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城县抗日政权与“应抗”的建立

1938年10月30日应城沦陷后，国民党应城县长鲍佛田率部弃城而逃。日军横行肆虐，人民倍遭蹂躏。在这危亡的紧急关头，鄂中特委举起抗日的大旗，在鄂中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1938年12月初，鄂中特委和张执一商请李范一先生，通过抗敌工作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推荐了接受我党领导的进步人士孙耀华为应城县长。这是在鄂中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抗日县政府。孙耀华到职后，立即改组原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任命中共党员蔡承组、沈少华、苏化龙先后担任县府秘书。并建立抗日的区乡政权，1939年1月至4月，先后建立起4个区政权，并任命4名中共党员为区长，还建立起25个乡公所。应城县抗日政权建立后，进一步地宣传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这时，鄂中特委即利用应城县政府这个合法地位将所有应城附近的抗日武装统一起来。1938年12月中旬，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正式成立。孙耀华兼任司令，张文津任参谋长。在应城抗日游击队的旗帜下，应城、京山的抗日武装被整编为三个大队。原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队的两个中队为第一大队，李又唐任大队长。下属一、二两个中队。原来程向阳的保安第一队为第一中队，原来李又唐的保安第二中队为第二中队，共160余人枪。我党组织的武装为第二大队。鲁尔英任大队长，蔡松荣任副大队长，蔡承组任政治指导员。下属四、五两个中队。第四中队是鲁尔英率领的汤池游击大队约60人枪；第五中队为原来的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约六七十人枪。郭仁泰的汉留装为第三大队，郭仁泰任大队长，姜泽如任副大队长，陈秀山任政治指导员，戴迪安任军需主任，周品香任参谋，下属七、八、九3个中队，近200人枪。鄂中特委对“应抗”进行实际领导。这时，“应抗”中的汉留武装，排他性很强，没有汉留身份的政治指导员和政工人员，较难开展工作。他们吃、喝、嫖、赌和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时有发生。陶铸为此问题曾和蔡松荣一起两次到王家松林去作郭仁泰的工作，批准郭仁泰、姜泽如为特别党员，并要他们按照党的要求，接受司令部的指挥，尊重政治指导员，加强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加强群众纪律、加强军事训练，继续收集汉留武装、扩大抗日队伍。从此政工人员的工作才稍有开展。但第九中队长、劣绅、鸦片鬼王魁五，旧性不改，言行反动，群众纪律很坏。陶铸和“应抗”司令部命令郭仁泰将其缴械，整顿其队伍，汉留武装才有转机。这时应城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500人枪。如果包括县政府、司令部和后勤部门的人员约600来人枪。“应抗”整编后，鄂中党组织号召分散在应城县内的武装力量继续上山扩大抗日武装。在党的号召下，矿工、农民、男女青年知识分子，乃至进步的国民党军官，都纷纷上山，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这时，中共钟祥县委，动员一些青年前来参加“应抗”第五中队。应城矿区的矿工胡元兴和制盐工人余天运，各搞起七八十人枪的队伍来到丁家冲。郭仁泰又收集了几支分散的汉留队伍上了山。共产党员黄定陆在石板河地区的乡保武装有几十人枪，为了得到发展，编入国民党京山县政府特务中队，为共产党所掌握。后来，为了避免京山反动县长吃掉这支部队，将他们编入了“应抗”。

二、改造国民党应山县区乡政权为抗日政权

1938年12月24日，日军侵占应山时，国民党县长刘汉基带着工作人员，仓惶逃到西余家店。当时，日军铁蹄所至，人民群众颠沛流离，士匪蜂起，豪绅割据，他们打着抗日旗号，大发国难财。年底刘汉基在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呼声下，组建了4个区政权，成立了应山县抗日游击司令部。1939年1月，中共应山县委成立后，决定改造国民党应山县政府。中共应山县委在鄂中区党委常委雍文涛的帮助下，通过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向国民党省政府报告，要求将消极抗日的应山县长刘汉基撤职，任用张铎为县长。6月，报告批复，中共应山县委政权部长张铎接任了国民党应山县长。这是鄂中乃至鄂豫边区第一个由共产党员任国民党县政府县长的。张铎到任后，应山党组织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县政府去工作。县委政权部长陈守一任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共产党员颜泽霖任第四区区长。在改造国民党县政权以后，中共应山县委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又改造了两个区政权，20个乡政权，220个保政权，使国民党应山县政权成为抗日政府，控制在我党的手中。在鄂中利用合法的手段改造国民党政权，使其成为我党领导的政权，是中共应山县党组织的一个创举。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利诱，张铎倒向了顽固派。1940年5月信应总队去浆溪店的汤家湾活捉了张铎，任命进步人土周伯勋为应山县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