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中各级党组织，深深懂得人民群众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深厚根源，群众是人民武装力量的源泉，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

一、争取汉留会的工作

“汉留会”是一个半秘密的封建帮会组织，在鄂中分布较广。它的起源，据说是由于满人入关推翻了明朝，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组织了一个民族性的秘密团体。因为明朝的统治者为“汉”族，这个团体又是明朝遗老“留”下来的，故称为“汉留会”。又由于明朝开国国号洪武，他们的目的是反清复明，故又称为“洪门”“洪帮”“洪家兄弟”等。“汉留会”是用结拜兄弟的形式来组织广大群众的。“汉留会”发展的对象较广泛，内部分工很细致。他们对参加者，不分时间的先后，年龄的大小，统称为兄弟。他们把参加的人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䎵等八排。第一，孝字排，称为大哥，负责全面领导。第二，悌字排，称为二哥，分工做僧道工作。第三，忠字排，是当家三哥，分工做组织工作，第四，信字排，均为妇女，通称四姐，分工做已婚妇女的工作。第五，礼字排，红旗五哥，分工执行纪律，督管惩罚。第六，义子排，巡风六哥，分工做侦察情报工作。第七，廉字排，也均是妇女，称为七妹，分工做未婚妇女的工作。第八，䎵字排，钢章幺弟，通称幺满，分工做通讯服务工作。有加入“汉留会”者，在香堂宣誓，称之为“砍香”。组织内部有一套通行的规章制度和相互联络的暗语。

鄂中汉留会组织，大部分分布在应城矿区，京山山区、天汉湖区和大洪山区等地。陶铸在举办汤池训练班期间就十分重视汉留会工作。他明确地指出:汉留有群众，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应当到那里去作工作。他考虑到当时鄂中汉留会的人数较多，组织成分异常复杂，将来日军西进，为其利用，鄂中的抗日工作必受其害。如果鄂中党组织，对汉留会及早注意领导，争取改造，为我所用，即可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于是，他派汪心一、蔡松荣和汤池训练班第三期第4队队长沈少华(即沈德纯)等分头去作汉留会的工作。并确定对汉留会采取加强领导，注重改造，争取团结抗日的方针。沈少华接受任务后，即通过本队学员田修仁去打通汉留会的关系，田修仁是应城县田店人，在汉留会中的地位为“忠字排”，是“当家三哥”(他以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末期牺性)。分工管组织工作。经过汤池训练班学习后，思想进步较快。沈少华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知道汉留会的一些规矩和暗语，在训练班里和田修仁关系较好，他俩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积极作争取和改造汉留会的工作。

(一) 做田店汉留会的工作。1938年3月底，沈少华同田修仁去田店作汉留会的工作。到田店后，田修仁将沈少华介绍给“九龙山的大哥”姚弼臣，并以“自己人”相称，以造成沈少华也是“汉留会大哥”的印象。沈少华借此机会，给姚弼臣等讲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的道理，他们很受感动。因为这时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会道门，所以，他们对沈少华的来访感到格外亲切，并乐意接受改造，共同抗日。

(二)做石板河汉留会的工作。1938年4月，沈少华又通过田店农村合作组组长汤克湘的关系，约姚弼臣、田修仁一道去京山石板河会见黄定陆(也是九龙山的大哥)。他原为国民党石板河的联保主任，因受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排斥后，在本湾祠堂里教族学。他为人耿直，有正义感，在石板河一带有一定的声望，有较好的社会基础。由于他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有矛盾，对沈少华等前去，表示欢迎。当时沈少华想到石板河是京山、应城毗连之地，是应城入山的门户，地理位置很重要。为了更有效地作好石板河汉留会的工作，他向陶铸建议，由农村合作社京山办事处派人去做工作。这一建议为陶铸所接受，他同京山工委商议，派李蔺田去作黄定陆的工作。当时工委给李蔺田交待:“此去石板河，一定要争取与黄定陆合作，如有可能发展他为党员。”6月，李蔺田和沈少华到石板河，住在黄定陆家里。向他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黄定陆进步很快，坚定地投身于抗日的行列。不久，鄂中党组织批准黄定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好石板河汉留会的工作，为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开了入山的门户。1938年8月底，沈少华和姚弼臣通过黄定陆的关系在天王寺会见了汉留会的负责人熊庆槐、祝贵卿(九龙山大哥)，打通了天王寺、熊家滩的汉留会关系，接着他俩又到火龙当、易家垸会见张元和(当家三哥)和易健伯(九龙山大哥)，并作好他们的工作。从此，京山山区汉留会的关系完全打通。

(三)做应城矿区汉留会的工作。1938年夏，鄂中党组织派蔡承组等去应城膏盐矿区清理关系，作李春山的工作。李春山是黄冈人，大革命时期有党的组织关系，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应城，后来加入了汉留会为红旗五哥。党组织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地解決了李青山的组织关系(后叛党投敌)，并通过他去作汉留会的工作。这时特委派到棉花田一带开辟工作的蔡松荣，汪心一等都住棉花田。他们作为“陶先生”派来的人同李春山一起去作郭仁泰的工作。郭仁秦原是膏盐矿的童工，后来当了把头，在矿区的棉花田开茶馆，并加入了“汉留会”，后来晋升为九龙山的大哥，各“码头”的“双龙头”(指水陆)“寨主”和汉留会弟兄都拥护他。蔡松荣、汪心一向郭仁泰转达了“陶先生”要求他们修改汉留会的宗旨团结抗日，郭仁秦欣然接受，并和我门商定了3条协议:1、汉留会必须坚决抗日;2、整汉留会秩序，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3、开办汉留训练班，指派各“码头”骨干、“当家三爷”和“红旗老五”＂参加，接受训练。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了取缔会道门的通令。国民党应城县政府根据这个通令，把郭仁泰、吴文安(九龙山大哥)王魁五等矿区汉留会的负责人逮捕关押在县城监狱。未被捕的汉留会成员，人心惶惶，内部混乱。鄂中党组织认为这是争取汉留会团结抗战的良好时机，陶铸派沈少华，走访了各“码头”的“寨主”，筹备组织鄂中汉留大同盟，并通过李春山的关系，向汉留会的头头们表示我们愿意营救郭仁泰等出狱，但有一个条件:出狱后，要组织他们的弟兄，安定社会秩序，团结抗战，这一条他们乐于接受。于是，沈少华通过国民党应城县龙王集区区长何扬维(沈少华荆州中学的同学)的私人关系，保释了郭仁泰等人。郭仁泰出狱后，李春山介绍沈少华同郭见面。郭仁泰对共产党营救他们出狱，团结汉留会抗日，深受感动，并愿意履行前言，共同抗日。通过营救郭仁泰出狱和团结汉留会抗日，使党在汉留会中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威信提高了，对进一步开展汉留会的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鄂中特委，为了统一领导鄂中各县汉留会的工作，于1938年8月，成立了以沈少华，黄定陆、李春山3人组成的汉留工作委员会，沈少华任书记。

(四)做大洪山区汉留会的工作。鄂中特委为了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需要打通大洪山区汉留会的关系，以便把京山、钟祥、随县等山区连成一片。于是决定沈少华和赵安之(抗战初期加入共产党、后叛变)再次进山到小花岭会见张光泽(九龙山大哥，是汉留会大洪山内的中心人物)，张光泽是小地主，较年轻，对团结抗战有一定的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打通了大洪山区汉留会的关系，以后张光泽一直与我党保持密切关系。后被国民党抓去严刑拷打，但他表现较好，没有屈服。他的族侄张先浩住在向家冲，是个小地主，思想较进步、年轻爱国，是汉留会的“大哥”，后经党的教育，他们二人都成为中共党员，并当了干部。京山山区和大洪山区汉留会关系的打通，群众关系的建立，为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京应、京钟游击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做天汉湖区汉留会的工作。1939年1月，天汉工委派彭怀堂作龙登云的工作。龙登云是“汉留大哥”，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副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在共产党税警队里干过。武汉沦陷后，他在洪星窖湾一带搜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组织了一支100多人枪的队伍，活动在城隍港附近。彭怀堂在1938年2月从武汉回家时，龙登云正在汉川坐牢，他受一个同乡之托找国民党县政府刘远聪县长将龙保释出狱。武汉沦陷后，彭怀堂凭此因由大胆的跑去找他，谁知彭怀堂一到潘许大湾，就被龙的部下抓起来，用汉留暗语问彭怀堂，彭不懂。又在盛水的碗上摆一双筷子给彭怀堂看，彭还是不懂，彭怀堂急了，忙说:“我姓彭，要找你们的龙大哥”。龙的部下前去通报后，龙登云连忙出来，把彭怀堂迎进了他的司令部，热情招待，并邀彭怀堂住宿司令部。当晚，龙登云和彭怀堂亲热地交谈起来，龙登云谈他出狱后的情况，并说他过去在上海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等等。彭怀堂表明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团结抗日，解救民族危亡，建议他把部队编到汉川县政府去，龙登云欣然应允。遂将龙登云的部队改编成汉川县第五中队，龙登云任中队长，钟子洲任指导员。至此，鄂中地区的汉留会关系全部打通，对汉留会上层人士的工作已见成效，对“汉留会”的群众已有初步的发动。在鄂中党组织和陶铸的正确领导下，鄂中“汉留会”的工作卓有成果。

二、广大群众积极支援抗战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国土后，对中国人民进行奸虏烧杀，无恶不作；土豪劣绅乘机作难;兵匪肆意横行。群众“有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他们迫切要求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保家卫国，以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之，他们经过中共组织和进步人士的宣传发动后，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战。

“带枪带钱干革命”。应城的共产党员蔡松荣，家是膏盐矿商。在国难当头时，他首先从家里拿出钱，通过各种途径，搞到8条枪，组建了潘家集商民自卫队，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应城八条枪”。应城沦陷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到京山的丁家冲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时陶铸同蔡松荣商量，派安琳生(即余秉熹)到他家盐场运来5挑子食盐，解决了丁家冲军民的急需。后来，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成立后，部队发展壮大了，为了解决部队的供给，蔡松荣带着张幼山、陈青山，回到杨家九屋挖掘埋藏在地下的银元，又将家产变卖，搞到两麻袋银元和法币(国民党的币制)，解决了“应抗”财政紧迫之危，安定了部队的情绪，堪称“毁家纾难”。孝感的红军干部许金彪，将自己作为八路军伤员的退伍安家费全部拿出来，作为组建“抗日防护团”的费用。许多群众把自己的子交给许金彪，参加“抗日防护团”，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汉阳的共产党员萧文安，将自己仅有的一块山地卖掉，捐款100元;萧茂之卖掉4亩湖田捐款200元，作为购枪经费，组织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军。汉阳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他的带动下纷纷捐款购枪。

募集“抗日乐捐”。“应抗”成立前后，部队给养的主要来源是应城矿区。开始，陶铸派沈少华、安琳生到矿区筹款时，是以蔡松荣家的矿产作抵押的方式向矿商借款的。后来，蔡承组、蔡松荣、安琳生、张荣才等先后来到矿区，他们以应城县政府、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动员矿商“抗日乐捐”。通过宣传教育，矿商们认识到:国难当头，抗日救亡，人人有责，表示愿意解囊相助。矿商经理(高级雇员)张伯仁和开明矿商蔡筱云、陈愚安等积极支持“抗日乐捐”。在他们的带动下，近50家矿商筹款乐捐。初时每月交付“抗日乐捐”1万元(法币);后来，随着群众抗战热情的高涨，抗日游击战争的节节胜利，矿商们的“抗日乐捐”也逐步增多。增至每月的“抗日乐捐”4.5万元，到8.5万元，最多时每月收到12.5万元。矿商蔡筱云、张伯仁两先生的民族正义感和他们积极交付“抗日乐捐”的行动，为伪军杨青山、伪县长周鸣钦所仇视，向日军告密。蔡张二先生遭受日军惨无人道的杀害，为抗日捐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