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在举办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时，十分注意以武装抗日的思想教育全体学员。他明确地提出，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在训练班里，陶铸亲自讲游击战争课，组织学员进行夜行军和野外演习。他还两次带人深入大洪山区勘测地形，选择即将开展游击战争的立足点。

1938年春，陶铸征得李范一的同意，拿出汤池农业合作社的资金3600元，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香港购买了24支德国造驳壳枪，准备组织抗日武装。同时，训练班分配到鄂中各县的学员和二战时期留下隐蔽的共产党员和红军，他们一面发动群众抗日救亡，一面利用统战关系组织抗日武装千方百计地掌握枪杆子。1938年10月，鄂中各县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鄂中，国民党军队四处逃散，地方游杂武装四起，人民日夜惶恐不安。在应城沦陷前3天，中共鄂中特委在汤池夏家庙召开会议，分析武汉沦陷后的形势，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积极行动起来，收拣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弹药，成立抗日武装。从此，鄂中抗日武装蓬勃兴起。

一、鄂中特委直接建立的抗日武装

1938年夏，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和委员蔡承组多次来到蔡松荣家，检查潘家集党小组的工作。并指示:要加强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发动和组织群众，收拣武器，尽一切可能作好打游击的准备。根据特委的指示，潘家集党小组，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收集枪支实行武装抗日。共产党员蔡松荣家是膏盐矿商，他首先将家里一支金陵造的小手枪拿出来，还通过各种途径买到德国造的快慢机1支、三号驳売枪1支、白朗宁小手枪1支、田店仿汉阳造步枪4支，还买到半箱子弹和十几个手榴弹。这样，潘家集党小组就有了4条长枪和4条短枪的所称“应城八条枪”。潘家集党小组，为了作好打游击的准备，将新组建的抗日武装，进行打靶练习，把蔡松荣家的盐场后院作为打靶场，真枪实弹的练习射击，使他们初步掌握使用武器的常识。然后进行行军锻炼，每天夜晚步行几十里。同志们为了练好打游击的本领，不怕水田里有蛇，不怕黑夜跌跤，吃苦受累在所不顾。潘家集党小组，为了给今后打游击找个“窝子”，由共产党员蔡松荣、戴迪安、安琳生等各带1支手枪，冒着酷热的天气，踏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步行50多里，来到京山山区的王家松林，丁家冲、猴子凹、鲁班冲、观音崖一带察看地形。选择游击队的立足点。潘家集党小组还对上山打游击之后的经济来源、物资供应、枪械修配、武器的补充、兵源的扩大都作了安排和准备。1938年10月30日应城沦陷时，13人枪的“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正式组建。队长蔡松荣，政治指导员陈秀山。这时，潘家集商民自卫队在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的率领下，向京山丁家冲进发，他们满怀义愤地踏上了抗日征途，在丁家冲竖起第一面抗日红旗。

二、鄂中党组织改造汉留会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

1938年2月汤池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鲁斌、汪心一、赵季、萧松年、胡旋等12人分配到应城陈家河开展工作。他们一方面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民众抗战;另一方面做陈家河上层人物的工作，争取了陈家河小学教员彭仲高、吴玉林、鲁尔英、李必超、李家祯及地方士绅姜泽如等人，积极参加抗战。同时，他们还遵照陶铸的指示，做争取汉留会的工作，动员汉留的头头整顿汉留组织，筹建抗日武装，积极参加抗战。10月30日，日寇侵占应城县城后，社会秩序很乱，陈家河以鲁斌为组长的党小组(直属特委领导)和进步青年一起收集国民党部队丢弃的枪支。第二天李春山等20余人从棉花田赶来，陈家河的一批进步青年刘述文、刘社哲等也来这里集合。于是，陈家河党小组率领他们从姜家汊迁至李家集，并在这里成立了陈家河湖区抗日游击大队，姜泽如任大队长，郭仁泰任副大队长，汪心一任政治主任。4、5天后，队伍发展到90余人枪，其中收容国民党散兵30多人枪。

三、鄂中各地中共党组织组建的抗日武装

1938年3月，原红军营教导员许金彪、连长杨文忠，团军医主任刘良壁，连级干部刘明榜，骑兵排长汪兆发，护土赵明英等，以“平型关战役”伤员的名义返回孝感后，齐集中和乡，宣传党中央的抗战方针，发动群众，组建敌后抗日武装。中和乡人民，耳闻侵略者的残暴，目睹土顽的横行，静观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有人茫然，有人担心，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老红军战士的身上。许金彪等人，整天地走东家，串西家，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讲“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动员大家组织起来。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发动，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情，群众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团结抗日。有的群众将自已的儿子交给许金彪，要他率领这些背年，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军。于是，许金彪等于同年5月将20名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不脱产的“抗日防护团”。并制定了组织宗旨，就是抗击日本侵略军和维持社会治安，不卖国，不当伪军和汉奸。“抗日防护团”成立后，设“红炉”，铸刀茅，制造抗日武装;学刺杀，钻战术，苦练杀敌本领。不久，“防护团”的队员，用物资从国民党的溃军手中换来一条长枪，两枚手榴弹，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同年8月将“防护团”改名为“抗日自卫队”，30名青年完全脱产，抗日的红旗在中和乡高高飘扬，是年10月24日孝感沦陷，许金彪收集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掉的武器，用以武装自己，并又动员了一批爱国青年参加部队，遂将抗日自卫队改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许金彪，副大队长陈楚金(后因叛变被处死)，军需杨文忠、军医刘良壁、参谋孙培寿、田子英、卫光文，秘书田登儒、李楚英。至此，孝感第一支敌后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

1938年7月，董必武指示应山的党组织，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在武汉沦陷之际，依托山地的地理条件和地处鄂豫两省边境，利用武胜关、黄土关、平靖关的要冲，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留下隐蔽的杨常安，以兴隆店联保处副主任的公开身份，掌握了10余人枪的武装。1938年10月，信阳、应山相继沧陷，国民党溃军遗弃大量的枪支弹药，杨常安乘机在兴隆店、萧家店一带收集溃军枪支，同我党控制的刘吉甫、李修明两支队伍相会合，遂成立了应山游击大队，杨常安任大队长。大队辖有三个中队，拥有步枪200支，短枪数10支，重机枪2挺。以后，为了取得合法名义，解决部队给养问题，于同年11月编为国民党应山县抗日游击司令部特务一大队，这是应山党组织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天汉工委在汉阳侏儒山战地文化服务站召开会议，讨论创建抗日武装的问题。会议决定由中共汉川城东区委书记张天晖到汉阳的七萧大湾，同萧利三、萧毓福、萧抱真、姚杰等人负责筹备建军工作。萧七大湾与汉川的榔头接壤，国民党顽固派的势力比较薄弱，张天晖与萧利三等人商议为了建立抗日武装，在萧利三家里设立建军办事处。他们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团结愿意抗日救亡的爱国人士，作为建军的群众基础;一方面号召党员和积极分子，收拣国民党溃军的枪支。榔头的群众从水塘里捞起一挺手提机枪，敲锣打鼓的送到建军办事处。姚杰在蔡甸附近的姚家岭一带缴获土匪的六七支步枪。武昌的舒士杰和鹦鹉洲的岳群及彭怀堂等6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武昌油坊岭捜集到30余支步枪，驾着民船偷渡过江，巧妙地躲过日本舰艇的搜查。他们还在距武汉市区不足20里地的舵落口挖出了两挺机枪。榔头的1个青年吴新堂，乘国民党溃兵上厕所的机会搞到一条步枪，作为他参加抗日人民武装的献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搜集到50多条枪。1938年11月，川阳抗日游击大队在汉阳七萧大湾正式组建，姚杰任大队长，张天晖任指导员兼副大队长。大队辖3个分队计有70多人枪。汉阳沧陷后，汉阳区委(后改工委)与国民党汉阳县长陈绳武有着较好的统战关系，该队很快发展到300余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许子威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从龙飞虎(周恩来的警卫员)那里领到了从香港买回的24条驳壳枪，并从水路运回皂市米厂。这时应城即将沦陷，汉宜公路上十分混乱，许子威将枪和米油等项物资转移到天汉湖区。随后，同鲁尔英等商量，将皂市米厂的工人，汤池小学教师、附近农村的农民和国民党应城县保安中队等，组建了拥有六、七十人枪的汤池抗日游击大队，鲁尔英为大队长。

1939年1月，天汉工委从汉阳调来30支步枪，一挺机枪，同原国民党田二河区游击大队长程世杰的10余人枪和城隍港王新哲游击队的7条枪合并组建成汉川县抗日游击大队，程世杰为大队长，彭怀堂为政委。

四、中共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所掌握的抗日武装

京山党组织所掌握的“京山县抗日自卫队”。1938年4月，京山的徐履青、徐步青等人根据沈少华留下的指示，通过作黄定陆的工作，要他掌握国民党石板河的联保武装。黄定陆是一个爱国心很强的人，日军的野蛮入侵，激起了他的守土抗战之志。徐履青等人主动接近他，鼓励他拉起一支武装，准备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经过商讨，决定集中黄家畈民间武装和石板河联保办事处的武装，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这时，黄定陆还拿出80元光洋，通过妹夫在黄陂买到一支崭新的驳壳枪和一些子弹，组织有七、八人枪的抗日武装。1938年10月，时值国民党部队大溃退，黄定陆把部队拉到石板河、合兴集一带扩大队伍，10月底这支队伍发展到几十人枪。几天后，黄定陆又带着队伍来到丁家冲，部队经过整编，正式命名为京山县抗日自卫队”，黄定陆为队长，庄果为政治指导员。自卫队下辖三个分队。以后这支抗日武装编入了应抗。

随县党组织所掌握的“随县常备第五中队”。1938年6月，鄂中特委派张宜府、吕谨到随县环潭发动敌后抗战，筹建抗日武装。同年10月，因武汉形势危急，国民党随县专员公署(鄂三专署)和国民党随县县政府从随县迁往环潭。张宜府通过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任采购专员的族兄张博儒的关系，向三专署专员石毓灵写信，允许建立常备武装;又通过环潭等地开明土绅宋操存与随县县长刘仲虎联系，同意在环潭(五区)成立“随县常备第五中队”，薪饷由国民党随县县政府发给。张宜府又以张博儒的名义在唐镇、大碑店、环潭等地收集自卫枪70余支和部分子弹，并招收了一批穷苦农民参军，于1938年秋在环潭地主宮成立“随县常备第五中队”，计100余人枪，张宜府任中队长，吕谨任指导员。1939年1月，被整编为3个分队，除1分队(原环潭区中队)受国民党环潭区长李新生控制外，二、三分队都由中共随县工委指挥。他们还在部队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

天汉党组织所掌握的“汉川县自卫第三中队”，“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1939年1月，中共天汉工委领导人，为了解决游击大队的给养问题，保存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通过统战关系，同国民党汉川县长商议，将川阳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部分人枪改编为国民党汉川县自卫第三中队，由姚杰任中队长，张天晖任副中队长兼指志员下辖3个分队。这支部队仍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积极抗日，深受群众欢迎，被群众誉为“模范中队”。同年3月，国民党汉阳县长陈绳武看到汉川自卫三中队的模范行动后，及时整顿汉阳县自卫队，要求把川阳抗日游击大队改编时留下的部分人枪和汉阳工委所领导的武装改编为国民党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在天汉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经萧利三与陈绳武协商，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萧文安任中队长，萧伯阶任指导员。这两支抗日武装，是天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以合法的形式所领导的坚强的抗日武装。

中共钟祥县委组织和领导的“钟祥县抗日游击队”。1939年2月，九里冲共产党员卢祥瑞，在钟祥县委的领导下，搞到了10条枪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为使这支抗日武装合法化，经县委书记刘慈恺与国民党钟祥县县长段远谋和南区区长兼保安大队长田万金协商，将这支抗日武装编入国民党钟祥县保安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卢祥瑞。钟祥沦陷前夕，卢祥瑞根据县委的指示，将四、五十人枪的队伍带到杨岔洼，宣布成立“钟祥县抗日游击队”，卢祥瑞任队长。第二天，卢祥瑞把队伍拉到饶家畈，收检到国民党溃军的8支长枪和1挺机枪。不久，又从溃军手中搞到两挺机枪。这时，共产党员沈文卿又将在城东捡到的一些枪支送来，部队很快发展到100余人，有机枪7挺，小炮1门，步枪100余支。

鄂中各地抗日武装的纷纷建立，表明陶铸和鄂中特委武装抗日的思想非常明确。陶铸在汤池训练班里十分注意对学员进行武装抗日的思想教育。杨学诚在一次特委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搞枪，要通过各种关系搞到枪支。他们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中，积极地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他们不受统一战线的束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地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他们广泛地宜传和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从鄂中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多形式多途径的建立抗日武装。其中通过和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搞统战关系建立的抗日武装，是当时的主要形式。在建立抗日武装的各种斗争，集中表现在争取我党的领导权上。由于鄂中党组织有了上述的认识和实践，抗日武装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