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钟应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鄂中区党委建立前后，“应抗”部队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1.天王寺首战告捷。1938年12月初，“应抗”部队刚整编结束，就和日本侵略军打了第一仗。
当时，日军已准备侵占京山县城。他们为了侦察进攻路线，几十个日本侵略军从宋河出发，向天王寺、丁家冲一带搜索、侦察。敌人怕在山林中迷路，一面前进，一面留下白纸条作路标。当敌人前进到丁家冲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休息时，被“应抗”司令部的侦察人员发现。司令部接到情报后，即令驻丁家冲的一、二大队迎击。一、二大队迅速占领阵地，居高临下地向日军猛烈射击，敌人突然遭到密集射击，被打得晕头转向，慌忙架着伤员，沿着留存白纸条的路线逃走。“应抗”战士，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首战告捷，增加了抗日的信心。部队和群众亲眼看到横行无阻、烧杀掳掠的日军，被打得狼狈地逃走了，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从心坎里高兴，认为这是一次大胜利。从此，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拉开了。
1938年12月中旬，日军分几路出动侵犯京山县城。其中驻宋河的敌军，企图经天王寺进攻京山城。在此之前，“应抗”司令部采取对策，命令蔡松荣的第五中队和李又唐的第一大队，分驻天王寺附近，保卫丁家冲。
日军为了扫清前进障碍，先进攻驻天王寺的“应抗”部队。天将拂晓，敌人就开始向“应抗”进攻，蔡松荣带领第五中队抢占阵地准备迎击敌人时，不料李又唐带着部队仓惶后逃，并要求五中队掩护他们撤退，蔡松荣等为了顾全大局，在抗击敌人进攻的同时，派了一个分队，去侧击企图包围李又唐部队的敌军。直到李又唐的大队全部撤退后，第五中队鉴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撤出了战斗。这是“应抗”部队第二次与日军交锋。在这次战斗中“应抗”部队共伤亡3人。“应抗”在天王寺两次与日军作战，虽是小规模战斗的胜利，但使部队受到了锻炼，也给人们带来了兴奋和鼓舞。
2.“应抗”进行第二次整编和夜袭巡店维持会。1939年1月底，“应抗”部队进行第二次整编。陶铸利用郭仁泰的汉留关系，收集分散在各地的小股汉留武装，以郭仁泰的第三大队为基础，扩编为第一支队，约200多人枪。郭仁泰为支队长，姜泽如为副支队长，陈秀山为支队政治指导员。为了扶植抗日武装的发展，将李又唐的第一大队，改编为第二支队，李又唐为支队长。为了扩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将原来的第二大队，扩编为两个大队，即特务大队和挺进大队。以鲁尔英的第四中队为基础，扩编为特务大队，约60来人枪，鲁尔英为大队长，张良相为政治指导员。下属两个中队。原汤池24条驳壳枪为第一中队，原应城保安队第三中队为第二中队。以原第五中队为基础，吸收胡元兴、余天运两部，编为挺进大队，约250多人枪。蔡松荣为大队长，徐休祥为副大队长，陈一震为政治指导员。下属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陈端云为中队长，毛凯为政治指导员;第二中队余天运为中队长，张世德为政治指导员；第三中队胡元兴为中队长，童世用为政治指导员。京山县的特务中队，编为京应独立中队，黄定陆为中队长，徐步青为副中队长，庄果为政治指导员。
这时，“应抗”武装，已有两个支队，两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约800多人抢，包括机关、后勤人员总共1000余人。
“应抗”第二次整编以后，陶铸和鄂中特委决定蔡松荣率“应抗”挺进大队向矿区挺进，樊作楷率领十几个队员的“应城地方工作队”，随挺进大队进入矿区。“应抗”在矿区与敌伪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其中较大的一次是夜袭巡店(即巡检司)维持会。
巡店位于应城县西北约30华里的宋应公路上，邻近膏盐矿区。“七・七”事变后，徐休祥曾在这里开展工作。在党的教育下，有一批爱国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大家有打游击的思想准备。应城沦陷时，他们发动群众收捡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搞起了20余人枪的一支队伍，还有两挺轻机枪。他们准备上山打游击，但受到巡店维持会长周明钦的操纵和控制。
挺进大队在矿区了解到巡店维持会和这支武装的情况后，决定消灭周明钦，解救这支武装。挺进大队在行动前，派人拿着徐休祥的信去巡店动员这支武装上山抗日，他们对此非常高兴，并商定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拔掉维持会。行动时间约定后，挺进大队派胡元兴中队执行这一任务。胡元兴按商定的计划，包围了维持会，一枪未发摘垮了维持会，20余人的武装全部过来了。夜袭巡店维持会后，巡店的这支武装，即改编为挺进大队的特务中队，汪泽普任中队长。
挺进大队夜袭巡店维持会战斗的胜利，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群众把捡来的武器弹药送到部队，许多青年踊跃参军，远在黄滩、石家桥地区的进步青年，组成了七八十人的一支大刀队，前来参加“应抗”。挺进大队部通过请示批准，任命刘某为队长。这时挺进大队，除原来的3个中队外，又发展了一个特务中队，一个大刀队，发展到400余人枪。
3.“应抗”受挫和赵泉河整训。1939年春节前夕(阳历二月十一二日)盘踞在京(山)应(城)地区的日本侵略军2000余人，全部出动，对王家松林、石板河、丁家冲、熊家滩、八字门等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敌人发动进攻时，“应抗”一、二支队由于成分复杂经不住考验，很快被冲散，一支队一伙一伙地跑到应城陈家河的湖区一带，郭仁泰乘机收拾残部投敌，成了伪鄂西保安司令杨青山部下的伪军。二支队李又唐，本来就无抗日积极性，听到敌人的枪炮一响就带队逃跑，并公开脱离“应抗”司令部的领导。特务大队的鲁尔英在敌人进攻中英勇牺牲，由原汤池24条驳壳枪组成的第一中队撤退到天汉湖区。应城县政府由特务大队的第二中队保护突出重围。
面对着这样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灰心丧气，陶铸则意志更加坚定。他对大家讲:“目前工作的艰苦和环境的险恶，更能锻炼我们的意志。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使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任何消极思想、畏难情绪，都是不对的”。“我们在困难中要预见和确信有光明的将来。我们要坚持长期抗战，要坚信最后的胜利。”战士们听了他的这些热情洋溢的讲话，增添了力量和信心。陶铸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肺病复发，咯血、发高烧，但他仍坚持与干部、战士谈心，研究重大问题。他为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总是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忘我地工作。他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曾触景生情地写出了气吞山河的《七绝》:
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踏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
这首诗篇，真实地记录了他艰苦斗争的情景，抒发了他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勇于牺牲的伟大胸怀。
日军野蛮扫荡，陶铸惦记着应城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安危，即指示:“应抗”挺进大队立即上山，从敌人背后进行反击，以解救被包围的应城县政府。可是当部队在幽明店集中，正要向山里行动时，各中队都有人请假回家过春节，批准这个的假，那个又来申请，甚至成排地坐在地上，不愿上山，要求回家过春节。特务中队的同志对此很恼火，立即爬上高地架起了两挺机枪，向蔡松荣喊道:“大队长你下命令吧，打！”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采取任何压服的方式蛮干，必然导致部队自相火拼，面临覆灭的危险。陶铸当机立断，马上大声制止:“不能打，你们赶快撤下来!”蔡松荣说:“都是自己人，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做工作。”突然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指战员束手无策，陶铸要大家坐下来冷静地分析情况。原来挺进大队，除特务中队外，其他中队战士都是本地人，都想这时回家过春节，加上衣衫单薄，想回家加件棉衣，有的人还患有“恐日病”，精神不振。陶铸分析了这部分战士的情况后讲道:“我们干脆顺水推舟，凡是家在矿区的让他们回家过春节。”并继续开导大家说:同志们都学过游击战术，知道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吧!这次日军“扫荡”山区，回头可能对付我们，我们让战土回家过春节，就化整为零了；春节后，以中队为单位集合回山，就化零为整了。这样，既可减少目标，避免日军袭击，又稳定了部队的情绪，继续团结抗日。大家同意陶铸的意见，并分头进行传达后，战士们立即各自回家了。
陶铸和杨焕民星夜奔赴石板河，安排干部战士分散隐蔽，坚持斗争。挺进大队的几个负责人带着特务中队到潘家集附近的小村子里隐蔽，待敌人撤退后，他们带着特务中队返回丁家冲过春节。春节后，有些部队的战士能按期返回，但有许多战士没有归队。400多人的大队，只集合了200多人。余天运的第二中队只有几个人归队，刚组建的大刀队，溃散回家了。这就是“应抗”挺进大队的所谓“幽明店事件”。
1939年二三月之交，挺进大队随应城县政府到达钟祥的赵泉河(本名炸泉河)。
赵泉河在大洪山东南，钟祥和京山的交界处，四面是大洪山脉的山梁，河水清澈、山溪奔流，站在连绵的山梁山上可以看到号称“楚北天空第一峰”的大洪山主峰。部队刚到这里的时候，村民们跑得一干二净。后来听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应抗”部队，他们都回来了，主动向部队提供情况。正在这时，陶铸来了，他同指战员们商议，为了准备挺进敌后，先要整训部队，整训的重点是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整训开始时，陶铸在赵泉河畔向部队作了整训的动员报告，他回顾了“应抗”走过的道路，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说:“我们当前的处境是恶劣的，但是恶劣的环境，能锻炼我们的意志。我们一定要不畏艰难险阻，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必须挺进敌后，打出一个新局面”。动员之后，即组织部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紧急集合和夜行军，练习瞄准射击和识别方向地形等。在整训时，陶铸还亲自给党员讲党课，讲“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许多同志在学习中自觉地联系“幽明店事件”，检查了乡土观念和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决心在战斗中接受党组织的考验。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4月初，鄂中区党委派徐觉非率七八名战士带5条短枪到应城杨家河地区开辟工作。他去后和地下党员何国发、雷振民联系，发动群众组织起一支二十多人枪的队伍，并建立起应城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徐任区长。这时，鄂中党组织在应城县已建立一、二、三、四区4个区政权，其区长分别是张谦光、苏化农、蔡松荣、徐觉非，地方工作有很大的开展。
4.公安寨伏击日军。“应抗”部队在赵泉河整训期间，陶铸感到:赵泉河地处大洪山主峰附近，周围驻有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刘和鼎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石毓灵的部队，“应抗”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而且部队远离群众基础较好的京(山)应(城)地区，不利于作群众工作，部队给养也将发生严重的难。于是，陶铸改变了原来打算整训后再挺进敌后的意图，决定边整训边抽一部分部队挺进敌后。陶铸根据鄂中区党委确定的总方针，及时地部署了“应抗”挺进敌后的重大战略行动。并对“应抗”的指战员讲:我们不应该守在山里，我们必须挺进敌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我们应该组织一支精悍的手枪队，到敌后去继续进行游击活动。于是集中了应抗”的全部手抢，并从挺进大队抽出了20多位精悍的战士和干部组成手枪队，由蔡松荣负责。陶铸率蔡松荣的手枪队，来往于丁家冲和矿区之间，进行游击战争。手枪队挺进敌后，初战告捷。3月30日，日军一支60条船组成的船队，由几十个日军护送，自应城县出发，沿富水河向京山县的宋河镇运送物资。陶铸接到情报后，令黄定陆加强侦察，根据侦察的情况，陶铸找蔡松荣和黄定陆商议，决定伏击敌人的船队。参加作战的部队有蔡松荣的手枪队20多人枪，黄定陆的京应独立中队20余人枪和一挺轻机枪。陶铸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但他为了培养锻炼“应抗”指挥员的指挥能力，统一指挥部队作战，决定蔡松荣为正指挥，黄定陆为副指挥。伏击战场选择在罗店与宋河之间的公安寨。公安寨是富水河西岸上的一个古老、残破的土寨子，寨内有条小街，临河一面是立壁陡坡，背面是小丘陵，既利于进攻，又便于退却。战前，陶铸给部队作了动员。他讲:要下决心打好这一伏击战，既可以扩大政治影响，打击敌人的气焰，提高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又可以锻炼部队，提高战斗力。同时，还能搞些敌人的军火物资。部队在3月28日黄昏前从丁家冲出发，中途在合兴集饱饱地吃了一顿好夜餐，次日凌晨两点多钟，到达公安寨。部队到达后，立即对小街和两个村子严密封锁，防止泄露消息，然后按部署进入阵地，直等到天亮，敌军进入伏击圈后陶铸下达进攻命今，参故部队的全部火力突然攻击敌船，打得日军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倒在船上，有的死在水中，有的涉水向对岸逃跑，手枪队乘胜涉水追击，敌军狼狈逃窜。正当手枪队在敌船缴获物资时，发现宋河方向敌骑兵前来增援。陶铸鉴于公安寨背面地形开阔，有利于敌骑兵活动，即令部队全部撤出战斗。此役，毙伤敌20余名，敌慰劳团长(日本皇族)被击毙。缴获步枪两支和许多劳军物资。同时，“应抗”部队也伤亡5人，手枪队组长张荣才同志牺牲。公安寨伏击战的胜利，使趾高气扬横行无阻的日军大为震惊。使大部分伪军发生了动摇，使“应抗”指战员受到了锻炼，增强了信心。使鄂中的游击队受到了鼓舞。使京应两县人民振奋，他们从这次战斗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
5.“应抗”第三次整编和夜袭云梦城。4月底，鄂中区党委，为了在“应抗”经受挫折之后，巩固和发展部队，决定对“应抗”进行第三次整编。于是，陶铸、孙耀华率领应城县政府和“应抗”司令部由丁家冲移驻杨家河，领导“应抗”部队的整编。整编后“应抗”司令仍由孙耀华担任，下设四个支队。
鉴于原第一支队郭仁泰部已叛变投敌，就将徐休祥的部队编为第一支队，徐任支队长。李又唐部仍为第二支队，李仍任支队长。原挺进大队扩编为第三支队，蔡松荣任支队长，陈一震任政治指导员。张文津任第四支队支队长。该支队暂时无人枪。原特务大队的第二中队，编为县政府的警卫中队。黄定陆的京应独立中队，仍维持原来的番号。
1939年3月5日，日军侵占钟祥县城，中共钟祥县委机关由城关迁往赵泉河，并指示全县各地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到赵泉河集中。于是各地抗日武装纷纷云集赵泉河。当月，有南区的茹传品、沈文清率领自卫队第三中队90来人枪;张集的李冠群带领钟祥县农民自卫第二中队四五十人枪;一区区长张文彬带十来人枪;白陵寺的罗端琏率19人枪;加上其它方面的人员，共约200余人枪集中赵泉河，由鄂中区党委统一整编为“应抗”四支队。虽然“应抗”部队经过挫折，但又向前发展了，全总队共有1500余人。从此，鄂中区党委统一了京(山)钟(祥)应(城)的抗日武装。
“应抗”第三次整编后，士气旺盛。陶铸认为，应该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扩大政治影响，发展抗日力量，遂决定夜袭云梦县城。事前，陶铸曾指示徐觉非派人到云梦县城里建立内线关系侦察敌情。徐觉非通过一个姓邓的爱国商人进行侦察，他了解到云梦县城只有日军一个宣抚班和几十名伪军，枪支很少，战斗力较弱。陶铸听了汇报以后，就把孙耀华、蔡松荣、徐休祥找去，研究和部署夜袭云梦城的战斗。陶铸着重闻述了这次战斗的意义，他讲:这一仗是一次政治宣传仗，夜袭敌人占领的县城，是一次很好的军事演习。打好这一仗，第一，可以打击日军的气焰，振奋人民群众和友军的抗日信心;第二，可以锻炼“应抗”部队。遂决定:集中“应抗”一、三两个支队的兵力，于次日夜晚，袭入云梦县城，摘掉伪军，对日军宣抚班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打击，不可恋战，天亮前撤出战斗。为了开展战地政治工作，还决定政工队长鲁明健率十几名队员和“反战同盟”的金景云、姜震世两位朝鲜同志一起参加战斗。4月30日，陶铸率“应抗”第一和第三支队300多人枪(第一支队10多人枪)，向云梦城进发。当夜月光照地，春寒扑面，除行军的沙沙脚步声，涉官渡河的哗哗流水声外，周围一片寂静。部队到达云梦城附近时，陶铸作具体的战斗部署:派一个中队去城南，向伍乐、孝感方向警戒；一个中队去城西南，向长江埠、隔蒲潭方向警戒;派孙耀华、蔡松荣、徐休祥率一支队、手枪队、一中队和政工大队进城袭击。陶铸为了便于指挥，率一支部队留在城外，观察敌情，随时策应。孙耀华、蔡松荣、徐休祥等命令大队长胡元兴带一个中队和政工队，隐蔽在南门口待机。他们率领手枪队和第一支队，摸到城墙的缺口，迅速突进城内，打开城门，让城外部队进城。城门打开后，他们三人率领手枪队，直奔伪军驻的大庙，一直冲到伪军睡觉的地方，用手枪逼着刚由睡梦中惊醒的伪军，缴获了挂在墙上的几支步枪和大刀，并将其全部歼灭。在战斗中察松荣勇敢机智，一个伪军头目持一把大刀向蔡砍来，蔡将身一闪大刀落空，忙令胡元兴将敌抱住，敌顽抗被击蔽。在战斗即将结束时，他们命令战士打开牢房，解救了一批被关押的抗日群众，烧毁了敌弹药库，次日清晨撤出战斗。夜袭云梦城的胜利，使敌伪大为震惊。汪伪中央社曾发消息:“×月×日，不明番号的一支部队，攻占云梦城。”要各敌伪据点加强戒备。国民党五战区的《阵中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刊登消息说:“我五战区指派精锐部队，占领云梦城”。夜袭云梦城的胜利，在鄂中创造了由国民党丢弃的国土，而由我游击健儿攻克的第一座县城。此役极大地鼓舞了鄂中人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共产党抗日的影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抗战的信心。
公安寨伏击战和夜袭云梦城两战皆捷，“应抗”声震鄂中。韩家坝爱国商人韩其大率领60多人枪投奔革命，加入“应抗”一支队，韩任一支队一大队的大队长。各地青壮年踊跃参军，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情景，当年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歌《送郎》，生动地表达了群众的激情。
夜袭云梦城后，徐休祥的第一支队和李又唐的第二支队，仍留杨家河地区活动。第三支队随应城县政府和“应抗”司令部转移到京山、应城、安陆三县交界处的大山头、养马畈一带。从此，鄂中区党委领导下的应城县政府和“应抗”部队已开辟了数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如应城县的一、二、三、四区，京钟应地区的王家松林、石板河、丁家冲、熊家滩、八字门等。京安应地区的大山头、养马畈等。这些小块游击区逐步转化为根据地，并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二、汉川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天汉湖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1939年1月，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任命童世光(天汉工委书记)为国民党汉川县政府政治指导员。根据国民党县政府组织条例的规定:“政治指导员可以指导县长的工作。”童世光便以合法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采取交朋友的办法，在县、区政权中团结统进步人士。他首先争取了财委主任王华舫和秘书邓衍系，一科科长王春城。后来又争取了县府秘书叶树屏、三科科长杨质钦、联保主任魏一民等。童世光还广泛接触县区队的官兵，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争取了中队长邓道芳、分队长罗连芳等人。后来，国民党汉川县长龚勋南离任，由爱国民主人士向岩继任县长，通过天汉党组织作统战工作后，他委任共产党员童世光为一科科长，主管武装、保甲工作，吴师筑为国民自卫兵团副团长。同时二、三科科长和县府秘书均由受国进步人士担任，使汉川县政府成为与共产党合作的抗日政权。
这时，天汉党织联合抗日政府在天汉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故争。1938年12月3日，汉川城和系马口的日军出动80余人，由中加队长带领，联合进扰分水咀。国民党的县区中队和天汉党组织领导的汉川抗日游击大队，从三面围攻日军，歼敌20余名。余敌在汉奸朱立祥的带领下，狼狈逃窜。
1939年4月初，驻汉川县域的日军进攻南河渡，中共汉川县党组织率自卫队，从三面进行反击，将敌击溃，日军逃回县城，群众免受日军蹂躏之害。
三、孝感南新街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中和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8年10月29日有130余人枪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孝感中和乡成立。11月上旬，成立了中共南新区委，书记饶虎明，区长李久临，组织部长邹仕英，妇女主席韦英。从此，孝感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在敌伪的夹缝中建立和扩大。
孝感中和乡地处大别山、桐柏山的交界处。北与应山、大悟毗邻，南同花园接壤，东靠小河通向大小悟山，西临平汉铁路和团山连接，辖16个半保，面积60平方华里。境内丘陵起伏，丛林密布，路回岗转，能攻易守，曾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和乡却处于敌伪顽的层层包围之中，北四五里的北新街为伪军刘亚卿所霸占，南下十七八里的花园镇是日军的重要据点，西10里位于平汉线的王家店、卫家店车站，亦为日军据守，东10余里的小河镇也是日军据点。距小河镇20余里的刘家河则是反共老手刘梅溪的巢穴。中和乡根据地，就是在这样一个四面临敌，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创造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创建中和乡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过艰苦的武装斗争。1938年11月中旬，许金彪为了巩固根据地，开辟新区，率领“大队”跨过平汉路，西进白沙铺，首战“烂泥冲”，一举歼灭汉奸、地主武装胡翼武部下属的一个大队，缴枪百余支。接着，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应山县委的积极配合下，挥戈北进，再战应山太平镇，打垮了应山土顽杨焕然、王旬兰部，缴枪百余。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经西征北战，声威大扬，震慑安应云孝边的敌伪。同年12月，驻孝感日军抽调4个警备支队准备“扫荡”中和乡根据地，“进剿”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许金彪知道这个消息后，采取先发制人的方法，集中了兵力，连夜奔袭杨家寨日军据点，消灭了据点的日军。因此，驻孝感城关的日军，再也不敢“扫荡”中和乡根据地。
1939年2月，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陆家山伏击日军列车。事前，许金彪侦知一辆日军军车途经花园，即率领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花园南之陆家山设伏，当敌军车刚至陆家山，大队战士将手榴弹掷入车厢里，炸死炸伤敌80余人。
4月，伪和平救国军司令金龙章派警卫师师长曾大钧和“铲共团”团长刘亚卿率伪军1000人进攻游击到周兴店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许金彪经过作好统战工作后，联合孝感地方友军曹省三部共700多人，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打死伪警卫师师长曾大钧。至此，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拥有500余人枪，5个中队的一支敌后人民抗日武装。中和乡这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向四周发展了二三十华里。
此外，还有中共随县党组织所掌握的国民党随县常备第五中队，有100余人枪。他们深入敌后，积极抗击日伪军。1939年5月，随县常备第五中队，先后攻打了乔山寨、黄家庙、横山岭的几股士匪，收编了40余人枪，扩大了抗日武装。继而歼灭了安居镇日伪维持会武装十余人枪。同年6月，五中队在环潭镇处决了日伪维持会长杨筱泉，打击了随西环潭一带的日伪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提高了部队的声威。
鄂中各地人民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要数“应抗”和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成绩最为显著。他们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建立革命根据地，使武装斗争有依托，有群众基础。他们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部队有很大的发展，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认真执行党的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这两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后来成为坚持和发展鄂豫边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