日本侵略军，以挽救民族之危亡。

二、创办汤池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

董必武抵达武汉后，与国民党地方官员进行广泛的接触，联络爱国的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11月间，石瑛(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兼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与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是老朋友)秘密来到董必武的住处，商谈国共合作等有关事宜。董必武向他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商议如何运用建设厅和农村合作委员会等机构，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石瑛当即表示要为抗战出力。石瑛回到建设厅后，与建设厅技正兼湖北棉业改良场场长杨显东商议此事。杨建议在应城汤池创办一所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批新型的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并建议由李范一任训练班主任，请共产党派人来主持工作。石瑛接受了这个建议。杨立即找到汉口上海银行经理周苍柏(周是杨的老朋友)，要他贷款，周愿意解囊资助。1937年11月8日杨显东约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农贷辅导员孙耀华去应城找李范一，将石瑛与杨商量的意见告诉了他。李乐意承担去汤池办训练班的任务，也同意请共产党派人来领导。在返回武汉的船上，杨显东和孙耀华草拟了办训练班的计划。是月9日，杨和孙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找董必武，董老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表示赞赏，并同意派人主持训练班工作。次日石瑛宴请董老和李范一(杨孙两人参加)。董必武、周恩来決定利用这一合法的名义，培养一批党的抗日干部，为将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准备，即与湖北省工委研究，决定派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剑寒(即陶铸)去领导汤池训练班的工作。

陶铸接受这一任务后，着手招生和筹备开学工作。邓颖超为招收训练班学员在汉口华商总会礼堂作动员报告，号召青年学生报名登记。陶铸在“八办”和武汉大学对学员进行口试，录取了60人。被录取学员17日由陶铸带队乘火轮离汉到天门皂市，转赴应城汤池。12月20日，训练班在汤池正式开学。

训练班开办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工)委曾先后深曾霞(曾志)、潘怡如、刘顺元、刘季平、黄松龄、陈辛人、李华、雍文涛、黄声悦、沈少华(德纯)、蔡承祖、许子威、童世光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到训练班任教和工作。

训练班设训练委员会，李范一任主任，陶铸任教务主任(实际是全面负责)。杨显东负责联络工作和筹措经费，许子威负责总务。在办训练班期间，陶铸亲自制定教学方针和提出教学任务。他常讲，办这个训练班固然是培养合作社指导员，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短期训练，培养一批热爱祖国、坚持抗战、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并把他们吸收入党，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和领导从事农村合作事业的力量，通过农业合作工作去接近群众，把农民大众组织到浩浩荡荡的抗日救亡队伍中来，一旦日军占领中原，我们就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最后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原，赶出中国!只要我们作扎扎实实的工作，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训练班设置的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游击战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合作社业务等。还设有军事课，有时还组织夜间集合，行军演习。第三期还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主课。学员以“自学为主，教学为辅，集中讲课，分组讨论”的方法进行学习。

训练班在汤池办了三期，每期1个月，共培训学员245人。训练班第一、二期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华北、华南、华东的流亡大学生和武汉地区的大、中学生。第三期吸收了一批鄂中的知识青年。训练班第三期毕业后，即抽调第一期毕业的6位学员和第三期毕业的部分学员共20余人，由李华和沈德纯率领到武昌，准备到鄂东和鄂北两地区开展工作，到武昌后，石瑛发现人少力量不足，要在武昌(即今之解放路)120号再开办一期训练班。训练班自4月中旬开学。到5月中旬结束，共训练学员100余人。

汤池训练班实行民主管理，教育方式灵活，政治思想工作活跃，师生关系亲密无间，他们虽然住祠堂庙宇，睡稻草地铺，吃萝卜白菜，但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作风和革命朝气。由于训练班的革命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怀疑和不安。国民党顽固派为了监视训练班的活动，在第一期开学不久，就派应城县政府的督学张谦光到训练班“旁听”。张谦光“旁听”了两周的时间，受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他看到学员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道理，过着艰苦朴素的战斗生活，随时准备走上抗日前线，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毅然地跟随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随后，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专员石毓灵、国民党立法委员卫挺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杨子福、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分4次来汤池以“巡视”、“访问”为由进行调查，寻找扼杀借口。蒋介石为此质问长江局书记王明:“你们在延安办了个抗大，现在在这里还办什么训练班?”“汤池训练班这样搞影响统一战线。”于是，王明就指责陶铸说:“国民党出钱办合作社训练班，搞贷款就讲贷款，为什么讲游击战争呢?”他要训练班不讲党的建设，不讲马列主义和游击战争，只讲合作社。他竟指责陶铸太“左”了，要汤池训练班立即停办。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断地威胁石瑛，迫使湖北省建设厅停发经费。在这双重压力下，汤池训练班于1938年3月末第三期结业后，被迫停办。陶铸对此愤慨不已，他同国民党顽固派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坚定表示:“训练班不能办就办临时学校，汤池不能办，就换个地方办;国民党不给钱，我们自筹经费，唯独抗日的宗旨不能变！”他与李范一协商，决定利用余下的经费，继续在汤池开办一所以补习文化为名的临时学校，周恩来、董必武对这一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

1938年4月中旬，汤池临时学校在夏家庙正式开办。陶铸任校长(后为童世光)、蔡承祖任副校长、吴声凯(即吴师筑)、沈少华、李苍江、余一梦、潘乃斌(即潘琪)、李寿慈、须浩风、胡笃畏(即胡畏)、张烈、胡文同、吕谨、杜石公曾担任其他负责人和教员。汤池临时学校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解決。另外，李范一通过关系，向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货款解决了部份经费。陶铸为了使更多的青年能够入学，提出:“只要是有志抗日的，不论文化程度如何，均可接受入学。”于是学员人数不断增加，须另辟校舍，遂将汤池临时学校分为三个大队。汤池夏家庙成立第一大队;九龙庙建立第二大队;龙溪(彭家祠堂)建立第三大队，每队学员约80余人，都是鄂中各地的进步青年。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战地救护等。学期不限，只要工作需要，随时可以分配，汤池临时学校至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前夕被迫停办，共训练学员300余人。

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为鄂中和鄂豫边区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干部。汤池训练班第一期于1938年1月20日毕业，学员没有分配工作，编为几个小组分别到京山、天门、汉川、安陆和应城的城关、长江埠、巡检司、田店、陈家河、杨王岭等处实习。在农村进行巡回宣传和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抗日。第二期学员毕业后连同第一期学员120余人，于1938年2月，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指导员的身份，分配到鄂中的应城、京山、天门、汉川、汉阳、荆门、钟祥、安陆、随县等县，其中以应城为重点，约分配40余人，其余各县均为10人左右，三、四期学员230余人，先后分配到鄂西的恩施、巴东、建始、利川、咸丰、宣恩、来凤、鹤峰八县;鄂北的房县、均县、竹山、竹溪、保康、枣阳六县;鄂南的武昌、阳新、大冶、潜江、蒲圻五县;鄂东的黄冈、黄梅等县，襄西的远安、当阳等县。汤池训练班的学员遍布全省32个县，他们生活于鄂中和鄂豫边区的广大群众之中，使抗日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临时学校的学员毕业后主要是充实各县的农村合作社。此外，临时学校还动员了一批学员到红安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办的训练班去学习。经过董必武批准，还派了一批学员到国民党西北军86师去当干部;通过统战关系，动员了10余名学员到张自忠部队的随营学校去学习;还选送了一批学员去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去学习。

在汤池训练班里，陶铸对李范一先生赤诚相待，爱护尊重，团结合作。李范一热情地关心训练班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对大小特务的破坏进行巧妙的应付和周旋。当训练班被国民党政府命令停办后，学员分配工作发生困难时，李范一找各方面友人疏通关系，动员各县县长接受训练班分配的学员。当临时学校的经费发生困难时，李范一通过友人的关系，向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贷款，维持了临时学校的经费。在训练班里，陶铸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踏实的工作态度影响和感动了李范一先生。李范一对陶铸非常尊敬和信赖。他亲笔写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也”的条幅，贴在陶铸宿舍的墙上，以表达他对陶铸赞扬和敬重之情。有次他对陶铸讲:“以前我听你们共产党宣传抗日纲领，我觉得符合民意国情，实为救国之道，深表赞同。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踏实工作堪称楷模，老朽深受教益。”

陶铸创办汤池训练班，认真地执行了毛泽东倡导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进步力量，培训党的抗日干部，发展党的组织，筹建革命武装，抗日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可是，当时在长江局主持工作的王明，和国民党顽固派不谋而合，进一步打击排斥陶铸。1938年6月9日，中共湖北省委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时，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博古主持会议。他在会上宣布陶铸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对长江局闹独立性”两个错误。接着对陶铸进行了批评。最后由博古作结论，宣布撤销陶铸的省委职务。当博古宣布结论后，陶铸最后发言。他说:从组织上，我服从决定，但要求仍回鄂中工作。陶铸对于这一错误的決定，并未考虑到个人的任何得失，心里装着的只是工作和斗争，想的是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他这种忍辱负重、发奋工作的精神，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后来周恩来和董必武看到鄂中快要沦陷，正需要陶铸这样的领导干部，便要他到沙市、宜昌待命，随时准备返回鄂中。因此，陶铸不得不暂时离开汤池。汤池临时学校的师生，听说陶铸要走，特为他在夏家祠堂举行了欢送大会。在会上，陶铸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离开大家是暂时的，一里鄂中沦陷，我一定和你们一起打游击。如果斗争需要，我将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血流在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