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沦陷后的鄂中形势

(一) 敌友我三方态势。日本侵略军从1938年6月起自安庆溯江而上，发动了“武汉战役”。在“武汉战役”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海陆空并用，先后投入了14个师团的兵力。国民党军队则进行全线阻击，广大的官兵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挫败了其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意图，为坚持持久战赢得了时间。但因蒋介石集团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军事指挥失误，再加上许多高级将领畏日如虎，派系相嫌，各自图存实力，所以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自10月25日起，武汉三镇先后失陷。10月21日，华南的门户广州亦被日军攻占，国际援华的主要线路被拦腰切断。

在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期间，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武汉会战”，在华北进行了1000余次战斗，打死敌人2万以上，牵制了日军13个半师共30余万兵力，开辟和巩固了晋察冀、冀中、冀南、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同一时期，华中大江南北的新四军，进行了50余次战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和淮南路、津浦路南段两侧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日本侵略军灭亡中国的极大障碍。日军鉴于后方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战线延长，而深感兵力不足，因而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回头巩固占领区。从此，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前后，国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欧洲，德国于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德意英法四国则于同年9月签订了牺牲捷克的“慕尼黑协定”。在绥靖政策的鼓动下，德国法西斯侵略胃口不断扩大，加剧了与英法美之间的矛盾。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的紧张局势和把日本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开始酝酿制造“远东慕尼黑”。企图牺牲中国，以求得对日妥协。

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针也发生了变化:政治上由原对国民党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用其主要力量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上竭力拼湊汉奸政府，以加强其统治和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经济上则加强对敌占区的掠夺，以补充其物资供应之不足。由此可见，日本侵略军一心要在中国执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

蒋介石集团，在日军诱降和英法美劝降下，抗日态度再度动摇，与日本政府之间重开了秘密接触渠道。为了增加其对日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共空气又开始逐渐蔓延起来。

武汉沦陷后，鄂中各县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沿着长江、汉水、铁路、公路伸出了它的魔爪，安设据点，控制交通要道。1938年12月以后，日军第三师团驻应山，第十六师团驻孝感(1939年4月三十三师团接替十六师团)，第六师团驻武昌，第十三师团驻汉口，条中及佐久间联队、小岛旅团、二十师团之藤田旅团先后驻安陆。与此同时，它还四处网罗民族败类、社会渣滓，成立伪治安维持会，拼凑伪军，以控制其占领区，并进行经济掠夺，实行殖民统治。他们在占领区里，奸掳烧杀，无恶不作，人民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军队弃守武汉，纷纷溃退后撤。长江以南各军，退至鄂南、湘北、鄂西一带。长江以北部队，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撤至荆门(荆山)、宜城地区;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撤至襄樊、钟祥附近;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撤至随县、唐县及枣阳等地，汤恩伯第十三军进入桐柏山区；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军退留鄂豫皖边敌后。这些部队约计40余万人，分别占据着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幕阜山等主要山地，在武汉及其外围县城市镇沦陷，国民党军队弃枪遍野的情况下，鄂中地区出现了一股股人枪数目不等的自立旗号、自封司令的游击队。一时“游击队”遍布各地，“司令”多如牛毛。这些自封“游击队”的游杂武装，趁战乱之际，拥兵自重、各霸一方，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后来，这些游杂武装，有的为日本侵略军所收编，一变而为伪军。如杨青山的伪保安司令部有六团之众;伪鄂西保安队、皇警团；汪步青的伪一师;安陆等县的伪人民自卫队一个师;李汉鹏的伪八军;李宝莲的伪十一师;杨希超之伪二十一师;赵光荣之伪二十师;还有刘梅溪、刘亚卿、刘文光、贺成慈等伪顽两面派军队相继出现。在日、伪军的扶植下，日伪地方政权相继成立。雷镜若、石修武、张明道、谢指良、赵安之、杨之茂、王寻南、李又唐、王定邦、胡安烈等皆为日伪所利用，维持会遍于区乡。有的游杂武装，被第五、第九两战区及地方反共顽固势力所收编。这些被收编的游击队散布在鄂中地区的有高文彬部的游击一纵队驻应山，曹勖部的游击六纵队驻随县，曾宪成部的游击某部驻钟祥，戴焕章部的独立一支队驻坪坝。这些日军、伪军、维持会和伪顽两面派在鄂中拉夫抽丁，派粮捐款，奸掳烧杀，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当时，安陆县伪政府有十二种捐税款:诸如年捐、田亩捐、钱粮税、维持税、草鞋捐、门面捐、居地捐等。此外，还派米、派肉、派柴。仅据日伪赵安之、谢指良对老百姓敲诈勒索14次的统计(绑票、牵牛不在内)，就有24200元①。全县所征收的赋税，为湖北省政府核定的67082元的10数倍②。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大肆骚扰百姓。据京山梅花村调查统计，一次被国民党军队拉夫30余人，其中4人一去不复返。第六纵队曹勖部在该村拉夫、派款、收衣被、牵耕牛、抢粮食、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其中被奸致死的妇女约10人。他们砍树木修碉堡，连人民赖以生存的桃李园，概被摧毁无余。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注释：① 逸民《论目前鄂豫边区的新形势与新战争》，1940年1月15日。

② 《湖北统计提要》，1941年6月。

鄂中地区沦陷前后，鄂中的党组织在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两大力量对峙的夹缝中，发动群众，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火炬，突起10余支由党领导的、或由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所控制的人民抗日武装。如潘家集商民自卫队，汤池抗日游击大队，应城县政府常备队，孝感中和乡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京山县抗日自卫队，应山县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钟祥县抗日游击队，汉川县自卫第三中队，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随县常备第五中队等。这些突起的人民抗日武装，在鄂中各地点燃了抗日的烽火，拉开了鄂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

(二)日本侵略军在鄂中地区的暴行。鄂中地区的各县，在日军未到之前就先遭到了日机的野蛮轰炸，许多城镇街道变成废墟，生灵涂炭。在汉水两岸，在汉宜、襄花等公路两侧，在平汉路上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惨遭杀害。据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的抗战史料记载:鄂中的应山、钟祥、荆门、天门、云梦等县沦陷前后被敌机炸死60346人。1938年10月20日，应城北门外应城河渡口一带，被敌机低空扫射杀死难民800余人。同时，应城城关居民从西河渡、城南王桥、杨桥一带逃出的难民被炸死300人以上。尸横遍野，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1938年6月至7月7日，敌机11架两次轰炸广水，烧毁房屋的有40余户。据不完全统计:应山全县被日本侵略军烧毁的房屋有9000余间，被毁的森林7000余亩。被杀死的无辜群众8500余人。

1938年8月29日，日机56架分3批对京山县城进行轮番轰炸和扫射，自清晨轰炸到中午，下午4时许又轰炸扫射达半小时，炸死2000余人，炸伤3000多人，炸绝90余户。被炸的无辜群众，肢体裂解，皮肉横飞，臂落屋上，肠挂树梢，血秽熏天，尸体遍地，哭声震天，惨不忍闻。使这个有1200余栋房屋、2600余户、数千人、三所医院、两所学校、上百个商户的县城，瞬间成为一片废墟。对这样一个小县城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毁灭性的轰炸，旷古未有，惨绝人寰。

1939年3月，日军攻占钟祥。据国民党《钟祥抗战史史料》记载:钟祥县城被日军烧拆房屋的有300余家。在黄家集、东桥两地拆毁民房200余栋。并在附近乡村毁民房600余栋。被日伪军杀害呈报县政府有案者就有1484人。受战事影响外逃者有五六万人。据近年征集的党史资料记载，仅旧口、长滩、皇庄等部分区调查和不完全统计，被日军残杀者就有3100多人，奸淫妇女1300余人。

1939年农历3月底即清明节的前一天，随县城关呈现一片节日的景象，人群熙熙接攘。中午12时左右，突然从东方飞来机群二批共27架，在城关上空，轮番轰炸，投掷炸弹，燃烧弹一百四五十枚。房屋倒塌、火光冲天，死人遍地，计炸死近800人，炸伤无数。繁荣的鄂北闹市，顿时成为一片废墟。

1938年8月，农历初一至初三，日机30余架次，对孝感重镇花园连续3天进行轮番轰炸，全镇民房被炸有十之六七，炸死近千人。仅水沟桥下集尸160余具，街内陈尸300余具。一时，人烟稠密的花园镇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日本宪兵队素有“阎王殿”之称。日寇兽兵屠杀中国人民极其残暴。他们用刀杀、剜心、狼狗咬、火烧、开水烫、油浇、灌盐水或辣椒水、剖腹、活埋、轮奸，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他们食人肉、喝人血、用人肉喂狗、杀人比赛、杀人取乐，杀人如麻。据不完全统计，仅在鄂中的安陆、孝感、随县、应山、钟祥等县所发生的日军暴行和惨案就有26起，残暴酷刑骇人听闻。

1.集体枪杀。1939年3月13日，日军到钟祥的金岗口“扫荡”，群众闻讯四处逃跑，日军对逃难的人群用机枪扫射，致使321人惨死。1939年4月，驻孝感西阳岗之日军遭我游击队袭击后，日军竟将西阳岗的50多名无辜群众，驱赶到荒丘上集体枪杀了。1939年农历2月21日，日军在安陆县白兆山下的罗堰坦制造了一起大屠杀案。这天早晨大雾蒙蒙，雷公店据点日军头目南田带着4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罗堰坦一条山沟里的避难群众，准备进行集体枪杀。一个称为“憨大胆”的阮启祥站出来说:“我们都是良民呀!”未及说完口腔中弹，老百姓一个个在机枪声中倒下。“憨大胆”的妻子及大儿子中弹死去，10岁的二儿及4岁的女儿伏其母亲身上哭叫，被日军用刺刀刺穿头颅和胸腔，全家5口惨被杀绝。“罗堰坦惨案”中有28人被害。其中男16人，女12人;年龄最大的65岁，最小的仅2岁。13岁以下的儿童有7人。1939年3月12日，向西进犯的日军，在随县万店梁家湾，呈扇形包围村庄，见逃跑的老百姓就用机枪扫射；抓住的即用军刀砍死，这次共枪杀无辜的群众300多人。

2.乱刀刺死或“打活靶”。1939年初冬的一天，日军骑兵一部到安陆洑水港北榔树岗一带“打掳”，遭到新四军某部袭击，击毙3人，其中有一日军小头目。翌日早晨，日军实行报复，将上洑水港赶集的群众包围后，把19名没有“良民证”的无辜群众，推进“财神殿”内反绑起来，当做“土八路”架到港河西南边的梨子凹屠杀。用刺刀捅杀一个，推进沙坑一个。屠杀后，日军头目吉田还派兵看守沙坑，四周的群众在半夜里还听见未断气者的呻吟声，惨不忍闻。1939年3月，日军在钟祥的张家集刺杀群众19人。蔡家畈农民沈万宗、蔡启元被日军抓去带路，在途中二人被乱刀刺死，每人身中20余刀。同年3月13日，日军在钟祥永平乡34保惨杀了居民19户26人。日军用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演出了一颗子弹穿7人的惨剧。1942年3月一个夜晚，新四军一个连队，袭击了孝感肖家港火车站的日军，日军将被俘的4名新四军战士，施以“睡钉床”烙火砖”、“灌盐水”、“触电棍”等酷刑后，又将他们头蒙黑布绑在火车站北边练刺杀的靶桩上，然后将所有的居民赶到现场铁栅外站着，围观“皇军”的“德政”。日本军官一声令下，鲁兵们一个个端着雪亮的刺刀，刺向绑在桩上的新四军战士，他们反复轮番刺杀，烈士全身被刺成肉泥，鲜血染红了靶桩，坚贞不屈的新四军战士，壮烈牺牲。站在铁栅外的群众，心如刀绞，泪如雨下，个个以手掩面，泣不成声。

3.解肢裂体、挖眼珠。1939年农历6月初四，日本侵略军到随县的金屯“清乡”，一次杀害我军民54人。其中机枪扫射杀死农民41人，活埋、军刀肢解国军侦探13人。同年农历2月21日，日军在安陆的罗堰坦实行大屠杀时，将3名青年当作“中国兵”押解到雷公店的沙子岗，用军刀砍下头颅喂军犬。同年3月，日军在钟祥的北新集捉住无辜的百姓16人，全用刺刀刺死，并将9人的眼珠挖出。1941年深秋，孝感龙店老屋湾农民汤成新，在外出回家途中，被日军便衣队当“共军”捉住，押至县城日军宣抚班，丢进“铁摇窝”，日军数人轮番摇动，将无辜农民活活摇死。并将摇烂的尸体喂了警犬，其惨状目不忍睹。

4.活埋、狼狗咬。1938年9月15日，日军一小股人马从淅河据点出发，到随县费家屯抢劫。进屯后与国军遭遇，交战一昼夜，双方均受重创。次日拂晓，国军退出，日军倾巢而出，血洗费家屯。先抢物，后纵火，整个屯子顿成火海。全屯400多间民房化为灰烬。屯子里的老百姓被日军逼到村头稻场上，用军刀砍，放狼狗咬，共残杀22人。不几天，日军一士兵窜到费家屯，将锄草的高嫂强奸了，农民张万明等3人发觉，用锄头砸死了那个日军。日军发现后，又来报复，捉住老少6人，拖到沙滩上，深埋下半身，露出上半身，然后放狼狗将他们活活咬死，其惨状令人周身发麻，心寒不已。

5.活活烧死。1939年9月，日军3人窜至孝感花园的楼子湾，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被激怒的村民用锄头砍死日军1人，驻花园日军知道后，率队进村进行报复，将29名群众绑在屋柱上，用割耳、断指等酷刑令其交待杀死日军的村民，但无人屈服，日军头目气急败坏，下令将29人的每人身上捆上稻草，浇上煤油，关进一间大房，纵火焚烧，可怜29名无辜群众，活活惨死在熊熊烈火之中。

6.用水灌死。1941年冬，孝感邹岗一吴姓青年在进城途中，被日军便衣队当作“新四军”捉住，押到县城宪兵队。日军用细麻绳将其大拇指紧捆，双脚系上石头，用滑轮拴于屋梁上轮番将吴扯上放下，摔得这青年惨声喊叫，真叫人闻声落泪。次日，日军又将吴放在大浴桶里灌脏水，灌后拖出用压杠紧压腹部，使其七孔喷流血水，惨叫身亡。1939年6月4日，日军在随县的王家窝俘虏了13名抗日战土，他们用铁丝将被俘战士的手腕穿着，并惨无人道的将战土鼻子、耳朵割掉，将其中的7名战士，绑在大板凳上浇灌盐水，日军踩一下他们的肚皮，灌一脸盆盐水，他们就这样活活地被这些兽兵灌死。有个班长，被3个日军你砍我剁，砍成肉泥后，丢进堰塘里喂鱼，残酷至极，实为人间罕见。

7.强奸、轮奸。1938年冬，日军占领孝感城后，将20余名妇女关进小东门文昌阁里，进行百般侮辱，逐一强奸后，将其残忍杀害。1939年4月，20多名日军到孝感太子岗打掳，将全村30名妇女赶到村后的稻场上，用刺刀逼迫她们脱光衣服后，又将他们排成两排，20多名日军在两排中间尽情侮辱后，再一一奸污。1939年2月，日军在随县朱家大湾将全湾50户人家的200多间住房全部拆光、烧光。湾里的老百姓见日军来了，逃到山林中隐蔽。不料被日军发现搜出，30多名妇女被奸污后，一个个被枪杀。1943年3月底，日军在随县的江头店进行烧杀，600多间房子被烧得所剩无几，过路妇女徐杨氏被7名日军轮奸后用刺刀刺入阴道致死，丢在路旁的泥沟里，真是惨绝人寰。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鄂中后，所到之处，奸掳烧杀，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们屠杀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人民感到再也忍受不了了，一定要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二、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工作部署和鄂中特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武汉沦陷前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毛泽东主席在全会上先后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策略问题》等结论①。号召全党深刻认识并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责任。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了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全民族的总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强调了我党独立自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号召全党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使抗战和最后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注释：① 引自《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第37页。

全会还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并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的南方局和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会议決定在敌后不设党的省委，而设省级区党委，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归中原局领导。

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原局在延安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武汉外围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地理特点，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个省委，成立鄂豫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初称省委)，并确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发展党和开展群众工作，准备游击战争和支援敌后。

武汉沦陷后，中共湖北省委迁至宜昌。后来认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同第一、第九战区比较有抗日的表现;同时，从襄樊到鄂中比从宜昌到鄂中方便，于是省委机关便迁至襄樊，以加强对鄂中的领导。不久，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各区工作。特别是总结鄂中与鄂北的工作。鉴于过去省委疏忽了外县工作，造成了退出武汉时工作上的困难，确定今后工作重点要转向农村。并决定王致中留鄂西、王翰到鄂北、钱瑛等去鄂中。

鄂中特委在武汉即将沦陷时，于10月上旬，在应城潘家集蔡松荣家盐棚子的炮楼上召开了三天的特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应城沦陷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会议由特委书记杨学诚主持。顾大椿、刘慈恺、蔡承组、童世光、邓先柱、陈秀山、郑速燕、萧松年、沈少华等1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后期，蔡松荣列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董必武关于“要千方百计抓枪杆子”的指示，通过了“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从而加快了武装准备和游击战争的步伐。

三、抗日武装汇聚丁家冲，陶铸返回鄂中

10月29日，特委书记杨学诚和沈少华到潘家集检査和布置工作时看到潘家集党小组已经武装起来作好上山的准备，并了解到张荣才、严春山和家属们先几天到达京山的猴子凹后，非常满意。正准备上卧虎岗找陈秀山、邓先柱、赵季布置工作时，远处传来枪炮声，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应城。于是，杨学诚在蔡松荣家召开了紧急会议。他详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由他和蔡松荣率领“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上山。就在乌云遮天、细雨蒙蒙、山河

破碎、生灵涂炭的情况下，他们满怀义愤地踏上了抗日征途。当天这支队伍到达京山县徐庙附近徐履青的家里住了一夜，次日，由徐履青带路到达丁家冲。随后，李苍江、须浩风带着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汤池临时学校的部分师生来到了丁家冲。

“应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在鄂中特委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生活。他们在丁家冲的赵家祠堂开了一个稻草大地铺，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头顶头，脚抵脚，不脱衣，不脱鞋，抱着枪支睡觉。他们每天买点萝卜小白菜，连根煮成白菜汤吃，生活确实很苦，但大家没有叫苦，觉得很有意义。由于杨学诚不断地作宣传鼓动工作，大家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战斗激情。

在赵家祠堂营地，从杨学诚到每个战士都轮流站岗放哨。当时，由于没有经验，把哨位放在大门口，大家感到看不见周围的情况，后又移到大门外的一棵大树下面，仍感到看不清情况，最后才把哨位放在祠堂后面的小山上。到丁家冲三天后，国民党四十八师师长蒋老七(蒋作均)带着400多人的新兵营路过丁家冲向后方逃跑。有的战士胆怯，不敢去放哨。杨学诚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走上岗位，直到蒋老七的队伍走远了，才把岗哨交给别人。他这种模范带头行动，教育了大家，稳定了军心，增强了士气。

“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上山以后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枪。由于人枪的增多，自卫队就编为三个分队。安琳生、钱日新、易香庭分别担任一二三分队的队长。

丁家冲位于京山县东部山区，山岭连绵，树多林密。西北沿大洪山脉与钟祥、随县、安陆连成一片，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东南俯瞰鄂中平原，扼制富水河和汉宜、宋应公路，对武汉、应城的日军形成钳制态势。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地方党组织已建立起来，是一块较好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

杨学诚命蔡松荣带领“潘家集商民自卫队”首先上山树立起第一面抗日红旗后，接着各路抗日武装汇聚丁家冲。应城沦陷后几天，矿区应城区委组织的一支矿工、农民队伍，在邓先柱、陈秀山的率领下，冒着敌人的炮火，背着刚拣来的十几条枪，奔赴丁家冲、汇入潘家集商民自卫队。11月中旬，汪心一等根据特委的指示率领陈家河湖区游击队来到鲁班冲。特委将这支队伍编为一个中队，刘述文任中队长，李必超任指导员。上山不久，特委派陈秀山和汪心一去应城陈家河一带找郭仁泰、姜泽如上山。郭、姜二人认为汪心一拖走了他的部队，甚为不满。后经特委做工作，将刘述文部队归还给郭仁泰后，郭、姜各率20多人枪上山。特委将这支部队编为一个大队，郭仁泰为大队长、姜泽如为副大队长，陈秀山为指导员，下辖七、八、九三个中队。许子威、鲁尔英率领的汤池抗日游击大队，经过一番曲折后，由鲁尔英从汈汊湖区带到了丁家冲。此外，原国民党应城县政府的二个中队，由中队长李又唐带领，在京山县北部李家冲一带活动。他们和应城县政府第三中队，巡检司商民自卫队等先后来到丁家冲。

几支抗日武装在丁家冲汇聚，使鄂中特委统一了京(山)应(城)的抗日武装。但由于党和部队的领导人多系青年学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大家都盼望陶铸能回来指挥打仗。

陶铸在被迫滞留宜昌期间，十分关心鄂中党的工作，因而在应城沦陷后，他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原有的指示，与向西逃命的国民党官员和溃兵背道而驰，只身一人，背个小包袱，衣袋里插一把牙刷，于11月上旬回到了丁家冲。这时，丁家冲村子里一片欢腾，男女游击队员们弃走相告，“陶先生回来了！”

陶铸回后，鄂中特委随即召开会议决定，由陶铸负责军事，并统一了思想，研究了扩大和整训部队的问题。会后，在特委的领导下对部队进行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署了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在党的工作方面，要提高阶级觉悟，加强党的教育，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在政治工作方面，要认真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军事方面，要积极扩大队伍，学习游击战术，训练行军、瞄准、投弹等科目，练出杀敌本领;在群众工作方面，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提高群众的爱国热情，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游击战争;在经济工作方面，要坚決保护工农业生产，扩大抗日经费来源。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部队的素质有很大的提高。

在丁家冲，陶铸经常找大家谈心，给同志们讲故事，讲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事迹，讲他亲身经历的军事斗争，讲厦门劫狱斗争和狱中斗争的经验，使大家深受教育，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陶铸很注意关心战士和群众的生活。他看到部队和群众缺乏食盐，便派安琳生回矿区运来了几担食盐，解决了部队和群众的急需。当时，天气渐冷，战士无被少衣，晚上睡觉用稻草当被盖，陶铸笑问大家，“黄花炒肉，味道如何?”大家哈哈大笑说:“艰苦奋斗，味道很好。”部队生活虽然很苦，但同志之间相互关心，互相爱护，团结一致，亲如兄弟。

以后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部署了民运工作和后勤工作。组织了以赵季为队长的宣传队，作部队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了以夏菲、胡旋为正副队长的妇女服务队，给部队洗衣被。后来，又成立了以鲁明健、林镇南为大队长的政工大队，并将宣传队和服务队并入政工大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组织了以栗秀贞为院长的军医院，以严春山为所长的修械所，这些创建，为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国共合作性质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武汉沦陷以后，屯驻在武汉外围的40万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抗日态度各异，尤其是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五战区，跟蒋介石集团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而对共产党的态度曾一度比较开明，在大洪山与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和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就是我党抓住这一良好的光形势，搞好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的重要体现。

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会)，酝酿于武汉沦陷前夕，那时，中原局曾派河南省委统战委员会主任刘贯一，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代表的身份一度驻襄阳，做李宗仁的工作。不久，李宗仁拟在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找周恩来商议，要中共派人参加。于是，周恩来、董必武派中共党员钱俊瑞、胡绳等去五战区参加文委会，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10月，文委会正式成立，名义上属五战区，实际为我党所掌握，钱俊瑞任主任，胡绳、藏克家等为委员。文委会办了《鄂北日报》，成立了文化站、文化工作队、战地服务队等。在老河口、襄阳、枣阳、谷城、石花街等地均设立了上述机构。文委会的成立，担负了五战区政治部指导民运工作的实际责任。文委会在鄂西北、 鄂中党组织的配合下，对开展鄂西北(包括随枣)的抗日救亡运动、活跃五战区的抗日救亡气氛和提高人民的抗日觉悟起了一定的作用。

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是董必武等指示我党在豫南民运办事处和第五战区文委会的同志与第五战区发展统战关系，经李宗仁同意于1938年11月17日在随县均川成立的。其主要任务是在所属的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天门、汉川、孝感、应城、云梦、安陆、应山、信阳、桐柏等十三县内，组织民众抗日，发展抗日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协助地方行政进行文化教育和发展生产。抗敌工作委员会由湖北省第三行政公署专员石毓灵任主任，由五战区高参陈超和李范一任副主任，范文澜、李相符为委员。委员会属半政权半军事性质。下设军事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由石毓灵和陈超兼任军事指挥部正副总指挥；由李范一和李相符兼任政治指导部正副主任。陶铸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受聘为政治指导部的顾问，作为共产党和抗敌工作委员会的联系人，许子威被任命为政治指导部秘书主任。原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和应城汤池训练班的一些干部，成为政治指导部干部队伍的基础。如政治指导部下设的四个科和一个行政工作总队，大都是汤池训练班的干部和学员。黄海滨为民运科长，潘琪为宣传科长，杜石公为军事科长，雍文涛是组织科科长。鲁明建为中校政工总队长，夏菲(女)为少校政工副总队长。政治指导部实际上成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政工总队下设民运工作队和文艺宣传队，有队员30余人。他们分成小组，深入鄂中的随县、钟祥、京山、应城等地区的张家集、长岗店、三里岗、古城畈、洛阳店、小埠街、黄家集、平坝等重要村镇，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建立抗日武装，恢复地方保甲政权。

政治指导部在均川镇贺氏祠(包括熊家水寨)举办“鄂豫边区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李相符兼任班主任。学习时间为三个星期，主要是学习政治。学员大多是均川镇附近的小学教员和回乡的中小学生，共培训100余人。接着，他们又在长岗店熊氏祠举办“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由石毓灵任班主任，徐拂观任教育处长，杨学诚任政训处长，杜石公任军训处长，其军事干部和教官系国民党编余军官，政治干部和教员全系共产党人员。训练班在原有学员的基础上还招收了鄂豫边区抗日青年250余人。全班编为1个大队，2个中队，6个区队，18个班。大队长赵平，教导员唐韬默，军事中队长韩先觉，指导员谭扶平、熊参，政治中队长冯连如。学期3个月。主要是学习政治、军事两门课程。还进行军事演习，政治野营，社会调查，抗日宣传活动。这些学员，除来自河南信阳和桐柏的外，均为鄂中的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安陆、云梦、孝感、应山、汉川、天门、汉阳等县的抗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我党的抗日军政骨干。

抗敌工作委员会，迁到长岗店后，以委员会政治指导部的名义，从第五战区弄来一部收发报机，抄收新闻，创办《大洪报》作为委员会的机关报。陶铸任主编，每期出四开油印版一张，先后共出版30余期。此报全由共产党所控制，实际上是鄂中区党委的机关报，是宣传与组织群众的武器。在创刊号上，曾头版头条登载了题为《为建立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短文。

12月下旬，抗敌工作委员会在均川镇杨氏祠召开全体会议。经李范一先生提议，委派坚决维护统一战线的有为青年、敢到敌后打游击的人去担任敌后各县县长，将各县合作社指导员改为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并建议由政治指导部拟定任命孙耀华、徐觉非、童世光、雍文涛、许子威分别为应城、云梦、汉川、应山、安陆等县县长兼游击队司令的委任状。石毓灵只签发了孙耀华之任命及批准政治部所派出各县的合作社指导员改为游击队政治指导员，监督和协助各县抗日军政工作。任命蔡承组、刘慈恺、顾大椿、陈秀山、唐亥分别为京山、钟祥、枣阳、随县、应山的政治指导员。

1939年3月底，抗敌工作委员会以李范一为首组成10余人的“敌后抗日慰问团”，携带慰问信和物品等，赴随县、钟祥、京山安陆、应城等县慰问国民党友军和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伤病员。

抗敌工作委员会，下设军事指挥部统一领导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统制13个县的游击指挥部，共有3000余人枪。在鄂豫边区配合国民党军对日军作战。

中共中央中原局十分重视这一统一战线组织，曾对它予以积极的支持。刘少奇明确地指示，应以此为架子，“仿晋察冀的例子创造鄂豫边区根据地”。抗敌工作委员会中的军事指挥部因首脑昏庸无力，无所作为。政治指导部的工作则有声有色;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干部纷纷深入各县，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推动各地统一战线与群众运动的开展。他们还帮助各地组织自卫武装，整顿“游击队”，改造旧保甲，撤换坏官吏，使基层政权较之以前抗日化、民主化。政治指导部还处理民事诉讼等工作，被群众称之为“正直部”(政治部)。

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大部分属鄂中地区，对鄂中各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它的存在将使鄂豫边地区有可能成为我国第二个存在着国共合作政权实体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可惜，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后来由于受到全国性的反共浪潮的冲击而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